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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屡禁不绝的贪腐行为，朱元璋对形势做出了过于严重的估计。他认为，他的官僚体系，基本上全烂掉了。在他的诏书里，他指控的对象往往是官员全体：“朕自开国以来，凡官多用老成。既用之后，不期皆系老奸巨猾，造罪无厌。”
他的“秘书”刘三吾代他作的《御制大诰·后序》中说：“日者中外臣庶罔体圣心，大肆贪墨。”洪武十九年（1386年），朱元璋自己则亲口说：“曩者所任之官，皆是不才无籍之徒。一到任后，即与吏员、皂隶、不才耆宿及一切顽恶泼皮夤缘作弊，害吾良民多矣。”
对于官员如此争先恐后奔赴法网，朱元璋在震惊之余，也曾苦苦思索原因。他反复思考，也没发现自己的措施有丝毫不对的地方。他屡屡说，“朕所设一应事务，未尝不稳，一一尽皆的当……其法已定，其法已良”
。因此，他把原因归结于奸顽之人之难于教化：“于戏世有奸顽，终化不省有若是。且如朕臣民有等奸顽者，朕日思月虑，筹计万千，务要全其身命，使扬祖宗，显父母，荣妻子，贵本身，共安天下之民。……其不才臣民百般毁坏。不行依正所行，故意乱政坏法，自取灭亡，往往如此。数百数千矣。……呜呼！其贪心勃然而起，迷其真性，造恶如此，虽欲自求生路，亦也不能。”
那意思就是说：哎呀！这些奸顽之人，怎么也教育不好，真想不到！我绞尽脑汁，要这些官员能顺顺当当地当官，给他们创造条件，让他们光宗耀祖，荫及子孙。我所制定的法规政策，没有不稳当的，一一都十分得当。可恨这些不才臣民百姓，百般破坏！不走正道，偏做坏事，自取灭亡，难以计数。……唉，可恨那贪心勃然而起，迷乱了本性，做出这些恶事，虽然自求生路，又怎么可得！
算来算去，他还是把账算到了别人头上，他认为“胡元之治，天下风移俗变”
，人心不古，导致“天下臣民，不从教者多”
，他们长期被奸顽之人所引诱，一切善恶立场都开始动摇，为非之心不改，表面顺从，内心则异。其中官员们尤其如此：“昔者元处华夏，实非华夏之仪。所以九十三年之治，华风沦没，彝道倾颓。学者以经书专记熟为奇。其持心操节，必格神人之道，略不究衷。所以临事之际，私胜公微，以致愆深旷海，罪重巍山。”
这些人受“前代”恶劣风气的污染，“贪心勃然而起，迷其真性”，所以“明知故犯”，官员大面积贪污腐化，“终化不省”。
为此，他亲自制定了《大诰》——这一与雍正的《大义觉迷录》并列的千古奇书，作为这次运动的学习材料。
这本皇帝亲自撰写的《大诰》，简单说，就是一本血淋淋的案例汇编。朱元璋把他惩办的大案、要案，编成一册，夹杂着大量的说教。由于是朱亲自写作，所以文辞鄙俗、体例杂乱，多语句不通之处，唯以说教和吓唬为能事。让我们来看看其中的两篇。
《御制大诰·伪钞第四十八》讲了他如何惩办一起伪钞案：
宝钞通行天下，便民交易。其两浙、江东西，民有伪造者甚。惟句容县杨馒头本人起意，县民合谋者数多。银匠密修锡板，文理分明，印纸马之户，同谋刷印。捕获到官，自京至于句容，其途九十里，所枭之尸相望。其刑甚矣哉，朕想决无复犯者，岂期不逾年，本县村民，亦伪造宝钞者甚焉。邻里互知而密行，死而后已。呜呼，若此顽愚，将何治耶。
《御制大诰三编·递送潘富第十八》得意扬扬地讲了他如何因一个逃囚杀了一百七十户人家：
追者回奏，将豪民赵真、胜奴，并二百余家，尽行抄没，持杖者尽皆诛戮。沿途节次递送者一百七十户，尽行枭令，抄没其家。呜呼，见恶不拿，意在同恶相济，以致事发，身亡家破，又何恨欤。所在良民，推此以戒狂心，听朕言以擒奸恶，不但去除民害，身家无患矣。
他在《御制大诰·论官无作非为第四十三》里绘声绘色地描绘贪官们临死的惨境：“临刑赴法，才方神魂苍惶，仰天俯地，张目四视，甚矣哉，悔之晚矣。”希望官员们因此抽身退步，不敢再胡作非为。
同时，《大诰》里面还夹杂着大量陈腐的教条。比如《御制大诰续编·申明五常第一》里说：
今再《诰》一出，臣民之家，务要父子有亲；率土之民，要知君臣之义，务要夫妇有别；邻里亲戚，必然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倘有不如朕言者，父子不亲，罔知君臣之义，夫妇无别，卑凌尊，朋友失信，乡里高年并年壮豪杰者，会议而戒训之。凡此三而至五，加至七次，不循教者，高年英豪壮者，拿赴有司，如律治之。有司不受状者，具在律条。慎之哉，而民从之。
朱元璋村主任式的思维方式实在过于混乱，他的大脑里，道德和法律从来分不清楚。请问，这《申明五常》如何操作，如何界定，如何量化，如何不会导致大量深文周纳出来的冤假错案？
朱元璋告诉百姓，他们可以直接向他举报官员们的违法行为。他大手一挥，慷慨地赋予了草根阶层监督、评议各级官僚的权力，并且许诺，皇帝会根据普通民众的意见来奖励和惩罚官员。
洪武十八年（1385年），他在《御制大诰·民陈有司贤否第三十六》中就这样号召百姓们：
自布政司至于府、州、县官吏，若非朝廷号令，私下巧立名色，害民取财，许境内诸耆宿人等，遍处乡村市井连名赴京状奏。备陈有司不才，明指实迹，以凭议罪，更贤育民；及所在布政司府、州、县官吏，有能清廉直干，抚吾民有方，使各得遂其生者，许境内耆宿老人，遍处乡村市井士君子人等，连名赴京状奏，使朕知贤。
因为对监察官员们不信任，在《御制大诰·耆民奏有司善恶第四十五》中，他说如果好官被诬陷，百姓们有权直接向皇帝申辩：
今后所在布政司府、州县，若有廉能官吏，切切为民造福者，所在人民，必深知其详。若被不才官吏、同僚人等捏词排陷，一时不能明其公心，远在数千里，情不能上达。许本处城中乡村耆宿赴京面奏，以凭保全。
洪武十九年，他的政策又大幅度地前进了一步，在《御制大诰三编·民拿害民该吏第三十四》中，他令人吃惊地宣称，在他的帝国之内，任何一个人都可以冲进官府，捉拿他所不满意的吏员：
若靠有司辩民曲直，十九年来，未见其人。今后所在有司官吏，若将刑名，以是为非，以非为是，被冤枉者，告及四邻，旁入公门，将刑房该吏拿赴京来；若私下和买诸物，不还价钱，将礼房该吏拿来；若赋役不均，差贫卖富，将户房该吏拿来；若举保人材，扰害于民，将吏房该吏拿来；若勾捕逃军力士，卖放正身，拿解同姓名者，邻里众证明白，助被害之家，将兵房该吏拿来；告造作科敛，若起解轮班人匠卖放，将工房该吏拿来。
朱元璋身上一直有着某种“民粹主义”味道，在对官僚阶级表现出极度痛恨的同时，他一直对自己从中生长出来的社会底层人民充满亲近感。他对他们的面孔从来都是温和的、亲切的。乡村生活中人与人之间那种淳朴、真诚的关系一直记忆在他的心中。他相信，在乡村中生活的人，良心还没有被贪婪和物欲所污染。
因为对官僚体系的不信任，皇帝想起了他的乡村生活经验。他收回了官员们的部分权力，把这个权力下放给了乡村百姓，希望一定程度的村民自治能有利于治理吏治的败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