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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琼出门同一位中国男人约会。那天她没有穿开襟羊毛衫，也没有戴项链，只穿一件素雅的毛衣，戴一条围巾，将乳沟遮掩了起来。在整个约会过程中，她小心翼翼地让那位男人多说话，自己则表现出对他所说的一切都感兴趣的样子，回话时带着一副惊愕神态。这种做法也确实使对面的男人沾沾自喜，感觉良好。
这对于27岁的北京姑娘来说的确有些为难，因为她绝不是一朵正在萎缩的处女紫罗兰。她高中毕业时成绩全班第一，被美国耶鲁大学录取。拿到硕士学位后，她又继续攻读法学博士学位，接着在曼哈顿一家律师事务所短暂工作了一段时间，后来回到北京陪伴父母。她性格活泼，平易近人，思维敏捷，还养成了刨根问底的探究习惯。
“你在笑的时候要当心！”有一天晚上，正当琼准备着外出约会时，母亲这样提醒她。虽然没必要遮住牙齿，母亲还是不停地提醒她在男人面前不要露出特别开心的表情，只要微笑就行了。她的父亲是位受人尊敬的学者，对她的婚姻同样操心。父亲说得更极端一些，根本不让她开心大笑，反而鼓励她“要露出蒙娜丽莎般的微笑”。只要她表现出兴高采烈的情绪，就会使潜在的追求者认为她过于自信，老于世故，有魅力，但是不能成为好妻子。
琼的处境生动地体现出具有高等学位的中国女性在选择婚姻伴侣时所遇到的苦难，特别是她们在国外生活或学习期间接触过外国人。回到中国后，琼觉得自己好像过着一种双重生活。她发现自己见过的大多数当地的男人对于随意约会不感兴趣，他们是在找妻子——就是那种一见面就脸红，体贴温柔，能生孩子的妻子。出于对撮合自己的家人和朋友们的尊重，她也配合他们的约会安排。但是在空闲时间里，她就同自己在外面游玩时遇到的西方男人和海归人士约会。与他们一样，琼拥有高学历，见识过外国的约会习俗，在情感方面有着较高期待。所有这一切均使她在仍然讲究得体、实际求婚习俗的中国显得格格不入。她决意不找那种握手后不久就嫁给他，为他生儿育女的丈夫，但是她发现这种婚恋情况在中国很普遍。
“我们希望自己的妻子像酸奶。”坐在我对面的35岁中国投资银行家说道，“像原味酸奶，这样我们就可以随意品味。”这位男人是我的一位朋友的朋友，非常热心地谈了他自己对剩女的看法。他同琼倒是非常相配。同琼一样，他也是雄心勃勃，受过良好教育，在享有声望的专业领域工作，讲一口流利的英语。他的办公室位于北京中心商务区。当我在他的办公室里坐下来同他谈话时，我认为自己甚至可以充当媒人，把他介绍给我的那些事业有成的女性朋友们。但是结果却发现，他在工作中身边簇拥着不少优秀的单身女性。尽管他也喜欢同她们在一起，但是他根本就无意娶一个在学历或事业上同他平起平坐的单身女性。再说，他已经订婚了。
“我的未婚妻就是原味酸奶。”他在举行婚礼两天前对我这样说，“她不是一个精致的女人，也没有自己的主见。我喜欢他，是因为她容易控制。”紧接着，他离开办公室，搭乘高铁赶回家乡，去参加一次单身汉聚会。我不禁在想，跟他订婚的究竟是个女人，还是一头奶牛。
我并没有对他的观点感到着迷。我在北京的电视新闻领域工作过，5年里也结识了一些好朋友，因此对他的这种观点并不陌生。在中国，大家一般不喜欢有个性、有主见的妻子。因此就形成了这样一种普遍看法：一个中国女人所受教育程度越高，就越难找到生活伴侣。这条公理甚至准确到这种程度：中国的女博士通常被称为“第三性别”，因为很少有男人愿意同她们结婚，甚至学术同行也是这样。据一位已经订婚的知情人透露，高学历女性所受的教育和工资级别，使她们能够达到同男性精英平起平坐的地位，而后者更喜欢容易驾驭的妻子，往往对她们敬而远之。
在男孩被视为更适合接受高等教育，而女孩一过青春期便几乎不接受教育的时代，这都不是个问题。但是在过去60年中，情况发生了巨大变化。
在1949年，年龄超过15岁的中国女性文盲率为75%。1980年，上述文盲率下降到10%，而目前中国女性的文盲率则为全世界最低，这是由于出现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期间的第一次大规模扫盲活动。自1998年以来，中国用于教育投资的GDP增加了两倍，进一步降低了女性文盲率。如今60%的高中毕业生进入大学深造，而30年前仅为20%。近10年来，中国高等学校的数量增加了一倍多，攻读学位课程的大学生录取率增加了5倍。其中大多数是像琼一样的中国女性，她们的高等教育录取率大大超过男性。根据联合国的统计，中国大多数的学士学位拥有者是女性。女性在受教育方面突飞猛进的一个不利之处是，受过良好教育的中国女性正面临着一个危险的窘境。
“不管你干什么，不要动手动脚的！”正当琼出门约会时，母亲对女儿大声喊道。
琼的母亲绝不是矫揉造作的现代版本尼特太太（英国小说《傲慢与偏见》的人物），而是更加讲究实际的约会顾问。她很清楚，因为自己的女儿受过良好教育，对于潜在的雇主很有吸引力，但是对于潜在的追求者却很有威胁。所以，她要尽量使女儿在追求者的眼里显得贤惠一些，别让女儿的自信心和取得的成绩把他们吓住。“你在身体接触上拒绝一个男人后，就需要多多赞扬他。”她这样指点着自己的女儿。
琼意会地点了点头。“当代中国的情况就像是一集巨型《欲望都市》电视剧一样。”她说道。“除了没有萨曼莎那样的风骚女人外，我们的确都有像夏洛特那样讲究实际的传统型母亲。”她继续解释说，中国男人都想娶处女为妻，她参加过的大多数相亲活动没有一点浪漫情调。“就像商务会议一样。”她评论道，“第一次约会就常常说到婚姻问题，在身体接触上必须慎之又慎。大家只是频频点头，绝对没有接吻拥抱这种事情。”
母亲突然对她的约会活动表现得积极起来，这让琼感到很意外。琼的父母曾经禁止她在上大学最后一年之前同异性交往（就像许多中国家长要求的一样）。我知道这听上去非常矛盾，因为大多数家长都期望自己的女儿大学一毕业就结婚，同时又希望她们成为针对当代中国年轻女性的扭曲标准下很受欢迎的人物。作为独生女，琼是家中的掌上明珠。父母深知中国的就业市场竞争激烈，他们要为女儿提供一切成功的机会，让她光耀门庭。同时他们也知道，如果女儿过于成功，名气过大，极有可能找不到对象，他们将来也无法抱到外孙。因此，他们急于让女儿赶紧结婚。
琼被当作一栋正在燃烧的建筑物，火焰冲天，情况紧急，而熊熊的火焰就是一天不如一天的姿色、日益衰退的生育能力，以及在婚姻市场上急剧降低的价值。琼并不后悔自己在教育方面投入的精力。她刚刚在北京获得MBA学位，正打算去美国攻读博士。她爱好学习，有强烈的求知欲望，因此思维敏捷，具有超凡魅力，足智多谋。当我们谈到她拥有的不同学位时，她明确表示，以前作为一个年轻姑娘没有认识到，在学习上的追求会影响到她的爱情前景。“但是关键问题在于，为了在工作上同男人们开展竞争，我们都需要拥有高级学位，但是新的现实情况是，以后在谈婚论嫁方面拥有高级学位可能会对我们一些人带来麻烦。”她说道。
对于一个仍然处在发展转型阵痛期的国家而言，中国拥有的优秀女性数量值得称赞，但是并不完全令人惊讶。值得注意的是，从1975年至2006年，在美国至少拥有一种四年制大学学位的女性数量几乎增加了一倍，从18.6%上升到34.2%，但是男性只增加了一个百分点，从26.8%上升到27.9%。如今美国60%以上的女性拥有四年制大学学位，其中60%以上拥有硕士学位，50%以上拥有博士学位。在120个国家中，包括伊朗、委内瑞拉、菲律宾、吉尔吉斯斯坦、以色列、巴西、白俄罗斯、亚美尼亚、牙买加、巴拿马、古巴、意大利、匈牙利和德国在内的67个国家的女性，在教育方面都经历了类似的快速发展阶段，目前获得的大学学位的人数超过男性。
根据巴塞罗那人口研究中心艾伯特·艾斯特韦（Albert Esteve）、琼·加西亚-罗曼（Joan García-Roman）和伊纳基·珀曼耶尔（I?aki Permanyer）3位人口学家的研究，我们可以得知女性在教育方面所取得的进步对全世界的婚姻格局产生了直接影响。这3位人口学家在研究项目《上嫁婚姻的终结》（The End of Hypergamy）中认为，随着各国朝着两性教育平等方向发展，上嫁婚姻的流行格局就会萎缩。换句话说，随着越来越多的女性接受高等教育，原来那种女人必须嫁给一个学历更高的男人的古老观念就会削弱。
为了检验自己的理论，他们积累了涉及56个国家，时间跨度从1968年延伸至2009年的婚姻与教育有关数据。根据这些数据，他们能够表明全世界同学历有关的上嫁婚姻现象不断减少。例如从1970年至1975年，女性上嫁现象多于女性下嫁现象。但是到了2000年，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在他们掌握有关数据的51个国家中，有21个国家的大多数女性嫁给了学历较低的丈夫，其中包括美国、法国、约旦、蒙古、斯洛文尼亚和南非等国情各异的国家。
上述人口学家们得出结论，尽管受教育程度已经赶超男性，高学历女性在婚姻市场上并没有受到冷遇。相反，他们的研究表明，随着女性所受教育程度的提高，男性想要娶“原味酸奶”型女性为妻的趋势几乎同时呈现出下降趋势。
虽然上述结论对全世界高学历女性的婚姻前景有利，这些人口学家们仍然清楚地认识到还有一些明显的例外情况，即便把不同的经济与教育发展时间线考虑进来，仍然如此。碰巧，中国的现状（作为一个严重家长式社会）便是其中的一个例外情况。
似乎是社会工程出了问题，随着戴过学位帽的中国女性越来越多，她们的婚姻前景却日益暗淡。这看起来不公平，但是更为重要的是，真实的情况和原因是什么？难道中国男性天生就讨厌受过良好教育的妻子吗？受过良好教育的征婚女性年龄较大（因为她们把时间都用在了学习和工作上），这一点是否在婚姻市场上对她们非常不利？
我所有的问题都在英属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学助理教授钱岳那里找到了答案。我和她见面时，她还在俄亥俄州立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有一次在钱岳回国探亲期间，我在中国人民大学校园里的一处僻静咖啡馆里见到了她。中国人民大学同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一样，也是招收一流学生的名牌大学。钱岳面带稚气，留着黑色长发，额前垂着一排柔软的新月形刘海。她的微笑和活力使人不禁想起美少女战士，她讲话的声音和镇静的神态又使她具有一种崭露头角的学者风范。
我们一坐下来，她就说起她博士论文的研究内容，给我讲述了各种对数线性研究模式。她曾经利用这些研究模式非常谨慎地探讨过中国女性婚姻前景的最大抑制因素。
“一般来说，29岁以下的中国女性结婚的比率远高于同龄中国男性。”她解释说，“这种情况在其他所有受教育程度上的女性都成立，只是受过大学教育以上的中国女性除外。她们在找对象方面面临着较大困难，因为她们所受的教育被视为同强烈的事业心有关系，与贤妻良母的角色有冲突。”钱岳指出，29岁以下受过大学以上教育的中国女性在找对象时处于明显不利地位；一到30岁，她们的不利处境则急剧恶化。
一过30岁，不仅受过大学教育的女性在找对象方面面临着更加复杂的局面，而且所有中国女性，无论受教育程度如何，均面临着同样窘境。换句话说，一到30岁生日那天，中国女人似乎就失去了展示自我的机会，立即失去了零售价值。如果再加上几个研究生学位，基本上就得清场出局了。
中国男性并没有遇到这种情况。当他们快要接近30岁时，可以说渐入佳境，春风得意。年龄在30岁至49岁之间，拥有职业教育学历或更高学历的男性，婚姻前景更加光明。那些受过大学教育的男性更是如此——随着年龄增加，他们似乎全都变成了钻石王老五，喜结良缘的机会是同等条件女性的四倍。从根本上说，钱岳的研究表明，受过高等教育的男性即使将婚姻推迟到30多岁，他们也有着好得多的婚姻前景。对于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来说，情况恰恰相反：一步走错，步步走错。
婚姻是钱岳的学术研究领域，然而使母亲感到沮丧的是，这却不是钱岳很快从个人角度加以熟悉的领域。她的母亲居住在武汉市，一个拥有1000多万人口的中国城市。
钱岳说她母亲“很爱交际”，甚至承认她是一位很有名的媒人。事实上，她的母亲曾经为一个朋友家的女儿介绍了一位拥有全部最受追捧条件的男朋友——身材高大，英俊帅气，受过良好教育，出身当地名门。但是在同这位年轻的钻石王老五见面之前，朋友家的女儿对相亲安排满腹狐疑。于是就问钱岳的母亲：“既然他的条件这么好，为什么不介绍给你的女儿？”钱岳的母亲听到这话非常生气。这也说明，她在女儿的婚姻安排上感到多么无能为力。
“她已经学会承认我与众不同了。”钱岳解释说。她所说的“与众不同”，是指她生活在世界的另一边，因此在地理区域上同家乡的任何人都不一样，另外她寻找生活伴侣的条件（当她开始认真考虑生活中的这个问题时）也可能“与众不同”。
到她取得博士学位时，钱岳已经在美国度过了8年的生活与学习时光。根据她的硕士论文研究内容，这表明当她在中国找对象时将会处于红色危险区。要想在家乡武汉找对象（父母希望在独生女儿身边度过黄金岁月），难度就更大了。虽然武汉是一个大城市，但是同北京和上海相比，却显得颇为传统。当地居民往往结婚较早，没有给钱岳留下什么理想的选择余地。
当我问钱岳能否同美国人结婚时，她的反应百感交集：“我并不非常熟悉美国文化的各种微妙之处，我想还有太多的固有差异需要进一步了解。”
随着我们交谈的深入，钱岳与大多数女同胞截然不同的最后一个方面终于显露出来。她列举了有关发展中经济体的研究成果，讲述了在中国和印度这样的国家里女性为何更有可能成为工程师或者学习信息技术。这并不总是因为她们比世界其他地方的女性更喜欢数学或计算机科学，而是因为这些领域更加赚钱，能够提供更加稳定的就业机会。
“她们的学习动机是外在的。”钱岳解释说，她认为一些外在因素（有可能是来自父母的压力）指导着她们选择职业。这与钱岳那样的女性截然不同，因为她们的教育追求是内在的（由自己决定），在许多情况下甚至违背父母对她们提出的学习要求。
表面上，所有这些听起来还有自相矛盾的意味。中国父母怎么可以一方面督促自己的女儿在学校好好学习，让她们进入就业机会多、薪水也高的领域；另一方面却不鼓励她们学习、工作太优秀，以免找不到对象呢？
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的徐志伟非常熟悉这种自相矛盾的情况。作为一名资深教授和博士生导师，他要为中国培养一流的计算机科学家。这个工作责任还包括过问学生们的婚事。他说：“每一位博士生招来之后，我都要努力同他们的父母见面，女博士生的父母不止一次表示担心他们的女儿找不到对象，生怕女儿在完成博士后学业时年龄过大，结不成婚，或者学历太高、太吓人，不适合做妻子。”徐志伟自己的女儿徐晓萌（音译）现在已经幸福地结婚了，在美国爱达荷大学任助理教授。他经常非常镇定地安慰那些神经过敏的学生父母。
“他好像是个媒人。”徐志伟的博士后研究生——已经喜结良缘的肖丽娟这样说道。肖丽娟不久前在34岁时生下一个婴儿，现在已经重返英特尔公司的工作岗位。她的丈夫以前和他是同班同学。虽然徐志伟不是她的婚姻介绍人，但是她承认徐志伟非常关心学生的爱情生活。
肖丽娟还记得，徐志伟教授总是设法组织午饭或晚饭聚餐，使不同年龄的学生可以相互结识交谈。与学生们比较熟悉之后，他就询问学生的个人生活情况，经常要求学生彼此介绍朋友，或者想一想有没有可以相处融洽的其他人士。“这是他们的重要生活内容。”有一次他在摆着丰盛糕点的餐桌旁这样说道。
在我了解到肖丽娟同丈夫相遇的更多细节之后，我认识到她与克里斯蒂、琼和张梅等人不同，完全不知道成为剩女是什么感觉，因为她同丈夫在学校相识，一毕业就结婚了。“我的机会还是比较多，我读研究生时男生与女生的比例大约是6：1。因此男生实际上在找对象方面感到更加紧张不安。”她说道。她承认自己幸运地在学校就遇到了自己的丈夫，因为她觉得，一旦走向工作岗位，情况会变得完全不同。她的同事多数是男生，但大部分已经结婚。日常工作的压力对于婚姻几乎没有任何帮助。
这次谈话又使我想起了同钱岳有过的交流过程。这位聪明年轻学者的研究领域（社会学）恰巧多数是女性，我思索着她如何违背父母的意愿进入到了这个研究领域。而肖丽娟选择学习计算机是因为在她报考大学时，计算机是最热门的领域之一。事实证明，肖丽娟喜欢自己的工作，并且非常擅长这种工作。钱岳的研究表明，肖丽娟的博士后经历也并没有影响到她结婚——她在30岁以前就完成结婚这件事了。不过我仍然禁不住想，对于那些在校园里没有许多约会选择的中国女性来说，她们的处境又是怎样的呢？
琼不但没有因为合适的男人数量有限而感到懊恼，反而决意要积极主动，灵活处事。实际上，她能够在“中国姑娘”与“拥有美国常春藤联盟名校学位的海归中国姑娘”两种身份之间灵活转换，这令人惊叹不已。她坚持认为，如果想要在中国相亲，除了绝对有必要不把自己的学历当回事外，还要不断提高古老的撒娇艺术技能，这样才不会吃亏，左右逢源。
2012年3月期《心理学》杂志（中文版）上刊登的一篇文章认为，撒娇是每个中国女人在相亲约会时必不可少的交际手段。“会撒娇的女人才懂得如何让男人高兴。”文章这样写道。尽管这听上去似乎不大可能，但是由于撒娇基本上就是噘嘴、低声哭泣和跺脚等一系列小动作，所以撒娇显然也是一种屡试不爽的、古老的有效手段，这种方式能使中国男人感觉自己有人疼爱、有人需要，觉得自己风度翩翩、颇有男子汉气概。在北京出版的英文杂志《汉语世界》上有一篇探讨撒娇的文章进一步写道：“尤其是对于工作能力强的职业女性来说，撒娇是一种不可缺少的手段，能使她们在男友面前既不显得过于独立，又不显得过于自信。撒娇能让一个女人显得温柔，有女人味，不会显得生硬强势，而生硬强势的特点则有悖于传统的女性形象。通过迎合男人的自尊心，女人可以完成近乎不可能的事情：让她的男人感觉像个男子汉。”
撒娇这个概念在大多数美国女性听起来也许不合情理，然而只要浏览一下21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在美国出版的妇女杂志，有关情况就会一目了然。“千万注意！不能看上去比你的男人更精明。”20世纪40年代出版的一本生活指南中这样写道，“几乎一样精明是一回事，但是更加精明，或者看上去更加精明则是另一回事——这是禁忌。”《从前廊到后座：20世纪美国求婚习俗》（From Front Porch to Back Seat : Courtship in Twentieth- Century America）一书的作者贝斯·贝利（Beth Bailey）指出，当时大多数生活指南类的书籍告诫读者不要“装聋作哑”，但仍然明确表示，无论在何等程度上体现出智力上的优势，均会“伤害男人的自尊心”。为了取得适度的平衡效果，人际关系专家鼓励聪明的女人嫁给更加聪明的丈夫，不过应该注意不要处处表现得聪明。“他会知道这只是一种姿态。但是你很快就会成为受到呵护怜爱的小女人，喜结良缘。”有一篇文章这样安慰道。
正如贝利所写的那样，20世纪20年代，美国女性拿约会开玩笑。不少女大学生将潜在的追求者分成如下几类：“A”代表“世故型男士”，“B”代表“合格的绅士”，“C”代表“还说得过去”，“D”代表“半傻不精”，“E”代表“古怪的人”。当时有许多女人自己透露，她们拒绝同一个男士约会的原因就是他不能开车带自己去中意的苏打水店（当时福特T型小汽车还很时髦，驱车来往于苏打水店之间是约会中一项重要的活动）。仅仅过了20年，美国女性在讨价还价的约会关系中就落得下风，变得轻声低语，为了留住男人不惜压低自己的聪明智慧。这是为什么呢？
贝利解释说，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由于受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影响，美国（还有欧洲）适合结婚的男人数量大为减少。到1943年，共有16 354 000名男人，即几乎年龄在18岁至26岁之间的每一个身体健康的男人都被送上了战场。1945年刊登在《纽约时报》上的一篇文章解释说，由于战争损失造成的结果，75万美国女性将无法结婚（心理学家们认为，这会使她们变得神经过敏，灰心丧气，精神错乱）。《好管家》（Good Housekeeping）杂志闻风而动，刊发了一张新娘和新郎在教堂台阶上拍摄的照片，并配有一个非常醒目的标题；“她找到了丈夫，但是还有600到800万女人找不到丈夫。我们还缺100万单身汉！”文章提醒读者，1/7的女孩将来只能独身生活，并且发出警告：“如果不当心的话，可能就是你。”
贝利说，当时的书架上摆满了《拿下你的男人，留住他》（Win Your Man and Keep Him）一类的书籍，并列举了1943年《好管家》杂志上刊登的一篇文章提出的新的分类方法。那篇文章的题目是《有人在追求你的男人》（Somebody’s After Your Man），将那些随时可能偷男人的无情女猎手和绑架者分为四大类：荡妇、朋友、忧郁的大眼女郎，以及那些扭捏作态、拉扯旋动男人衬衣纽扣，迷惑男人心的臭名昭著的女人。
由于男人名列战争稀缺资源榜榜首，贝利写道，美国杂志《时尚先生》（Esquire）的一位无耻记者甚至建议一夫多妻合法化，以解决“美国剩女”问题。贝利说，那些从战场上回来、面对着大量剩女的士兵，非但没有希望成为一夫多妻盛宴上的嘉宾，反而受到了冷落。他们出国作战时看到了“铆工罗琦”（Rosie the Riveter）和其他妇女顶替了他们曾经的工作，而且干得相当出色。他们回到家乡后仍然能够感受到大萧条带来的不利影响，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无法确定自己是否有能力扮演养家糊口的户主角色。
正在此时，女人们携带着满满的“美丽毒药”闯了进来，让男人们有了美好的感觉。1946年，杂志《妇女居家良友》（Women’s Home Companion）在一次调查中问道：你对男人有多大的女人魅力？这次调查的目的就是让女人打消埋藏在心中的不涂指甲的愿望，也让她们放弃同绅士们讨论商业事务和世界大事的念头。贝利认为，总的来说，女人们还是表示赞同，因为另一种结局——找不到男人，更不可取。这样一来，男人们在求婚相亲的过程中便占据了上风，能够让女人们变得服服帖帖，而且可以随时放弃那些没有女人味的女人。
让我们接着原来的话题再谈一谈。中国最近没有战事。如前所述，由于受到独生子女政策以及女性堕胎、杀婴行为的影响，中国达到结婚年龄的男人比女人多3000万。那么，女人何苦还要委屈自己呢？
胡邓教授在中国人民大学讲授情感心理学课程。评比结果显示，他是校园里最受欢迎的教授之一。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讲授的课程能使20多岁的大学生们在他们渴望掌握的一个知识领域——浪漫关系方面增长智慧。在他的课堂上，经常挤满了无法正式选修的学生。在讲课时，他会放映一些解说罗伯特·斯滕伯格（Robert Sternberg）提出的爱情三角理论的幻灯片。这一理论认为，爱情由三个要素构成：激情、亲密和承诺。斯滕伯格认为，任何一种爱情关系都无法平分秋色地包含着这三个要素。胡教授在对学生讲解斯滕伯格的这一观点时强调，从传统上看，在中国大多数爱情观侧重于承诺，缺乏激情与亲密。他提到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许多士兵的婚姻都同政治挂钩，这种安排使他们出于一种责任感对彼此负责，不一定同情欲或情感有关。胡教授还以卖座大片《宿醉》（The Hangover）为例，讲解侧重激情，但缺乏亲密和承诺的爱情关系。一个人可以私奔到拉斯维加斯，第二天早晨就离婚。这一发现也把有些学生给迷住了。
同中国人民大学的大多数教授相比，胡教授的观点非常进步。他毫无顾忌地谈到了在中国变革时期着眼于实利的婚姻，并警告学生：他们的父母和祖父母为他们挑选的婚姻伴侣很少能使他们生活幸福。他向学生们介绍其他一些婚姻模式，向他们讲述了一对中国夫妇先有两个非婚生孩子，最后终于结婚的生活经历。胡教授说，婚姻中的某些情况破坏了这对夫妇的关系，但是在离婚后，他们又作为夫妇幸福地生活在一起。在中国几乎每个省份拥有非婚子女都是违法的，而且未婚妈妈要缴付的“社会抚养费”有时相当于其年薪的6倍。在这种情况下，胡教授敢举出上述实例，想必其思想是非常开放的。但是在撒娇问题上，胡教授则表现出不同的态度。
我们在他的办公室里见了面。那是位于校园北面的一个非常简朴的房间。他的学生助手从走廊一个嘶嘶作响的大型加热饮水机（每个中国大学都配备）中给我取来了一杯滚烫的热水。“如果一个中国女人不会撒娇，就不可能找到男朋友。”胡教授说道。我目不转睛地看着他，还以为他这是在吓唬人，但我很快意识到他的态度是非常严肃的。
他解释说，中国人口众多，竞争激烈，所以男人越来越难以改变自己的命运。在1949年以前，生活还比较容易一些，当时一个男人出生的身份地位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今后的生活境况。但是随着共产主义同资本主义因素开始融合，男人面临着更大的出人头地的压力。但问题是，新的机会并没有像新的压力那样大，这使得许多男人感到茫然，而且无能为力。如果一个女人能够趁机介入，巧妙地使男人感到得到尊重，有人需要，被高看一眼，她就能够满足男人无法从工作或社会中得到的成就感。胡教授认为，这样撒娇便成了矫正中国社会制度内部的缺陷、不公平和不平等问题的一种解决措施，甚至成为确保社会稳定的一种手段。
我把胡教授的观点对琼作了解释。虽然琼一心要为国家的稳定做出自己的贡献，但她还是未能掌握撒娇作态、笼络男人心的技巧。“周末我同高中时的一些老朋友聚会时，他们都说，我之所以没有男朋友是因为我不会撒娇。”琼这样对我说道。
我在北京的大街上见过许多令人吃惊的撒娇情景——中国女子对着男朋友哭哭啼啼，就像汽车尾灯一样司空见惯。以前我从未意识到那是故意做给别人看的。更重要的是，我极力想象着琼也会施展同样的手段。琼在网上看过一些教女人如何一路撒娇，只为前往自己喜欢的餐厅就餐的视频内容（没错，网上确实有这类教学视频）。然后她就在我身上借机检验所学技巧。对于她的表现，我得实话实说：她看上去就像是一个患有消化不良症的马戏团小笨熊。在她笨笨地表演过几招之后，我总算明白了：她天生就装不出恭顺谄媚的样子。既然撒娇对她不灵，不妨试一试跟随北京最有魅力的女人学几天勾引术。这听上去更有希望。
我在离艾薇住处不远的一家高档川菜馆吃饭，希望借机把琼和艾薇两个位女士相互介绍一下（在离艾薇家不远处见面最容易，因为她总是介意在哪里露面）。琼和我刚一到达，就发现艾薇坐在一个角落的餐桌旁，头顶上烟雾缭绕。我们刚刚坐下，一位男服务员就走了过来，很有礼貌——几乎以谄媚奉承的语气，请求艾薇灭掉香烟。艾薇冷淡地回话说天色已晚，她认识老板，而且周围又没有别的顾客，我们没有打扰任何人。她挥手让服务员走开了。几秒钟后，她又把服务员召回，让他找一个烟灰缸（她此前一直把香烟掐灭在一碗香米饭里）。服务员看上去吓坏了，赶紧照办，就连他的蝶形领结末端似乎也以立正姿势竖了起来。
紧接着，她便笑脸盈盈地转向琼和我。随即我们就开始了交谈。我们了解到，艾薇是一位中国公务员和内蒙古舞蹈演员的女儿，难怪她具有一种非传统的美。她的眼睛比多数中国女性都大，长着一张比较明显的瓜子脸。头发收束在耳朵下面松散的发卷里，有些像玛丽莲·梦露的头发，只是颜色很黑，几乎呈紫色。我意识到她周身散发着一种魅力，甚至颇有些神秘感。她似乎能够随心表现出天真无邪的样子，从一个苛刻的女主顾变成一位很有魅力的健谈者。假如她是一只猫，也肯定是一只暹罗猫。
我们还了解到，她爱好赌博。仅在今年，她玩扑克牌就输掉了5万美元，但是并没有因此就远离赌桌。我怀疑有些赌博活动可能同她白天的工作有关。在过去10个月里，她至少去过两次拉斯维加斯。“不过我喜欢做的事情是打麻将。”她解释说，满脸天真无邪的样子（不妨想象一下：一些老奶奶们兴高采烈地摆上麻将牌，开展一番智斗的情景）。
看着琼和艾薇两人相互交流，非常引人入胜。虽然我们安排见面的目的主要是为了让琼向艾薇讨教同男人周旋的本领，但没想到，当晚的局面却出现了令人意外的情况。琼在聚精会神地听着，同时被艾薇的个人魅力、挥洒自如的风采和勾魂摄魄的本领深深吸引住了。我觉得艾薇对琼也是慷慨大方、倾囊相授，因为她也确实被琼深深地吸引住了。
在见到艾薇之前，琼一直在同男士约会方面苦苦挣扎。在母亲的执意要求下，她同意约会过几次，可是却找不到彬彬有礼的办法同她已经亲自见过面的一位男士逐渐减少接触。她的母亲以前代替她和那位男士在一个约会地点聊过天。那位男士是中尉军官，35岁左右，事业顺利，但是有一点古板守旧，极易情绪激动。琼同他约会过几次，但是热情却依次递减。“我觉得我不断同他见面，就是为了找一个让母亲能够接受的借口，不再同他见面。”琼解释说。
“我不能说他没有魅力，妈妈只会说这在10年内无关紧要。”琼说道，“我也不能说没有爱慕之情，或者我不喜欢他，妈妈只会说我肤浅。在她的眼里，所有的问题都会随着时间而消失。”
后来又经过四次约会，琼才找到了一个都够被目前所接受的具体借口：与她约会的那位男士不爱交际，属于那种被动攻击型的人！
“有的人表面上极力装出一副和气友好的样子，但是你能看得出他们是在生气，这种情况你知道吧？”她问道，“因为我真的不喜欢这个男人，所以在约会时，我会开始故意迟到一点。他极力掩饰自己的不满，最终却以很奇怪的方式发了火。他开始询问我的职业，我的工作要求，并问我是否打算减少工作量。我对他说不想这样做。然后他又问我们是否可以彼此多发些短信，以建立更密切的关系。我也对他说这样做有困难，因为我很忙。接着他的眼睛开始抽搐。他有些咄咄逼人地责备我工作时间太长，告诉我这样做会使我变得不那么温柔，缺少女人味。后来他又非常客气地请我去看电影。”琼把这些情况都对母亲说了以后发现，她还是不肯罢休。“他一心想留个好印象。”母亲解释道，“他千方百计掩饰自己的真实感情，这很正常。”
艾薇认为，琼的主要问题是她不是一个“花瓶”。大多数中国男人都希望自己的女人成为花瓶。琼很漂亮，但是她也非常开朗自信，男人并不总是欣赏她这种做派。艾薇继续进行全面分析，在分析过程中，艾薇认为，琼从小就是一名非常出色的学生，有可能只有以研究的方式学习掌握新技能才会感到得心应手。但是同男人打交道时，这样做却不是最灵验的。
作为授课即将结束的一种表示，艾薇讲述了她最近与一位房地产大亨幽会时的一些不堪入耳的细节。她停顿了一会儿，又接着解释说，尽管她的服务得到了慷慨补偿，她也感到非常疲惫。“我很快就要退休了。”她说道，使我们大吃一惊。“我要在春天找一个丈夫。”她补充道。她所说的退休，实际上就是准备结婚。
艾薇接着解释说，她已经明智地为未来的生活进行了投资，因为她知道自己作为情妇的市场价值会随着年龄的增长不断下跌。实际上，她的生活并没有完全依赖当情妇的收入。就在她成为情妇的时候，她已经在从事着影视发行工作，如今她还干着这一行。她经常出席明星云集的电影首映式，为业内大佬充当生意经纪人。就这样，她开始进入了一个与她一出生就接触的那些人截然不同的社交圈。随着她所得的佣金滚滚而来，再加上最初同几位有钱而且常常是已婚男人的婚外情收入，她终于能够信心满满地开展业务了。在一个外表长相就意味着一切的行业里，她突然之间可以修饰打扮自己了，非常在行地配备各种名牌女包，最终还购买了一辆闪闪发光的保时捷卡雷拉豪车。既然她已经为自己和父母（她对父母一向很慷慨）挣得了非常富足的生活，现在也应该考虑终身大事了。
“你将来会为丈夫的忠诚担心吗？”向来喜欢刨根问底的学生琼问道。
“他会欺骗我，有地位的男人总会这样做。关键是要找一个非常精明，不让你知道底细的丈夫。以我的经验，坏男人会愚弄你一次，好男人则会永远愚弄你。”艾薇说道。
那时，仅凭我对中国婚姻的了解情况，我无法断定艾薇的看法是极为悲哀，还是极为明智。对于她来说，不忠诚是婚姻中在所难免的事情。在当了这么多年的情妇之后，艾薇将来也准备对丈夫不可避免的轻浮行为视而不见。也许这是她对自己越轨行为实施的一种惩罚，一种业报。无论如何，琼对于这种做法并不认可。
“我想我并不接受这种做法。”琼态度坚定地说道。
“在婚姻方面，我们都有自己的各种条件、标准、要求和责任。”艾薇以其典型的镇静自若的方式回答道，“你只需要清楚地了解自己最重视哪些方面，然后做出相应的重点安排。”
“如果你感兴趣的人不符合任何条件或要求，那该怎么办？”琼问道。
“嗯，那就是爱情。”艾薇回答道，左眼里闪动着一种知情者的光彩。
还没等琼提出另外一个问题，艾薇拎起小提包，咔嗒一声推开大门，直奔自己的保时捷豪车，随后飞快地驶进茫茫夜色中。
在艾薇的汽车灯光消失了很长时间后，琼和我仍然在咖啡馆外面交谈着。我可以看得出来，琼显得非常愤怒，正在琢磨着自己刚刚了解到的所有情况。因为她自己没有车，所以我主动提出让她坐上我的那辆热橙色电动小轮摩托车（是一家中国厂商仿造意大利的Vespa摩托车生产的产品）。虽然这辆摩托车看起来挺可爱，但是在没有充满电时，它的动力只相当于中等的篱笆修剪器（当天晚上就是这种情况）。所以摩托车刚一启动，并不会立刻轰鸣着疾驰而去。当我们最后逐渐加快速度，顶着冷风一路行进时（当时是3月初，来自西伯利亚的北风非常强劲），我们都禁不住放声大笑起来。“二奶开着豪车飞速地回家了。两个拥有研究生学位的呆子坐着电动摩托，冒着刺骨寒风，一路颠簸着往家赶。”琼这样自嘲地说道，仍然大笑着，那音量要是被她母亲知道了是绝对不允许的，“读耶鲁大学也不过如此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