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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事实一再证明，薄俸甚至无俸，对一个王朝来说，总是占小便宜吃大亏之举。实行俸禄制度，从短期看，因为兴革之举会导致官民一时不便，但从长远看，对国家是有好处的，因为这一改革从制度上堵住了百官肆无忌惮地抢夺民众财产的渠道，百姓的负担实际上是大大减轻了。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极为动荡的时期，先后出现过数十个政权，这些政权的俸禄制度也有很大差别。
动荡时期，财政通常比较紧张，官俸水平往往不高。比如晋代实际俸禄水平很低，晋武帝坦承：“今在位者，禄不代耕”
。著名诗人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辞去彭泽令，一方面固然表现了他心志高洁，另一方面也从侧面说明了晋代官俸之薄。陶渊明所说的五斗米，应该是日俸，换算成年俸，不过才一百八十斛。
南朝袭晋制，俸禄也很低。南朝陈时的著名清官褚玠就遇到过因为俸禄过低而无法返乡的窘事。褚玠为官“廉俭有干用”，当时山阴县官员与地方黑恶势力勾结，贪污受贿，“山阴县多豪猾，前后令皆以赃污免”
。皇帝遂命他为山阴令，前去治理整顿。他到任后，厉行打击豪强大户，成绩显著，不过离任时遇到了一个严重的问题：没有路费。“玠在任岁余，守禄俸而已，去官之日，不堪自致，因留县境种蔬菜以自给。……皇太子知玠无还装，手书赐粟米二百斛，于是还都。”
也就是说，他当县令时，仅靠俸禄生活，不谋求灰色收入，所以离职之时，竟然无力支付车船费用，只好留在县里，靠种蔬菜维持生活。直至皇太子得悉这一情况，资助他返回首都。
这类薄俸制下清官境遇悲惨的故事，在中国历史上时有发生，而且情节也大同小异。
魏晋南北朝时，有件中国俸禄史上比较特殊的事值得一提，那就是北魏的俸禄改革。
中国历史上不光有薄俸制，在某些历史时期，还曾实行过无俸制。
这些实行无俸制的朝代当然大多数都是由少数民族建立的，比如鲜卑族拓跋部建立的北魏。游牧民族建立的王朝一般都以战争抢掠为生，所以立国之初，北魏人根本不知道什么是俸禄。当时北魏文武百官的生活来源主要有三个方面。
一是朝廷赏赐的战利品。每当北魏王朝打了胜仗，那些随军将士和百官就过一次节。至于赏赐的内容，当然是抢到什么就赏什么，所以内容五花八门，既有金银器物、马牛猪羊、衣服首饰，还有俘获的人口，即所谓的“生口”。
比如拓跋珪天兴二年（399年），“破高车杂种三十余部，获七万余口，马三十余万匹，牛羊百四十余万头。……班赐从臣各有差”。
泰常八年（423年）四月，南攻刘宋后还军至晋阳，因为掠夺之物甚丰，所以“班赐从官，王公以下逮于厮贱，无不沾给”
。
始光三年（426年），出军攻打夏政权，获其“宫人万数，府库珍宝车旗器物不可胜计……马三十余万匹，牛羊数千万，以（赫连）昌宫人及生口、金银、珍玩、布帛班赉将士各有差”
。
一打胜仗，就有大量子女玉帛可分，这种山大王式的生活听起来当然很爽。但是也有问题，一个是赏赐不时，没有规律，二是分配严重不均，获得赏赐最多的当然是随军出征的将士及文武官员，留守的官员所获甚少，甚至根本捞不到赏赐。这些官员的生活当然会遇到困难。比如北魏名臣高允在任中枢机要官员中书侍郎时，“时百官无禄，允常使诸子樵采自给”
，“家贫布衣，妻子不立”
，其家“惟草屋数间，布被缊袍，厨中盐菜而已”。出任机要，而家贫如此，可见北魏官员待遇水平是何等不公平。这不是高允的个别情况，《中国俸禄制度史》中说：“当时平城汉族文官因没有固定俸禄，又不能得到赏赐，以致衣食不足者，当不在少数。”
在这种情况下，大部分留守的文职官员和地方官员的主要收入就靠贪污受贿、“刮地皮”。史载当时无禄之官，“率是贪污之人”，“少能以廉白自立”，以至百姓视他们为“饥鹰饿虎”。北魏太武帝时，公孙轨出任虎牢镇将，“其初来，单马执鞭；返去，从车百两（辆），载物而南”，百姓登山怒骂以送。这当然是坏官。相比之下，所谓好官也不过是取之百姓时，手法比较“文明”而已。北魏文成帝时，崔宽任陕城镇将，“时官无禄力，唯取给于民，宽善抚纳，招致礼遗，大有受取，而与之者无恨。……家产丰富，而百姓乐之。诸镇之中，号为能政”
。也就是说，崔宽为官，因为国家不给俸禄，所以也不乏聚敛，但是聚敛之后，善于抚慰，且地方治理尚算有方，所以居然被称为“能政”，北魏其他地方吏治可想而知。
地方官员的贪腐给王朝治理带来了很多问题，他们过度剥削，压榨百姓，侵夺民产，导致地方残破、民不聊生，甚至无力上交国税，文成帝太安五年（459年）诏书称：“牧守莅民，侵食百姓，以营家业，王赋不充。”
还有的地方民众逃亡，土匪横行，“致令盗贼并兴，侵劫滋甚”
，商旅不通，国家当然深受其害。
所以北魏前期，皇帝们经常下诏，痛斥各地官员的贪污不法。比如太武帝太延三年（437年）诏书说：“内外群官及牧守令长，不能忧勤所司，纠察非法，废公滞私，更相隐置，浊货为官，政存苟且。”
太平真君四年（443年）诏书说，“牧守令宰”们不仅不能励精图治，“勤恤民隐”，甚至“侵夺其产，加以残虐”
。孝文帝延兴二年（472年）诏书指责“牧守无恤民之心，竞为聚敛”
，太和二年（478年）又说：“诸州刺史，牧民之官，自顷以来，遂各怠慢，纵奸纳赂，背公缘私，致令盗贼并兴，侵劫滋甚，奸宄之声屡闻朕听。”
可见北魏虽是新兴王朝，但吏治腐败程度较南朝却有过之而无不及。
这是官员获取收入的第二条途径，贪污受贿。
第三条则是与大商人勾结，通过经商牟取厚利。北魏前期虽然商业并不发达，但是官员经商之风却很盛。如上文所说，崔宽任陕城镇将，一方面剥削百姓，另一方面，因为“弘农出漆蜡竹木之饶，路与南通，贩贸往来”
，由此所获不少。官员经商，当然主要是利用手中职权，与富商大贾相勾结，垄断市场，强买强卖，牟取暴利。比如文成帝和平二年（461年）诏称：
刺史牧民，为万里之表，自顷每因发调，逼民假贷，大商富贾，要射时利，旬日之间，增赢十倍，上下通同，分以润屋。故编户之家，困于冻馁；豪富之门，日有兼积。为政之弊，莫过于此。
旬日之间，获十倍利润。这哪是生意，简直是抢劫。所以官员们在分润自肥的同时，却导致了地方上贫富差距不断扩大。
基于以上种种情况，北魏皇帝们的惩贪动力是很强的。为了惩治贪腐，他们也开动脑筋，想尽了各种办法。太武帝太延三年（437年）下诏，号召天下百姓和官员，举报其官长和上级：“其令天下吏民，得举告守令不如法者。”文成帝太安五年（459年）下诏书，要求对官员们实行长期追责制，虽然任满调离或者退休，但是如果发现问题，也不放过，“牧守莅民……虽岁满去职，应计前逋，正其刑罪”。
北魏明元帝拓跋嗣的办法更为特别，他发明了类似今天财产公开的办法。他听说州县官员搜刮百姓特别厉害，就专门派一批使节到各地巡行，任务只有一项，就是查点官员的财产。巡行使节闯入官员家中，一项项清点财物。如果你不能证明是合法所得，那就以“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论处，一律视作赃物。明元帝还扩大了举报制度，诏令“守宰不如法，听百姓诣阙告之”
。试图发动群众的力量，共同打击贪腐，其做法有类于后世的朱元璋。
献文帝拓跋弘甚至设置“诸监临之官”，以此监察百官，“所监治受羊一口、酒一斛者，罪至大辟，与者以从坐论”
。与朱元璋贪污六十两剥皮实草颇为相似。
但皇帝们的百端治理整顿，几乎毫无成效。明元帝号召百姓举报不法官员，诏令下达之后，倒是群起响应，不过响应的都是地方上的流氓地痞。“凡庶之凶悖者，专求牧宰之失，迫胁在位，取豪于闾阎。而长吏咸降心以待之，苟免而不耻，贪暴犹自若也。”也就是说，这些地方上的凶恶之徒，专门搜集地方官员的过错，然后上门威胁，如果不给我好处，我就上报。地方官员不得不贿赂他们，回头加倍贪暴。其情形与朱元璋时期官员“朝杀而暮犯”十分相似。
清代史学家赵翼对这种情况有过评价：“是惩贪之法未尝不严，然朝廷不制禄以养廉，而徒责以不许受赃，是不清其源而徒遏其流，安可得也。”
可谓一针见血。
直到孝文帝太和八年（484年），北魏君主才想通了一个简单的道理：不给百官发俸禄，不可能达到地方吏治的清明。因此才把制定俸禄制度的问题提上了议事日程。北魏孝文帝以汉化改革闻名史册，他的俸禄改革其实也是任内的一项重要举措，只不过后世注意的不多。他将魏晋南朝的九品制由九个等级变为正一品到从九品十八个等级，加大了官员职位的差别，并据以分发不同数量的俸禄。此制直至明清，相沿不绝。但因史料缺乏，北魏俸禄标准具体多少不得而知。
俸禄制度的建立，结束了北魏政权建立以来一百年无俸的历史，也有利于整顿吏治。在颁行俸禄制度的同时，孝文帝厉行惩贪。孝文帝诏书中说，对官员的贪污行为，因为历史原因，既往不咎，但“禄行之后，赃满一匹者死”
。规定极其严厉。
孝文帝说到做到，在冯太后的支持下，对于那些胆敢以身试法者频频出手，决不姑息。当时，任秦益二州刺史的李洪之与献文帝之母结拜为兄妹，所以“号为显祖亲舅”，此人“素非廉清，每多受纳”
，被人举报，孝文帝命人把他锁拿进京，亲自审问，力排众议，令李洪之在家里“自裁”。皇室梁州刺史临淮王拓跋提、汝阴王拓跋天赐及南安王拓跋桢，都因贪赃枉法，或发配边镇，或贬为平民。孝文帝派大批监察人员巡视全国，“纠守宰之不法，坐赃死者四十余人”
，至于流放之人，“岁以千计”，使得天下贪污受贿之风为之一刹。
当然，和历史上其他改革一样，这样一个重大的俸禄改革，也遇到了极大的争议。很多人认为新制度奉行不便，感觉实在太麻烦了，还不如恢复过去的赏赐制简单明了。还有人认为，建立俸禄制，“增加了百姓负担”。
确实，孝文帝在宣布实行俸禄制的诏书中说：“始班俸禄……户增调三匹、谷二斛九斗，以为官司之禄。”
每户老百姓要多交三匹布，多交二斛九斗谷，作为百官俸禄的来源。这样一看，似乎百姓负担大大加重了。后世那些实行薄俸制的君主，不给百官开足俸禄的理由也是以减轻百姓负担为说辞。但是，历史事实一再证明，薄俸甚至无俸，对一个王朝来说，总是占小便宜吃大亏之举。实行俸禄制度，从短期看，因为兴革之举会导致官民一时不便，但从长远看，对国家是有好处的，因为这一改革从制度上堵住了百官肆无忌惮地抢夺民众财产的渠道，百姓的负担实际上是大大减轻了。所以孝文帝接着说：“虽有一时之烦，终克永逸之益。”
所以，虽然朝中激起了多次讨论，最终大部分人认为，还是俸禄制是长久之道：“洪波奔激，则堤防宜厚；奸悖充斥，则禁网须严。且饥寒切身，慈母不保其子；家给人足，礼让可得而生。……今给其俸，则清者足以息其滥窃，贪者足以感而劝善；若不班禄，则贪者肆其奸情，清者不能自保。难易之验，灼然可知，如何一朝便欲去俸？”
历史事实证明，孝文帝的俸禄改革，保证了国家的财政收入，减轻了农民负担，整顿了吏治，因此保证了孝文帝时期均田制、移风易俗、实行汉化等其他各项改革的顺利进行。
可惜北魏的俸禄制度后来也遇到了和东汉后期一样的命运。北魏后期，因为战争等需要，财政紧张，多次削减百官俸禄，“太和中，军国多事，高祖以用度不足，百官之禄四分减一”。
百官实际只能领取三个季度的俸禄。孝明帝末，战乱四起，水旱灾害频发，财政窘迫，甚至向百姓预收数年租调，俸禄也很难再正常发给，孝庄帝时，干脆停止发放俸禄。“百官绝禄”，官员们又聚敛成风，政府再度陷入极度腐败，国家不久就灭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