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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岁生日那天早晨，克里斯蒂·杨醒来，洗完澡，接着就坐下来吃早餐。她一来到餐桌前就发现，妈妈给她做了一碗自己爱吃的面条。不过她至今还记得，当时她还看见在自己平常喜爱喝的香辣红肉汤里漂着两种没有想到的食材：一小节香肠（代表“1”）和两个煮鸡蛋（代表“00”）。吃了两口后，克里斯蒂明白了，这两样食材代表着妈妈的心愿：希望女儿在当天上午的高考中获得成功。
克里斯蒂作为独生女，是在中国刚刚实行独生女政策时出生的。她解释说，父母满怀希望，倾尽所有，为的就是让她有个光明前途。“要是我当时还有个兄弟，很难说结果会是什么样，按照传统的做法，他很有可能得到家里很大的关心和重视。不过我还是无法想象我的父母会那样做。”她一再坚持要说明的是，虽然发生过千百万堕胎和杀婴事件，让人不寒而栗，但是她觉得中国的独生子女政策却有一个意想不到的结果，那就是迫使家长们重视自己的女儿。
克里斯蒂，与独生子女政策一样，至今也过30岁了。尽管随着时间推移，独生子女政策的规定宽松了不少，但是不要忘记，这项政策已经造就出三代独生女。一个经常被忽略的事实是，虽然躲过堕胎劫难幸存下来，中国的独生女们，尤其是那些同克里斯蒂一样出生在城市中的独生女们，却在家长的执着督促下必须要出人头地。她们几乎无一例外地比此前任何一代女性都获得了更多资源、机会和自由，而其结果开始以意想不到的方式体现出来。
克里斯蒂在高考中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南方大都市——重庆的一所重点大学。毕业时，她获得了经济学学士学位和英语硕士学位。她在几家小型营销传播公司经过历练后，现在开办了自己的公关公司，为北京周围一系列高端旅店、餐厅、酒吧和私人俱乐部提供服务。她喜欢管理自己的工作时间表，自主承揽服务项目。她天生具备社交能力，工作起来如鱼得水，左右逢源。
虽然父母对克里斯蒂的工作所知甚少，他们还是为女儿感到自豪。事业成功使克里斯蒂过上了令人羡慕的舒适生活，她也非常慷慨地经常与父母分享这种生活。他们可以去欧洲度假，享用新式家用电器，对房屋进行昂贵装修，而所有的这一切都由他们的独生女儿付钱。克里斯蒂还为父母购买了各种奢侈品，在以前这些根本无法享受。在对女儿的要求上，她的父母都说只要她结婚再怀孕，那就无可挑剔了，最好在她下次来例假之前办完这些事……不过因为这样的要求太过分了，父母又松口对她说，最晚在来年前9个月完婚怀孕也可以接受。在龙年生个外孙，这可比什么都强！
克里斯蒂的母亲最近这样对她说：“我不想给你施加压力，可是你不结婚我就不放心，你已经34岁了，你怎么保证还能排健康的卵呢？”克里斯蒂希望妈妈培养一种爱好，至少是玩玩那款永远提示“你可以信赖他”的“魔力8号球”（Magic8-Ball）。
但是克里斯蒂仍然抵抗住了来自父母轻微的责骂、狂躁和偶尔的情绪爆发，因为她胸有成竹，识大局。无论她承认与否，克里斯蒂自己知道，按着中国的婚姻标准，她是一只过时落伍的“恐龙”。她的父母、祖父母、婶婶阿姨、大叔大伯、朋友、邻居、同事、老板，还有一位吵吵嚷嚷的北京出租司机，全都在时刻提醒她：再不快点找到男朋友，你就会变质发霉，嫁不出去了。
如果仅仅从纯数字的角度来看，找个男人嫁出去对于克里斯蒂而言是信手拈来的事。据中国社会科学院估计，到2020年达到法定结婚年龄（1980年起，中国女性法定结婚年龄为20岁，男性法定结婚年龄为22岁）的男性要比女性多出3000万。有这么多可以挑选的对象，这听上去好像是天赐的一份大礼。但实际情况是，从区域分布、社会与经济等方面看，这些过剩的男性大多数生活在与克里斯蒂这样的女性截然不同的世界里。
在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的一个僻静角落里，有个村庄看上去遍地都是教堂。这些教堂鳞次栉比，一个比一个高，屋顶上的十字架直指天际。它们似乎要给这片原本就带有浓厚不可知论色彩的景观平添一种令人惊奇的感觉。但是走到近前仔细一看才知道，上述建筑物根本不是教堂，而是三层楼的住宅。那些T型的突出物也不是十字架，而是巨大的避雷针。
浙江省省会杭州的年降雨量记录显示，这一片地区雨量充沛，经常伴有雷电现象。但即便如此，也用不着这样的特大型避雷针。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同中国其他许多地方一样，杭州也受困于严重的男女比例失调。在2010年，出生婴儿男女比例为113：100。世界出生婴儿自然性别比例大约为105：100。在中国1979年开始实施独生子女政策之后，由于超声波技术在20世纪80年代的广泛应用，再加上重男轻女的传统观念根深蒂固，致使女性胎儿被堕胎现象有增无减。结果，中国的男女比例失调在全世界最为严重。
尽管选择胎儿性别的堕胎现象并不仅限于中国，但是在1985至2005年间堕胎的1.63亿亚洲女性当中，有3200万是中国女性。除失去了相当于波兰全国公民人数的大量女性人口以外，使问题变得更加严重的是，女性数量不足的现象在整个中国体现得并不均衡。玛拉·维斯腾达尔（Mara Hvistendahl）在《非自然选择：选择男孩、放弃女孩与满世界是男人的严重后果》（Unnatural Selection : Choosing Boys over Girls, and the Consequences of a World Full of Men）这份报告中指出，在中国的一些地方，比如江西省宜川县，4岁以下婴幼儿男女比例为137：100；在广西，相同年龄组的男女失衡比例上升至153：100；湖北省天门市的男女失衡比例高达173：100，相当于每3名男性当中就有一位娶不上老婆。将这些人口问题综合起来看，显而易见，中国过剩男性绝大部分出生在贫困的农村地区。作为独生子，他们要留在家里种地，而出生在同一个村里的女性则可以自由地外出寻找一些卑微的工作，另外也经常是为了寻找一个能让自己过上好日子的丈夫。在同龄女性数量严重不足的地区长大的单身汉们，面临着征婚方面的激烈竞争，他们被称为“光棍”。在中文里，“光棍”经常用来指那些因条件所限被迫单身（或者自愿单身）的男人，同时也暗示他们很有可能永远无法传宗接代。
在只有结婚后生活才算步入正轨的中国，光棍们面临着很大困难。结婚是正常社会成员的标志，对成年生活可以起到添砖加瓦的促进作用。如今的中国仍然极为重视孝道，并且有“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说法。同时，将男人视为一家之主的儒家思想使问题变得更加复杂了，这要求男人不仅应比妻子挣钱多，而且还要拥有一个将未来的妻子娶进家的住房。具有强烈等级特点的中国户口制度并没有使事情变得简单一些。在这种制度下，农村出生的居民拥有农村户口，城市出生的居民拥有城市户口。这就导致农村男性公民除了贫穷以外，还要长期同农村地位联系在一起，成为中国婚姻链上的“最底端”人群。
在过去工作单位自动给职工分配住房的年代，这一切都不成问题。但是随着中国房地产市场在1998年实行私有化，房价开始飙升，这使整个社会的穷人和富人之间形成了一道巨大鸿沟。
于是，屋顶便出现了巨大的避雷针。
为了帮助儿子娶媳妇，农村剩男的父母经常倾尽毕生积蓄去盖房子或买房，他们认为这样做才更有可能为儿子娶到媳妇。哥伦比亚大学金融学经济学教授魏尚进、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兼华盛顿特区国家食品安全政策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张晓波与清华大学刘瑜在研究中发现，中国婚姻市场的激烈竞争程度对于房价和住房面积产生了极大影响。具体来说，他们认为，1998年至2005年间，中国35个主要城市中30%–48%的房地产增值额（相当于8万亿美元），同男女比例失调和男人为了结婚而获得财富（房产）的需要有直接关系。
魏尚进、张晓波与刘瑜在分析了中国不同地区的情况后得出了上述数据。这些地方的适婚人群有着很大差异。他们发现，无论在农村还是城市，当地的男女比例同住房价值与家庭收入比例之间存在着很大的正相关性。换句话说，男女平均比例越悬殊，住房价格就越昂贵。
作为一种控制措施，研究者们考察了房租价格，他们发现房租价格的增加幅度并不像房价增加得那样大。这就进一步证实了如下看法：房价上涨并不证明对生活空间的需要有所增加，只是说明了持有房产证的需要。研究者们还发现，房价上涨主要受两个因素的影响：愿意以更高价格支付每平方米住房面积的居民和购买更大住房的趋势。
更大到什么程度呢？
我通过一位张姓居民了解到了萧山“教堂村”的情况，他还向我介绍了“影子三楼”（Phantom Third Stories）的建房概念。这种建筑指的是二层楼的住宅，上面还带有未完工、未装修的三楼空间，目的是让整个住宅从外面看上去更加宏伟气派。这种建房潮流兴起于结婚竞争非常激烈的邻村。在有些地方，这已经成为主流建房形式，甚至到了不建影子楼层，媒人就不来提亲的程度。
为了在婚姻市场中再取得一点竞争优势，那些急切盼望儿子结婚的家长们开始在屋顶上加装吸人眼球的大型避雷针，以增加他们建造的影子三楼的住宅高度。那位张姓居民解释说，这已经形成了一种竞争，房主明显地想要把邻居压下去，于是会不顾一切地加大避雷针的尺寸。如果拥有城镇中最高的住宅，就可以使在婚姻市场中取得优势的孤独单身汉得到外界的主动关注。但是最重要的是，我们应该明白，父母为了让儿子能娶上媳妇，为什么要在住宅的长宽高上下工夫：他们认为不这样做，儿子根本就没有机会娶到媳妇。
早在人口学家们开始关注人口比例以前，中国每年出生的男婴数量都多于女婴。早在B超设备得到广泛应用，独生子女政策尚未实施之前，全国各地就不断地发生杀害女婴的事件。即使女婴刚出生时没有被杀死，中国重男轻女的顽固思想也使男婴的成活率较高一些。例如，每逢生活困难时期，男孩会得到更多的生活资源（换句话说，就是食物），以保证他们活下来，这同样提高了女孩的死亡率。在尼可拉斯?D.克里斯多夫和雪莉·邓恩 （Nicholas D. Kristof and Sheryl Wudunn）合写的《天空的另一半》（Half the Sky）中列举的一项人口研究成果发现：由于父母没有给予女婴与男婴同样的医疗救护，致使每年有3.9万女婴夭折——这仅仅是在她们出生后的第一年里。
我提及以上事实并非是要引起大家的不快，而是为了透彻理解中国不断产生剩男人口的原因。换句话说，当我们看到某个省在某一年出生的男女比例为120：100时，这并不一定意味着25年或者30年后在这些未婚男女要找对象时，每5位男性中就有一位找不到媳妇。实际上，这意味着每100位那一年出生的男性中，就有20位男性加上比他们出生早、前些年没有找到媳妇的男性全都需要找媳妇。
“这好像看电影！”巴黎人口与发展中心的人口学家克里斯托夫·吉尔莫托（Christophe Guilmoto）说道。他将电影院中的每一个座位都比作待嫁的女子。“作为一名正在寻找媳妇的男人，你想去电影院看一场下午放映的电影，但是电影票已经卖光了。”他解释说，“于是你想看晚上那场电影。你提前两小时排队买票，但还是没有买到票，因为有另一批观众赶在了你的前面，他们已经走进了电影院。”但是城里只有一家影院放映那部电影，那这个男人该怎么办？他可以不断努力，寻找机会观看以后放映的场次，因此继续提高找媳妇的要求；暂时不看其他电影（仍然单身）；或者去看另一部电影。
对于资源有限的中国农村男性来说，那另一部电影也许就是《买来的新娘》（Bride-Buying），由越南、柬埔寨、老挝、朝鲜或其他东南亚邻国共同参演。据有关文献显示，中国男女比例失调以及由此产生的婚姻挤压现象，越来越多地体现在“走私”新娘和其他旁门左道的活动当中。然而更为重要的是，几乎没有迹象表明男女比例会很快恢复平衡。仅在2001年至2010年间，中国每年出生的男孩平均比女孩多出130万。这说明选择性别的堕胎现象仍在发生，继续扰乱着自然规律。换句话说，我们今天看到的现象，只是中国农村单身汉们在未来几代人的时间里所面临的婚姻挤压困境的一个开端。
就在中国农村经历着男婴生育高峰，造成当前男女比例失调以及婚姻挤压现象的同时，城市里则是另外一番不同景象。虽然北京和上海两地的出生记录中显示的男女婴比例失调，也足以证明这两地同样发生过选择性别的堕胎现象，但是同更多的农村地区相比，这一数量确实很少。除了比较平衡的男女比例以外，城市里独生子女的生活，也非常不同。城市独生子女被当作“小皇帝”养着。妈妈爸爸、奶奶爷爷、外婆外公生活在越来越开放的经济环境中，对城市中的那些独生子百般呵护，有求必应。这些孩子在任何方面都受到了最好的照顾。无论是否具有XY染色体上的竞争优势，城市中的独生女也不逊色。
克里斯蒂虽然出生在农村，可是她已经拥有了城市户口，没有必要再嫁进更好的人家。她受过良好教育，工作优越，拥有足够的资金购买自己的住房，另外，将来她还要继承父母目前在北京居住的那套住房。就生活条件来说，她与中国农村的那些光棍们简直有天壤之别。不过她在寻找婚姻伴侣方面同样不太顺利，只是原因截然不同。
“我们根本都没有考虑，生男生女我们都接受。”克里斯蒂的母亲解释说：“我的婆婆一开始不太喜欢，但是我很高兴有她这个女儿，我丈夫也支持我。”克里斯蒂可以听到我们的谈话，我看见她点了点头。她后来对我说，她早就觉得奶奶喜欢孙子。“她让我们感到非常自豪。”她的母亲继续说道，“她工作很努力，我们也一直鼓励她这样做。可是在中国，一个女人要是没有自己的生活会很危险。现在她必须有个生活伴侣。”
克里斯蒂与许多同龄女性一样，是在实行独生子女政策后出生的第一批孩子。按着社会习俗来讲，现在她们已经到了为人妻母的年龄，再往后就会成为剩女了。“剩”这个词缀的含义同“剩菜剩饭”中的“剩”一样，几乎没有一点味道。在广大农村地区，剩女这个词甚至可以用在25岁未婚女性身上，而在大城市里则指接近30岁的未婚女性，也就是普遍认为的独身之前的最后一站。在思想极为进步开明的朋友圈里，剩女的年龄可放宽到30岁出头。但是一旦过了这个界线，人们普遍认为这类中国女性的约会对象也只限于那些长得又圆又胖的60岁离异男士，他们都有严重的口臭，很可能还养着一个容易发怒的未成年儿子。
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 Institution）的学者王丰估计，在中国的城市当中有700万年龄在25岁至30岁之间从未结过婚的女性。她们都集中在中国的一线城市里，北京、深圳和上海排在前三位。同中国的大多数事物一样，她们也是近30年里出现的一个新现象。王丰指出，1982年，接近30岁的中国城市未婚女性不到5%，这个数字到1995年增加了一倍，到2008年增加了两倍。目前正在全速向着30%逼近。对于一个仅仅在30年前婚姻还是一种普遍义务的国家来说，这是一种极大的变化。
王丰表示：“中国女性仍然在很大程度上被视为生物。”作为一名人口学家，他对中国的婚姻问题进行了20多年的研究。他补充说，在中国，人们认为30岁就到了剩女门槛，因为此时女性已经错过了最佳生育年龄。“这是一种非常危险的看法，因为它将30岁以上的女性挤出了婚姻市场，这实在没有必要。因为实际上在那个年龄，她们的生育能力仍然很强。”
但是在中国大众看来，30是个神奇的数字。有句中国谚语前半部分是“男人三十一枝花”，这体现出一种普遍接受的看法，即30岁的男人仍然是年富力强。而谚语的第二部分则是“女人三十豆腐渣”，略微缺乏点诗意，在这句里30岁以上的女人被比喻成了豆腐渣——那是大豆中不可溶解的部分，附着在豆腐机或滤布上；而豆浆中的其余部分则顺利透过滤布，凝结成又大又平的豆腐块。
虽然人们用藐视、畏惧和同情的复杂眼光看待中国剩女，不过大家都普遍认为她们是时代的产物。她们生动地见证了过去30年间中国女性获得越来越多的教育和就业机会的现象，这使她们并不急于结婚，或者婚姻对于她们来说并不那么重要。这些女性都是独生女，但是大多数都受过良好教育，以事业为重。特有的生活经历和相对的经济独立性，使她们更清楚自己应该追求什么样的生活伴侣。因为到了一定年龄，所以拒绝结婚，或者因为身边的人都劝她们一定要结婚，而她们对于婚姻的态度经常被其他人视为不恭不敬。不过这样的情况并非没有先例。
19世纪初，在珠江三角洲一个狭小的地区生活着一群女性叛逆者。她们都曾经是非同一般的逃婚新娘。据说，她们在结婚当天早晨从家逃出，或者从花轿上飞快地跑下来，为躲避新郎而藏身在空墓穴里，直到每个人都不再寻找她们为止。许多被迫结婚的自梳女则采取激烈的预防措施，竭力避免结婚带来的一个“不良结果”：怀孕。据说在举行婚礼的当天晚上，这些叛逆的自梳女一夜不睡，时刻保持警惕，尽可能地多找一些家具把新郎挡在一边。有些自梳女采用一种被称为“裹身”的方法，用垫着数层布料的硕大内衣把生殖器紧紧包裹起来。她们就好像是人肉饺子一样被缝进防卫衣服里，一连三天不出来，同时服用药丸抑制排便。
这些叛逆女性使用的方法五花八门，目的只有一个：逃避婚姻，拒为人母。在19世纪80年代的中国，这种行为显得极为藐视礼法。贾尼斯·斯托卡德（Janice Stockard）在其引人入胜的专著《珠江三角洲的女儿们》（Daughters of the Canton Delta）中指出，这个时期的未婚女性除了是社会异类之外，还是一种巨大痛苦的根源。世人认为，她们的灵魂会造成庄稼歉收、男女不孕不育，甚至其他许多不幸。据说，未婚女性死去的地方寸草不生。因此，垂死的年轻女性被带到荒郊野地里慢慢死去，为的是尽量减少因其单身未婚而造成的各种损失。当然，未婚女性的灵魂也会造成窘境。她们那些孤独不安的灵魂，也许会经常回来纠缠活人和结婚成家的人。
这些未婚女性的逞强行为背后有一个不容忽略的重要原因，即她们都是缫丝女工。在她们抗婚活动的高发时期（1890年至1930年间），她们的生活所在——地珠江三角洲地区在丝绸产量上占全世界的1/9。据斯托卡德披露，截止1930年，这一地区总共拥有300多家缫丝厂，每年生产近4 000吨蚕丝，为年轻女性创造出了前所未有的经济机会。缫丝女工被雇来做那种从蚕茧里抽丝的工作，难度极大，是制丝过程中的重要环节。这需要眼力好，手脚灵活。她们技术熟练，收入很高，每天能挣到1美元，几乎比田间男劳动力的收入多一倍。
由于辛勤工作、蚕丝销售量大，缫丝女工们也给自己织了个经济独立的蚕茧。当家人认定她们应该结婚时，这些缫丝女工很少直接结婚的，大多都是经历了一番斗争。斯托卡德写道，没有逃婚的自梳女花钱给自己买了一条出路，她们的订婚是所谓“补偿婚姻”：由她们付给未婚夫家人大约300美元（这近乎是她们一年的薪水），用于购买婢女。婢女，实际上就是从外面买来的妻子，既要生孩子，照顾公婆，又要满足丈夫的欲望，履行着自梳女们自己不愿意承担的妻子的全部责任。虽然自梳女不在家里生活，但是这种交换却使她们拥有正式的婚姻地位。这样做的好处是，她们能够在夫家的地里得到一个体面的葬身之所，死后她们的灵魂可以在那里安息。
更有胆量的自梳女则通过嫁给死人的方式节省那笔补偿费用。这种婚姻在当地被称为“守墓清”。早逝单身男子的家人担心他死后孤独，于是便找一位在世女子为其安排婚事。此类阴婚在20世纪初的中国东南部非常盛行，死去的男子简直成了炙手可热的婚配对象。斯托卡德在书中写道：“想找一个死去的男子结婚并不容易！每当有家庭想要给死去的儿子安排婚事时，消息便不胫而走。”根据斯托卡德的叙述，为了嫁给死去的男子，这些女人们经常打得不可开交。
1923年，随着经济大萧条到了最严重的地步，蚕丝的市场需求量急剧下降，中国女性享有的独特经济机会也宣告结束，珠江三角洲地区那些叛逆的抗婚女性似乎也“另有所悟”。
与以前的自梳女非常相似，克里斯蒂的经济条件可以使她暂时不结婚；如果她愿意的话，也可以完全放弃婚姻。她很幸运，不必逃婚，不必花钱收买公公婆婆，或者嫁给死人。但是克里斯蒂的那些过去时代的姐妹们在一些方面也有自己的优势，比如，珠江三角洲的自梳女尽管被迫出嫁，她们的经济实力还是会令人称赞。那些给予婚姻补偿，或者订阴婚的自梳女父母们，为自己有一个能够继续工作的缫丝工女儿而感到骄傲，因为这意味着她们可以给家庭带来一大笔经济收入。斯托卡德在《珠江三角洲的女儿们》这部书中指出，在父权社会的中国，“这里是唯一一个女儿出生值得庆贺的地方。”
同样，19世纪，新英格兰的那些大龄单身女性“具有很高道德水准，是地地道道的女人”。她们甚至被称赞为“有勇气选择单身，因为如意郎君尚未出现。”大龄未婚女性实际上是一种社会现象。1868年3月份《民族报》（The Nation）的大字标题是《为什么单身越来越普遍？》（Why Is Single Life Becoming More General？）这篇文章引用了弗朗西斯·B.科根（Frances B. Cogan）的言论。在《美国女孩：19世纪中期的美国成为真正女人的理想》（All-American Girl : The Ideal of Real Womanhood in Mid-Nineteenth Century America）一书中，她描述了大龄单身女性增多同“文明进程”密切相关的现象。她写道：“男人和女人找一个喜欢的人生伴侣并不是那么容易。他们的要求变得更严格，衡量优秀的标准也更高。他们不太容易找到一个既能满足自己的理想，又能满足其他所有人理想的生活伴侣。”
公平而论，在各代王朝星罗棋布，又发明过造纸术、指南针和火药的5000年漫长历史中，中国一直是“文明进程”的伟大推动力量，然而在科根所特指的那个文明方面，中国却一直做得不好。否则，我们如何解释下述现象：19世纪80年代珠江三角洲的单身缫丝女工在工作与经济实力方面受到当时世人称赞，而像克里斯蒂那样的当代职业女人，无论她们的教育成就和职业成就多么显著，只要到了一定年龄还未结婚，就仍然会受到敌视和贬低？
在开始回答上述各方面含义丰富、很有用意的问题之前，我们应该记住：剩女的出现，极大程度上背离了30年前中国势不可挡的社会规范——结婚生子。作为妻子和母亲，中国女性注定要成为家庭不可缺少的要素，而家庭又是国家不可缺少的要素。借用一句清朝之后继续在中国社会发挥作用的金玉良言：家庭是国家的缩影，和谐家庭是和谐国家的基础。因此，女性发挥着重要作用。由单身女性，特别是由自立的单身女性构成的家庭，则截然不同，这是极不稳定的，而且在有些人看来，甚至是危险的。
最好是经常被引用的一句谚语所说的那样：男主外，女主内。中国女性应该在持家的同时，养育快乐健康的儿女。这样丈夫就能够无拘无束地去工作，开展社交，进一步关注更加重要的国家大事。尽管这一定义随着时代发展已经有了现代内涵，但是“女主内”的传统角色却很受称道，现在仍然是许多中国男人的择偶标准。
克里斯蒂说：“两年前，我仿照法国酒庄的形式在一家高端俱乐部组织了一场除夕晚会，我邀请了一位我一直接触的男士前来参加。他来了。”克里斯蒂紧接着描述了他怎样喝酒、跳舞的情形，当时他显得很开心。但是晚会过后，那位男士却莫名其妙地不再给她打电话了。当克里斯蒂最后询问其中的原因时，他解释说，当他看到她身穿樱桃红丝绸礼服，身边簇拥着许多人，步履矫健地四处奔走，要确保一切都进展顺利时，他觉得她很不安全。
“那次晚会是我事业上的一个里程碑。”克里斯蒂说道。她心里也很清楚，从个人角度来看，晚会却不是那么成功。“当然也可能有其他因素，不过让他在那种关系中过早地看到我出现在那样的环境里，我这样做可能是有欠考虑。他不是一个例外，很多中国男人都会做出那样的反应。”她随即又举出了一个例子：她的母亲急着让她去见一位博士，因为他在美国留过学，可能更容易接受克里斯蒂的“现代”做派。这位博士刚刚离婚，带着一个孩子。第一次约会时，他对克里斯蒂说，他同前妻（也是中国人）的关系之所以破裂，是因为她（也是一位博士生）没有尽到自己的家庭责任。
克里斯蒂心里清楚自己的职业的特点，也知道自己是个主外型，而不是主内型的女人。这些特点在约会时都对她不利，她心知肚明，但是她不想通过牺牲事业的方式去换取结婚的机会。她希望自己最好能够找一个支持自己事业的生活伴侣，或者至少不会被她的事业追求吓走的伴侣。仅从数量上来看，这应该办得到，因为60%以上的中国城市女性都有自己的工作。中国的经济发展也要求许多身为人妻者不再选择待在家中，这样她们可以对家庭的经济稳定做出贡献；而且在许多情况下，她们的收入甚至高过自己的丈夫。根据男主外，女主内的角色划分，中国的妻子们除了在工作上投入时间以外，还必须承担繁重的家务劳动。但是从职业的角度来看，她们要比还没有结婚的同辈人有一些优势。
《女航天员：单身女性不可申请》（Female Astronauts : Single Women Need Not Apply），中国官方主办的《环球时报》上的大字标题这样写道。当时中国正在决定招聘第一位女航天员，举世瞩目。那篇报道解释说，根据航天专家的意见，“单身女性不适合做航天员”，接着又具体指出女航天员“应该在心理上和身体上同男航天员一样有很强的适应能力”。
这篇文章还提到，在许多外国新闻机构进行现场报道的情况下，北京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的庞之浩表示，女航天员不能有口臭，不能有伤疤或脚疾。“口臭会使其他航天员感到烦恼（男航天员就没有口臭吗？），伤疤会在外太空中流血。”他在接受中国国家新闻社——新华社的采访时这样表示。这篇文章继续写道，“有抱负的女航天员也应该结过婚，有孩子。”因为航天飞行也许会影响到她们的生育能力。“尽管没有证据表明航天飞行会对女性产生生理上的影响，但这毕竟是中国第一次（将女航天员送到太空），我们必须更加小心谨慎。”解放军空军总院教授徐向荣在中国国家广播电台这样表示。
中国在把第一位男宇航员送上太空（2003年）的9年后，又把第一位女宇航员送上了太空。一般而言，这是一个好兆头，然而却暗示未婚女性不适合太空旅行，因为她们在心理和体能上都不如已婚女性。这对于中国社会来说是个巨大退步。
“女人的持家能力可以反映出她如何管理员工的方式。”克里斯蒂的朋友徐丽（音译）说。她在一家大型电信公司的国际业务拓展部担任经理。她本想离婚，却又担心这样会危及她的工作。“我管理着140名员工，又要养家糊口，所以我不能冒那个险。”她住的地方离丈夫有300千米。她的丈夫不做全职工作，在另一个城市里照顾他们的女儿。徐丽一个人生活在北京，购买了一套住房，还搭上了一个情人。老板并不知道她有个情人，她也不担心老板发现什么蛛丝马迹。“从职业的角度看，我有婚外情要比离过婚更好一些。”她这样说道。
至少现在对于克里斯蒂来说，单身未婚还是有利的，因为她可以利用晚上的时间参加一些必要的活动，不断扩展人脉。“我肯定想结婚，我也要积极地找对象，但是不能让这件事影响我的其他抱负。”她说道。
但愿她的家人也表示赞同。
在克里斯蒂外出参加朋友们周日上午的香槟早午餐聚会时，她的祖父刚从北京天坛公园回来。接连好几周，他都同其他一些为孙子孙女找对象的七旬老人一起，聚集在一个树木茂密的大型广场上。那里摆着多本厚厚的征婚简历的复印资料，内容包括眼看要熬到头的单身男女的姓名、年龄、身高、工资、星座等各方面的信息，有时还标出血型。还有一些征婚广告写得更加具体，由年龄较大的征婚者用毛笔将个人情况歪歪斜斜地写在了纸板上。克里斯蒂的爷爷为她写的征婚广告也是这一类，把她描述为：皮肤白、脾气好、年轻有活力。
“看看这些吧！”爷爷把一小摞带回家的简历拿给克里斯蒂。她乖巧地顺从着爷爷，但私下却认为就这样把自己在公园里卖了实在太可怕了。
“你都这么大年龄了，可不能挑三拣四！”爷爷严厉地提醒她。克里斯蒂准备着再换一顿训斥，从爷爷手里接过那些简历后，微笑着在爷爷耳边调皮地问：“不知道我会不会遇着已经死去的单身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