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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代”之后出现了赵匡胤所建立的宋朝，其历史意义不只是重新恢复了统一的中央政权。更重要、更关键也更深刻长远的，是赵匡胤清楚在统治上要面对的根本问题——必须彻底终止连绵超过百年的武人治国局面，才能阻止武人争斗带来的乱象，开始修复被伤害破坏的社会纽带。不从根本上如此处理，绝对不可能有长治久安的朝廷。
赵匡胤自觉地要结束这段空前的分裂与混乱，从而留下了最有名的“杯酒释兵权”的故事。故事真正的意义不在赵匡胤的手腕，应该看和应该问的是，就算这些将领为了保全生命在酒宴中同意交出兵权，为什么他们如此容易地就同意离开原本的军事权力位置？这不是赵匡胤的手腕所能做到的，更不是他的权谋所能解释的。替赵匡胤“杯酒释兵权”大戏铺设好舞台的，是长久以来愈来愈难维持的武力结构，就连其中握有兵权的人都对这样的生活感到不安，也不相信这样的地位可以安稳维系。他们很愿意信任赵匡胤并接受用兵权来交换安稳舒适的生活，远离这种环境。
宋朝的重要政策都是反“五代”的。宋代“重文轻武”的政策，明显是对于“五代”乱象一种“矫枉必过正”心态下的产物。从晚唐到“五代”，文人的地位与作用降到了历史上的最低点。中央朝廷及其官僚体系，也包括相关的法律规范，都成了具文，失去实质作用，构成官僚体系的文人当然也就无从发挥作用了。科举仍然行礼如仪考出进士来，但这些进士现在能做什么呢？
冯延巳成了“五代”文人的代表，传统上背负了几百年的骂名。而他所代表的，正是文人失去政治功能后的遭遇。在武力至上的环境中，统治者并不需要文人，文人只能扮演表面的角色，不重要到帝王甚至不在意他们是否忠诚。文人做的就是一些表面的文辞，不在政府管理的结构中，甚至政府管理结构也都瓦解了，剩下因应各地状况的非系统性作为。
赵匡胤最重要的历史贡献之一在于抬高文人的地位，不只是回复到武人治国前，而是比唐朝原来的状况更高。从宋太祖到宋太宗，他们确立了“与士共治天下”的政治意识形态，将相当大一部分的权力让渡出来和士人共享，所以才会有近世文人文化的复兴与突破。
在复兴了的文人文化中，家族伦常如此重要。在后世被大为嘲讽、攻击的思想，例如认真讨论嫂嫂落水小叔应不应该伸手去救，“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主张，其实都是对应“五代”昏聩淫乱而来的。就连南北朝外族大举入侵时，中国社会价值核心都不曾遭到如此严重的威胁破坏，“五代”的昏聩刺激了宋代这些重新取得影响力的士人，必须念兹在兹强调伦常约束，将这样的想法推到极端。
从这样的角度，我们一方面看到“五代”和唐朝藩镇间的紧密联系，另一方面也可以借由“五代”的状况理解宋朝的政治与思想风气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