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
脱欧就是……？

2016年6月23日，英国选民公投决定脱离欧洲联盟。两边的差距在数目上非常小，但在政治上却引发了决定性的后果：51.89%赞成“脱欧”，48.11%赞成“留欧”。“脱欧”就意味着“走人”，但统治阶层里没有人清楚国家要往哪个方向走，更不用说全体国民了。发起公投的首相戴维·卡梅伦没有为“脱欧”这个结果制定任何应急方案。而在他突然辞职后继任的特蕾莎·梅也缺乏连贯一致的策略，来让英国脱离一个待了近半个世纪的国际组织。她挂在嘴边的“脱欧就是脱欧”一开始听起来还有些玄妙。到2019年7月她不幸的首相任期结束时，这已经成为令人不快的笑话了。人们还是不清楚脱欧究竟是什么。这个国家的未来似乎比1940年以来的任何时候都更加难以预料。

而且不光是它的未来，它的过去也有许多不确定的地方。鉴于这场公投，我们该怎样讲述英国历史的故事呢？1973年转向“欧洲”是否就是死路一条？或者说2016年的公投只是在缅怀一个英国人自认为已经失去的世界？脱欧时代的英国人在面对未来和过去时不知所措，觉得他们的国家身份认同感受到了挑战——因为身份认同的根基就是，我们要清楚地知道我们是怎么来的。

本书的主题并不是英国脱欧，不是那些要拖上好几年的政治问题和谈判进程。笔者反复琢磨的是，鉴于这场脱欧之争，我们该怎样思考英国历史。因为这个国家围绕着欧盟的激烈争论引出了一些重大问题，涉及英国人理解自身过去的方式：他们选择纪念哪些时刻，又选择遗忘哪些瞬间？他们如何建构一个贯穿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国家叙事？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如何建构 一些 国家叙事——因为本书的中心思想是，单一的故事并不存在，不管政客们是怎么向我们宣传的。

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曾经有过一个占主导地位的国家叙事：英国扩张成为一个全球性帝国的故事。1902年英国在南非打败布尔人之后，诗人A. C. 本森（A. C. Bensen）在给爱德华·埃尔加（Edward Elgar）的《威风堂堂进行曲》（ Pomp and Circumstance ）的“第一进行曲”填词时歌颂了这片“希望与光荣的土地”：

你的疆域被开拓，宽而益广；

上帝成就你伟业，使你坚而益强。

但经过两次世界大战和迅速的去殖民化，“坚而益强”的帝国旋律就显得虚无缥缈了。1962年，美国前国务卿迪安·艾奇逊宣称，英国已经“失去了一个帝国”，但“还没有找到一个角色”。 在接下来的10年里，英国领导人，包括保守党的和工党的，试图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但法国总统夏尔·戴高乐两度否决，英国直到1973年才（与爱尔兰和丹麦一起）最终成为欧洲经济共同体的一员。尽管英国一直都是个“棘手的伙伴” ，总在抗议它分摊的预算太多啦，欧洲经济共同体总是搞农业补贴啦，但是在接下来的40年里，叙事似乎非常清晰：英国人失去了一个世界帝国，但找到了一个欧洲角色。

但是，2016年，这一新角色似乎突然间又没了。在公投辩论期间，人们援引各式各样的历史先例和模式来构思英国脱欧后的自我历史认识。很多人引用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我们最光荣美好的时刻”。资助脱欧运动的亿万富翁彼得·哈格里夫斯（Peter Hargreaves）宣称，脱离欧盟“将是有史以来最大的刺激，能让我们振作起来”，“它将如敦刻尔克再现……危机感真是了不起”。 保守党政客鲍里斯·约翰逊继续发挥1940年的论调，断言过去两千年欧洲历史的特点就是，不断有人试图用一个政府来统一欧洲，以恢复这片大陆昔日在罗马人统治下的“黄金时代”。他宣称：“拿破仑、希特勒，各式各样的人都尝试这么做，而且最后都败得很惨……欧盟就是试图这么干的另一种方式。”在约翰逊看来，这回的反面角色又是德国人：“借助欧元，德国的优势生产力得以在整个欧元区获得不可战胜的绝对优势。”他将脱欧描绘成“一次机会，英国人民可以成为欧洲的救星，为温和与常识代言，并阻止事情发展到在我看来失控的地步……是时候有人——在欧洲历史上几乎一直都是英国人——站出来说，‘我们认为需要改弦更张了’”。

被捧出来作为英国未来的历史指引的，有“英语世界”这个想法，这是受了20世纪50年代温斯顿·丘吉尔的《英语民族史》（ A History of the English-Speaking Peoples ）影响。被当作指引的甚至还有20世纪初约瑟夫·张伯伦提出的与“白人自治领”组成“帝国联邦”的概念。为丘吉尔作传的安德鲁·罗伯茨（Andrew Roberts）与其他人一起鼓吹“加澳新英”（CANZUK），也就是由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和英国组成的邦联，他认为这个邦联有望在美国与欧盟之外成为“西方文明的第三根支柱”。罗伯茨主张，“英国加入欧盟粉碎了英语民族之梦”，“我们应该继续我们在1973年所中止的事情”。特蕾莎·梅在勾勒她的政府的脱欧愿景时也用了类似的扩张性论调：“6月23日并不是英国选择脱离这个世界的时刻，而是我们选择建立一个真正的全球性英国的时刻。”虽然梅说她“为我们共有的欧洲遗产感到自豪”，但她强调：“我们这个国家也向来是超越欧洲、放眼全世界的。这就是为什么我国是欧洲种族最多元的国家之一，是文化最多元的欧盟成员国之一。”

这就是英国脱欧在一些人眼中的历史意义：它是反抗欧陆暴君的最新努力，或者是再续因加入欧盟而中断的全球角色的机会。但历史类比虽然巧妙，却并不恰当。像1940年或1973年这样简单化的标志性年份也不足以说明问题。我们需要更为深入地探究今天人们依然常说的“岛国故事”，而且要着眼于更广阔的空间、更漫长的时间，才能在脱欧迷局中获得一些洞见。

* * *

《岛国故事：写给男孩和女孩的英格兰史》（ Our Island Story: History of England for Boys and Girls ）是亨利埃塔·马歇尔（Henrietta Marshall）初版于1905年的畅销书。2010年，教育大臣迈克尔·戈夫（Michael Gove）在保守党大会上表示，他将“把英国历史放在新的全国性课程的核心位置”，好让“每个学生都能学习我们岛国的故事”。2014年，戴维·卡梅伦首相高度评价了马歇尔这本令人心潮澎湃的书，它讲的是英国怎样百折不挠地朝着自由、法治和议会制政府前进。 但在今天，简单的“辉格”叙事已经无法让人接受了。本书探讨的“故事”是复数的，涉及的是看待英国复杂历史的不同方式。我们尤其需要摆脱这样一种观念：英国这个自成一体的岛国在过去几个世纪里扮演各式各样的角色，比如帝国、欧洲、世界，仿佛这些角色可以像衣服一样穿上试试再脱掉。其实，“我们”在“塑造”帝国、欧洲和世界的同时，也被它们所“塑造”。

而且“我们”——联合王国，这个实体也是不断变化的，这个由超过6 000座岛屿组成的群岛在历史上争斗不断，它并不是由一个民族（今天在英格兰仍有许多人不加区分地使用“英国人”或“英格兰人”来称呼它）占有的一块统一而固定的空间。 而单数的“岛国故事”（our island story）更是排除了爱尔兰——“英国佬的另一个岛”（John Bull’s Other Island），这是1904年萧伯纳一部讽刺喜剧的标题，说的是一个英格兰骗子欺骗爱尔兰村民抵押自己的住房，好让他将这片土地变成一个休闲公园。爱尔兰在诺曼时期就被英格兰统治，但纵有1801年《合并法案》，它也从来没有真正屈服。它几个世纪的动荡与悲剧反过来还深刻影响了不列颠岛。

可以说，本书写的是某个地理范围内的历史。但它也是一本有关思维方式的书，因为“岛国”是一种心态。 英吉利海峡并非一直都被人视为天堑：盎格鲁-诺曼诸王统治着一片横跨两岸的疆域达4个世纪，他们将这一水域视为桥梁而非屏障。“神赐岛性”（Providential Insularity）的观念是后来新教改革的产物，随之而来的是与欧洲大陆天主教“他者”长达几个世纪的战争，先与西班牙，后与法国。虽然新教的势力在20世纪的英国逐渐式微，但“神赐岛性”因着两次对德战争而重获新生，1940年就是这样被镌刻在国家历史和公众记忆中的。

要不是中世纪英格兰诸王建立了强大的国家并试图用武力征服邻国，这种“岛国”叙事也不会这么令人心驰神往。威尔士在16世纪30年代被兼并，苏格兰则要到1707年，但从那以后，也就是18世纪、19世纪和20世纪的大部分时候，伦敦当局实际上直接控制了整个“我们的”不列颠岛。但将爱尔兰海对岸的“另一个岛”也变成“英国的”则要困难许多。英格兰最终失败了，但几个世纪断断续续的冲突令生灵涂炭，数百万人死于战争和饥荒。“爱尔兰问题”还多次给不列颠本身的统一带来考验：例如，爱尔兰问题在17世纪40年代对内战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而在1914年之前又引发了自治运动危机。经过残酷的独立战争，爱尔兰岛在1920年被一分为二，一边是独立的天主教国家，另一边是新教徒占多数的阿尔斯特，这个剑拔弩张的地区仍然抓着自己在联合王国内的英国属性不放。

20世纪60年代中期，充满敌意的爱尔兰分治和教派冲突问题演变为长达30年的北爱武装冲突，直到1998年《耶稣受难节协议》出现，才平息了这一血腥暴力冲突。协议给阿尔斯特带来了勉强的和平，也重新划定了爱尔兰的政治格局，彻底开放了两国之间的边界。然而，在脱欧公投辩论期间，保守与统一党 无视了这段并不久远的历史。直到脱欧公投尘埃落定，它才开始努力应对英国脱欧对北爱尔兰、和平进程以及英国统一的重大影响。

到20世纪末，《耶稣受难节协议》以及苏格兰和威尔士的权力下放预示着，两座大岛的内部及大岛之间的关系将完全不同。在英格兰，伦敦似乎对各地区尤其是北方的社会经济问题漠不关心，这对2016年脱欧派的胜利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而威斯敏斯特议会没能回应（遑论解决）脱欧的挑战，更加深了这种离心感。但是，在战争中锻造成形、在一遍遍的讲述中打磨出来的“英国特质”的传说继续发挥强大的威力，被政客们拿来说事，还被搬入电影。苏格兰人、威尔士人、爱尔兰人，甚至还有英格兰人自己 ，各个民族的故事也同样发挥着威力，而这一切都是被联合王国的危机重新激活的。在争夺“未来”的斗争中，“过去”真的非常重要。但这个“过去”不仅仅是这两个岛屿及其与欧洲大陆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全球层面的问题也是同等重要的。

英格兰人从16世纪开始往航海方向发展，他们与欧洲大陆相隔，处于能够少受侵扰的相对安全的位置，这就成了他们的避难所和跳板。他们的海上触手越伸越长，可以掠夺外国对手、从奴隶贸易中牟取暴利、打开他国市场，还能建立殖民地——先是在加勒比海和北美，然后是在印度次大陆、大洋洲和非洲。随之产生的财富在英格兰超前的工业革命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它也在混乱中逐渐变成了一个拼凑起来的正儿八经的帝国，然后英国考虑的就是怎样在国际挑战愈演愈烈的情况下以经济的方式统治这个帝国了。20世纪70年代，经过了两次世界大战以及激烈的去殖民化进程，大英帝国烟消云散。但英国仍然是全球性的经济体。贸易金融的历史和称霸全球的故事塑造了它，虽然现在和帝国扩张的关系不太大了，但仍能勾起政治家和民众的情怀。而在英国这个岛国全世界扩张的宏大叙事中，像奴隶贸易、大规模人口迁徙这样比较麻烦的“帝国遗产”往往就被略去不提了。

因此，“岛国”和“故事”这样的词看来简单，却值得详细考察一番。为此我们需要涉足“大历史”和“长时段”，才能在不陷入狭隘的英格兰中心论的情况下正确处理英格兰在这些岛屿的历史上留下的印记。虽然本书缘起于脱欧乱局，但笔者有更深层次的考虑。目前有很多新颖而细节丰富的学术研究，它们是以分析新史料和重新诠释旧史料为基础的。但很多这样的著作都以微观历史为体裁，涉及的主题比较狭窄，受众也主要是学术界的人，而且其中很大一部分受到“文化转向”的影响——它们重视食物、服饰和性别关系，却将政治史当作过时、无聊的学问撇在一边。结果，书写宏大叙事的就只剩下浮于表面的大众作家和别有用心的政客了。这本小书代表了一名职业历史学家填补这一空白的尝试，因为政治史和国际关系史在当下非常重要。

本书的四个主要章节勾勒并考察了脱欧时代讲述岛国故事的四种方式，它们可能有所重叠，但总的来说还是各有异趣。各章汲取了约瑟夫·张伯伦、温斯顿·丘吉尔、休·盖茨克尔（Hugh Gaitskell）和玛格丽特·撒切尔等20世纪著名人物以及鲍里斯·约翰逊和雅各布·里斯-莫格（Jacob Rees-Mogg）等当代政治人物所提出的叙事。但这些章节涉及的远远不只有20世纪的问题和人物，还会抛出一些非常长远的观点来消解英国人对1973年和1940年的执念。

每一章都会探究一个主题，用以反思过去1 000年的历史。第一章《衰落》写的是过去几个世纪里英国的世界地位是如何及为何发生变化的，还有转向欧洲到底代表的是现实的政治需要还是国家意志的丧失。笔者也将考察英国在脱欧时代所拥有的实力，包括“硬实力”和“软实力”，以及“遗产”在英国文化中的强大影响力。第二章详细审视英国与欧洲的关系，从新教改革一直回溯到盎格鲁-诺曼诸王时期，同时探究英吉利海峡作为“桥梁”和“屏障”的双重角色。第三章转向长时段的英国历史，追踪英格兰帝国建立过程对整个群岛的影响，并评估先后将苏格兰和爱尔兰纳入联合王国的1707年及1801年两部《合并法案》。这一章也会讨论两次世界大战、20世纪90年代权力下放以及脱欧公投对联合王国统一的影响。第四章《帝国》不仅强调了贩奴势力和海上力量在英国崛起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而且考察了“自由”的思想是如何推动并侵蚀帝国的。在该章的最后一节《帝国回家》中，笔者将为有关移民的脱欧激辩提供一个历史背景，并对这个种族主义与多元文化并存的后帝国时代国家进行反思。

2016年以来的政治斗争反映出英国在处理脱欧以及面对自身历史方面存在更深层次的问题，对此笔者在结论《掌控我们的过去》中将做更为宏观的反思。当然这只是一家之言——所涉及的问题争议极大，因为在为脱欧吵得不可开交的英国，历史俨然成了政治争论中必不可少的部分。本书就是要为这样激烈的辩论做一点贡献。 yVWmxfzDjrppP2nz/7BbxvCbYS7SkXDtWbqsxvmZi6hzQ1OvM0/3FWbz4DsKfI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