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日本史学家内藤虎次郎，号湖南，出生于1866年，在明治维新时期自学起家，后来从家乡到了京都，在杂志社当记者，开始对中国历史产生很大的兴趣，搜罗了能找到的各种书籍，一边工作一边进行研究，到四十岁左右成了日本有名的“东洋史”专家。“东洋学”“东洋史”是传统日本对中国知识学问的总称。内藤湖南对中国史所下的功夫，既深厚又广博，为他博得了“四库全书化身”的称号。
他不只读了很多中国书，还曾多次到中国访问，会见了包括罗振玉在内的近代中国学者，很多人都对他留下了深刻印象。因为缺乏正式学历，内藤湖南一直到四十一岁才进入京都大学担任东洋史教授，然而在此后的二三十年间，他成功地构建了影响力极大的新兴“京都学派”，与原本占据主流的“东京学派”分庭抗礼。
日本历史上自从德川幕府掌权后，就有了关东与关西的对峙。京都是关西的中心，是传统帝都，天皇所在之处；相对地，东京当时称江户，是德川家的势力基础，也是政治实权的所在。现代化过程中，又有东京帝国大学和京都帝国大学先后成立，两所大学也就继承了原有的东西对峙，在许多学门都有立场极为不同的“东京学派”和“京都学派”，彼此激烈竞争，甚至互相敌视。
“京都学派”兴起之前，东洋史的学者如白鸟库吉、那珂通世等人，他们以一种保守、传统的态度接受中国的国学知识，讲究像中国人一样阅读、累积中国学问，视之为“正统”。东京大学位于首都，而且担负着培育帝国精英官僚分子的责任，理所当然追求“正统”；对应东大的“正统”，京都大学往往自觉地选择扮演挑战“正统”、批判“正统”，在“正统”之外另辟道路的角色。
内藤湖南就成功地在东洋史领域找到了新的研究道路。1922年他发表了一篇文章，标题是“唐宋时代概观”，文章不长，总共不过5500字左右，却引起了极大的反响。
这篇文章的主要论点是：中国历史在由唐到宋这段时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第一个大变化是贵族制度的崩溃。从晋到唐，皇帝必须得到贵族的支持才能掌握政权。贵族占据中央位置，一头控制人民，一头牵制皇帝，唯有通过贵族，皇帝才能有效行使统治权。这段历史时期中，没有真正的平民，大部分人没有人身自由，依附在贵族拥有的土地上，其生产与生息都仰赖贵族。皇帝无法直接统治这样的人民，他实际上能做的只是和贵族协商，作为贵族的共主，由贵族统领人民。
唐朝朝廷相当程度上有效压制了贵族，但真正的结果是使得皇帝成了最大的贵族地主，也就是说朝廷统治人民的方式仍然维持着高度的贵族制特性。人民依旧是依附在土地上，没有生产与人身自由，是佃农式的存在。
从唐到宋，最大的变化就是贵族由没落而消失了，皇帝及朝廷官僚直接统治人民。一端当然是皇帝权力变大了，没有贵族的牵制，出现了宋代以下的皇帝独裁，皇帝能决定的事愈来愈多，他的主观意志愈来愈重要。不过在另一端，却也因为没有贵族的协助，皇帝及朝廷对于广大土地上的人民的控制相对减弱了，使得人民也能得到比较多的自由。
内藤湖南在文章中特别标示出由唐到宋，中国出现了大量的“自由民”，社会由“自由民”所组构的新情况。人民可以拥有土地，小农加上小地主成了经济与社会的骨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