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密的监管体系

既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那就要加强对马匹的监管和鞭策。朱元璋虽然文化水平不高，但是思维却非常缜密，这在他的反腐、防腐措施中也能体现出来。

朱元璋特别重视监察系统的建设，他设计了一套非常复杂的监察系统。

洪武十五年（1382年），朱元璋确定都察院为最高监察机关，负责对中央包括六部的监察。

六部之内，朱元璋设置了六科给事中，负责六部内部的廉政工作，相当于六部的“纪委”。朱元璋规定，六科给事中级别虽低，但有事可直接上奏皇帝，只对皇帝负责，只由都察院监督。

在地方上，朱元璋设十三道监察御史，监察所辖各道，并且可以监督中央的都察院的官员。他还定期从中央派出御史巡察各道，称为“巡按御史”。另外，各省行政长官对本地方、本部门的官员同样具有监察责任。

这样，大明王朝在中央就形成了都察院、六科给事中、十三道监察御史相互监督制约的三重监察网络；在地方则形成了监察御史、巡按御史和地方长官构成的三重立体反贪网络。古代监察系统在明代达到了前所未有的严密程度。

除此之外，朱元璋还规定了“风闻奏事”制度。明代监察官员职权很大，特别是拥有“风闻奏事”的特权。就是说，他们可以根据传闻进行举报而不用负任何责任，被举报者则需拿出证据证明自己清白。朱元璋时代还是著名的特务政治时代，这些特务的任务之一就是专门监视在京大小衙门官吏的不公、不法及风闻之事，并一一向上奏闻。朱元璋特别爱听官员们的花边新闻，所以大小官员们的生活琐事，无不在皇帝的掌握之中。

除了严密的监察体系，朱元璋还制定了历史上最为严厉、繁密的规章制度来约束官员们的行为，令他们只能在严格规定的范围内活动。他生怕地方官们办事不细心或者不尽心，亲自撰写了《授职到任须知》，对每一级地方官吏的职责都做出详细的规定。他把地方公务分为“发布公告”“征收田粮”“管理仓库”“会计核算”“受理诉讼”“管理囚犯”“管理官署房产”“管理辖内读书人”“管理地方渔业”“管理地方窑冶”等三十一项，并且逐项列出地方官工作职责中应当注意的事项，对这些注意事项往往还列出许多具体的要求。比如对“管理囚犯”一项，不但要了解已经结案的案件有多少、在押犯人有多少，还要“知入禁年月久近，事体重轻，何者事证明白，何者取法涉疑，明白者，即须归结，涉疑者，更宜详审，期在事理狱平，不致冤抑” 。如此谆谆嘱咐，像个碎嘴婆婆，只恨不得手把手教他们干，一身化为千万，在官员身旁严密监视着他们。对于京官，他则制定了《六部职掌》，把各部、司、科所有大小官员的岗位职责都制定得明明白白，连每个月用多少墨水钱都算得清清楚楚，这种管理可以说是非常精细化了。

与现在鼓励官员深入基层体察民情相反，朱元璋不许官员们下乡。曾经的农民经历，使朱元璋产生了一个牢不可破的印象：那些下乡的官员，都是去大吃大喝、搜刮扰民的。当上皇帝后，他说：“朕昔在民间时，见州县官吏多不恤民，往往贪财好色，饮酒废事，凡民疾苦，视之漠然，心实怒之。” 所以他规定，官员只能老老实实待在官衙里，不许去体察什么民情。如果官员胆敢下乡，百姓见了可以捉了送到京师，由他亲自处死。

这些极为严密的反腐规章和对官员们的限制性规定，有些甚至到了让人无法忍受的地步。比如官员出差时，不能用公车运送私人财物：“凡因公差，应乘官马、牛、驼、骡、驴者，除随身衣仗外，私驮物不得过十斤。违者，五斤笞一十，每十斤加一等，罪止杖六十。（不在乘驿马之条）其乘船车者，私载物不得过三十斤。违者，十斤笞一十，每二十斤加一等。罪止杖七十。家人随从者，皆不坐。若受寄私载他人物者，寄物之人同罪。其物并入官。” 他希望设置这些规章制度，可以使百官“犹行荆棘中，寸步不可移，纵得出，体无完肤矣” 。对于官员犯的一般性错误，朱元璋处罚并不算太严厉，很少刑戮，但是事涉贪污，则决不放过。他说：“故朕于廉能之官，虽或有过，常加宥免；若贪官之徒，虽小罪，不赦也。” HrJ04gQJ2PfPR466l7E5FhwEqwyX2EXJVqHxNfFqiPe+BwE/n3sd2ioyIH6Sl3I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