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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梅（音译）来自哈尔滨以外的一个小镇，距西伯利亚边境不到两小时的路程。哈尔滨是中国东北气候寒冷的黑龙江省省会城市，因一年一度的冰雪节举世闻名，吸引着数百万游客纷至沓来；富有传奇色彩的东北虎林园同样名冠天下，游客们可以自愿成为现场观众，观看虎园里有名的喂虎场面；也可以根据美味菜单选购鸡肉、鸭肉、羊肉和牛肉，抛给那些从来都吃不饱的猫科动物，看着它们大吃大嚼，享用美味。
虽然张梅为自己来自冰雪之乡而颇感自豪，也深谙各种抵抗严寒的绝技，但她还是在取得历史学硕士学位后离开了哈尔滨。那一年，她24岁，她应该把自己所学的知识全都派上用场，看看在大城市里能找到什么样的工作。但是要说服父母同意她闯荡北京并非易事。父母认为她到了这个年纪也该回到故乡小城，在父亲工作了30多年的银行里找个稳定的正式工作，安安稳稳地过日子。她还有一个姐姐，名叫张晨（音译）。因为父母当年所生的第一个孩子是女孩，所以可以生二胎。张晨在21岁时就结婚了。她没有上大学，因为她对经营自己的服装摊位更感兴趣。她一直在追求着自己的这个梦想，并且获得了一定成功。张梅也要努力追求自己的梦想。她同父母讨价还价，要在北京“自由”闯荡三年——在这段时间里她足以获得一些扎实的工作经验，并许诺在30岁之前回到哈尔滨。
我们应该记住，在过去30年里，中国总共有3亿人从农村迁移到城市地区，为了寻找更好的教育、就业和生活机会。这种人口迁移活动除了促进中国经济蓬勃发展以外，也正如《金融时报》知名记者雅米尔·安代利尼所说的：“这是地球上每年一度规模最大的哺乳动物迁移活动——蝙蝠每年的迁移数量为9000万，位居第二，被远远地甩在后面。”
在农民工当中，大部分是女性，因为农村男性要留下来种地，或者打理家庭生意。我们在这里强调这一点很重要，因为剩女经常被说成是一些“受过良好教育，有抱负，有职业前途的城市女性”。然而这只是正在发展着的更大格局的一个方面。剩女也不仅仅是个标签，更代表着同学历、工资、民族、身份无关，甚至同城乡差别也无关的一种心态。
我来到北京后不久就遇见了张梅，因为她是我的中文老师，当时她25岁。在语言学校第一次上课时，女校长先让3位老师给我上小课，然后我可以从中选出一位最喜欢的老师。试讲结束后，张梅明显就是那位我最喜欢的老师。当时我不会讲中文，她也几乎不会讲英文，我们无法沟通。但是她那种富有表现力的天性和猫跟鞋上毛茸茸的大绒球深深地吸引了我。
有一天晚上在上课前，学校里的另一位外国学生突然闯进了走廊，两个眼睛肿得像河豚。她刚刚同相处了几年的男友分手，一路哭着来到了学习中心。当我正想说几句话安慰她时，张梅走上前去，顽皮地拍了拍那位姑娘的肩膀：“没事。”以前我也听过这句话，中文的意思相当于“Hakunamatata”（斯瓦希里语，意为“从此后无忧无虑”）。张梅对我也曾说过同样的话，当时我遭遇到一场摩托车事故，左腿正面流血不止，一想到要去当地医院缝几针可把我吓坏了。但现在，走廊里的那位姑娘还是显得不太相信。“你现在自由了。”张梅对那位仍然伤心的姑娘说道。这时，那位姑娘的瞳孔像是要突出变形一样。显然，要成为“自由女神”的前景并没有使她得到安慰。
张梅和我走进小教室关上门后，我还对走廊里的那个女学员表示了同情。接着张梅在我的肩膀上轻轻地拍了一下：“哎呀！”她发出一声感叹（这种情况下，中文的意思是“别再胡说了！”），然后就教了我下面这句话，它后来成为我在中国定位浪漫关系的明确指南：“爱情属于青少年，但是说到婚姻，必须要讲究实际。”在我们解决了句义的翻译问题，而且我确信自己也明白了她的本意后，我觉得有些恼火。湿纸巾和工装裤同样都是非常实际的东西，难道它们也能构成婚姻的基础？
我要求她再详细解释一下，看看是否有什么细微含义我没有理解。但是使我感到惊讶的是，她以家乡东北虎的坚韧劲头为自己讲过的话进行了辩解：“有的时候可以浪漫，有的时候必须负起责任来！”她这样说道。毫无疑问，她坚持认为，这两条线不可能交叉在一起。
张梅26岁那年，她的父母开始催她回家结婚。根据他们的计算，女儿在北京生活的3年已经大大超过了期限，需要开始考虑自己的未来。她的同学大多数已经结婚，邻居们也开始议论纷纷。渐渐地，母亲总是在她的耳边唠叨结婚的事情，每当她打来电话问长问短时（晚饭吃什么了？北京的天气怎么样？你涨工资了没有？巧克力吃得少了吧？），就开始插入一些有关家乡的姑娘结婚、怀孕的最新消息。“你啥时候回家把人给我们带回来？”她的母亲接着总是这样低声说一句。张梅的回答则是一成不变：“最近工作太忙，没时间考虑这种事情。”
“如果年轻女人不必离开家乡去寻找更好的教育和就业机会，中国就不会有剩女！”有一天在上课时，张梅语气非常坚定，也带有一丝苦涩地说道，“只因为我们离开家乡，才出现这种情况。在家里，一切都很简单。即使你自己不主动找对象，你的父母、亲戚和熟人也会给你介绍几个。最后，你会同其中的一个人结婚成家。但是在北京这样凡事都要自己去做的大城市里，情况却完全不同。”
如今28岁的张梅居住在一个像宿舍一样的小房间里，离工作单位有一个半小时的通勤路程。她与另外8个女士共用一个浴室。作为一名私人语言教师，她每周经常是7天随时听候召唤，这具体要看老板有多仁慈。虽然她享受着来到大城市后给自己带来的“自由”，但是她也认识到：这使她在某程度上成为“另类人物”。
张梅面临的最大难处是，每次回家探亲总会有人对她说，那些没有上大学的高中同学都已结婚，有了孩子。“我见过以前的那些女同学，她们就像旋转的陀螺一样，永远围着丈夫、公公婆婆和孩子转。我不想过那样的生活。”
听着她的诉说，使我明白中国是如何变成世界最大经济体的。尽管还存在着各种不足，但中国是一个有远见的国家，让女性也积极参与到了实现经济发展目标的过程中来。年轻的中国“打工妹”是这一发展计划非常奏效的重要原因。她们成群结队地涌向工厂，组装耐克运动鞋和iPod音乐播放器，使中国跻身于世界工厂之列。这些打工妹用自己挣来的钱养活父母，为家中兄弟支付婚礼费用，或者为妹妹缴纳学费（在家中有不止一个孩子的情况下），略微体会一下手里有钱的滋味，然后再回家结婚，尽自己的责任。如今她们仍然是经济发展的强劲动力，也越来越多地离开工厂去进修学习、走进大学校园。这一段经历也使她们更加难以返回到传统的生活当中。
使问题变得更加复杂的是，许多年轻的打工妹在合格男性不多的就业环境里找到了各种粉领工作。“我真正打交道的那些男士都是已婚男士。”张梅说道。她指的是那些来自韩国和日本的中年职业男士，他们构成了张梅所教学生的主体阵容。她所有同事都是年轻女性，其中许多人同她的情况类似。她经常在周末同她们约会，主要是吃火锅、看电影或者去KTV。她们的夜间活动开始得较早，在五点半或六点吃晚饭，最晚夜里十一点回家，为的是赶上返回住处的最后一班公交车。
这些业余生活无助于遇到心仪的男友，所以张梅的一位同事就决定大胆地尝试一下网上交友约会。她照了一张自拍，让刘海半遮住眼睛，俏皮地撅起了嘴唇，在脸旁伸出两个手指，摆出亚洲女孩拍照的典型的v型手势。她将自拍照上传到网上时还写下了这样一句话：“我登录这个网站，是因为平时我身边都是一些已婚男士。”几天后，她收到了一位年轻绅士的回信。这位男士戴着黑边镜框（好像没有镜片），留着又短又直的头发，脸上带着同样俏皮的微笑。他在回信中写道：“我登录这个网站，是因为平时我身边都是一些已婚女士。”
她对此很感兴趣。随后他们开始在网上聊天。她很快发现，他是一位专门给儿童拍快照的摄影师，每天都同活泼的婴儿和喜形于色的母亲们打交道。他们两个人继续约会了几次，但是没有产生任何结果。不久，两个人又回到了整天同已婚异性打交道的日子里。
张梅也尝试过网上约会，但是她对于结果守口如瓶。她只是说：“我给几个男士发了短信，但是我感兴趣的男士没有一个回信。”事情就这么结束了。
在跟张梅学习的过程中，中文的各种特点使我感受到无穷乐趣。英文avocado在中文中称为“鳄（鱼）梨”（alligator pear）。这只是体现出中文神奇的视觉特点的其中一个实例而已。更可乐的例子是屁眼，翻译成英文就是“the eye of the butt——屁股的眼”（这也是中国人谈论屁股的独特方式）。同样，“骑驴找马”这样的表达方式，也是同当地人进交谈的有趣话题。“骑驴找马”翻成英文就是“riding the donkey while looking for the horse”，当我发现它既可用于形容找男朋友，又可以用来形容找工作时，就更有意思了。mo gu与mu gou也是我努力要辨清的两个词。mo gu的意思是“蘑菇”（mashroom），mugou的意思是“母狗”（female dog）。由于发音不准，我多次在餐厅吃饭点菜时点过mu gou。幸运的是，在中国大多数地方吃狗肉是违法的。在广东等地狗肉是冬季里的美味佳肴，但在北京出售狗肉的餐厅并不多。每当我要点蘑菇这道菜时，虽然发音不准，服务员最终也能明白我的意思。
接下来还有三个不可能搞错或弄混的小词：wo ai ni（我爱你）。在英文中这三个词的意思“I love you”。这可能是除了“Hello”和“Glad to meet you”以外，中国学生在英语课堂上学的第三句话。在中国，我见到这句话几乎写在了包括笔记本、床单、壁纸和美味早餐在内的所有东西上。在我洗过牙后，我的牙科医生甚至送给了我一个上面写着“I love you”的促销钥匙链。其实送给我一支牙刷反倒更合适。
尽管“I love you”在中国似乎随处可见，但是由于我对中国人的亲密恋爱情况一无所知，所以我或多或少地只能假设中文里的“我爱你”用得更加严肃一些。“不。”张梅解释说，“对于我们来说，‘I love you’有另外一种语言的美，它简洁、通用、含蓄。但是‘我爱你’在很大程度上还是一个新鲜事物。”
我很好奇，想更多地了解一下。于是我就给30个中国好友发去了电子邮件。大约有25人给我回了信。我知道这并不是一个有代表性的，或者是科学的调查结果，但我发现结果却比预料的更有启发性。
在我联系的朋友当中，20世纪70年代出生或者更早出生的人没有几个承认曾经说过“我爱你”。有位38岁才结婚的朋友跟我讲了一段往事：有一天下她同丈夫一起看了一场电影。电影根据约翰·济慈创作的一篇小说改编，里面的人物运用了很多表达情感的热情洋溢的话语。
电影散场后，她丈夫说电影中的男主角真心爱着那位女人，因为他讲出了许多心里话，但实际上他却很少用实际行动给她带来幸福。“爱情并不是嘴上说一说就行了。”这位好友在回复我的电子邮件中这样写道，“如果你爱一个人，你就要关心他/她，尽一切努力让他/她感到幸福。”
但是，那些出生在20世纪80年代的朋友对此却有着不同的看法。如何说出、何时说出“我爱你”，这个问题使他们备受折磨。大多数人承认，这句话说出来后不是场面难堪、不可收拾，就是让人笑掉大牙。张梅说，自从中学谈过恋爱以后，她爱自己的那只猫胜过爱任何一位男人。她有一位已婚朋友认为，“我爱你”就是“促成结婚的傻话，婚礼一结束就再也不说了”。在从没有说过，或者很长时间没有说过“我爱你”的那些人当中，许多女士尤其表示很想有一天找到说出这句话的感觉。克里斯蒂把“我爱你”称为“非常私密、难以说出口的话”。然后她又面带微笑，做出各种眨眼表情说，她要找的“灵魂伴侣”（死尸新郎）是不会说话的。
我的好友光（音译）先生是一位澳大利亚出生的中国人，爱穿天鹅绒运动夹克，也喜欢古典文学。有天晚上喝酒时，他一反常态，以一位门外汉的方式悲叹道：“爱是一种具有两面性的牛肉饼。当你手里拿着它时，世界上没有比这更好的东西了。但是你如果天天吃它，而且吃了很长时间，那就会毁了你。”说句公道话，在我向他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他购买的股票行情正在好转。他以渴望的眼神凝视着他的酒杯说道：“女人和汉堡包，只能让人心碎，还会让人动心脏搭桥手术。”接着他就停顿下来，造成一种戏剧效果，他深知我当时正在欣赏着那个场面。
其他中国绅士对我的询问则守口如瓶，而且很快拿道家思想来理论一番。他们淡化了“我爱你”的情感意义，坚持认为中国的情感表达比较含蓄，更多地通过行动而不是言辞表达出来。我心想他们一定是经常倒垃圾的好男人，可是当我把他们的观点说给一位最近刚刚结婚的中国朋友时，她并不赞同。
那些“90”后的年轻小鬼们是最为激进的一代。他们认为，“我爱你”既没有积极感情色彩，也没有消极感情色彩，只是自然而然说出的一句话——出现在短信中，出现在科学课堂的黑暗角落里，或者出现乘地铁回家的拥挤旅途中。
虽然代沟并不明显，但让我颇感意外的是，每一代人似乎都对“我爱你”这句话有着不同的理解和体验。实际上，贯穿于各代人之间的共同线索就是来自自己父母的影响。在我的20多位朋友当中，没有人曾经听到自己的父母对彼此说过“我爱你”，或者对自己的子女说过“我爱你”。这一发现让我始料未及。我在想，是否应该将其作为张梅对婚姻所做的功利性描述的证据。
虽然张梅似乎对于浪漫情感毫无兴趣，就像我在中国遇到的每一个人一样，但是她对于一个非常浪漫的概念——缘分，表现得却极为推崇。缘分大致上指的是一种情投意合的关系，或者使两个人心心相印的一种亲和力，无论是兄弟情义，还是浪漫关系。从日常角度来看，缘分也是一种巧合。例如，你约定要在晚上同朋友见面吃晚餐，但是却碰巧白天在一家咖啡店里提前碰到了他。你可以说你们很有缘分。两个偶然在火车上坐在一起的乘客，最后谈得很投机，也可以说他们有缘分。他们意外相见，并且就在那个时刻一拍即合，谈兴甚浓，这确实不同寻常，因为在广袤的世界里发生这种事情的概率很小。同样的道理，恋人们也可以说有缘分。命运让他们彼此相遇，他们有时会有一种相识已久的感觉（也许他们前世见过面）。
张梅很在意缘分。谈到找对象，她常说：“看缘分吧。”我觉得她真的认为缘分“把她耽误了”，或者有一天也会遇到有缘之人。不过一到春节时，她的这种想法就开始动摇了。
“我父母在同一个单元里住了30多年。”在过春节还有几周的时候，有一天张梅对我解释说：“多年来我家的邻居全都没有变，他们全都是我父亲在银行工作时的同事。20年前，我们全都搬进了一栋新楼，因为旧楼被推平了。但是邻居全都没有变。他们对我的生活了如指掌。”
我原以为在一个大家庭的陪伴下成长，对于张梅来说是件好事。但是她很快就纠正了我的乐观假设。
“每当我回家过春节时。”张梅说，“我都有两种选择，我可以乘飞机去哈尔滨，也可以乘火车去。我买得起机票，也很想乘飞机回去。但是我总是乘火车回家，只有这样才能在深夜到哈尔滨。这对于我姐姐来说就更复杂了，因为她必须在结冰的路面上摸黑开车来火车站接我。这么晚到，能使我很方便地避开邻居。我家住在并排六栋公寓楼中的最后一栋。走到我家，我需要从五户邻居家门口经过。如果白天走过去，每栋楼里肯定至少会有一个人突然走出来，开始询问我的个人问题，我无法面对这种情况。因此，我就对家里说我害怕单独乘飞机，这样他们就同意我乘火车。”
就像克里斯蒂向我证实的那样，春节是一年里中国的单身男女青年感到压力最大的时候。“有些人的母亲已经开始行动了，我也配合行动，因为我知道这对于我母亲来说是件大事。但有时我不禁觉得一代鸡却生出了一代鸭。”她这样说道，还提到了由母亲们一手造成的季节性找男友的重重压力，以及她那些未婚朋友在春节前后经历的事情。“我们的母亲总想把最好的给我们，但是她们认为的最好的，却完全不同于我们想要的那种！”
像克里斯蒂那样的北京姑娘，一年当中都要进行数次相亲约会。在这里约会一位年轻的政府官员，在那里约会一位芭蕾舞男演员，中间还要见上几位学者。但是张梅的情况有所不同，她的母亲一年当中只有几天跟她在一起，所以她要为女儿充分利用这段时间。于是，她在初秋就开始张罗给女儿找对象的事情。
“春节前后我母亲简直要忙疯了。不过说实话，我并不认为她看到我没有对象就感到有压力。”张梅解释说，“是邻居们让她感到有社会压力。所以出于绝望，她又把这种压力传给了我。”
“你怎么能这样肯定呢？”我问她，结果答案让我惊叹不已。
中国采用国有供暖系统，这对我来说很奇怪。大多数家庭的供暖不是由居民来控制，而是由政府来控制。比如在北京，11月15日开始正式供暖，一直持续到3月份。有些公寓采用“私热”供暖形式，居民可以随意打开或关闭供热系统。采用“公热”供暖形式的公寓（占大多数）只有在市内规定的时间段里才能供暖。由于哈尔滨气候寒冷，公热供暖的时间比较早，10月15日就开始了。但是因为供暖是通过烧煤实现的，每个寒冷季节一开始经常出现严重污染的问题。
“我母亲在整个11月里闭口不谈结婚的事情，污染非常严重，所以她都不想出去看朋友。因此，我真的认为由于没有朋友们的干预，她就会忘了我的事情。要想知道空气质量指数是否已经恢复正常，我都没必要去查看哈尔滨天气预报。我用耳朵就可以听出来。天空变得晴朗起来时，她就很快要出去交际了。在探听到有关订婚或者生孩子的最新消息后，她又会盯上我。”
下课后，我们正在大街上走着，张梅的电话响了。每个星期三晚上最后一节课后，张梅都要和母亲通电话。所以来电话是预料中的事，但是她们的通话内容很可能不同于平时的轻松说笑。张梅允许我旁听通话内容，并把它在此展现出来。用她的话说：“这对中国女同胞都有好处。”
母亲：老二啊（这是爱称），你正在往家走吗？
张梅：是啊。
母亲：吃过晚饭了吗？
张梅：在回家路上买些面条就行了。
母亲：哎呀，自己一个人吃不孤单吗？
张梅：没事，反正已经晚了。
母亲：如果你有男朋友，就有人陪你吃饭了。
张梅：妈，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啊？
母亲：没什么意思，要是有人照顾你，我就放心了。
张梅：（此时沉默）
母亲：这个周末要做什么？
张梅：放松放松，买点东西，读读书，上网看几部电影。
母亲：哎呀，不去外面走一走吗？你要是有男朋友，就会有人陪你逛街了。这对你的身体有好处，你也用不着花自己的钱了。
张梅：妈，你说什么呢？
母亲：你为啥不去上班？不上班能挣钱吗？
张梅：妈，你想让我一周7天都上班吗？要是那样的话，我连花钱的时间都没有了。
母亲：没有男朋友，就是有时间也没什么意思。你最好还是先攒钱吧。
张梅意识到又要发生争执，于是就改变了话题。
张梅：我爸的过敏情况好些了吧？
母亲：好多了，不用挂念他。我们更关心你。希望你过春节时把男朋友带回来。
张梅：妈，离春节只有两个月了，我上哪儿这么快就找到人呢？
母亲：上哪儿找我们不管，把人带回家就行！
张梅：妈，你知道，我要是随便找个人带回家来结婚，我们的关系也不可能长久，对吧？
母亲：不一定。
张梅：那好，不过我要是同一个陌生人结婚，离婚的可能性肯定更大。你宁可让我以后离婚吗？
母亲：那你至少还结过婚！
在这场不同寻常的谈话结束后，我问张梅，她准备采用什么办法在接下来的60天内找到生活伴侣。她回答说：“不知道。”我向她推荐几个外国男友，他们也许愿意和她一起回家扮演对象的角色，只要能够免费在哈尔滨游玩几天，看看东北虎林园就行。“不行，我认识的一个女孩那样做过。她老爸一下就看出来了。他说那小伙长得太帅，不可能被他女儿吸引住。如果我老爸也看出来了，那该怎么办？”张梅说道。
到了晚上，我就动脑筋思考怎样才能帮助张梅。张梅否定了我提出的大多数建议，直到我提出租个男友。以前我听说有些中国男士在过春节时把自己出租给单身女子，按天收费。这听上去挺冒险，会招来很多麻烦，得不偿失。让我颇感意外的是，张梅反倒愿意尝试一下。
在之后上课时，我登录了淘宝网。作为马云的阿里巴巴公司王冠之珠（目前阿里巴巴公司是纽约证券交易所的最大一家新股发行公司），淘宝网是一个巨大的在线市场，从带有爪脚的陶瓷浴缸到进口的有机藜麦，销售的商品五花八门，种类齐全。其巨大流量和商品选购种类，使亚马逊有些相形见绌，在它面前显得好像是个买柠檬汁的小摊位。我很快发现，有许多年轻的中国男士都愿意出租自己，想在春节这个中国最大节日期间赚点外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