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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力需要财富的支撑，这是国际事务中的一条规律：用历史学家保罗·肯尼迪的话说，“
从长期看
，国家的生产力和增收能力与军事力量之间，有很强的相关性”。
英国的情况无疑符合这一概括性的说法。英国在1880年生产了全世界近23%的工业制成品，到1928年丘吉尔担任财政大臣时降到10%，而到1980年撒切尔担任首相之初时只有区区4%。英国作为贸易大国的衰落则相对缓慢，但结果大同小异。1899年，英国占了全世界工业制成品出口量的33%，到1950年只有25%，而到1980年还不到10%。
英国在世界财富中的份额逐渐缩水，与此同时军备的开支却呈指数级升高。例如在20世纪80年代，皇家空军购买385架狂风式战斗机的实际成本，比“二战”前和“二战”期间生产的全部2.1万架喷火式战斗机的成本还要高。
一个在尖端技术更新换代中落后于人的国家可能会失去一流大国的地位，特别是在其他国家的经济实力迎头赶上的时候。
而这是注定要发生的。考虑到英国的面积与人口，它在维多利亚时期的绝对经济优势地位显得有点不太自然。一旦工业化进程在人口更多、面积更大的国家起步，比如19世纪末的德国、20世纪的美国和21世纪的中国，英国的相对优势必然要下降。美国和中国的国土面积都堪比一块大陆，还拥有蓬勃发展的劳动力大军、丰富的自然资源和庞大的免关税国内市场。英国除了在相对规模上长期处于劣势之外，它也容易被“后来居上”。一旦国家跨过了基本的社会经济门槛，它们就可以直接复制经济领头羊的技术创新，而不用试错走弯路了。而且那些原先不发达的国家和地区的增长率看上去往往相当惊人——例如20世纪60年代的“亚洲四小龙”和近四分之一个世纪以来的中国。
英国在面对迎头赶上的经济体时，主要的应对方式就是巩固现有的优势。其中之一就是它的海军—工业复合体，其基础是维克斯（Vickers）、阿姆斯特朗-惠特沃思（Armstrong-Whitworth）和约翰·布朗（John Brown）这样综合性的钢铁/军火/造船企业，以及业务后来拓展到了军用航空器和坦克上的皇家造船厂。20世纪30年代初，英国和法国基本上平分了全球军火贸易的一半；1938年，霍克-西德利公司（Hawker-Siddeley）自称为“世界领先的航空器组织”。英国军火工业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得到了极大发展，并因为冷战而得以持续。尽管和奴隶贸易一样，这个“战争国家”现在已经在英国经济的宏大叙事中被基本忽略了，但它对现代英国史的意义不亚于“福利国家”。
更为重要的是金融与商业服务——兴衰叙事往往聚焦于波澜壮阔的工业，却忽视了这一面。这一服务部门与工业化的发展演变是并存的；实际上，这些进程是相辅相成的，因为商品可以源自服务，就像服务可以源自商品——其例证就是几个世纪以来的各种创新，从汇票和寿险精算表，到条形码和电脑化交易。
大多服务于国外客户的英国商船队在各种“无形”收入中名列前茅，其中有保险业和银行业的支持。加上铁路、种植园、公用事业和石油特许权等海外资产的利润，这些收入相当于19世纪90年代英国国内商品出口收入的约75%。
它们不仅弥补了英国进出口的差额，还提供了“战争基金”让英国政府在两次世界大战中支取。事实上，20世纪30年代，财政部将英国的金融称为“第四军种”——和陆海空三军一样，对未来战争至关重要。
面对日趋激烈的经济竞争，另一种应对方式就是从自由贸易变为保护主义。20世纪初，约瑟夫·张伯伦的关税改革运动或许失败了，但到了1932年，在英国放弃金本位后的世界性大萧条的最低点，其子内维尔·张伯伦（时任财政大臣）让关税改革在下议院过了关，这令坐在旁听席的约瑟夫遗孀备感自豪。在现在受到关税保护的贸易经济中，“帝国特惠制”（Imperial Preference，优惠性的低税率）被赋予了大英帝国内的各个国家。英镑区也在20世纪30年代初现雏形，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得到巩固。它与帝国特惠制有交叉，但并非完全重合。加拿大享有特惠关税，却在英镑区之外；拉丁美洲和斯堪的纳维亚的国家属于英镑区，但不享受特惠关税。从1913年到1938年，英国海外殖民地在英国出口份额中所占比例从22%上升至47%，而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那些年，英国海外殖民地吸收的英国新增对外投资比非大英帝国国家多得多，这与1914年之前的情况形成了鲜明对比。
帝国/英联邦和英镑区成了英国对外经济政策的框架——从20世纪30年代到60年代末，英国试图用一个享有特权的商品和资本市场使英国国内经济不受国际竞争影响。
帝国特惠制的结束和英国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大致与英镑区衰落、石油危机爆发和战后繁荣的崩溃同时发生。20世纪70年代的长期经济不景气加快了全体西欧国家去工业化的步伐，但英国的去工业化过程因撒切尔时期激烈的阶级政治而雪上加霜。在全球经济变迁这一错综复杂的背景中，很难判断哪些历史结果是英国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本身带来的。我们在这里可以说的是，简单的衰落叙事并没有考虑到20世纪70年代以来英国的适应性经济变化——快速转向服务业以及金融业的成功，这尤其适应后帝国时代的现状。
“英镑这艘船沉没后，伦敦城设法爬上了‘欧洲美元’这艘更适合航海的船。”
“欧洲美元”这个词指的是放在欧洲而非美国的美元资产——最开始的一批来自中东国家从20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中获得的利润。伦敦城给出税收优惠，并有意营造出比华尔街更为宽松的法规环境，吸引了这些资金。但这并不是那个适应英镑和英国经济的“老”伦敦城，而是一个“外部导向”“外方占有”（由美国、日本和欧洲大陆的银行主导）且“只要当局撒手不管就能持续发展”的“新”伦敦城。
撒切尔政府在1979年结束外汇管制并对撤销股市管制的“金融大爆炸”表示鼓励，加速了这一外向化进程。1981年，英国股市只有3.6%为外资持有，但这一比例到2010年增长到了43.1%，到2016年则为53.9%。当然，市场上仍然有很多英国玩家，例如雅各布·里斯-莫格就是作为对冲基金经理挣到了他那数百万英镑的财富，但伦敦城在很大程度上成了一个利润极其丰厚的离岸银行区，从而适应了变化。外国人，特别是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寡头可以轻而易举地转移他们的资金，而不用面临过多的审查或阻碍。
因此，英国在制造业方面相对优势的削弱并不代表这个国家就成了世界经济中的配角。恰恰相反，英国今天是全球第十大出口国和第五大进口国，它在吸引外资和对外投资方面能排到世界第二位或第三位。从经济上讲，英国基本上能满足人们对一个拥有同等体量、资源和历史商业经验的国家的预期。真正改变的，是英国在国际上的 相对 实力弱了，这是因为其他国家在过去一个世纪创造出了与英国相当甚至更大的经济体量。
对英国的世界地位影响更大的是地缘政治性质的变化。拿破仑失败后的长达半个世纪的和平结束后，国际对抗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愈演愈烈。而之后的20世纪在战争技术上的革命又抵消了英国岛国地位所带来的许多好处。
与大众的观念相反，“19世纪的欧洲和平并非主要源自英国对欧洲大陆均势的维持”。
之所以有这样的太平景象，是因为1815年的欧洲在经过20多年毁灭性的战争后已经筋疲力尽了，而且除了战败的法国外，欧洲大陆列强都接受了后拿破仑时代的和平状态。与其说是“不列颠治下的和平”维持了这一和平局面，倒不如说是这一和平局面维持了“不列颠治下的和平”。实际上，英国几乎是搭了顺风车——与腓力二世、路易十四和拿破仑时期相比，那时的欧洲进入了不同寻常的和平时期，这让英国可以集中精力进行全球扩张。
欧洲大陆国家再度将战争当作执行政策的工具，1859年至1871年间，意大利和德意志先后实现了统一，而英国对战争结果的影响微乎其微。它的王牌皇家海军在面对欧洲内陆迅速发展的危机时基本上束手无策，而英国也没有像欧洲大陆国家那样通过征兵制来维持庞大的常备陆军。在1871年，普法战争期间，索尔兹伯里勋爵（Lord Salisbury）估计奥地利和德国各自能投入100万人参战，俄国可以投入150万人，而英国用于“国外行动”的“最大兵力”是10万人。这也难怪据报道普鲁士首相奥托·冯·俾斯麦曾经嘲笑道，如果英国陆军在德国沿海登陆，他会派当地警察进行抓捕。
俾斯麦刚建立的德意志帝国，通过先后打败丹麦、奥地利和法国，成了欧洲大陆的头号军事强国，控制着整个欧洲中部。本杰明·迪斯累里（Benjamin Disraeli）说1870年至1871年的普法战争是“比法国大革命更大的政治事件……均势被彻底打破了，受害最严重的国家……是英国”。
对后来地缘政治格局影响更大的是美国内战的结果。一开始，在1861年英国宣布中立，英国进口的棉花有80%来自美国南部邦联，所支撑的纺织工业雇用了400万人。而且战争的道德问题并不是那么一目了然：联邦政府宣称战争是为了保住合众国，而不是废除奴隶制，而许多英国自由党人认为南部邦联打的是一场民族解放战争，就和之前意大利各邦从哈布斯堡帝国中分离出来一样。1862年10月，格拉斯顿在纽卡斯尔对听众说：“南方的领导人已经建立了一支陆军；现在看来他们正在建立海军；而且他们所建立的不止于此，他们建立了一个民族。”事实上，他对合众国的分裂乐观其成，认为“这是符合各民族总体利益的，因为没有哪个国家应该膨胀到一块大陆的规模”。
但关于英国可能在冲突中调解的讨论只是暂时的。到1865年4月，北方凭借压倒性的资源优势镇压了这场“叛乱”，美利坚合众国恢复统一，“从大海到波光粼粼的大海”。一个国家坐拥一片大陆，欧洲人不会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1866年，法国经济学家米歇尔·舍瓦利耶（Michel Chevalier）就敦促欧洲联合起来对付“大西洋对岸出现的政治巨人”。而在1882年，随着美国经济在庞大而和平的共同市场中飞速发展，德国作家康斯坦丁·弗朗茨（Constantin Frantz）认为“新大陆在不久的将来超过旧大陆几乎是无法阻止的”。
更要命的是，全世界的力量平衡越来越不利于英国。1815年之后的和平时期结束后，19世纪八九十年代瓜分非洲和19、20世纪之交瓜分中国的企图重新挑起了争夺殖民地的斗争。英国的海上独霸地位此时已被削弱。1883年，皇家海军有38艘战列舰，而世界上其他国家加在一起只有40艘。到1897年英国已经被赶超了：62艘对96艘。
此时俄国的疆域已经横跨亚洲直到太平洋，在英属印度边境上制造摩擦。而其他非欧洲强国也在崛起。日本实现了工业化，并将其经济实力转化为军事力量，先后在1894—1895年和1904—1905年打败了中国和俄国。
因此，英国试图在20世纪上半叶保卫它在1815年之后欧洲难得的和平稳定时期所巩固的全球地位。英国不得不对付那些已经在经济和军事上赶上甚至超过英国的对手。法国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一直与英国竞争，而日本的威胁在1937年至1942年尤为严重。但最大、最持久的挑战来自德意志。
统一后的德意志在1914—1918年首次争夺霸权的努力被挫败了，但英国及其帝国为此付出了非常惨重的代价：100万人阵亡，国家总资产损失了近15%。战争也使地缘政治重心向太平洋转移，日本和美国（英国的战时盟友）都发展成为主要的海军和经济强国。而虽然哈布斯堡帝国和奥斯曼帝国不堪压力分崩离析，但俄国挺过了革命与内战，并在布尔什维克的领导下重新崛起。这对英国构成了双重威胁，英国不但要对付俄国这个在亚洲的传统对手，还得应付公开要搞世界革命的苏维埃国家的意识形态挑战。
由于法国在1940年6月战败投降，德国的第二轮挑战对英国更为凶险。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法国人在英国的不断支持下，还能维持住一条对德的西部战线。但希特勒现在只用4个星期就完成了德意志皇帝手下悍将4年都没能达成的目标——打得法国退出战争，并建立一个欧陆帝国。希特勒此时可以比预想的提前几年腾出手对付苏联了。德国惊人的胜利给意大利和日本壮了胆，使它们分别试图在北非和东亚建立帝国——而英国在那些地区的地盘就成了主要的目标。
英国凭借自身和帝国的资源，并没有在1940年战败。这对整个世界无疑非常重要。假使英国像法国一样投降或退出战争，希特勒就能把德国全部的兵力和资源用于对苏战争，而美国可能就要有所收缩，集中力量保卫西半球了。但这样的事情没有发生，英国的顽强不屈鼓励罗斯福扩大了物质上的支持并随后参战。英国成了西方盟国最终渡海作战、解放欧洲必不可少的基地。
因此，英国的1940年的确有着举足轻重的意义。但不管当时丘吉尔如何慷慨陈词，说要“不惜一切代价去争取胜利”，在欧洲没有法军和西部战线、皇家海军又在地中海和太平洋及本土水域上受到挑战的情况下，战胜希特勒的第三帝国都不是英国凭一己之力能够做到的。因此英国除了依靠新盟友赢得战争外别无选择——最主要的盟友就是美国和苏联。到1945年5月，经过了5年的全面战争后，希特勒命丧黄泉，他的千年帝国也成了一片废墟，但他也让旧欧洲给他陪了葬。德国在1940年取得的初步成功极具威胁，希特勒实际上召唤出了超级大国来恢复旧大陆的平衡。1944年6月诺曼底登陆后，美国主导了西欧的战事，而苏联红军经过长期浴血奋战，从斯大林格勒打到柏林，控制了东欧大部分地区。到德国投降时，美国和苏联各有1 100万到1 200万大军，比英国的两倍还多。
假如美国和苏联撤出欧洲，世界恢复到之前1918年后的战后格局，权力的转移可能还不会这么明显。但美国和苏联在这场战争后开始了激烈的对抗，不仅将德国和欧洲划分到了两个军事阵营中，还掀起了一场波及全球的意识形态斗争。虽然英国在战后不久仍旧是一个主要大国——1950年前后在军事和工业上排名世界第三，这部分是因为德国和日本彻底战败——但它就算把平时征兵制维持到1960年，也还是无法与两个超级大国比肩。英国的兵力在1953年达到了战后的巅峰，军队总兵力为90万，而相比之下，美国和苏联分别有350万和475万。
在核武器和洲际导弹的时代，英国也无法在冷战军备竞赛中与两大国一较高下。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英国能继续作为核大国存在，靠的就是与美国的“特殊关系”。
这并不是说英国在军事上就再也不值一提了，它仍是除了法国之外的西方盟国中唯一能在北约以外保持力量投射能力的欧洲国家。但它作为全球性大国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和经济上的情况一样，其他国家已经超越了英国先前的领头位置——英国回到了符合它这种体量、人口和资源的地位。和财富一样，英国的权力在历史上的惊人之处是它的“崛起”，而不是“衰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