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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岁生日那天早晨，克里斯蒂·杨醒来，洗完澡，接着就坐下来吃早餐。她一来到餐桌前就发现，妈妈给她做了一碗自己爱吃的面条。不过她至今还记得，当时她还看见在自己平常喜爱喝的香辣红肉汤里漂着两种没有想到的食材：一小节香肠（代表“1”）和两个煮鸡蛋（代表“00”）。吃了两口后，克里斯蒂明白了，这两样食材代表着妈妈的心愿：希望女儿在当天上午的高考中获得成功。
克里斯蒂作为独生女，是在中国刚刚实行独生女政策时出生的。她解释说，父母满怀希望，倾尽所有，为的就是让她有个光明前途。“要是我当时还有个兄弟，很难说结果会是什么样，按照传统的做法，他很有可能得到家里很大的关心和重视。不过我还是无法想象我的父母会那样做。”她一再坚持要说明的是，虽然发生过千百万堕胎和杀婴事件，让人不寒而栗，但是她觉得中国的独生子女政策却有一个意想不到的结果，那就是迫使家长们重视自己的女儿。
克里斯蒂，与独生子女政策一样，至今也过30岁了。尽管随着时间推移，独生子女政策的规定宽松了不少，但是不要忘记，这项政策已经造就出三代独生女。一个经常被忽略的事实是，虽然躲过堕胎劫难幸存下来，中国的独生女们，尤其是那些同克里斯蒂一样出生在城市中的独生女们，却在家长的执着督促下必须要出人头地。她们几乎无一例外地比此前任何一代女性都获得了更多资源、机会和自由，而其结果开始以意想不到的方式体现出来。
克里斯蒂在高考中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南方大都市——重庆的一所重点大学。毕业时，她获得了经济学学士学位和英语硕士学位。她在几家小型营销传播公司经过历练后，现在开办了自己的公关公司，为北京周围一系列高端旅店、餐厅、酒吧和私人俱乐部提供服务。她喜欢管理自己的工作时间表，自主承揽服务项目。她天生具备社交能力，工作起来如鱼得水，左右逢源。
虽然父母对克里斯蒂的工作所知甚少，他们还是为女儿感到自豪。事业成功使克里斯蒂过上了令人羡慕的舒适生活，她也非常慷慨地经常与父母分享这种生活。他们可以去欧洲度假，享用新式家用电器，对房屋进行昂贵装修，而所有的这一切都由他们的独生女儿付钱。克里斯蒂还为父母购买了各种奢侈品，在以前这些根本无法享受。在对女儿的要求上，她的父母都说只要她结婚再怀孕，那就无可挑剔了，最好在她下次来例假之前办完这些事……不过因为这样的要求太过分了，父母又松口对她说，最晚在来年前9个月完婚怀孕也可以接受。在龙年生个外孙，这可比什么都强！
克里斯蒂的母亲最近这样对她说：“我不想给你施加压力，可是你不结婚我就不放心，你已经34岁了，你怎么保证还能排健康的卵呢？”克里斯蒂希望妈妈培养一种爱好，至少是玩玩那款永远提示“你可以信赖他”的“魔力8号球”（Magic8-Ball）。
但是克里斯蒂仍然抵抗住了来自父母轻微的责骂、狂躁和偶尔的情绪爆发，因为她胸有成竹，识大局。无论她承认与否，克里斯蒂自己知道，按着中国的婚姻标准，她是一只过时落伍的“恐龙”。她的父母、祖父母、婶婶阿姨、大叔大伯、朋友、邻居、同事、老板，还有一位吵吵嚷嚷的北京出租司机，全都在时刻提醒她：再不快点找到男朋友，你就会变质发霉，嫁不出去了。
如果仅仅从纯数字的角度来看，找个男人嫁出去对于克里斯蒂而言是信手拈来的事。据中国社会科学院估计，到2020年达到法定结婚年龄（1980年起，中国女性法定结婚年龄为20岁，男性法定结婚年龄为22岁）的男性要比女性多出3000万。有这么多可以挑选的对象，这听上去好像是天赐的一份大礼。但实际情况是，从区域分布、社会与经济等方面看，这些过剩的男性大多数生活在与克里斯蒂这样的女性截然不同的世界里。
在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的一个僻静角落里，有个村庄看上去遍地都是教堂。这些教堂鳞次栉比，一个比一个高，屋顶上的十字架直指天际。它们似乎要给这片原本就带有浓厚不可知论色彩的景观平添一种令人惊奇的感觉。但是走到近前仔细一看才知道，上述建筑物根本不是教堂，而是三层楼的住宅。那些T型的突出物也不是十字架，而是巨大的避雷针。
浙江省省会杭州的年降雨量记录显示，这一片地区雨量充沛，经常伴有雷电现象。但即便如此，也用不着这样的特大型避雷针。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同中国其他许多地方一样，杭州也受困于严重的男女比例失调。在2010年，出生婴儿男女比例为113：100。世界出生婴儿自然性别比例大约为105：100。在中国1979年开始实施独生子女政策之后，由于超声波技术在20世纪80年代的广泛应用，再加上重男轻女的传统观念根深蒂固，致使女性胎儿被堕胎现象有增无减。结果，中国的男女比例失调在全世界最为严重。
尽管选择胎儿性别的堕胎现象并不仅限于中国，但是在1985至2005年间堕胎的1.63亿亚洲女性当中，有3200万是中国女性。除失去了相当于波兰全国公民人数的大量女性人口以外，使问题变得更加严重的是，女性数量不足的现象在整个中国体现得并不均衡。玛拉·维斯腾达尔（Mara Hvistendahl）在《非自然选择：选择男孩、放弃女孩与满世界是男人的严重后果》（Unnatural Selection : Choosing Boys over Girls, and the Consequences of a World Full of Men）这份报告中指出，在中国的一些地方，比如江西省宜川县，4岁以下婴幼儿男女比例为137：100；在广西，相同年龄组的男女失衡比例上升至153：100；湖北省天门市的男女失衡比例高达173：100，相当于每3名男性当中就有一位娶不上老婆。将这些人口问题综合起来看，显而易见，中国过剩男性绝大部分出生在贫困的农村地区。作为独生子，他们要留在家里种地，而出生在同一个村里的女性则可以自由地外出寻找一些卑微的工作，另外也经常是为了寻找一个能让自己过上好日子的丈夫。在同龄女性数量严重不足的地区长大的单身汉们，面临着征婚方面的激烈竞争，他们被称为“光棍”。在中文里，“光棍”经常用来指那些因条件所限被迫单身（或者自愿单身）的男人，同时也暗示他们很有可能永远无法传宗接代。
在只有结婚后生活才算步入正轨的中国，光棍们面临着很大困难。结婚是正常社会成员的标志，对成年生活可以起到添砖加瓦的促进作用。如今的中国仍然极为重视孝道，并且有“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说法。同时，将男人视为一家之主的儒家思想使问题变得更加复杂了，这要求男人不仅应比妻子挣钱多，而且还要拥有一个将未来的妻子娶进家的住房。具有强烈等级特点的中国户口制度并没有使事情变得简单一些。在这种制度下，农村出生的居民拥有农村户口，城市出生的居民拥有城市户口。这就导致农村男性公民除了贫穷以外，还要长期同农村地位联系在一起，成为中国婚姻链上的“最底端”人群。
在过去工作单位自动给职工分配住房的年代，这一切都不成问题。但是随着中国房地产市场在1998年实行私有化，房价开始飙升，这使整个社会的穷人和富人之间形成了一道巨大鸿沟。
于是，屋顶便出现了巨大的避雷针。
为了帮助儿子娶媳妇，农村剩男的父母经常倾尽毕生积蓄去盖房子或买房，他们认为这样做才更有可能为儿子娶到媳妇。哥伦比亚大学金融学经济学教授魏尚进、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兼华盛顿特区国家食品安全政策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张晓波与清华大学刘瑜在研究中发现，中国婚姻市场的激烈竞争程度对于房价和住房面积产生了极大影响。具体来说，他们认为，1998年至2005年间，中国35个主要城市中30%–48%的房地产增值额（相当于8万亿美元），同男女比例失调和男人为了结婚而获得财富（房产）的需要有直接关系。
魏尚进、张晓波与刘瑜在分析了中国不同地区的情况后得出了上述数据。这些地方的适婚人群有着很大差异。他们发现，无论在农村还是城市，当地的男女比例同住房价值与家庭收入比例之间存在着很大的正相关性。换句话说，男女平均比例越悬殊，住房价格就越昂贵。
作为一种控制措施，研究者们考察了房租价格，他们发现房租价格的增加幅度并不像房价增加得那样大。这就进一步证实了如下看法：房价上涨并不证明对生活空间的需要有所增加，只是说明了持有房产证的需要。研究者们还发现，房价上涨主要受两个因素的影响：愿意以更高价格支付每平方米住房面积的居民和购买更大住房的趋势。
更大到什么程度呢？
我通过一位张姓居民了解到了萧山“教堂村”的情况，他还向我介绍了“影子三楼”（Phantom Third Stories）的建房概念。这种建筑指的是二层楼的住宅，上面还带有未完工、未装修的三楼空间，目的是让整个住宅从外面看上去更加宏伟气派。这种建房潮流兴起于结婚竞争非常激烈的邻村。在有些地方，这已经成为主流建房形式，甚至到了不建影子楼层，媒人就不来提亲的程度。
为了在婚姻市场中再取得一点竞争优势，那些急切盼望儿子结婚的家长们开始在屋顶上加装吸人眼球的大型避雷针，以增加他们建造的影子三楼的住宅高度。那位张姓居民解释说，这已经形成了一种竞争，房主明显地想要把邻居压下去，于是会不顾一切地加大避雷针的尺寸。如果拥有城镇中最高的住宅，就可以使在婚姻市场中取得优势的孤独单身汉得到外界的主动关注。但是最重要的是，我们应该明白，父母为了让儿子能娶上媳妇，为什么要在住宅的长宽高上下工夫：他们认为不这样做，儿子根本就没有机会娶到媳妇。
早在人口学家们开始关注人口比例以前，中国每年出生的男婴数量都多于女婴。早在B超设备得到广泛应用，独生子女政策尚未实施之前，全国各地就不断地发生杀害女婴的事件。即使女婴刚出生时没有被杀死，中国重男轻女的顽固思想也使男婴的成活率较高一些。例如，每逢生活困难时期，男孩会得到更多的生活资源（换句话说，就是食物），以保证他们活下来，这同样提高了女孩的死亡率。在尼可拉斯?D.克里斯多夫和雪莉·邓恩 （Nicholas D. Kristof and Sheryl Wudunn）合写的《天空的另一半》（Half the Sky）中列举的一项人口研究成果发现：由于父母没有给予女婴与男婴同样的医疗救护，致使每年有3.9万女婴夭折——这仅仅是在她们出生后的第一年里。
我提及以上事实并非是要引起大家的不快，而是为了透彻理解中国不断产生剩男人口的原因。换句话说，当我们看到某个省在某一年出生的男女比例为120：100时，这并不一定意味着25年或者30年后在这些未婚男女要找对象时，每5位男性中就有一位找不到媳妇。实际上，这意味着每100位那一年出生的男性中，就有20位男性加上比他们出生早、前些年没有找到媳妇的男性全都需要找媳妇。
“这好像看电影！”巴黎人口与发展中心的人口学家克里斯托夫·吉尔莫托（Christophe Guilmoto）说道。他将电影院中的每一个座位都比作待嫁的女子。“作为一名正在寻找媳妇的男人，你想去电影院看一场下午放映的电影，但是电影票已经卖光了。”他解释说，“于是你想看晚上那场电影。你提前两小时排队买票，但还是没有买到票，因为有另一批观众赶在了你的前面，他们已经走进了电影院。”但是城里只有一家影院放映那部电影，那这个男人该怎么办？他可以不断努力，寻找机会观看以后放映的场次，因此继续提高找媳妇的要求；暂时不看其他电影（仍然单身）；或者去看另一部电影。
对于资源有限的中国农村男性来说，那另一部电影也许就是《买来的新娘》（Bride-Buying），由越南、柬埔寨、老挝、朝鲜或其他东南亚邻国共同参演。据有关文献显示，中国男女比例失调以及由此产生的婚姻挤压现象，越来越多地体现在“走私”新娘和其他旁门左道的活动当中。然而更为重要的是，几乎没有迹象表明男女比例会很快恢复平衡。仅在2001年至2010年间，中国每年出生的男孩平均比女孩多出130万。这说明选择性别的堕胎现象仍在发生，继续扰乱着自然规律。换句话说，我们今天看到的现象，只是中国农村单身汉们在未来几代人的时间里所面临的婚姻挤压困境的一个开端。
就在中国农村经历着男婴生育高峰，造成当前男女比例失调以及婚姻挤压现象的同时，城市里则是另外一番不同景象。虽然北京和上海两地的出生记录中显示的男女婴比例失调，也足以证明这两地同样发生过选择性别的堕胎现象，但是同更多的农村地区相比，这一数量确实很少。除了比较平衡的男女比例以外，城市里独生子女的生活，也非常不同。城市独生子女被当作“小皇帝”养着。妈妈爸爸、奶奶爷爷、外婆外公生活在越来越开放的经济环境中，对城市中的那些独生子百般呵护，有求必应。这些孩子在任何方面都受到了最好的照顾。无论是否具有XY染色体上的竞争优势，城市中的独生女也不逊色。
克里斯蒂虽然出生在农村，可是她已经拥有了城市户口，没有必要再嫁进更好的人家。她受过良好教育，工作优越，拥有足够的资金购买自己的住房，另外，将来她还要继承父母目前在北京居住的那套住房。就生活条件来说，她与中国农村的那些光棍们简直有天壤之别。不过她在寻找婚姻伴侣方面同样不太顺利，只是原因截然不同。
“我们根本都没有考虑，生男生女我们都接受。”克里斯蒂的母亲解释说：“我的婆婆一开始不太喜欢，但是我很高兴有她这个女儿，我丈夫也支持我。”克里斯蒂可以听到我们的谈话，我看见她点了点头。她后来对我说，她早就觉得奶奶喜欢孙子。“她让我们感到非常自豪。”她的母亲继续说道，“她工作很努力，我们也一直鼓励她这样做。可是在中国，一个女人要是没有自己的生活会很危险。现在她必须有个生活伴侣。”
克里斯蒂与许多同龄女性一样，是在实行独生子女政策后出生的第一批孩子。按着社会习俗来讲，现在她们已经到了为人妻母的年龄，再往后就会成为剩女了。“剩”这个词缀的含义同“剩菜剩饭”中的“剩”一样，几乎没有一点味道。在广大农村地区，剩女这个词甚至可以用在25岁未婚女性身上，而在大城市里则指接近30岁的未婚女性，也就是普遍认为的独身之前的最后一站。在思想极为进步开明的朋友圈里，剩女的年龄可放宽到30岁出头。但是一旦过了这个界线，人们普遍认为这类中国女性的约会对象也只限于那些长得又圆又胖的60岁离异男士，他们都有严重的口臭，很可能还养着一个容易发怒的未成年儿子。
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 Institution）的学者王丰估计，在中国的城市当中有700万年龄在25岁至30岁之间从未结过婚的女性。她们都集中在中国的一线城市里，北京、深圳和上海排在前三位。同中国的大多数事物一样，她们也是近30年里出现的一个新现象。王丰指出，1982年，接近30岁的中国城市未婚女性不到5%，这个数字到1995年增加了一倍，到2008年增加了两倍。目前正在全速向着30%逼近。对于一个仅仅在30年前婚姻还是一种普遍义务的国家来说，这是一种极大的变化。
王丰表示：“中国女性仍然在很大程度上被视为生物。”作为一名人口学家，他对中国的婚姻问题进行了20多年的研究。他补充说，在中国，人们认为30岁就到了剩女门槛，因为此时女性已经错过了最佳生育年龄。“这是一种非常危险的看法，因为它将30岁以上的女性挤出了婚姻市场，这实在没有必要。因为实际上在那个年龄，她们的生育能力仍然很强。”
但是在中国大众看来，30是个神奇的数字。有句中国谚语前半部分是“男人三十一枝花”，这体现出一种普遍接受的看法，即30岁的男人仍然是年富力强。而谚语的第二部分则是“女人三十豆腐渣”，略微缺乏点诗意，在这句里30岁以上的女人被比喻成了豆腐渣——那是大豆中不可溶解的部分，附着在豆腐机或滤布上；而豆浆中的其余部分则顺利透过滤布，凝结成又大又平的豆腐块。
虽然人们用藐视、畏惧和同情的复杂眼光看待中国剩女，不过大家都普遍认为她们是时代的产物。她们生动地见证了过去30年间中国女性获得越来越多的教育和就业机会的现象，这使她们并不急于结婚，或者婚姻对于她们来说并不那么重要。这些女性都是独生女，但是大多数都受过良好教育，以事业为重。特有的生活经历和相对的经济独立性，使她们更清楚自己应该追求什么样的生活伴侣。因为到了一定年龄，所以拒绝结婚，或者因为身边的人都劝她们一定要结婚，而她们对于婚姻的态度经常被其他人视为不恭不敬。不过这样的情况并非没有先例。
19世纪初，在珠江三角洲一个狭小的地区生活着一群女性叛逆者。她们都曾经是非同一般的逃婚新娘。据说，她们在结婚当天早晨从家逃出，或者从花轿上飞快地跑下来，为躲避新郎而藏身在空墓穴里，直到每个人都不再寻找她们为止。许多被迫结婚的自梳女则采取激烈的预防措施，竭力避免结婚带来的一个“不良结果”：怀孕。据说在举行婚礼的当天晚上，这些叛逆的自梳女一夜不睡，时刻保持警惕，尽可能地多找一些家具把新郎挡在一边。有些自梳女采用一种被称为“裹身”的方法，用垫着数层布料的硕大内衣把生殖器紧紧包裹起来。她们就好像是人肉饺子一样被缝进防卫衣服里，一连三天不出来，同时服用药丸抑制排便。
这些叛逆女性使用的方法五花八门，目的只有一个：逃避婚姻，拒为人母。在19世纪80年代的中国，这种行为显得极为藐视礼法。贾尼斯·斯托卡德（Janice Stockard）在其引人入胜的专著《珠江三角洲的女儿们》（Daughters of the Canton Delta）中指出，这个时期的未婚女性除了是社会异类之外，还是一种巨大痛苦的根源。世人认为，她们的灵魂会造成庄稼歉收、男女不孕不育，甚至其他许多不幸。据说，未婚女性死去的地方寸草不生。因此，垂死的年轻女性被带到荒郊野地里慢慢死去，为的是尽量减少因其单身未婚而造成的各种损失。当然，未婚女性的灵魂也会造成窘境。她们那些孤独不安的灵魂，也许会经常回来纠缠活人和结婚成家的人。
这些未婚女性的逞强行为背后有一个不容忽略的重要原因，即她们都是缫丝女工。在她们抗婚活动的高发时期（1890年至1930年间），她们的生活所在——地珠江三角洲地区在丝绸产量上占全世界的1/9。据斯托卡德披露，截止1930年，这一地区总共拥有300多家缫丝厂，每年生产近4 000吨蚕丝，为年轻女性创造出了前所未有的经济机会。缫丝女工被雇来做那种从蚕茧里抽丝的工作，难度极大，是制丝过程中的重要环节。这需要眼力好，手脚灵活。她们技术熟练，收入很高，每天能挣到1美元，几乎比田间男劳动力的收入多一倍。
由于辛勤工作、蚕丝销售量大，缫丝女工们也给自己织了个经济独立的蚕茧。当家人认定她们应该结婚时，这些缫丝女工很少直接结婚的，大多都是经历了一番斗争。斯托卡德写道，没有逃婚的自梳女花钱给自己买了一条出路，她们的订婚是所谓“补偿婚姻”：由她们付给未婚夫家人大约300美元（这近乎是她们一年的薪水），用于购买婢女。婢女，实际上就是从外面买来的妻子，既要生孩子，照顾公婆，又要满足丈夫的欲望，履行着自梳女们自己不愿意承担的妻子的全部责任。虽然自梳女不在家里生活，但是这种交换却使她们拥有正式的婚姻地位。这样做的好处是，她们能够在夫家的地里得到一个体面的葬身之所，死后她们的灵魂可以在那里安息。
更有胆量的自梳女则通过嫁给死人的方式节省那笔补偿费用。这种婚姻在当地被称为“守墓清”。早逝单身男子的家人担心他死后孤独，于是便找一位在世女子为其安排婚事。此类阴婚在20世纪初的中国东南部非常盛行，死去的男子简直成了炙手可热的婚配对象。斯托卡德在书中写道：“想找一个死去的男子结婚并不容易！每当有家庭想要给死去的儿子安排婚事时，消息便不胫而走。”根据斯托卡德的叙述，为了嫁给死去的男子，这些女人们经常打得不可开交。
1923年，随着经济大萧条到了最严重的地步，蚕丝的市场需求量急剧下降，中国女性享有的独特经济机会也宣告结束，珠江三角洲地区那些叛逆的抗婚女性似乎也“另有所悟”。
与以前的自梳女非常相似，克里斯蒂的经济条件可以使她暂时不结婚；如果她愿意的话，也可以完全放弃婚姻。她很幸运，不必逃婚，不必花钱收买公公婆婆，或者嫁给死人。但是克里斯蒂的那些过去时代的姐妹们在一些方面也有自己的优势，比如，珠江三角洲的自梳女尽管被迫出嫁，她们的经济实力还是会令人称赞。那些给予婚姻补偿，或者订阴婚的自梳女父母们，为自己有一个能够继续工作的缫丝工女儿而感到骄傲，因为这意味着她们可以给家庭带来一大笔经济收入。斯托卡德在《珠江三角洲的女儿们》这部书中指出，在父权社会的中国，“这里是唯一一个女儿出生值得庆贺的地方。”
同样，19世纪，新英格兰的那些大龄单身女性“具有很高道德水准，是地地道道的女人”。她们甚至被称赞为“有勇气选择单身，因为如意郎君尚未出现。”大龄未婚女性实际上是一种社会现象。1868年3月份《民族报》（The Nation）的大字标题是《为什么单身越来越普遍？》（Why Is Single Life Becoming More General？）这篇文章引用了弗朗西斯·B.科根（Frances B. Cogan）的言论。在《美国女孩：19世纪中期的美国成为真正女人的理想》（All-American Girl : The Ideal of Real Womanhood in Mid-Nineteenth Century America）一书中，她描述了大龄单身女性增多同“文明进程”密切相关的现象。她写道：“男人和女人找一个喜欢的人生伴侣并不是那么容易。他们的要求变得更严格，衡量优秀的标准也更高。他们不太容易找到一个既能满足自己的理想，又能满足其他所有人理想的生活伴侣。”
公平而论，在各代王朝星罗棋布，又发明过造纸术、指南针和火药的5000年漫长历史中，中国一直是“文明进程”的伟大推动力量，然而在科根所特指的那个文明方面，中国却一直做得不好。否则，我们如何解释下述现象：19世纪80年代珠江三角洲的单身缫丝女工在工作与经济实力方面受到当时世人称赞，而像克里斯蒂那样的当代职业女人，无论她们的教育成就和职业成就多么显著，只要到了一定年龄还未结婚，就仍然会受到敌视和贬低？
在开始回答上述各方面含义丰富、很有用意的问题之前，我们应该记住：剩女的出现，极大程度上背离了30年前中国势不可挡的社会规范——结婚生子。作为妻子和母亲，中国女性注定要成为家庭不可缺少的要素，而家庭又是国家不可缺少的要素。借用一句清朝之后继续在中国社会发挥作用的金玉良言：家庭是国家的缩影，和谐家庭是和谐国家的基础。因此，女性发挥着重要作用。由单身女性，特别是由自立的单身女性构成的家庭，则截然不同，这是极不稳定的，而且在有些人看来，甚至是危险的。
最好是经常被引用的一句谚语所说的那样：男主外，女主内。中国女性应该在持家的同时，养育快乐健康的儿女。这样丈夫就能够无拘无束地去工作，开展社交，进一步关注更加重要的国家大事。尽管这一定义随着时代发展已经有了现代内涵，但是“女主内”的传统角色却很受称道，现在仍然是许多中国男人的择偶标准。
克里斯蒂说：“两年前，我仿照法国酒庄的形式在一家高端俱乐部组织了一场除夕晚会，我邀请了一位我一直接触的男士前来参加。他来了。”克里斯蒂紧接着描述了他怎样喝酒、跳舞的情形，当时他显得很开心。但是晚会过后，那位男士却莫名其妙地不再给她打电话了。当克里斯蒂最后询问其中的原因时，他解释说，当他看到她身穿樱桃红丝绸礼服，身边簇拥着许多人，步履矫健地四处奔走，要确保一切都进展顺利时，他觉得她很不安全。
“那次晚会是我事业上的一个里程碑。”克里斯蒂说道。她心里也很清楚，从个人角度来看，晚会却不是那么成功。“当然也可能有其他因素，不过让他在那种关系中过早地看到我出现在那样的环境里，我这样做可能是有欠考虑。他不是一个例外，很多中国男人都会做出那样的反应。”她随即又举出了一个例子：她的母亲急着让她去见一位博士，因为他在美国留过学，可能更容易接受克里斯蒂的“现代”做派。这位博士刚刚离婚，带着一个孩子。第一次约会时，他对克里斯蒂说，他同前妻（也是中国人）的关系之所以破裂，是因为她（也是一位博士生）没有尽到自己的家庭责任。
克里斯蒂心里清楚自己的职业的特点，也知道自己是个主外型，而不是主内型的女人。这些特点在约会时都对她不利，她心知肚明，但是她不想通过牺牲事业的方式去换取结婚的机会。她希望自己最好能够找一个支持自己事业的生活伴侣，或者至少不会被她的事业追求吓走的伴侣。仅从数量上来看，这应该办得到，因为60%以上的中国城市女性都有自己的工作。中国的经济发展也要求许多身为人妻者不再选择待在家中，这样她们可以对家庭的经济稳定做出贡献；而且在许多情况下，她们的收入甚至高过自己的丈夫。根据男主外，女主内的角色划分，中国的妻子们除了在工作上投入时间以外，还必须承担繁重的家务劳动。但是从职业的角度来看，她们要比还没有结婚的同辈人有一些优势。
《女航天员：单身女性不可申请》（Female Astronauts : Single Women Need Not Apply），中国官方主办的《环球时报》上的大字标题这样写道。当时中国正在决定招聘第一位女航天员，举世瞩目。那篇报道解释说，根据航天专家的意见，“单身女性不适合做航天员”，接着又具体指出女航天员“应该在心理上和身体上同男航天员一样有很强的适应能力”。
这篇文章还提到，在许多外国新闻机构进行现场报道的情况下，北京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的庞之浩表示，女航天员不能有口臭，不能有伤疤或脚疾。“口臭会使其他航天员感到烦恼（男航天员就没有口臭吗？），伤疤会在外太空中流血。”他在接受中国国家新闻社——新华社的采访时这样表示。这篇文章继续写道，“有抱负的女航天员也应该结过婚，有孩子。”因为航天飞行也许会影响到她们的生育能力。“尽管没有证据表明航天飞行会对女性产生生理上的影响，但这毕竟是中国第一次（将女航天员送到太空），我们必须更加小心谨慎。”解放军空军总院教授徐向荣在中国国家广播电台这样表示。
中国在把第一位男宇航员送上太空（2003年）的9年后，又把第一位女宇航员送上了太空。一般而言，这是一个好兆头，然而却暗示未婚女性不适合太空旅行，因为她们在心理和体能上都不如已婚女性。这对于中国社会来说是个巨大退步。
“女人的持家能力可以反映出她如何管理员工的方式。”克里斯蒂的朋友徐丽（音译）说。她在一家大型电信公司的国际业务拓展部担任经理。她本想离婚，却又担心这样会危及她的工作。“我管理着140名员工，又要养家糊口，所以我不能冒那个险。”她住的地方离丈夫有300千米。她的丈夫不做全职工作，在另一个城市里照顾他们的女儿。徐丽一个人生活在北京，购买了一套住房，还搭上了一个情人。老板并不知道她有个情人，她也不担心老板发现什么蛛丝马迹。“从职业的角度看，我有婚外情要比离过婚更好一些。”她这样说道。
至少现在对于克里斯蒂来说，单身未婚还是有利的，因为她可以利用晚上的时间参加一些必要的活动，不断扩展人脉。“我肯定想结婚，我也要积极地找对象，但是不能让这件事影响我的其他抱负。”她说道。
但愿她的家人也表示赞同。
在克里斯蒂外出参加朋友们周日上午的香槟早午餐聚会时，她的祖父刚从北京天坛公园回来。接连好几周，他都同其他一些为孙子孙女找对象的七旬老人一起，聚集在一个树木茂密的大型广场上。那里摆着多本厚厚的征婚简历的复印资料，内容包括眼看要熬到头的单身男女的姓名、年龄、身高、工资、星座等各方面的信息，有时还标出血型。还有一些征婚广告写得更加具体，由年龄较大的征婚者用毛笔将个人情况歪歪斜斜地写在了纸板上。克里斯蒂的爷爷为她写的征婚广告也是这一类，把她描述为：皮肤白、脾气好、年轻有活力。
“看看这些吧！”爷爷把一小摞带回家的简历拿给克里斯蒂。她乖巧地顺从着爷爷，但私下却认为就这样把自己在公园里卖了实在太可怕了。
“你都这么大年龄了，可不能挑三拣四！”爷爷严厉地提醒她。克里斯蒂准备着再换一顿训斥，从爷爷手里接过那些简历后，微笑着在爷爷耳边调皮地问：“不知道我会不会遇着已经死去的单身汉？”
张梅（音译）来自哈尔滨以外的一个小镇，距西伯利亚边境不到两小时的路程。哈尔滨是中国东北气候寒冷的黑龙江省省会城市，因一年一度的冰雪节举世闻名，吸引着数百万游客纷至沓来；富有传奇色彩的东北虎林园同样名冠天下，游客们可以自愿成为现场观众，观看虎园里有名的喂虎场面；也可以根据美味菜单选购鸡肉、鸭肉、羊肉和牛肉，抛给那些从来都吃不饱的猫科动物，看着它们大吃大嚼，享用美味。
虽然张梅为自己来自冰雪之乡而颇感自豪，也深谙各种抵抗严寒的绝技，但她还是在取得历史学硕士学位后离开了哈尔滨。那一年，她24岁，她应该把自己所学的知识全都派上用场，看看在大城市里能找到什么样的工作。但是要说服父母同意她闯荡北京并非易事。父母认为她到了这个年纪也该回到故乡小城，在父亲工作了30多年的银行里找个稳定的正式工作，安安稳稳地过日子。她还有一个姐姐，名叫张晨（音译）。因为父母当年所生的第一个孩子是女孩，所以可以生二胎。张晨在21岁时就结婚了。她没有上大学，因为她对经营自己的服装摊位更感兴趣。她一直在追求着自己的这个梦想，并且获得了一定成功。张梅也要努力追求自己的梦想。她同父母讨价还价，要在北京“自由”闯荡三年——在这段时间里她足以获得一些扎实的工作经验，并许诺在30岁之前回到哈尔滨。
我们应该记住，在过去30年里，中国总共有3亿人从农村迁移到城市地区，为了寻找更好的教育、就业和生活机会。这种人口迁移活动除了促进中国经济蓬勃发展以外，也正如《金融时报》知名记者雅米尔·安代利尼所说的：“这是地球上每年一度规模最大的哺乳动物迁移活动——蝙蝠每年的迁移数量为9000万，位居第二，被远远地甩在后面。”
在农民工当中，大部分是女性，因为农村男性要留下来种地，或者打理家庭生意。我们在这里强调这一点很重要，因为剩女经常被说成是一些“受过良好教育，有抱负，有职业前途的城市女性”。然而这只是正在发展着的更大格局的一个方面。剩女也不仅仅是个标签，更代表着同学历、工资、民族、身份无关，甚至同城乡差别也无关的一种心态。
我来到北京后不久就遇见了张梅，因为她是我的中文老师，当时她25岁。在语言学校第一次上课时，女校长先让3位老师给我上小课，然后我可以从中选出一位最喜欢的老师。试讲结束后，张梅明显就是那位我最喜欢的老师。当时我不会讲中文，她也几乎不会讲英文，我们无法沟通。但是她那种富有表现力的天性和猫跟鞋上毛茸茸的大绒球深深地吸引了我。
有一天晚上在上课前，学校里的另一位外国学生突然闯进了走廊，两个眼睛肿得像河豚。她刚刚同相处了几年的男友分手，一路哭着来到了学习中心。当我正想说几句话安慰她时，张梅走上前去，顽皮地拍了拍那位姑娘的肩膀：“没事。”以前我也听过这句话，中文的意思相当于“Hakunamatata”（斯瓦希里语，意为“从此后无忧无虑”）。张梅对我也曾说过同样的话，当时我遭遇到一场摩托车事故，左腿正面流血不止，一想到要去当地医院缝几针可把我吓坏了。但现在，走廊里的那位姑娘还是显得不太相信。“你现在自由了。”张梅对那位仍然伤心的姑娘说道。这时，那位姑娘的瞳孔像是要突出变形一样。显然，要成为“自由女神”的前景并没有使她得到安慰。
张梅和我走进小教室关上门后，我还对走廊里的那个女学员表示了同情。接着张梅在我的肩膀上轻轻地拍了一下：“哎呀！”她发出一声感叹（这种情况下，中文的意思是“别再胡说了！”），然后就教了我下面这句话，它后来成为我在中国定位浪漫关系的明确指南：“爱情属于青少年，但是说到婚姻，必须要讲究实际。”在我们解决了句义的翻译问题，而且我确信自己也明白了她的本意后，我觉得有些恼火。湿纸巾和工装裤同样都是非常实际的东西，难道它们也能构成婚姻的基础？
我要求她再详细解释一下，看看是否有什么细微含义我没有理解。但是使我感到惊讶的是，她以家乡东北虎的坚韧劲头为自己讲过的话进行了辩解：“有的时候可以浪漫，有的时候必须负起责任来！”她这样说道。毫无疑问，她坚持认为，这两条线不可能交叉在一起。
张梅26岁那年，她的父母开始催她回家结婚。根据他们的计算，女儿在北京生活的3年已经大大超过了期限，需要开始考虑自己的未来。她的同学大多数已经结婚，邻居们也开始议论纷纷。渐渐地，母亲总是在她的耳边唠叨结婚的事情，每当她打来电话问长问短时（晚饭吃什么了？北京的天气怎么样？你涨工资了没有？巧克力吃得少了吧？），就开始插入一些有关家乡的姑娘结婚、怀孕的最新消息。“你啥时候回家把人给我们带回来？”她的母亲接着总是这样低声说一句。张梅的回答则是一成不变：“最近工作太忙，没时间考虑这种事情。”
“如果年轻女人不必离开家乡去寻找更好的教育和就业机会，中国就不会有剩女！”有一天在上课时，张梅语气非常坚定，也带有一丝苦涩地说道，“只因为我们离开家乡，才出现这种情况。在家里，一切都很简单。即使你自己不主动找对象，你的父母、亲戚和熟人也会给你介绍几个。最后，你会同其中的一个人结婚成家。但是在北京这样凡事都要自己去做的大城市里，情况却完全不同。”
如今28岁的张梅居住在一个像宿舍一样的小房间里，离工作单位有一个半小时的通勤路程。她与另外8个女士共用一个浴室。作为一名私人语言教师，她每周经常是7天随时听候召唤，这具体要看老板有多仁慈。虽然她享受着来到大城市后给自己带来的“自由”，但是她也认识到：这使她在某程度上成为“另类人物”。
张梅面临的最大难处是，每次回家探亲总会有人对她说，那些没有上大学的高中同学都已结婚，有了孩子。“我见过以前的那些女同学，她们就像旋转的陀螺一样，永远围着丈夫、公公婆婆和孩子转。我不想过那样的生活。”
听着她的诉说，使我明白中国是如何变成世界最大经济体的。尽管还存在着各种不足，但中国是一个有远见的国家，让女性也积极参与到了实现经济发展目标的过程中来。年轻的中国“打工妹”是这一发展计划非常奏效的重要原因。她们成群结队地涌向工厂，组装耐克运动鞋和iPod音乐播放器，使中国跻身于世界工厂之列。这些打工妹用自己挣来的钱养活父母，为家中兄弟支付婚礼费用，或者为妹妹缴纳学费（在家中有不止一个孩子的情况下），略微体会一下手里有钱的滋味，然后再回家结婚，尽自己的责任。如今她们仍然是经济发展的强劲动力，也越来越多地离开工厂去进修学习、走进大学校园。这一段经历也使她们更加难以返回到传统的生活当中。
使问题变得更加复杂的是，许多年轻的打工妹在合格男性不多的就业环境里找到了各种粉领工作。“我真正打交道的那些男士都是已婚男士。”张梅说道。她指的是那些来自韩国和日本的中年职业男士，他们构成了张梅所教学生的主体阵容。她所有同事都是年轻女性，其中许多人同她的情况类似。她经常在周末同她们约会，主要是吃火锅、看电影或者去KTV。她们的夜间活动开始得较早，在五点半或六点吃晚饭，最晚夜里十一点回家，为的是赶上返回住处的最后一班公交车。
这些业余生活无助于遇到心仪的男友，所以张梅的一位同事就决定大胆地尝试一下网上交友约会。她照了一张自拍，让刘海半遮住眼睛，俏皮地撅起了嘴唇，在脸旁伸出两个手指，摆出亚洲女孩拍照的典型的v型手势。她将自拍照上传到网上时还写下了这样一句话：“我登录这个网站，是因为平时我身边都是一些已婚男士。”几天后，她收到了一位年轻绅士的回信。这位男士戴着黑边镜框（好像没有镜片），留着又短又直的头发，脸上带着同样俏皮的微笑。他在回信中写道：“我登录这个网站，是因为平时我身边都是一些已婚女士。”
她对此很感兴趣。随后他们开始在网上聊天。她很快发现，他是一位专门给儿童拍快照的摄影师，每天都同活泼的婴儿和喜形于色的母亲们打交道。他们两个人继续约会了几次，但是没有产生任何结果。不久，两个人又回到了整天同已婚异性打交道的日子里。
张梅也尝试过网上约会，但是她对于结果守口如瓶。她只是说：“我给几个男士发了短信，但是我感兴趣的男士没有一个回信。”事情就这么结束了。
在跟张梅学习的过程中，中文的各种特点使我感受到无穷乐趣。英文avocado在中文中称为“鳄（鱼）梨”（alligator pear）。这只是体现出中文神奇的视觉特点的其中一个实例而已。更可乐的例子是屁眼，翻译成英文就是“the eye of the butt——屁股的眼”（这也是中国人谈论屁股的独特方式）。同样，“骑驴找马”这样的表达方式，也是同当地人进交谈的有趣话题。“骑驴找马”翻成英文就是“riding the donkey while looking for the horse”，当我发现它既可用于形容找男朋友，又可以用来形容找工作时，就更有意思了。mo gu与mu gou也是我努力要辨清的两个词。mo gu的意思是“蘑菇”（mashroom），mugou的意思是“母狗”（female dog）。由于发音不准，我多次在餐厅吃饭点菜时点过mu gou。幸运的是，在中国大多数地方吃狗肉是违法的。在广东等地狗肉是冬季里的美味佳肴，但在北京出售狗肉的餐厅并不多。每当我要点蘑菇这道菜时，虽然发音不准，服务员最终也能明白我的意思。
接下来还有三个不可能搞错或弄混的小词：wo ai ni（我爱你）。在英文中这三个词的意思“I love you”。这可能是除了“Hello”和“Glad to meet you”以外，中国学生在英语课堂上学的第三句话。在中国，我见到这句话几乎写在了包括笔记本、床单、壁纸和美味早餐在内的所有东西上。在我洗过牙后，我的牙科医生甚至送给了我一个上面写着“I love you”的促销钥匙链。其实送给我一支牙刷反倒更合适。
尽管“I love you”在中国似乎随处可见，但是由于我对中国人的亲密恋爱情况一无所知，所以我或多或少地只能假设中文里的“我爱你”用得更加严肃一些。“不。”张梅解释说，“对于我们来说，‘I love you’有另外一种语言的美，它简洁、通用、含蓄。但是‘我爱你’在很大程度上还是一个新鲜事物。”
我很好奇，想更多地了解一下。于是我就给30个中国好友发去了电子邮件。大约有25人给我回了信。我知道这并不是一个有代表性的，或者是科学的调查结果，但我发现结果却比预料的更有启发性。
在我联系的朋友当中，20世纪70年代出生或者更早出生的人没有几个承认曾经说过“我爱你”。有位38岁才结婚的朋友跟我讲了一段往事：有一天下她同丈夫一起看了一场电影。电影根据约翰·济慈创作的一篇小说改编，里面的人物运用了很多表达情感的热情洋溢的话语。
电影散场后，她丈夫说电影中的男主角真心爱着那位女人，因为他讲出了许多心里话，但实际上他却很少用实际行动给她带来幸福。“爱情并不是嘴上说一说就行了。”这位好友在回复我的电子邮件中这样写道，“如果你爱一个人，你就要关心他/她，尽一切努力让他/她感到幸福。”
但是，那些出生在20世纪80年代的朋友对此却有着不同的看法。如何说出、何时说出“我爱你”，这个问题使他们备受折磨。大多数人承认，这句话说出来后不是场面难堪、不可收拾，就是让人笑掉大牙。张梅说，自从中学谈过恋爱以后，她爱自己的那只猫胜过爱任何一位男人。她有一位已婚朋友认为，“我爱你”就是“促成结婚的傻话，婚礼一结束就再也不说了”。在从没有说过，或者很长时间没有说过“我爱你”的那些人当中，许多女士尤其表示很想有一天找到说出这句话的感觉。克里斯蒂把“我爱你”称为“非常私密、难以说出口的话”。然后她又面带微笑，做出各种眨眼表情说，她要找的“灵魂伴侣”（死尸新郎）是不会说话的。
我的好友光（音译）先生是一位澳大利亚出生的中国人，爱穿天鹅绒运动夹克，也喜欢古典文学。有天晚上喝酒时，他一反常态，以一位门外汉的方式悲叹道：“爱是一种具有两面性的牛肉饼。当你手里拿着它时，世界上没有比这更好的东西了。但是你如果天天吃它，而且吃了很长时间，那就会毁了你。”说句公道话，在我向他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他购买的股票行情正在好转。他以渴望的眼神凝视着他的酒杯说道：“女人和汉堡包，只能让人心碎，还会让人动心脏搭桥手术。”接着他就停顿下来，造成一种戏剧效果，他深知我当时正在欣赏着那个场面。
其他中国绅士对我的询问则守口如瓶，而且很快拿道家思想来理论一番。他们淡化了“我爱你”的情感意义，坚持认为中国的情感表达比较含蓄，更多地通过行动而不是言辞表达出来。我心想他们一定是经常倒垃圾的好男人，可是当我把他们的观点说给一位最近刚刚结婚的中国朋友时，她并不赞同。
那些“90”后的年轻小鬼们是最为激进的一代。他们认为，“我爱你”既没有积极感情色彩，也没有消极感情色彩，只是自然而然说出的一句话——出现在短信中，出现在科学课堂的黑暗角落里，或者出现乘地铁回家的拥挤旅途中。
虽然代沟并不明显，但让我颇感意外的是，每一代人似乎都对“我爱你”这句话有着不同的理解和体验。实际上，贯穿于各代人之间的共同线索就是来自自己父母的影响。在我的20多位朋友当中，没有人曾经听到自己的父母对彼此说过“我爱你”，或者对自己的子女说过“我爱你”。这一发现让我始料未及。我在想，是否应该将其作为张梅对婚姻所做的功利性描述的证据。
虽然张梅似乎对于浪漫情感毫无兴趣，就像我在中国遇到的每一个人一样，但是她对于一个非常浪漫的概念——缘分，表现得却极为推崇。缘分大致上指的是一种情投意合的关系，或者使两个人心心相印的一种亲和力，无论是兄弟情义，还是浪漫关系。从日常角度来看，缘分也是一种巧合。例如，你约定要在晚上同朋友见面吃晚餐，但是却碰巧白天在一家咖啡店里提前碰到了他。你可以说你们很有缘分。两个偶然在火车上坐在一起的乘客，最后谈得很投机，也可以说他们有缘分。他们意外相见，并且就在那个时刻一拍即合，谈兴甚浓，这确实不同寻常，因为在广袤的世界里发生这种事情的概率很小。同样的道理，恋人们也可以说有缘分。命运让他们彼此相遇，他们有时会有一种相识已久的感觉（也许他们前世见过面）。
张梅很在意缘分。谈到找对象，她常说：“看缘分吧。”我觉得她真的认为缘分“把她耽误了”，或者有一天也会遇到有缘之人。不过一到春节时，她的这种想法就开始动摇了。
“我父母在同一个单元里住了30多年。”在过春节还有几周的时候，有一天张梅对我解释说：“多年来我家的邻居全都没有变，他们全都是我父亲在银行工作时的同事。20年前，我们全都搬进了一栋新楼，因为旧楼被推平了。但是邻居全都没有变。他们对我的生活了如指掌。”
我原以为在一个大家庭的陪伴下成长，对于张梅来说是件好事。但是她很快就纠正了我的乐观假设。
“每当我回家过春节时。”张梅说，“我都有两种选择，我可以乘飞机去哈尔滨，也可以乘火车去。我买得起机票，也很想乘飞机回去。但是我总是乘火车回家，只有这样才能在深夜到哈尔滨。这对于我姐姐来说就更复杂了，因为她必须在结冰的路面上摸黑开车来火车站接我。这么晚到，能使我很方便地避开邻居。我家住在并排六栋公寓楼中的最后一栋。走到我家，我需要从五户邻居家门口经过。如果白天走过去，每栋楼里肯定至少会有一个人突然走出来，开始询问我的个人问题，我无法面对这种情况。因此，我就对家里说我害怕单独乘飞机，这样他们就同意我乘火车。”
就像克里斯蒂向我证实的那样，春节是一年里中国的单身男女青年感到压力最大的时候。“有些人的母亲已经开始行动了，我也配合行动，因为我知道这对于我母亲来说是件大事。但有时我不禁觉得一代鸡却生出了一代鸭。”她这样说道，还提到了由母亲们一手造成的季节性找男友的重重压力，以及她那些未婚朋友在春节前后经历的事情。“我们的母亲总想把最好的给我们，但是她们认为的最好的，却完全不同于我们想要的那种！”
像克里斯蒂那样的北京姑娘，一年当中都要进行数次相亲约会。在这里约会一位年轻的政府官员，在那里约会一位芭蕾舞男演员，中间还要见上几位学者。但是张梅的情况有所不同，她的母亲一年当中只有几天跟她在一起，所以她要为女儿充分利用这段时间。于是，她在初秋就开始张罗给女儿找对象的事情。
“春节前后我母亲简直要忙疯了。不过说实话，我并不认为她看到我没有对象就感到有压力。”张梅解释说，“是邻居们让她感到有社会压力。所以出于绝望，她又把这种压力传给了我。”
“你怎么能这样肯定呢？”我问她，结果答案让我惊叹不已。
中国采用国有供暖系统，这对我来说很奇怪。大多数家庭的供暖不是由居民来控制，而是由政府来控制。比如在北京，11月15日开始正式供暖，一直持续到3月份。有些公寓采用“私热”供暖形式，居民可以随意打开或关闭供热系统。采用“公热”供暖形式的公寓（占大多数）只有在市内规定的时间段里才能供暖。由于哈尔滨气候寒冷，公热供暖的时间比较早，10月15日就开始了。但是因为供暖是通过烧煤实现的，每个寒冷季节一开始经常出现严重污染的问题。
“我母亲在整个11月里闭口不谈结婚的事情，污染非常严重，所以她都不想出去看朋友。因此，我真的认为由于没有朋友们的干预，她就会忘了我的事情。要想知道空气质量指数是否已经恢复正常，我都没必要去查看哈尔滨天气预报。我用耳朵就可以听出来。天空变得晴朗起来时，她就很快要出去交际了。在探听到有关订婚或者生孩子的最新消息后，她又会盯上我。”
下课后，我们正在大街上走着，张梅的电话响了。每个星期三晚上最后一节课后，张梅都要和母亲通电话。所以来电话是预料中的事，但是她们的通话内容很可能不同于平时的轻松说笑。张梅允许我旁听通话内容，并把它在此展现出来。用她的话说：“这对中国女同胞都有好处。”
母亲：老二啊（这是爱称），你正在往家走吗？
张梅：是啊。
母亲：吃过晚饭了吗？
张梅：在回家路上买些面条就行了。
母亲：哎呀，自己一个人吃不孤单吗？
张梅：没事，反正已经晚了。
母亲：如果你有男朋友，就有人陪你吃饭了。
张梅：妈，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啊？
母亲：没什么意思，要是有人照顾你，我就放心了。
张梅：（此时沉默）
母亲：这个周末要做什么？
张梅：放松放松，买点东西，读读书，上网看几部电影。
母亲：哎呀，不去外面走一走吗？你要是有男朋友，就会有人陪你逛街了。这对你的身体有好处，你也用不着花自己的钱了。
张梅：妈，你说什么呢？
母亲：你为啥不去上班？不上班能挣钱吗？
张梅：妈，你想让我一周7天都上班吗？要是那样的话，我连花钱的时间都没有了。
母亲：没有男朋友，就是有时间也没什么意思。你最好还是先攒钱吧。
张梅意识到又要发生争执，于是就改变了话题。
张梅：我爸的过敏情况好些了吧？
母亲：好多了，不用挂念他。我们更关心你。希望你过春节时把男朋友带回来。
张梅：妈，离春节只有两个月了，我上哪儿这么快就找到人呢？
母亲：上哪儿找我们不管，把人带回家就行！
张梅：妈，你知道，我要是随便找个人带回家来结婚，我们的关系也不可能长久，对吧？
母亲：不一定。
张梅：那好，不过我要是同一个陌生人结婚，离婚的可能性肯定更大。你宁可让我以后离婚吗？
母亲：那你至少还结过婚！
在这场不同寻常的谈话结束后，我问张梅，她准备采用什么办法在接下来的60天内找到生活伴侣。她回答说：“不知道。”我向她推荐几个外国男友，他们也许愿意和她一起回家扮演对象的角色，只要能够免费在哈尔滨游玩几天，看看东北虎林园就行。“不行，我认识的一个女孩那样做过。她老爸一下就看出来了。他说那小伙长得太帅，不可能被他女儿吸引住。如果我老爸也看出来了，那该怎么办？”张梅说道。
到了晚上，我就动脑筋思考怎样才能帮助张梅。张梅否定了我提出的大多数建议，直到我提出租个男友。以前我听说有些中国男士在过春节时把自己出租给单身女子，按天收费。这听上去挺冒险，会招来很多麻烦，得不偿失。让我颇感意外的是，张梅反倒愿意尝试一下。
在之后上课时，我登录了淘宝网。作为马云的阿里巴巴公司王冠之珠（目前阿里巴巴公司是纽约证券交易所的最大一家新股发行公司），淘宝网是一个巨大的在线市场，从带有爪脚的陶瓷浴缸到进口的有机藜麦，销售的商品五花八门，种类齐全。其巨大流量和商品选购种类，使亚马逊有些相形见绌，在它面前显得好像是个买柠檬汁的小摊位。我很快发现，有许多年轻的中国男士都愿意出租自己，想在春节这个中国最大节日期间赚点外快。
许多中国家长都依照大自然中的事物给女儿起名字（比如莲、芳），但是艾薇（Ivy）这个英文名字却来自第一个同她有性关系的有钱已婚男人。“他被我的大长腿给迷住了。”艾薇说道，“既然我觉得这个名字适合我，就保留下来了。”
艾薇的大长腿名不虚传，就好像任何植物都不易攀爬上去的两个棚架。但是要不是她心气高傲，执意地想让自己的生活大大提升一个档次，她那双大长腿能否给她带来如此丰厚的回报还很难说。
“中国男人想要的老婆得有四个特点！”她摆出权威的派头，一边喷吐着烟雾，一边这样解释说：
“1.容貌漂亮；
2.体贴贤惠；
3.任劳任怨；
4.对于丈夫的欺骗行为视而不见。”
“他们想要的基本上就是一个童话。”她说道，“难怪他们必须要到别处去满足自己的全部愿望。”
仔细打量一下你会发现，艾薇长得确实漂亮，但是按照中国标准却说不上体贴贤惠。她吸烟的那种架势我从没见过：刚刚吐出烟雾，紧接着又吸入一口，那劲头就好像一条龙往鼻孔里吸烟一样。她很少微笑，不过她却能聚精会神地倾听别人讲话。她既坦率又很有底气地谈到了自己如何通过实现别人的童话来换取自己的美丽结局。
艾薇来自二线城市成都的一个中产阶级家庭。她靠着自己姣好的面容、坚定的决心和艺术才华，考取了中国一所最具传奇色彩的戏剧学校——那里不断地培养出才华横溢、极具魅力的女演员和电影明星。艾薇尽管也有才华，但是她觉得自己根本比不过那些社会人脉更广，更有靠山的同学和校友。在对自己最有市场需求的才华优势进行仔细评估后，艾薇觉得自己那双美腿就是她步步升高的最大资本。有了这种想法之后，她很快就在一次朋友邀她参加的学校商业社交活动中遇到了一位男士。艾薇看到这位男士开的是最昂贵的阿斯顿马丁豪华轿车。于是，她便利用自己的修长美腿来吸引他的眼球，不久就找到一个新职业，做起了这位男人的情妇。
在这里值得一提的是，婚外情一直是中国封建王朝的发展动力。中国历史上最有权势的女人武则天起初仅仅是皇上的宫中才人。后来她残忍地鼓动当朝皇上对付自己的儿子，将自己仅仅活了七天的女儿的死嫁祸给敌手，最终成为中国历史上掌有至高无上统治地位的女皇。在中国5000年的历史上，她也是作为皇帝正式统治中国的唯一一位女人。
如今尽管通过风流韵事和婚姻手段取得财富、地位的做法有所收敛，但是在中国仍很盛行。中国在转向市场经济的过程中，为寻求财富者提供了一个机会遍地、前途无量的新天地。使这一过渡时期变得更加吸引人的是，中国从一个基本上没有雄厚家底的国家逐步迈向一个成熟的镀金时代。30年前，除了同政府的特殊关系外，各个阶层之间差别很小。城市里的专业人员全都居住在工作单位分配给他们的相同水泥建筑物中，在大体上一样的单位食堂里用餐，在同样的社会经济圈里结婚——常常由单位领导牵线安排。他们生活平淡，受到严格管制，没有工作单位的同意，夫妻甚至不能离婚，离婚要求很少得到批准。
当时婚姻制度根深蒂固，是成人的必要先决条件，就连赠送结婚礼物也要遵循一定标准。20世纪80年代，按照当时习俗，新郎父母要为他们的新过门儿媳妇提供“三转一响”四大件：自行车、手表和缝纫机，外加收音机或闹钟。到了90年代，这些结婚大件又升级为电视、电冰箱和洗衣机。但是自从中国的经济蓬勃发展以来，结婚的大件家用物品的标准就没有上限了。仅在2000年与2015年之间，中国的中产阶级就从500万人增加到2.25亿人，预计到2020年会再增加5000万人。同时，中国在1998年建立商品房市场以后（此前所有房地产均属于政府），房价飙升，对于象征个人地位的住房和小汽车产生了堪称魔鬼经济学般的市场影响。
除了这种想要通过婚姻来获得物质财富的渴望以外，还有一句中国的媒人们已经参用了数百年的永恒格言，即“门当户对”。这句话的基本含义是婚姻伴侣应该来自类似的家庭和社会经济背景。男方的家境最好略微优越一些，这样可以名正言顺地成为户主和养家糊口的人。尽管这普遍被视为理想状况，但是中国暴富阶层的出现，加上贫困阶层的继续存在，以及迅速壮大的中产阶级眼界开阔，胃口也越来越大，所有这一切使游戏规则发生着急剧变化。与印度或其他严格推行种姓制度的国家不同，中国任何背景的女人都可以通过傍大款迅速过上更好的生活。对于那些胆识过人，不厌其烦地积极寻找门当户对的男友的女人而言，巨大的利好在等待着她们。
“水涨船高”，X博士这样说道。当初我在撰写一些有关中国婚姻问题的文章时找到他，请他提供一些情况。他担任过政府官员，还是一家促进中国与世界各地文化交流的神秘的非官方机构的常务副主任，对两位美国婚姻顾问在中国的工作起到了积极推动作用。我们初次见面时，他将我请进了他的办公室，还沏了一壶上等好茶款待我。
此时，我对于中国婚外情问题的了解还很肤浅。那时他的一些观点显得非比寻常。
X博士的一番话说得从容自信，容不得你不把话听完，尽管我从道义上不同意他所讲的观点。我问他为什么情妇现象屡见不鲜，尤其是在像他那样有地位的男人中间？他教会了我一个新词——精神。按着X博士的解释，精神（译成英文是vitality）就是精气神，激励着男人不断地追求比自己年轻一半的女人，让她们陪伴身边，给自己增添活力。
要是将X博士说得一无是处，那也未免过于简单化了。他毕竟代表着中国男人中一小部分人，不断追求着对自己有利的各种职位。在我看来，他的生活就是推开一道道转门，不断地周旋在瑞吉酒店、丽兹酒店和昆仑酒店之间，与人约会见面（既是为了处理公事，也是为了消闲娱乐）。但是，他以远远超过同时代人的热情扮演着登徒子的角色。他穿着考究，在这一点上，大多数中年男性望尘莫及。尽管头上几乎看不到白发（中国男人不像日本和韩国男人那样在购买面霜和爽肤水上花费巨大，但是他们在染发膏上却毫不吝啬），大多数精英似乎都穿得一模一样，单调乏味。X博士是个例外。他实际上是个花花公子。深冬季节，我见过他身穿蓝白相间的格子便装，俏皮地佩饰着带有红色与黄绿色涡纹图案的丝绸方巾。他喷洒古龙香水，富有幽默感，喜欢在国外旅游。他说，有一次去巴塞罗那旅游后他就喜欢上了西班牙火腿，带回了一整个猪腿和切火腿的专用铁架。他说到西班牙火腿时表现出的热情，甚至超过了我见过的任何一位西班牙人，也胜过把吃西班牙火腿当作一种宗教体验的我的那些伊比利亚半岛亲戚们。
“在这个世界上我想要什么几乎就能得到什么。”他说，刚刚还告诉我还有两个西班牙火腿就要邮到了，“除了妻子。”他说这话时显得有些遗憾，也颇为失望。只有深入了解我们的谈话内容，才能明白为什么。
X博士在20多岁时结过婚，但是婚姻只维持了一年。现在他已经50多岁，看起来他非常想再婚。但是据他自己透露，唯一的问题是他想娶的那种女人都对结婚不感兴趣。“她们有许多追求者，宁愿自由自在地单身，同时从几个男人的追求和财产当中得到好处。她们可以从这种关系当中获得很多实惠。”
我感觉X博士所说的实惠并不是指通常送给情妇的珠宝、名包、汽车或其他任何礼物，以换取她们陪伴在身边。我正想要求他详加解释时，他抢先一步开口，让我眼界大开，见识了充当情妇的新境界。“这些女人要有的装饰品几乎都有了。她们也有车有房。物质财富已经不是她们想要的了，她们追求的是人脉和资本。”换句话说，她们当情妇是为了扩展人脉。
X博士接着取出手机，亮出了几个女人的照片。他飞快地说出了她们从几个男人那里得到的一系列好处。有一位女人获得了将近100万美元投资，准备推出自己的系列化妆品。另一位女人获得了200万美元，用于成立自己的广告公司。还有一位目前在巴黎做生意，当年利用从情夫那里获得的资金推出了自己的系列时装产品。“当她们不再需要资金的时候，她们就追求人脉。”
X博士披露的情况完全颠覆了我对中国两性问题的预想。按照他的说法，这些女人（此处指情妇）最后都是如愿以偿。她们是精致的投机者，利用男人大捞好处。尽管这一发现使人坐卧不安，我还是禁不住在想：这是否表明中国的两性不平等问题比我原以为的更加严重？X博士描述的各位女人听上去头脑机敏灵活，能力极强。而且从他显示给我的照片来看，那些女人也比她们依附的那些男人漂亮多了。
如果那些女人需要此类男人的“赞助”，因为中国的两性社会地位决定了这是她们唯一出人头地的途径，那又当如何呢？这看上去像是一种激进的理论，但是我也不想立即加以否定。虽然对于“妇女能顶半边天”的说法一直存有各种争议，我早就认为中国妇女的半边天并不那么阳光明朗。我很清楚，在中国，许多生意都是在饭桌上成交的：先是要喝大量白酒（一些有名的烈性粮食酒），然后再去KTV包间唱歌，女人们则充当“陪伴娱乐”的角色。由于这些原因，女人通常并不参加这类活动，除非她们也要娱乐招待别人。
有一位中国媒体人物、女企业家，也是中国女性主义的最坚定代表人物。她曾经对我说，她经常掏钱让一些男员工去陪同潜在客户喝酒，因为她知道拉关系的最佳机会都在下班后出现，但是她本人不便参加。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格温多兰·德贝休恩（Gwendoline Debéthune）也对我表达了相同的态度。他的博士论文剖析了中国一些省份存在的如下现象：如果男人（可能是女人的丈夫）不签字，女人就得不到创业所需的小型贷款。把这些事情串联在一起后我就开始琢磨，如果一个女人在创业时缺乏看似必要的男人人脉，要想获得成功是否就特别难？
X博士接着对我讲述了他不久前在上海参加的一次相亲活动。我对这种活动如何举行只是略知一二。一些手里有闲钱的中国男人，交上几千元钱人民币就可以去约会那些符合男人严格要求的百里挑一的女人。这些要求一般包括比例匀称的身段和白净的皮肤。抱着很高的希望参加完相亲活动后X博士说，他很感兴趣的那位女人亲口对他讲，当时她正在和另外5位男人谈恋爱。“我并不想同他们当中的任何一位在不远的将来结婚。”那位女人这样直截了当地对他说，这一定使他的精神受到了很大打击。
当我正在苦苦思索着这其中的含义时，对于X博士而言，这却是世界上最自然的事情。他认为当情妇在女人的个人生活和职业发展过程中只是很合理的事情。实际上他认为，聪慧、勤劳的女人（换句话说，就是那些我认为最没有可能成为别人情妇的女人）才是最好的，因为她们所受的教育和生活经历使她们更加有事业心。
但是我并不认可他的观点。
魏武军被看成是中国的夏洛克·福尔摩斯，不过他并非戴着一顶猎鹿帽，手里也没有拿着烟斗或放大镜。他最有名的特点就是爱抽中南海牌香烟（老牌的中国香烟），还能够神不知鬼不觉地将全球定位跟踪装置安放在出轨丈夫的汽车底下。魏武军人称“二奶杀手”。这位60岁的私人侦探在追踪二奶方面名气极大，前不久在上海电视台公开宣布退休，因此他的私人电话不会再度响起。
“中国的大多数私人侦探都是在跟踪调查二奶的情况。”他对我说道，“我以此为生了20年，也赚了不少钱。我最后开的车比一些客户开的车还好。”
魏武军讲述了一个让他难忘的案件。一位生活在广东的台湾商人包养了8个情妇。“那是在1995年，对于台湾人来说，在大陆包养一个情妇是很平常的事情。当时中国的生活费用非常低，你可以每月花费3000元人民币（430美元）包养一个。”
一个已经有了妻子和两个女儿的男人为何还要再添上8个女人，我实在不明白。但是魏武军却认为这是平平常常的事情。事实上，我们提到的那位台湾商人（就称他为“野生燕麦”吧）同他的妻子事先已经安排好了。他的妻子不仅同意他搞婚外情，而且还经常同他的情妇们在一起打麻将。
当“野生燕麦”决定为他的弟弟（也是家族生意合伙人）找一位“二奶”时，情况变得很不妙。虽然他弟弟的妻子并不反对丈夫有出轨行为，但是她没有生儿子，因此担心丈夫（就称他为“小燕麦”吧）会同这个情妇生出儿子来。
于是，她便给魏武军打来了电话。
“寻欢作乐的代价很高，但是生孩子的代价更高。”魏武军说道。他进一步解释说，“小燕麦”的妻子并不担心多出一个孩子，而是担心家庭财产受到损失。事实证明，二奶们常用的手段就是为包养自己的男人生个儿子（如果怀的是女孩，则有可能堕胎），因为生养一个男性继承人就意味着她们有权长期获得经济支持，也不用担心有朝一日人老珠黄，无法依靠出卖色相生活。
在中国，非婚生子女的“社会抚养费”很高。未婚父母生育的孩子不被接受，甚至当年也无权上户口。早些年，没有户口，孩子不能上学，不能享受基本的社会服务，甚至也不能申请办理身份证。这些限制刺激催生了假户口黑市。“二奶”和包养他们的男人所生的孩子就是这样取得了合法身份——只要魏武军事先无法进行干预。魏武军承认，在私人侦探职业生涯中他至少有一次参与了直奔产房的急速追踪活动，当时就是为了揭露一个男人与其情妇去医院生子的老底。
魏武军解释说，无法通过生育途径获得经济联系的情妇常常经商。“她们开美容院，或是豪华精品店，这都是她们非常熟悉的领域。”他说道。但是，如果投资不善，或者没有经商头脑，随着她们年老色衰、失去市场价值，很多情妇退休时经济状况大不如从前，自己都很难适应。“她们最后每天只能孤独地生活。”他紧接着又补充道，“我认为最幸福的就是那些最终能够结婚的女人。”
即使结婚也是艾薇人生计划的一部分内容，但她并不着急。虽然她只有27岁，可她给人的印象却比实际年龄大不少。我第一次见到她时，她手腕上戴着卡地亚手表，小臂上挎着迪奥女包，耳垂上的香奈儿耳环熠熠生辉，身穿收腰的巴宝莉羊绒风衣，脚蹬一双饰有小巧金色蝴蝶结的路易威登漆皮高跟鞋。她简直就是奢侈品的真人秀模特，而且令人吃惊的是，她将所有奢侈品都穿戴得有模有样。
“在许多中国男人眼里，漂亮姑娘只要离开男人的支持就变得毫无用处、完全落败。”她说这话时，我们正坐在离她的公寓不远处的一家小咖啡馆里品尝着香港风味的甜食。我们周围全是皇家气派的紫色丝绒家具，数不清的明亮镜子，还有几盏旋转的枝形吊灯。我觉得这种装饰风格似乎已经成为中国暴发户的身份标志。“精明的姑娘需要漂亮得不让人提防，不被视为很大的威胁，那才叫精明。”她又补充说道。
“要是一个女人既精明，又漂亮呢？”
艾薇断言：“那她很可能更吸引男人。”
在同艾薇见面前不久，我从中国媒体上看到的一则新闻报道，该报道披露了上海财经大学一位丁姓学生因开办“二奶中介”被捕的事情。据称，他从中国14所名牌大学中招聘女学生，其中包括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每年收取服务费40万至60万人民币（相当于6万至9万美元）。作为交易的一部分内容，他甚至还向潜在的客户许诺提供这些女大学生的学习成绩单和英语能力考试证书复印件。这一条新闻使我感到非常惊讶，因为我一直有这样的印象：中国男人回避聪明伶俐的女子。结果，事实证明，他们在找妻子的时候确实如此。但是就情妇而言，正如X博士暗示的那样，聪明漂亮的才特别有魅力。
关于这种倾向有一种历史上的解释。近在20世纪初的中国，青楼、高等妓院或者其他指定场所具有非常重要的社会意义。男人们可以在那里找到如今所说的情妇。男人是否具有阳刚气质，由他们在那里遇到的官妓来褒贬评说，因为官妓就是品评男人的教养、所属阶层，以及文雅程度的行家里手。甚至还有一些指导手册专门指点嫖客们在同官妓相处时如何表现得行为得体。如果一个男人行为不得体，就会受到羞辱、嘲笑，甚至还有可能被其他嫖客视为“乡巴佬”。
这对于普通妓女来说也是一样。虽然她们的地位低于官妓，但是她们仍是属于社会上的精英女性之列，同贵族、学者、政府官员等类人物接触。除了鱼水之欢以外，她们还以音乐、诗歌、唱曲和舞蹈来愉悦嫖客。中文里的“妓”字，意思就是“表演歌舞的女子”。
在唐朝（618—907）甚至专门设有被称为“教坊”的政府机构，专门对妓女开展音乐、舞蹈、文学、书法、棋艺，以及文雅的饮酒游戏等方面的技能训练。教坊被视为一种音乐机构或高等女子进修学校，在它兴起的时代，女性被普遍剥夺了受教育的机会，从而使得颇具才华的妓女成为男人们躲避无辜普通妻子的向往对象。由于自身的世俗性和特有声望，她们有机参与“贤惠的”女人永远沾不到边的各种场合和谈话；她们的才华与魅力也使她们深得男人和诗人的宠爱。黄原竟（Ginger Huang）在《汉语世界》杂志中指出，在《全唐诗》收录的4.9万首诗歌中，有4 000首诗歌的内容同妓女有关，136首诗歌的作者本身就是妓女。
在当代中国，政治与婚外情的关系仍然错综复杂。一位调查这些腐败案件的警官在接受《每日邮报》采访时说：“很多时候，每一个成功的女人背后都有许多坏男人。”
2000年，对中国的腐败案件进行过一次调查。庄思博（John Osburg）在其专著《产生财富：中国新富阶层与精英男性的崛起》（Engendering Wealth : China's New Rich and the Rise of an Elite Masculinity）中披露了上诉调查结果：93%的腐败案件同情妇有关，那些被判刑的男性贪官黑幕往往都是由其情妇们在证词中揭发出来的。某位男士曾经说过，“在这个世界上，只有女人的吻能让你难逃厄运。”
回想一下女皇武则天，我们可看到中国当代情妇同古代那些嫔妃小妾们并无多大差别。想当年她们也是尽量利用女色接近高官显贵，以此获得敏感的商业秘密，扩展人脉。尽管这并不能体现出男女地位的平等，但却对于奇特地持续了数百年的体制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此外，这种情况还进一步突出了上述女子的重要地位。无论意识到与否，她们通过获得大量财富和影响力，也许对社会中普遍存在的男女不平等现象有所矫正，但与此同时却牺牲了其他女人（即男人妻子）的利益，使得这种不平等进一步加重。
不论好坏，情妇现象在中国文化里根深蒂固。
根据网站SuXiaoman.com（这是我从已关闭的Xeixe.com上了解到的网站）的解释，小三同二奶有很大区别。一般认为，二奶是一些更加自私的情妇，她们勾搭男人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得到钱。而对于小三来说，感情则比经济利益更为重要。
根据上述网站的解释：
1. 小三将风流韵事视为真正的感情关系，而二奶只是向钱看。
2. 小三同自己喜欢的男人在一起，而二奶同男人在一起却是她的职业需要。
3. 小三想要听到的话是“我爱你”，而二奶想要听到的话却是“我养你”。
SuXiaoman.com这家网站总结道：在当今社会，妻子是管钱的人，二奶是要钱的人，小三只是需要爱情的人。
我把这些定义讲给了X博士听。X博士没有反驳上述定义，并且还有所发挥：“按着中国文化传统，女人应该嫁给一个受教育程度、社会地位和经济收入都比她强的男人。如今，考虑到中国女人已经取得的所有成就，符合这类单身女人要求的男人并不多见。因此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有些女人就成了情妇。”
虽然我难以想象艾薇由于合格的男人数量匮乏也成了情妇，我仍然决定打探一下。“这并不是个艰难的决定。”她说道，“我不是男人们要娶的那类女人，但事实证明，我是男人们想要有暧昧关系的那类女人。我不想改变自己的本性，只想利用自己的本性。”
她说话的时候，我禁不住在想她同克里斯蒂、张梅和其他我所认识的中国剩女有多少相同之处。艾薇为人机智，雄心勃勃，极为独立（看上去也许并不明显）。“同几个男人相处，使我既有自由，又有资源，可以避免成为他们当中一个人的私有财产。”她很少这样动情地承认道。她的这种想法，使我想起了早些时候，在干完一周特别繁重的工作后，克里斯蒂同我进行的一次谈话：“我并不想这样拼命工作，我这样做，是因为我想知道我可以养活自己。”中国的小女孩在成长过程中常能听到这样的说法，“学得好不如嫁得好，”张梅在一次上课时对我解释说，“这是一种愚蠢的想法，也是一种非常危险的生活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