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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历史上有一个阶段，反腐的“铁血”远超其他历史时期。
那就是朱元璋时代。
明太祖朱元璋是中国历史上实施反腐措施最激烈的皇帝。《草木子》说，明太祖规定，地方官贪污受贿六十两以上，就要在土地庙前剥下皮来，里面填上草，放在官府大堂的公座边上，以提醒下任官员不要贪污。（又按《草木子》，记明祖严于吏治，凡守令贪酷者，许民赴京陈诉。赃至六十两以上者，枭首示众，仍剥皮实草。府、州、县、卫之左特立一庙，以祀土地，为剥皮之场，名曰“皮场庙”。官府公座旁各悬一剥皮实草之袋，使之触目惊心。）
这岂止是触目惊心，准确地说，是令人毛骨悚然。一般估计，朱元璋在反腐过程中杀掉的官吏在十万到十五万名之间，数量不可谓不多。
那么，朱元璋反腐到底是成功了，还是失败了呢？与中国历史其他时期比较，朱元璋时代是贪腐现象较少的时期，但是按朱元璋自己的标准，他的反腐还远远没有达到目的。朱元璋多次表示，官员队伍的治理整顿成效并不显著：“奸顽之徒难治，扶此彼坏，扶彼此坏。观此奸顽，虽神明亦将何如！”
我们看朱元璋从洪武二十一年至三十一年（1388—1398年）所颁布的多道榜文，可以看到让朱元璋不满的官场现象仍然比比皆是：“县州府行省官吏在职役者，往往倒持仁义，增词陷良”
“凌虐良善，贪图贿赂”
“奸顽小人，恃其富豪，欺压良善，强捉平民为奴仆，虽尝累加惩戒，奸顽终化不省”
“无藉之徒，不务本等生理，往往犯奸做贼。若不律外处治，难以禁止”
。
抛开朱元璋自己的苛刻标准不提，客观地说，朱元璋的铁血反腐短时期内确实取得了很大成功，但是从长期历史效果看，朱元璋的反腐却是失败的。
朱元璋是中国历史上出身最贫苦的皇帝。他出生于元末一个佃农之家，出生之时，家里穷得连一块裹身体的布都没有。十六岁时家乡遭遇的一场灾荒，夺去了他家里大部分成员的生命，让他成为一个孤儿。在经历了短暂的僧人生活后，他流浪江湖，乞讨多年。这种特殊的出身对他的政治理念有着决定性的影响。
在传统中国，庞大的官僚体系就是一丛吸血的庞大根须，每一滴膏血都最终来自社会最底层。因此，从社会底层向上望去，视野中所见的景象自然是一张张贪婪的面孔，是“无官不贪”“无官不可杀”。中国的农民起义，与其说是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的斗争，不如说是农民阶级对官僚阶层的反抗。逼得百姓揭竿而起的，不是地主黑手里悬着的“霸主鞭”，而是各级官吏们催粮催款、敲诈勒索时的凶残嘴脸。中国老百姓说得简单而明白——“官逼民反”。在农民起义中有一个意味深长的现象，那就是每一次起义中受冲击最严重的都是官僚阶层，而不是地主阶级。据宋洪迈《容斋随笔》说，唐末黄巢起义“尤憎官吏，得者皆杀之”。而元末陈友谅起义军，每攻克一地，得官员皆活煮之。
起身垅亩的朱元璋对元代官吏的贪残有着深切的体会，并深为痛恨。因为统治技术的粗疏，元代官场贪腐极为严重，处处离不开钱。按照《草木子》的记载，下属拜见要给“拜见钱”，逢年过节要给“追节钱”，过生日要给“生日钱”，管个事要给“常例钱”，往来迎送要给“人情钱”，发个传票、拘票要给“赍发钱”，打官司要给“公事钱”，甚至无事也白要钱，叫“撒花钱”。上级官员到下级地方来检查公务，竟公开带着管钱的库子，检钞秤银，争多论少，简直是在做买卖。底层百姓平时见不到官员，偶尔地方官下乡，却都是来搜刮的。所以，朱元璋一见到衙门的官吏，就恨得咬牙切齿。
底层社会的成长经历，使朱元璋终生对官僚阶层保持着不信任的态度。他一方面对官僚体系有着根深蒂固的反感与怀疑，另一方面又不得不依靠这个体系，这一矛盾反映在朱元璋给官员们的待遇上时，便尤为明显。
可以说，在中国历朝历代的皇帝中，朱元璋对官员们是最小气的。他制定的俸禄水平比元代还要低，对普通官员以施行“薄俸”为主，史家因有“明官俸最薄”之说。
从唐朝开始，官员俸禄中最稳定的一项收入都是职田。所谓“职田”，就是国家分配给在任官员的官田，以田地的产出作为俸禄的一部分。因为这部分收入不受通货膨胀的影响，所以可以保证官员最起码的生活水准。但是朱元璋却毅然废除了实行数百年的职田制度，这是因为他要把天下官田留着赏赐给自己的子孙。
裁掉职田一项，明代官员俸禄中只剩下“俸米”，也就是粮食这一项，其标准照前代也大大降低。明代正一品年俸是1044石；正二品732石；正三品420石；正四品288石；正五品192石；正六品120石；正七品90石；正八品78石；正九品66石。
与汉代相比，西汉时丞相岁食万石，俸钱月六万。如果不考虑汉代与明代度量衡变化，仅从字面上看，至明时正一品官岁俸千石，仅及汉制万石的十分之一左右。当然实际情况比这要复杂得多，但是汉代官员俸禄远高于明代则殆无疑义。
不仅如此，朱元璋甚至舍不得给退休官员开工资，“国初的致仕者居然没有俸禄，赐半俸终身就算是优礼了”
。
朱元璋还取消了官员的许多其他特权。唐宋两代，官员的子弟会得到“荫封”，可以直接做官。而朱元璋则取消了这一做法，大官之子虽有“荫叙”，但所叙的只是“禄”而非“官”，想做官仍要参加考试。明代以前，官场上一直实行“以官抵罪”，即官员犯罪，以降职或夺官作为一种抵罪措施。然而，这一特权也被朱元璋毫不留情地勾销了。官员犯罪，与百姓同样，该坐牢的坐牢，该流放的流放，一点也不予宽容。薛允升因云：“唐律于官员有犯除名、官当、免官、免所居官，委曲详备，其优待群僚之意，溢于言外。明律一概删去，古谊亡矣。”
很明显，在分配帝国利益蛋糕时，朱元璋把官僚体系的那一块切到了尽量小。朱元璋的做法显然是既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他希望这些孔孟之徒能“见义忘利”，吃着孔孟的精神食粮忘我地为他工作。其实，从一个农民的角度思考，朱元璋认为他给官员的并不算太少，因为比起农民来，他们的生活还是相当优越的。更何况，精细的朱元璋认为，做官对中国人来说，除了直接物质收获，还会有成就感等心理上的报偿。朱元璋这样教育广大官员：如果你们清廉为官，虽然收入不是特别丰富，但“守俸如井泉，井虽不满，日汲不竭，渊泉焉”
，毕竟可以无忧无虑地生存下去。另外，还能“显尔祖宗，荣尔妻子，贵尔本身，……立名于天地间，千万年不朽”
。所以，他觉得他对官员们还算是够意思。
但实际上，在明代低薪制下，一些官员依靠俸禄是无法过上正常生活的。比如明初官员陈观，在陕以廉谨著称，“其卒也，妻子几无以自存”
；吏部尚书刘崧，“崧幼博学，天性廉慎。兄弟三人共居一茅屋，有田五十亩。及贵，无所增益。十年一布被，鼠伤，始易之，仍葺以衣其子。居官未尝以家累自随”
；永乐时的户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秦纮当官四十余年，“纮廉介绝俗，妻孥菜羹麦饭常不饱。……籍其家，无所得”。
洪武朝弘文馆学士罗复仁性格质直，经常在朱元璋面前率直发言，因此朱元璋称他为“老实罗”。不过，朱元璋对这个人到底是真老实还是假老实还有所怀疑，因此有一天便服到罗复仁家去私访，恰逢罗复仁正站在一张折了一条腿的木梯上填补一块剥落的粉壁。朱元璋不觉感慨，说：“老实罗确实老实，不用再修房子了，朕赏你一套新住宅。”于是赐给他城中府第。史载：
在帝前率意陈得失，尝操南音。帝顾喜其质直，呼为“老实罗”而不名。间幸其舍，负郭穷巷，复仁方垩壁，急呼其妻抱杌以坐帝。帝曰：“贤士岂宜居此。”遂赐第城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