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衰落”的理论家

历史学家彼得·克拉克（Peter Clarke）形容约瑟夫·张伯伦是英国“第一个为了避免某种国家衰落而开出猛药的重要政治家”，张伯伦“认为如果不这样的话国家非衰落不可”。张伯伦也是第一个以民粹民族主义的方式这么做的人，这种方式是为大众政治时代量身定做的。他和他的追随者形成的“激进右派”对保守党主流发起了挑战，他们所宣扬的东西被人称为“天下大乱带来天下大治”。

张伯伦原本是伯明翰的商人，他白手起家，靠生产螺丝钉致富，随后在19世纪70年代投身政治，当上了改革派的伯明翰市长（人称“激进的乔”），之后进入了W.E.格拉斯顿（W. E. Gladstone）的第二届自由党内阁。张伯伦那自命不凡的性格和精力充沛的作风竟然把两个党搞分裂了——先是1886年自由党因为他反对爱尔兰自治而产生分歧，后是1903年保守党因为“关税改革”问题而发生对立。“关税改革”一词差不多和我们今天说的“脱欧”一样难以捉摸，但其核心就是张伯伦坚信面对美国和德国等竞争者的异军突起，英国必须放弃维多利亚时期“自由贸易”的信条并加征关税，以保护本国工业和巩固帝国。只有这一策略才能挽救这个“顶着过于庞大的命运之球蹒跚而行”的“疲惫巨人”。他告诉殖民地人民：“我们已经背着重担很多年了。我们认为是时候让我们的子女来协助我们了。”不这样做的话，就会衰落成“五流国家”——成为另一个威尼斯或荷兰。张伯伦在1903年的一次政治集会上说：“一切历史都是国家兴衰的历史……英国是会落入这些衰落国家之列，一切昔日的荣耀都被人遗忘……抑或是我们将作为一个伟大帝国的一员焕发新生，将不列颠民族的力量、权势和荣耀一代又一代地传承下去？”

张伯伦的目标是通过保护现有的制造业，在一个帝国争霸的时代巩固英国的权力基础。在他看来，结构性的经济变革是不可接受的：那意味着让“次级、低端”的产业取而代之，导致工人“承受个体的痛苦”，对“国家”也“于事无补”。他在1903年的另一次讲话中揶揄道：“你们盛极一时的制糖业没有了；好吧，那就做果酱试试。你们的钢铁业没有了；没关系，你们可以生产捕鼠夹。” 不过，张伯伦呼吁关税改革的民粹运动虽然一度引起了公众的兴趣，但很快就烟消云散了。它的主要影响就是加速了保守党的分裂，并为1906年自由党大获全胜铺平了道路。1914年7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的一个月——张伯伦在幻灭的痛苦中离世。讽刺的是，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正是他公开斥责的经济结构重组和多样化使得伯明翰地区面貌一新。化工业、电气业、航空业和汽车业不仅让英格兰中部地区的经济重获新生，也为英国在空军时代迎接第二次世界大战做好了准备。

晚年的温斯顿·丘吉尔是另一位对英国的衰落耿耿于怀的政治家——和张伯伦类似，他是在身为反对派，觊觎权位的时候这样做的。其中既有坚定的信念，也有深思熟虑后的算计。丘吉尔在“一战”前后仕途显赫，在50岁的时候当上了财政大臣，首相宝座似乎近在眼前了。但在1929年之后的10年间，他被放逐到了政治上的旷野，被视为任性的机会主义者，因为过于善变而不见容于拉姆齐·麦克唐纳、斯坦利·鲍德温和内维尔·张伯伦（约瑟夫·张伯伦之子）所领导的三届国民政府。为了吸引人们注意，他在各式各样的问题上大声疾呼，从爱德华八世的退位危机，到重整空军军备对付德国。因为后者，我们今天对丘吉尔的“旷野年代”印象深刻。不过对他而言，最根本的问题还是英国大国地位的衰落——他在余生一直为此忧心。

然而，丘吉尔的斗争在形式上与张伯伦迥然不同。他自始至终都坚定地支持自由贸易，曾经因关税改革问题与保守党决裂。丘吉尔对英国伟大地位构想的核心并不在于白人殖民地（张伯伦曾希望将它们拼凑成一个帝国经济集团），而在于印度，他年轻时曾作为士兵在那里为他的女王兼女皇作战，对印度有着亲身的经历。1931年，保守党推出了一项政策，给予印度在大英帝国境内的“自治领地位”——有可能导致它走上先分权后独立的道路，就像英国已经对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南非所做的让步一样。丘吉尔大为光火，与党内领导层一刀两断，开始了长达4年的反对相关法案（后来成为1935年的《印度政府组织法》）的斗争。这段历史在今天的英国历史叙事中几乎被人遗忘，但在20世纪30年代是英国议会最为激烈的斗争，在持续时间和激烈程度上都超过了德国和重整军备问题，丘吉尔为此还抛出了一些极为夸大的言辞。

1931年2月，丘吉尔怒斥“甘地这个蛊惑人心的中殿律师，现在摆出一副东方常见的苦行僧模样，半裸着大摇大摆地走上总督府的台阶……与国王兼皇帝的代表平等谈判”，这一场景“令人作呕”，他还宣称印度“不是普通的党派政治问题”，而是“我们时不时会遇到的至关重要的问题”，就像在1914年对德宣战一样。一个月后，他警告说：“我们现在的混乱与分裂如果继续下去的话，我们将在一代人甚至更短的时间内沦为像荷兰和葡萄牙这样的国家，它们曾经孕育英勇的民族，占有大片的领土，但在世界的挤压和竞争中丢个精光。所有昔日的荣耀和近来的胜利就这么结束，着实令人惆怅。” 在丘吉尔看来，根子上的问题是“一战”以来国家意志的丧失。“英国这头雄狮，曾经如此勇猛，在毁天灭地的决战中也毫不畏惧、不可征服，但现在却能被兔子赶出代表它昔日荣光的田野和森林。这并不是因为我们的实力伤筋动骨了，而是我们在意志上出了毛病。我们的精神崩溃了，在思想上有问题。”

如果只是意志上的事，那么丘吉尔就能在印度问题上取得胜利了。但他领导的顽固分子在保守党内只是少数。更要命的是，他那激烈又固执的做派不仅让他与党内领导层渐行渐远，还让他在更为重要的问题上丧失了信誉。他说印度民族主义领导人是“邪恶有害的婆罗门”，“伸出蠢蠢欲动的手指，在一个荒废帝国留下的庞大掠夺物中一顿搜刮”，这很吸引人眼球，但“同样这么形容那些真正邪恶的人就不太可能有人相信了”。 丘吉尔在印度问题上的夸张言论把他困在了政治上的旷野中。直到第二次对德战争爆发，他才重新回到政府。

丘吉尔对印度、帝国和衰落的观点从未改变。即便在1942年4月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至暗时刻，希特勒的“非洲兵团”挺进开罗，日军占领了缅甸，他也强烈反对对印度民族主义者做出任何让步。富兰克林·D.罗斯福总统随口告诉丘吉尔首相，英国应该根据1783年新生美国在独立后最先实施的《邦联条例》中的内容给予印度自治，丘吉尔回答说，他“不可能”对这样的政策“负责”，甚至打算以辞职相要挟。 1942年11月，他悍然发出警告：“我们就是要保住我们自己的东西。我成为国王的首席大臣，不是为了主持大英帝国的破产清盘。”

在这方面丘吉尔倒是言行一致。但这并不是因为破产清盘没有发生，只是他不必主持罢了。他得感谢英国选民让他侥幸逃过此劫：1945年7月，他们把他选下了台。1945年到1951年或许可以说是他的“第二次旷野经历”，他在这段时间里可以旁观并批评克莱门特·艾德礼的工党政府在1947年“匆匆撤出”印度和缅甸，而且居然还不受惩罚。他的一些预测颇有先见之明，例如“任何想在印度建立印度教信徒大多数统治的企图都只有通过一场内战才能取得成功”，但就像在20世纪30年代一样，这些真知灼见被他对衰落及缺乏意志的哀叹给冲淡了。“我感到非常难过的是，我亲眼看着有着诸多荣耀，为人类做出巨大贡献的大英帝国土崩瓦解。我敢肯定，在我们刚刚取得胜利不久的时候，我们是有实力在我们的困境中做出抉择的，这本将是非常争光的事，而且也能长久。很多人帮助英国免受敌人侵害，但没有人能让它免受自己的伤害。”

同样，丘吉尔在1951年10月再度竞争首相宝座时，将艾德礼的6年任期斥为自从“200年前丢掉北美殖民地”以来“英国在世界上地位与声望最大幅度的跌落”。他宣称“我们在东方的帝国已经关张了”，“在我的记忆中我们的国际影响力从来没有这么低过”。 然而，老态龙钟的丘吉尔在重新上台后并没有力挽狂澜。1954年，他几乎别无选择，只能同意英军撤出苏伊士运河区（此举激起了新一代保守党强硬派的愤怒），为2年后埃及将苏伊士运河收归国有铺平了道路。

虽然保守党特别喜欢抛出“衰落”的叙事，但类似叙事也为工党1945年的获胜助了一臂之力。该党的宣言《让我们面向未来》（Let Us Face the Future）根植于一套有关光辉不再的历史叙事——不是帝国光辉不再，而是任意妄为的政治人物背弃了社会承诺。 这份宣言中写道：“就英国的贡献而言，这场战争是它的人民打赢的，不是某一个人打赢的。”（保守党选战推出丘吉尔为代表。）工党接着说，第一次世界大战同样是一场人民的胜利，但之后人民不得不让“那些从战争中发大财的麻木不仁之徒”（斯坦利·鲍德温的名言）来打造“适合他们需要的和平”。所以人民纵然赢得了战争，“却输掉了和平”。工党指的不仅是《凡尔赛和约》，还有“战后的社会经济政策”。

在1918年之后的几年里，那些“麻木不仁之徒”及其政治盟友把持着政府以及银行、矿场、大型工业、多数媒体和电影院。工党的宣言称，所有工业大国都出现了这种情况。所以“造成两战之间大萧条的并不是什么不可抗拒的天灾或盲目的自然之力，而是将过多的经济权力放在过少的人手中必然导致的结果”。他们的所作所为只是为了自己私人垄断企业的好处，“这些企业宛如我们民主国家的极权寡头。他们在主观上和客观上都不会为整个国家负责”。

该宣言警告说，类似的势力目前在1945年也蠢蠢欲动。“战后世界的问题与压力威胁到了我们的安全与进步，就像德国人在1940年一样，尽管没有那么严重。我们在随后的几年里需要敦刻尔克大撤退和不列颠空战的那种精神。工党的纲领提出了怎样在实践中将这种精神应用在和平的使命上。”在7月5日投票那天的早上，亲工党的《每日镜报》（ Daily Mirror ）告诉读者：“为那些替你们赢得胜利的人投票吧。1918年你们没有这么做，后果大家都知道了。”该报在头版用了大部分版面转载了一幅菲利普·泽茨（Philip Zec）原本发表于5月欧洲胜利日的漫画。漫画上一位筋疲力尽、伤痕累累的士兵伸手递出一个桂冠，标签上写着“欧洲的胜利与和平”。说明文字是：“给你！别再弄丢了。”

20世纪二三十年代大范围失业的痛苦记忆强化了这种“贪婪的资本家从人民手中抢走和平”的叙事。两者共同影响了工党在1945年获胜后的国有化运动。工党的首要政策是占领经济上的制高点，将煤炭、钢铁、水电和铁路等行业收归公有，并通过福利国家和国民医疗服务体系（National Health Service）来提供更强的社会保障，这些政策被说成是在补偿人民在发生两次世界大战的四分之一个世纪里所做出的牺牲。

然而，工党建成的“大厦”在30多年后成了另一位保守党人的“衰落”叙事针对的核心目标，这位保守党人就是从1979年到1990年担任首相的玛格丽特·撒切尔。撒切尔在她的回忆录《唐宁街岁月》（ The Downing Street Years ）的前言中勾勒出她对历史的朴素看法：经过一个世纪的进程，“1979年的英国，已经成了一个遭受重创的国家”。在经济方面，撒切尔承认某种程度的相对衰落是难以避免的，曾经的对手，如美国和德国，已经赶超了英国的至尊地位。英国“未能有效地回应这种挑战。我们投入较少；所教育和训练出来的人民水平较低；我们允许工人和厂商组成各种工业联盟，使竞争力受限，效率减低”。这个国家在1945年以后进行了旷日持久的社会主义试验。撒切尔称，这种政府风格“插手每件事”，依据的原则是“英国政府里的那位绅士比百姓更清楚，什么对人民自己更好”。

打破工党的国家统治主义不仅在国内是件要紧事。撒切尔认为，“英国经济地位削弱，意味着它的国际角色注定会受到限制和制衡”。她将1956年苏伊士运河战争的失败当作一个转折点——在她看来，“政治和经济上的软弱”破坏了军事上的胜利，因为安东尼·艾登的政府在华盛顿方面故意抛售英镑致使英镑贬值后，撤出了试图抢回苏伊士运河的军队。她继续尖刻（且闪烁其词）地写道，“不管具体细节如何”，这场失败“进入了英国人的灵魂，扭曲了我们对英国世界地位的看法”。因为这个她所谓的“苏伊士综合征”，“我们先是过高估计了我们的实力，现在又过高估计了我们的无能”。

她叙述的历史并不只是后见之明。扭转衰落趋势几乎就是撒切尔政治生涯的主旋律。1950年，时年24岁的撒切尔在首次参选时宣称“英国在世界上的声望已经一降再降……不论有什么问题，我们保守党人都不怕面对未来，因为我们真诚的希望就是让大不列颠再次强大起来”。 这样的说辞显然是她1979年选战的核心论调。她在接受英国广播公司采访时激动地说：“我不能忍受英国衰落。我做不到。我们要么打败过半个欧洲，要么挽救过半个欧洲，我们让半个欧洲在面临枷锁时保住了自由。看看我们现在是什么样子！” 她在博尔顿对听众说：“除非我们改变我们的方式和方向，否则我们作为一个国家的伟大之处将很快沦为历史书上的脚注，成为人们对一个近海岛屿的遥远记忆，就像亚瑟王传说中的卡米洛特一样消失在时间的迷雾中，只有昔日的辉煌供后人凭吊。” 这是她直到最后还不断重弹的老调。她在最后一次竞选广播中慷慨激昂地说：“让我告诉你们我的愿景。我国再度伟大起来的机会就在前方——我心里深知这一点。”

撒切尔和约瑟夫·张伯伦及丘吉尔一样，持有一种拿破仑式的信念，即伟大的领袖可以光靠意志力改变历史。实际上，她在回忆录中以老威廉·皮特（William Pitt the Elder）在七年战争（1756—1763年）中的名言自比：“我知道我能拯救这个国家，而且没有其他人可以做到。” 而她也用她强大的意志和信念战胜了内心的不安全感，并在一个男性主导的世界里有了一番大作为。为她作传的雨果·扬（Hugo Young）评论道，她不仅在“遇到强大阻力”的时候显得似乎最为开心，而且“当没有人真的和她作对的时候，她也需要想象或创造出这样的环境来：与内阁作对，与英国政府作对，与整个国家作对，与整个世界作对”。

实际上，我们可以说她在唐宁街那些年的宏大叙事是围绕着两大战役建构的，它们针对的都是“衰落”，而且都取得了胜利：1982年春的马尔维纳斯（英国称福克兰）群岛战争和1984—1985年的矿工大罢工。阿根廷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夺取了马尔维纳斯群岛，在1982年4月3日引起英国议会各党派的一片愤怒，但撒切尔则把让1 800名英国岛民脱离阿根廷统治的行动当成了她个人的斗争。她在最终击败莱奥波尔多·加尔铁里（Leopoldo Galtieri）将军的军人政权一事上大做文章。7月3日，她在切尔特纳姆的一次保守党集会上说：“当我们开始的时候，有人摇摆不定，有人胆小怕事。他们相信我们的衰落是不可逆转的——说我们不可能恢复昔日的光辉。”她宣称，但现在“我们不再是一个节节败退的国家……英国在南大西洋找回了自我，而且不会在胜利的道路上犹豫不前”。 她还简洁有力地对那些在唐宁街10号外面欢唱《统治吧，不列颠尼亚！》的民众说：“大不列颠再次伟大起来了。” 她在1950年为自己设立的目标仿佛快要实现了。

1983年6月，“福克兰因素”帮助她在选举中大获全胜，而在1984—1985年，她准备好要对付阿瑟·斯卡吉尔（Arthur Scargill）和罢工的矿工了，后者打出“保工作、要矿井、护社区”的口号，孤注一掷要阻止政府关停他们企业的政策。而撒切尔想要摆脱亏损严重且人浮于事的国有垄断企业，这些矿工就成了她斗争的核心目标，她将斯卡吉尔比作英国版的加尔铁里将军。她在1984年对保守党后座议员的讲话的笔记上写道：

自上任以来

国外的敌人——

已经被打败了

而且国防强大

国内的敌人——

矿工的领袖……

——同样危险

为她作传的查尔斯·穆尔（Charles Moore）写道，唐宁街的工作人员应对罢工矿工的架势仿佛是在打另一场战争。“他们熟记的不再是‘布拉夫科夫’‘古斯格林’‘朗登山’这些福克兰群岛地名，而是‘夏尔布鲁克’‘曼顿’‘比尔斯顿格伦’这样的矿井名字。”撒切尔在像击败加尔铁里一样击败斯卡吉尔后，赢得了1987年的大选，当时的口号是“英国已经再次伟大起来了。别让工党搞砸了”。

不过英国的“伟大”程度还是有限的。玛格丽特·撒切尔虽然让1 800名英国臣民脱离了阿根廷军政府的统治，但她也是1984年12月在《中英联合声明》上签字的首相。和丘吉尔在苏伊士运河区问题上一样，她因为实力方面的现实别无选择。根据《中英联合声明》，英国对香港的殖民统治将在1997年结束，但在“一国两制”的原则下，香港将作为一个“特别行政区”享受“高度的自治权”50年，其社会经济制度保持“不变”，民事及财产权利“受法律保护”。英国政府的任何言行都不能影响北京方面。

这种通过坚定意志来扭转“衰落”的论调也是脱欧派叙事的核心。脱欧派领袖、保守党议员雅各布·里斯-莫格以他的绰号“18世纪的议员阁下”为荣，我们就拿他的言论当例子。 他宣称，“我们伟大的种子在辉煌的历史中早已种下，可以理解成是阿尔弗雷德大王种下的”，这些种子在18世纪“开始发育，茁壮成长，带来了我们这长期的繁荣与伟大”。但里斯-莫格说他也想成为“21世纪的议员阁下”，因为在这个世纪里，这个国家将“重获独立”并“重新发现成为一个真正具有全球性质的英国的机会”。

里斯-莫格解释道：“我们是怎么加入欧洲联盟的，这一问题是理解我们岛国故事的一个重要部分……我们打赢了战争，对我们的世界地位充满了乐观，但随后苏伊士运河危机来了。”在他看来，1956年的失败彻底破坏了这个国家的自信心，这一重大影响令英国逐渐走向衰退。“玛格丽特·撒切尔试图扭转这种颓势，但这种悲观情绪非常强烈，以至于她走后故态复萌。”因为苏伊士运河危机，“这个国家对自身的看法改变了，它体制内的精英认定，他们的工作就是把控好衰落的过程，也就是说他们顶多可以缓解下滑所带来的冲击，缓解今不如昔对国家的影响，并承认我们将比不上其他国家了。因此人们会认为，不加入欧洲就是死路一条”。但他认为，这样的对立选项并不成立，因为英国最终把两个结果都占了：加入了欧洲还是死路一条。这个国家错误地选择与江河日下、增长缓慢的经济体为伍，于是“把控好我们衰落的过程”就变成了“通过深沟高垒的方式来把控好整个欧洲联盟衰落过程的一部分”。

因此，他声称2016年的公投是一次“由相信民主的人民进行的”投票，他们“投票决定夺回控制权”。而被他讥讽为“穴居人”的人想要让英国留在欧盟——在事实上甚至也在名义上，那些人的企图“将是苏伊士运河危机的重演。那将对国家精神造成人们所能想到的最为严重的打击……承认我们彻底失败了……承认我们并不合格，承认我们过于胆怯，承认我们过于软弱，无法管理我们自己……虽然全世界的国家都能管理好它们自己，但可怜的小不列颠就是不行”。但反过来，如果英国全心全意地接受脱欧，只要我们“掌控好我们自己的命运（它是受我们自己的法律保护的）”并在国际事务上“选择自己的方向”，而不是“躲在德国总理的裙子后面”，就会有“极多的机会等着我们”。

这就是雅各布·里斯-莫格对当代历史的看法：“勇敢的英国人民”站出来与体制内“那些把控好衰落过程的人”做斗争，并对英吉利海峡对岸那些保姆型国家嗤之以鼻。他对1956年的耿耿于怀与撒切尔的“苏伊士综合征”遥相呼应。他口中“好人对坏人”的戏码在调子上（虽然不是在内容上）与1945年工党的宣言基本一致。而且他对意志力的推崇在一切有关“背叛出卖”的反衰落叙事中都存在。但他对英国脱欧的看法完全是他个人的。 PXRb3vknK9MHRcZtmbfjnDLEcf4yCWESIUXxHI6h9f1k/WmH7M0U6MxZm/v61PJ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