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春节刚过，我就回到了自己的工作单位——北京电视台。可是我发现，平时活泼开朗的那些女同事们却个个无精打采，甚至就连精力极为充沛的节目制作人姗姗（音译）也有些精神不振，整个周一上午一反常态地沉默不语。“大家节日里过得好吗？”我问道。女同事们有的漫不经心地点点头，有的强作笑脸。随后她们又把在新闻编辑室里传来传去、只剩下半袋的麻球酥递给了我。茫然之际，我转身去见一位网络主管，她比大多数女同事都大近10岁。“她们心情不好，是因为还没有结婚。”她说道。说完，她又目不转睛地盯着电脑。当时我在想，在中国要想找一位像达西先生（《傲慢与偏见》里富有的年轻绅士）那样的如意郎君是否必须进城？政府是否应该免费让数百万人去马尔代夫度蜜月？

当天同姗姗一起坐下来吃午饭时，我才得知：春节期间是一年当中发红包、煮饺子的好时光，也是为单身男女牵线搭桥找对象的大好时机。春节是中国盛大的传统节日，也是大多数中国工薪阶层享有的最长年假。春节前，三亿多流动人口浩浩荡荡地返乡回家，为的是同家人一起吃上团圆饭，一起放鞭炮。正当每个大家族都在吃喝玩乐，共度佳节的时候，谈婚论嫁也就成了最重要的话题。在摆着鱼头的餐桌旁，25岁以上的未婚男女经常遇到好心人盲目地为他们说媒提亲，这使他们疲于应付。特别是未婚女人，更成了这种强大“逼婚”攻势的重要目标。人们认为，到了一定年龄，她们就应该结婚嫁人，要不然就可能成为“剩女”。

我的那些芳华正茂，也许生育能力正强的女同事们（年龄最大的仅仅27岁）居然被人称为“狗粮”和“垃圾处理品”，这真是太不像话了。另外，我还要努力去搞清楚：为什么在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当代中国会发生这种事情？中国生活着约6.5亿女性，拥有世界上最多的女性人口。在这样一个国家里，我的那些女同事们真可谓不同凡响。她们是一群受过教育的独立女性。她们的事业作为，在她们的母亲和祖母那里连做梦都不敢想。依我看，她们是国家的英才，生动佐证了过去30多年里中国女性逐渐开始享有越来越多的教育和就业机会。

在工作室的大部分时间里，我都是在同身边富有活力的一群女作家、女编辑、女导演，以及姗姗那样的女制作人打交道。所以很自然，在飞往内蒙古的晚点航班里、坐卧铺去上海的旅途中、在北京办公室里昏昏沉沉的加班时间里，我们相互之间培养了友谊。渐渐地，我也参与到她们的私人谈话中——那是一些内容生动的谈话，涉及她们的家庭背景、理想抱负，后来则越来越多地涉及她们的爱情生活。我越了解她们那种奇怪的约会方式和复杂的求婚过程，就越是对一些与我明显不一致的情况感到困惑和惊讶。

在2010年，西方媒体上有关中国女性的报道表现得非常乐观。《福布斯》《新闻周刊》和《时代周刊》上的报道都说，中国女性处在全盛时期。她们在世界上白手起家的女亿万富豪当中所占比例最高。在参加美国研究生管理科学入学考试（GMAT）的中国考生中，63%是女生，她们攻读MBA的势头甚至使男生颇感压力。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报告，年龄在18岁至64岁的中国女性中就业率达71%，占国家劳动力的44%。第一位女航天员也在2012年被送入太空。

在我看来，这一切全部属实。从职业上说，这些女性不断地突破自己撑起的半边天的界限，所以我认为，她们全部都是“航天员”。但是在个人方面，尤其是感情生活方面，她们似乎对另一类群星灿烂的恋爱剧情念念不忘——一种似乎直接源自简·奥斯汀长篇小说中遥远的、过时的爱情。使我意外的是，我们的话题经常很快就转到婚姻上面。她们谈论婚姻，就像是谈论一个长到肉里的脚趾甲一样——火急火燎，有点疼痛，而且如果不赶快处理，情况就会恶化。我意识到有些事情还是说不通，于是便绕开新闻编辑室的那些同事，在更大范围内开始刨根问底。我用了3年时间，经过数百次采访之后，我在好奇心的驱使下开始从全新视角看待中国崛起的发展历程。这一历程起始于一个落后的贫穷国家，当时婚姻普遍不能自己做主，婚姻是女人唯一的生活手段。经过30多年朝着城市化、全球化方向的发展，女性的婚姻也变得越来越自主。越来越多受过教育的女性只有在经过自我发展，事业也有起色的情况下，才考虑结婚——如果她们愿意结婚的话。

在这种巨大变化中具有决定性的影响是，尽管中国已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有些文化因素仍然牢固地根植于传统当中。其中无法动摇的最重要因素就是婚姻所面临的社会压力。虽然这种压力存在于各种文化中，但是在中国尤为明显：婚姻面临着不可阻挡的社会压力。这种压力使得子女不到30岁的每一位家长把男婚女嫁当作头等大事。他们普遍认为子女一过30岁，再谈婚论嫁可就难了。

大多数情况下，家长都是好意。他们真的相信，对于自己的子女来说，最好就是尽快完婚，了却一桩心事。长辈们生长于贫困和革命运动当中，而他们的子女却生长于经济繁荣时期，这一时期的社会个人主义兴起、集体主义色彩衰退。所以他们之间存在着巨大的文化差异。当代中国整体面临着一系列纷繁复杂的价值观、义务、传统和焦虑表现，其产生的实质性因素便是两代人之间的文化差异。在当代中国，婚姻政策与形式上的变化，就像常年鸣响的风铃一样，预示着中国社会的巨大变化，在过去5000年的漫长历史中从来都是如此。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一漫长历史中，婚姻一直是女性生活的基础和顶点。

仅仅刚过30多年，一切都发生了变化。尤其对于女性来说，婚姻已经变得不那么重要，始于1978年的改革开放为她们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教育与就业机会。这样的发展变化情形在西方并不陌生。西方女性也曾围着厨房转，职场中听不到她们的声音。但是在中国有一些情况更为特殊和惊人。由于家中没有兄弟们竞争，这些独生女便获得了以前可能会留给男孩的、前所未有的机会和资源。她们降生时，正值中国大范围地扩充高等学校数量的时期。后来她们又被当作男孩而赋予努力学习，获得成功，为家庭争光的使命。但是与我们的期望不同的是，中国女性并未能顺畅地与男性平起平坐，取得平等的工作地位。成为白领阶层的知识女性数量已经赶超男性，而“剩女”则是这些白领知识女性当中的重要成员。由她们体现出的巨大文化变化，不仅影响着当代中国，还代表了当今世界上规模最大的一次人口变动。

想要充分理解这一过渡时期的重要性，必须将其放在更大发展计划的框架内加以审视。半个世界，包括美国，都经历过最活跃的过渡时期。自1983年以来，美国女性一直是美国大学学位的主要获得者，但是直到2014年，受过大学教育的美国职业女性才同受教育程度较低的美国职业女性一样有可能结婚生子。在此以前，受教育、有抱负，就意味着放弃生活伴侣，专心追求事业。但是现在，两者的界线正在变得模糊，时间安排变了，人生新重点也出现了。我们正在变成一个由不同阶层而非不同文化构成的全球化世界。北京或上海的那些受过良好教育的职业女性，同纽约或洛杉矶受过良好教育的职业女性有着更多的共同点，但是却同距自己只有一个小时火车路程的城镇工厂女工差别较大。在从前那一代，这种事情闻所未闻。

我们是应该为此称赞全球化，还是应该为此哀叹丧失了每个国家的特色，目前尚有争议。但是有一点不容置疑：当你抛开中国在人口、经济和社会方面表现出的各种特色时，剩下的就是中国女性正在面临着美国女性几十年来一直在经历着的同样挑战。我们为什么没有携起手来，达成共识？如果从国际范围来考虑这些问题，还可以学到多少东西，取得多少成绩？

在世界各地，越来越多的女性挺身而出，去维护自己决定个人未来的权力。无论这是否意味着自己能够决定在哪里学习、学什么、同谁结婚、是否结婚，或者决定是否生儿育女，实现自己的理想，至少如今越来越多的女性开始勇敢地探索更加丰富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