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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中国家长都依照大自然中的事物给女儿起名字（比如莲、芳），但是艾薇（Ivy）这个英文名字却来自第一个同她有性关系的有钱已婚男人。“他被我的大长腿给迷住了。”艾薇说道，“既然我觉得这个名字适合我，就保留下来了。”
艾薇的大长腿名不虚传，就好像任何植物都不易攀爬上去的两个棚架。但是要不是她心气高傲，执意地想让自己的生活大大提升一个档次，她那双大长腿能否给她带来如此丰厚的回报还很难说。
“中国男人想要的老婆得有四个特点！”她摆出权威的派头，一边喷吐着烟雾，一边这样解释说：
“1.容貌漂亮；
2.体贴贤惠；
3.任劳任怨；
4.对于丈夫的欺骗行为视而不见。”
“他们想要的基本上就是一个童话。”她说道，“难怪他们必须要到别处去满足自己的全部愿望。”
仔细打量一下你会发现，艾薇长得确实漂亮，但是按照中国标准却说不上体贴贤惠。她吸烟的那种架势我从没见过：刚刚吐出烟雾，紧接着又吸入一口，那劲头就好像一条龙往鼻孔里吸烟一样。她很少微笑，不过她却能聚精会神地倾听别人讲话。她既坦率又很有底气地谈到了自己如何通过实现别人的童话来换取自己的美丽结局。
艾薇来自二线城市成都的一个中产阶级家庭。她靠着自己姣好的面容、坚定的决心和艺术才华，考取了中国一所最具传奇色彩的戏剧学校——那里不断地培养出才华横溢、极具魅力的女演员和电影明星。艾薇尽管也有才华，但是她觉得自己根本比不过那些社会人脉更广，更有靠山的同学和校友。在对自己最有市场需求的才华优势进行仔细评估后，艾薇觉得自己那双美腿就是她步步升高的最大资本。有了这种想法之后，她很快就在一次朋友邀她参加的学校商业社交活动中遇到了一位男士。艾薇看到这位男士开的是最昂贵的阿斯顿马丁豪华轿车。于是，她便利用自己的修长美腿来吸引他的眼球，不久就找到一个新职业，做起了这位男人的情妇。
在这里值得一提的是，婚外情一直是中国封建王朝的发展动力。中国历史上最有权势的女人武则天起初仅仅是皇上的宫中才人。后来她残忍地鼓动当朝皇上对付自己的儿子，将自己仅仅活了七天的女儿的死嫁祸给敌手，最终成为中国历史上掌有至高无上统治地位的女皇。在中国5000年的历史上，她也是作为皇帝正式统治中国的唯一一位女人。
如今尽管通过风流韵事和婚姻手段取得财富、地位的做法有所收敛，但是在中国仍很盛行。中国在转向市场经济的过程中，为寻求财富者提供了一个机会遍地、前途无量的新天地。使这一过渡时期变得更加吸引人的是，中国从一个基本上没有雄厚家底的国家逐步迈向一个成熟的镀金时代。30年前，除了同政府的特殊关系外，各个阶层之间差别很小。城市里的专业人员全都居住在工作单位分配给他们的相同水泥建筑物中，在大体上一样的单位食堂里用餐，在同样的社会经济圈里结婚——常常由单位领导牵线安排。他们生活平淡，受到严格管制，没有工作单位的同意，夫妻甚至不能离婚，离婚要求很少得到批准。
当时婚姻制度根深蒂固，是成人的必要先决条件，就连赠送结婚礼物也要遵循一定标准。20世纪80年代，按照当时习俗，新郎父母要为他们的新过门儿媳妇提供“三转一响”四大件：自行车、手表和缝纫机，外加收音机或闹钟。到了90年代，这些结婚大件又升级为电视、电冰箱和洗衣机。但是自从中国的经济蓬勃发展以来，结婚的大件家用物品的标准就没有上限了。仅在2000年与2015年之间，中国的中产阶级就从500万人增加到2.25亿人，预计到2020年会再增加5000万人。同时，中国在1998年建立商品房市场以后（此前所有房地产均属于政府），房价飙升，对于象征个人地位的住房和小汽车产生了堪称魔鬼经济学般的市场影响。
除了这种想要通过婚姻来获得物质财富的渴望以外，还有一句中国的媒人们已经参用了数百年的永恒格言，即“门当户对”。这句话的基本含义是婚姻伴侣应该来自类似的家庭和社会经济背景。男方的家境最好略微优越一些，这样可以名正言顺地成为户主和养家糊口的人。尽管这普遍被视为理想状况，但是中国暴富阶层的出现，加上贫困阶层的继续存在，以及迅速壮大的中产阶级眼界开阔，胃口也越来越大，所有这一切使游戏规则发生着急剧变化。与印度或其他严格推行种姓制度的国家不同，中国任何背景的女人都可以通过傍大款迅速过上更好的生活。对于那些胆识过人，不厌其烦地积极寻找门当户对的男友的女人而言，巨大的利好在等待着她们。
“水涨船高”，X博士这样说道。当初我在撰写一些有关中国婚姻问题的文章时找到他，请他提供一些情况。他担任过政府官员，还是一家促进中国与世界各地文化交流的神秘的非官方机构的常务副主任，对两位美国婚姻顾问在中国的工作起到了积极推动作用。我们初次见面时，他将我请进了他的办公室，还沏了一壶上等好茶款待我。
此时，我对于中国婚外情问题的了解还很肤浅。那时他的一些观点显得非比寻常。
X博士的一番话说得从容自信，容不得你不把话听完，尽管我从道义上不同意他所讲的观点。我问他为什么情妇现象屡见不鲜，尤其是在像他那样有地位的男人中间？他教会了我一个新词——精神。按着X博士的解释，精神（译成英文是vitality）就是精气神，激励着男人不断地追求比自己年轻一半的女人，让她们陪伴身边，给自己增添活力。
要是将X博士说得一无是处，那也未免过于简单化了。他毕竟代表着中国男人中一小部分人，不断追求着对自己有利的各种职位。在我看来，他的生活就是推开一道道转门，不断地周旋在瑞吉酒店、丽兹酒店和昆仑酒店之间，与人约会见面（既是为了处理公事，也是为了消闲娱乐）。但是，他以远远超过同时代人的热情扮演着登徒子的角色。他穿着考究，在这一点上，大多数中年男性望尘莫及。尽管头上几乎看不到白发（中国男人不像日本和韩国男人那样在购买面霜和爽肤水上花费巨大，但是他们在染发膏上却毫不吝啬），大多数精英似乎都穿得一模一样，单调乏味。X博士是个例外。他实际上是个花花公子。深冬季节，我见过他身穿蓝白相间的格子便装，俏皮地佩饰着带有红色与黄绿色涡纹图案的丝绸方巾。他喷洒古龙香水，富有幽默感，喜欢在国外旅游。他说，有一次去巴塞罗那旅游后他就喜欢上了西班牙火腿，带回了一整个猪腿和切火腿的专用铁架。他说到西班牙火腿时表现出的热情，甚至超过了我见过的任何一位西班牙人，也胜过把吃西班牙火腿当作一种宗教体验的我的那些伊比利亚半岛亲戚们。
“在这个世界上我想要什么几乎就能得到什么。”他说，刚刚还告诉我还有两个西班牙火腿就要邮到了，“除了妻子。”他说这话时显得有些遗憾，也颇为失望。只有深入了解我们的谈话内容，才能明白为什么。
X博士在20多岁时结过婚，但是婚姻只维持了一年。现在他已经50多岁，看起来他非常想再婚。但是据他自己透露，唯一的问题是他想娶的那种女人都对结婚不感兴趣。“她们有许多追求者，宁愿自由自在地单身，同时从几个男人的追求和财产当中得到好处。她们可以从这种关系当中获得很多实惠。”
我感觉X博士所说的实惠并不是指通常送给情妇的珠宝、名包、汽车或其他任何礼物，以换取她们陪伴在身边。我正想要求他详加解释时，他抢先一步开口，让我眼界大开，见识了充当情妇的新境界。“这些女人要有的装饰品几乎都有了。她们也有车有房。物质财富已经不是她们想要的了，她们追求的是人脉和资本。”换句话说，她们当情妇是为了扩展人脉。
X博士接着取出手机，亮出了几个女人的照片。他飞快地说出了她们从几个男人那里得到的一系列好处。有一位女人获得了将近100万美元投资，准备推出自己的系列化妆品。另一位女人获得了200万美元，用于成立自己的广告公司。还有一位目前在巴黎做生意，当年利用从情夫那里获得的资金推出了自己的系列时装产品。“当她们不再需要资金的时候，她们就追求人脉。”
X博士披露的情况完全颠覆了我对中国两性问题的预想。按照他的说法，这些女人（此处指情妇）最后都是如愿以偿。她们是精致的投机者，利用男人大捞好处。尽管这一发现使人坐卧不安，我还是禁不住在想：这是否表明中国的两性不平等问题比我原以为的更加严重？X博士描述的各位女人听上去头脑机敏灵活，能力极强。而且从他显示给我的照片来看，那些女人也比她们依附的那些男人漂亮多了。
如果那些女人需要此类男人的“赞助”，因为中国的两性社会地位决定了这是她们唯一出人头地的途径，那又当如何呢？这看上去像是一种激进的理论，但是我也不想立即加以否定。虽然对于“妇女能顶半边天”的说法一直存有各种争议，我早就认为中国妇女的半边天并不那么阳光明朗。我很清楚，在中国，许多生意都是在饭桌上成交的：先是要喝大量白酒（一些有名的烈性粮食酒），然后再去KTV包间唱歌，女人们则充当“陪伴娱乐”的角色。由于这些原因，女人通常并不参加这类活动，除非她们也要娱乐招待别人。
有一位中国媒体人物、女企业家，也是中国女性主义的最坚定代表人物。她曾经对我说，她经常掏钱让一些男员工去陪同潜在客户喝酒，因为她知道拉关系的最佳机会都在下班后出现，但是她本人不便参加。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格温多兰·德贝休恩（Gwendoline Debéthune）也对我表达了相同的态度。他的博士论文剖析了中国一些省份存在的如下现象：如果男人（可能是女人的丈夫）不签字，女人就得不到创业所需的小型贷款。把这些事情串联在一起后我就开始琢磨，如果一个女人在创业时缺乏看似必要的男人人脉，要想获得成功是否就特别难？
X博士接着对我讲述了他不久前在上海参加的一次相亲活动。我对这种活动如何举行只是略知一二。一些手里有闲钱的中国男人，交上几千元钱人民币就可以去约会那些符合男人严格要求的百里挑一的女人。这些要求一般包括比例匀称的身段和白净的皮肤。抱着很高的希望参加完相亲活动后X博士说，他很感兴趣的那位女人亲口对他讲，当时她正在和另外5位男人谈恋爱。“我并不想同他们当中的任何一位在不远的将来结婚。”那位女人这样直截了当地对他说，这一定使他的精神受到了很大打击。
当我正在苦苦思索着这其中的含义时，对于X博士而言，这却是世界上最自然的事情。他认为当情妇在女人的个人生活和职业发展过程中只是很合理的事情。实际上他认为，聪慧、勤劳的女人（换句话说，就是那些我认为最没有可能成为别人情妇的女人）才是最好的，因为她们所受的教育和生活经历使她们更加有事业心。
但是我并不认可他的观点。
魏武军被看成是中国的夏洛克·福尔摩斯，不过他并非戴着一顶猎鹿帽，手里也没有拿着烟斗或放大镜。他最有名的特点就是爱抽中南海牌香烟（老牌的中国香烟），还能够神不知鬼不觉地将全球定位跟踪装置安放在出轨丈夫的汽车底下。魏武军人称“二奶杀手”。这位60岁的私人侦探在追踪二奶方面名气极大，前不久在上海电视台公开宣布退休，因此他的私人电话不会再度响起。
“中国的大多数私人侦探都是在跟踪调查二奶的情况。”他对我说道，“我以此为生了20年，也赚了不少钱。我最后开的车比一些客户开的车还好。”
魏武军讲述了一个让他难忘的案件。一位生活在广东的台湾商人包养了8个情妇。“那是在1995年，对于台湾人来说，在大陆包养一个情妇是很平常的事情。当时中国的生活费用非常低，你可以每月花费3000元人民币（430美元）包养一个。”
一个已经有了妻子和两个女儿的男人为何还要再添上8个女人，我实在不明白。但是魏武军却认为这是平平常常的事情。事实上，我们提到的那位台湾商人（就称他为“野生燕麦”吧）同他的妻子事先已经安排好了。他的妻子不仅同意他搞婚外情，而且还经常同他的情妇们在一起打麻将。
当“野生燕麦”决定为他的弟弟（也是家族生意合伙人）找一位“二奶”时，情况变得很不妙。虽然他弟弟的妻子并不反对丈夫有出轨行为，但是她没有生儿子，因此担心丈夫（就称他为“小燕麦”吧）会同这个情妇生出儿子来。
于是，她便给魏武军打来了电话。
“寻欢作乐的代价很高，但是生孩子的代价更高。”魏武军说道。他进一步解释说，“小燕麦”的妻子并不担心多出一个孩子，而是担心家庭财产受到损失。事实证明，二奶们常用的手段就是为包养自己的男人生个儿子（如果怀的是女孩，则有可能堕胎），因为生养一个男性继承人就意味着她们有权长期获得经济支持，也不用担心有朝一日人老珠黄，无法依靠出卖色相生活。
在中国，非婚生子女的“社会抚养费”很高。未婚父母生育的孩子不被接受，甚至当年也无权上户口。早些年，没有户口，孩子不能上学，不能享受基本的社会服务，甚至也不能申请办理身份证。这些限制刺激催生了假户口黑市。“二奶”和包养他们的男人所生的孩子就是这样取得了合法身份——只要魏武军事先无法进行干预。魏武军承认，在私人侦探职业生涯中他至少有一次参与了直奔产房的急速追踪活动，当时就是为了揭露一个男人与其情妇去医院生子的老底。
魏武军解释说，无法通过生育途径获得经济联系的情妇常常经商。“她们开美容院，或是豪华精品店，这都是她们非常熟悉的领域。”他说道。但是，如果投资不善，或者没有经商头脑，随着她们年老色衰、失去市场价值，很多情妇退休时经济状况大不如从前，自己都很难适应。“她们最后每天只能孤独地生活。”他紧接着又补充道，“我认为最幸福的就是那些最终能够结婚的女人。”
即使结婚也是艾薇人生计划的一部分内容，但她并不着急。虽然她只有27岁，可她给人的印象却比实际年龄大不少。我第一次见到她时，她手腕上戴着卡地亚手表，小臂上挎着迪奥女包，耳垂上的香奈儿耳环熠熠生辉，身穿收腰的巴宝莉羊绒风衣，脚蹬一双饰有小巧金色蝴蝶结的路易威登漆皮高跟鞋。她简直就是奢侈品的真人秀模特，而且令人吃惊的是，她将所有奢侈品都穿戴得有模有样。
“在许多中国男人眼里，漂亮姑娘只要离开男人的支持就变得毫无用处、完全落败。”她说这话时，我们正坐在离她的公寓不远处的一家小咖啡馆里品尝着香港风味的甜食。我们周围全是皇家气派的紫色丝绒家具，数不清的明亮镜子，还有几盏旋转的枝形吊灯。我觉得这种装饰风格似乎已经成为中国暴发户的身份标志。“精明的姑娘需要漂亮得不让人提防，不被视为很大的威胁，那才叫精明。”她又补充说道。
“要是一个女人既精明，又漂亮呢？”
艾薇断言：“那她很可能更吸引男人。”
在同艾薇见面前不久，我从中国媒体上看到的一则新闻报道，该报道披露了上海财经大学一位丁姓学生因开办“二奶中介”被捕的事情。据称，他从中国14所名牌大学中招聘女学生，其中包括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每年收取服务费40万至60万人民币（相当于6万至9万美元）。作为交易的一部分内容，他甚至还向潜在的客户许诺提供这些女大学生的学习成绩单和英语能力考试证书复印件。这一条新闻使我感到非常惊讶，因为我一直有这样的印象：中国男人回避聪明伶俐的女子。结果，事实证明，他们在找妻子的时候确实如此。但是就情妇而言，正如X博士暗示的那样，聪明漂亮的才特别有魅力。
关于这种倾向有一种历史上的解释。近在20世纪初的中国，青楼、高等妓院或者其他指定场所具有非常重要的社会意义。男人们可以在那里找到如今所说的情妇。男人是否具有阳刚气质，由他们在那里遇到的官妓来褒贬评说，因为官妓就是品评男人的教养、所属阶层，以及文雅程度的行家里手。甚至还有一些指导手册专门指点嫖客们在同官妓相处时如何表现得行为得体。如果一个男人行为不得体，就会受到羞辱、嘲笑，甚至还有可能被其他嫖客视为“乡巴佬”。
这对于普通妓女来说也是一样。虽然她们的地位低于官妓，但是她们仍是属于社会上的精英女性之列，同贵族、学者、政府官员等类人物接触。除了鱼水之欢以外，她们还以音乐、诗歌、唱曲和舞蹈来愉悦嫖客。中文里的“妓”字，意思就是“表演歌舞的女子”。
在唐朝（618—907）甚至专门设有被称为“教坊”的政府机构，专门对妓女开展音乐、舞蹈、文学、书法、棋艺，以及文雅的饮酒游戏等方面的技能训练。教坊被视为一种音乐机构或高等女子进修学校，在它兴起的时代，女性被普遍剥夺了受教育的机会，从而使得颇具才华的妓女成为男人们躲避无辜普通妻子的向往对象。由于自身的世俗性和特有声望，她们有机参与“贤惠的”女人永远沾不到边的各种场合和谈话；她们的才华与魅力也使她们深得男人和诗人的宠爱。黄原竟（Ginger Huang）在《汉语世界》杂志中指出，在《全唐诗》收录的4.9万首诗歌中，有4 000首诗歌的内容同妓女有关，136首诗歌的作者本身就是妓女。
在当代中国，政治与婚外情的关系仍然错综复杂。一位调查这些腐败案件的警官在接受《每日邮报》采访时说：“很多时候，每一个成功的女人背后都有许多坏男人。”
2000年，对中国的腐败案件进行过一次调查。庄思博（John Osburg）在其专著《产生财富：中国新富阶层与精英男性的崛起》（Engendering Wealth : China's New Rich and the Rise of an Elite Masculinity）中披露了上诉调查结果：93%的腐败案件同情妇有关，那些被判刑的男性贪官黑幕往往都是由其情妇们在证词中揭发出来的。某位男士曾经说过，“在这个世界上，只有女人的吻能让你难逃厄运。”
回想一下女皇武则天，我们可看到中国当代情妇同古代那些嫔妃小妾们并无多大差别。想当年她们也是尽量利用女色接近高官显贵，以此获得敏感的商业秘密，扩展人脉。尽管这并不能体现出男女地位的平等，但却对于奇特地持续了数百年的体制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此外，这种情况还进一步突出了上述女子的重要地位。无论意识到与否，她们通过获得大量财富和影响力，也许对社会中普遍存在的男女不平等现象有所矫正，但与此同时却牺牲了其他女人（即男人妻子）的利益，使得这种不平等进一步加重。
不论好坏，情妇现象在中国文化里根深蒂固。
根据网站SuXiaoman.com（这是我从已关闭的Xeixe.com上了解到的网站）的解释，小三同二奶有很大区别。一般认为，二奶是一些更加自私的情妇，她们勾搭男人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得到钱。而对于小三来说，感情则比经济利益更为重要。
根据上述网站的解释：
1. 小三将风流韵事视为真正的感情关系，而二奶只是向钱看。
2. 小三同自己喜欢的男人在一起，而二奶同男人在一起却是她的职业需要。
3. 小三想要听到的话是“我爱你”，而二奶想要听到的话却是“我养你”。
SuXiaoman.com这家网站总结道：在当今社会，妻子是管钱的人，二奶是要钱的人，小三只是需要爱情的人。
我把这些定义讲给了X博士听。X博士没有反驳上述定义，并且还有所发挥：“按着中国文化传统，女人应该嫁给一个受教育程度、社会地位和经济收入都比她强的男人。如今，考虑到中国女人已经取得的所有成就，符合这类单身女人要求的男人并不多见。因此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有些女人就成了情妇。”
虽然我难以想象艾薇由于合格的男人数量匮乏也成了情妇，我仍然决定打探一下。“这并不是个艰难的决定。”她说道，“我不是男人们要娶的那类女人，但事实证明，我是男人们想要有暧昧关系的那类女人。我不想改变自己的本性，只想利用自己的本性。”
她说话的时候，我禁不住在想她同克里斯蒂、张梅和其他我所认识的中国剩女有多少相同之处。艾薇为人机智，雄心勃勃，极为独立（看上去也许并不明显）。“同几个男人相处，使我既有自由，又有资源，可以避免成为他们当中一个人的私有财产。”她很少这样动情地承认道。她的这种想法，使我想起了早些时候，在干完一周特别繁重的工作后，克里斯蒂同我进行的一次谈话：“我并不想这样拼命工作，我这样做，是因为我想知道我可以养活自己。”中国的小女孩在成长过程中常能听到这样的说法，“学得好不如嫁得好，”张梅在一次上课时对我解释说，“这是一种愚蠢的想法，也是一种非常危险的生活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