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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之所以能够如此详尽地讲述这个故事，原因非常简单：罗马人自己为此写了很多东西，而他们写的东西很多都留存了下来。现代史学家常常哀叹我们对古代世界的某些方面所能知道的太少。他们抱怨说：“只要想想我们对穷人生活或女性观点有多么不了解。”这种想法既误导人，又犯了年代错误。罗马文学的作者几乎无一例外都是男性，或者至少可以说，很少有女性作品流传至今（尼禄的母亲阿格里皮娜的自传失传无疑可以被算作古典文学最令人伤感的损失）。尽管有些罗马诗人喜欢假装在阁楼上挨饿，就像诗人们至今仍然时而会做的那样，但这些男性几乎无一例外全都衣食无忧。不过，这些抱怨忽视了远为重要的一点。
有关罗马世界，最不同寻常的一个事实是，罗马人在2000多年前写下的东西留存至今的竟有如此之多。除了我已经提到的诗歌、书信、散文、演说辞和史学作品，还有小说、地理学作品、讽刺诗和大量技术著述，范围涉及从水利工程到医学和疾病的一切。这些作品的留存主要归功于中世纪僧侣的勤劳，他们一遍遍手工誊抄心目中最重要或最有用的古典文学作品。中世纪的伊斯兰学者也为此做出了重要但常被遗忘的贡献，他们把一些哲学和科学材料翻译成了阿拉伯语。此外，得益于考古学家们从埃及的沙土和垃圾堆中发掘的纸草、从英格兰北部的罗马军营中发掘的写字木板，以及在帝国各处发掘的刻有动人言辞的墓碑，我们得以窥见属于罗马世界一些普通得多的居民的生活与文字。我们找到了送回家的便条、购物清单、账本和刻在墓碑上的遗言。即使这一切在曾经存在过的东西中只占一小部分，任何人现在都难以在一生中彻底掌握我们能够读到的罗马文学（以及更多一般性的罗马作品）。
那么，我们究竟是如何了解到喀提林和西塞罗之间的冲突的呢？这个故事通过多种渠道流传至今，一定程度上正是这种多样性使其如此丰富多彩。几位古罗马史学家的作品对它做了简短记述，包括一部关于西塞罗本人的古老传记——它们都是在事发100年后甚至更久方才写成。更重要和更具有揭示意义的是一篇长文，标准英语译文的篇幅可达50多页，该文对“喀提林阴谋”（或者说“喀提林战争”［ Bellum Catilinae ］，这几乎可以肯定是它的古老标题）做了详细的叙述和分析。它写于“战争”结束后仅仅20年的公元前1世纪40年代，作者是盖乌斯·撒鲁斯提乌斯·克里斯普斯（Gaius Sallustius Crispus），现在通称撒鲁斯特（Sallust）。撒鲁斯特和西塞罗一样是“新人”，也是恺撒的朋友和盟友，此人的政治声誉褒贬不一：即使按照罗马人的标准，他在担任罗马北非总督期间的贪赃枉法、巧取豪夺也是臭名昭著的。但尽管政治生涯并不十分光彩（或者正因如此），撒鲁斯特这篇文章是古代世界留存下来的最犀利的政治分析之一。
撒鲁斯特不止讲述了这场未遂暴动的过程，还有它的起因和结局。他还把喀提林这个人物刻画为公元前1世纪罗马诸多缺陷的象征。在撒鲁斯特看来，罗马文化的道德品质已经被该城获取的成功，被伴随征服地中海和击溃所有劲敌之后而来的财富、贪婪和权力欲所摧毁。早在喀提林阴谋之前83年，关键时刻就已到来：公元前146年，罗马军队彻底摧毁了汉尼拔在北非沿岸的基地——迦太基。撒鲁斯特认为，罗马统治从此之后不再受到任何严重威胁。撒鲁斯特承认，喀提林可能拥有优良的品质，包括在战斗前线表现出来的英勇和非凡的忍耐力：“他忍受饥饿、寒冷或睡眠不足的能力令人难以置信。”但他象征了当时罗马城的许多弊端。
撒鲁斯特文章的背后是其他生动的记录，最终可以追溯到西塞罗本人对所发生事件的描绘。在他写给最亲密的朋友提图斯·庞波尼乌斯·阿提库斯（Titus Pomponius Atticus）——一个从未正式参政，但经常在幕后进行操纵的富人——的一些书信中，他提到了他最初与喀提林之间的友好关系。公元前65年，夹杂在儿子出生（“让我告诉你，我成了父亲……”）和一批用来装饰宅邸的希腊雕像运抵等私人消息中，西塞罗表示他正考虑在法庭上为喀提林辩护，以期两人日后可以合作。
这些私人书信如何最终出现在公共领域是一个谜。最可能的情况是，西塞罗的某个家庭成员在他死后抄录了副本，它们很快就在好奇的读者、拥趸和敌人中间流传开来。古代世界没有我们今天意义上的“出版”。总共差不多有1000封这位伟人在生命的最后20年里收到和所写的信留存了下来。这些信透露了他在流亡中的自怜（“我所能做的只有哭泣！”）和女儿分娩后去世给他带来的悲痛，此外还涉及从偷东西的代理人、上流社会的离婚直到恺撒的野心等各种话题，是我们所拥有的一些最有意思的对古罗马的记录。
在留存下来的作品中，同样有意思的（甚至可能更加让人感到意外的）是西塞罗为称颂自己在执政官任内取得的成绩所写长诗的残篇。
[1]
虽然残缺不全，但它足够著名（或声名狼藉），有70多行被其他古代作家和西塞罗本人后来的作品所引用。其中的一句是经历了黑暗时代流传至今的最臭名昭著的拉丁语打油诗诗句之一：O fortunatam natam me consule Romam——这个音韵刺耳的句子大意为“罗马何其有幸，诞生在我的执政官任内！”此外，作者一度显得大大有失谦卑（甚至略显滑稽），似乎在诗中描绘了一场“诸神会议”，我们这位超凡执政官在会上就他应该如何处理喀提林阴谋的问题与奥林波斯山上的神明元老院讨论了一番。
在公元前1世纪的罗马，名誉和声望不仅依靠口碑流传，而且离不开宣传，有时还要经过精心（甚至相当笨拙）的安排。我们知道西塞罗曾试图说服自己的一位史学家朋友卢基乌斯·卢克伊乌斯（Lucius Lucceius）撰文称颂自己挫败喀提林及其后续事件（他在信中写道：“我极其热盼我的名字在你的作品中成为焦点。”）；他还希望一位当红的希腊诗人（西塞罗曾在法庭上为此人棘手的移民案件辩护）能以此为题创作一首出色的史诗。但到头来，他不得不自己动手写诗称颂自己。一些现代评论家试图为该作品的文学价值辩护，甚至是成为标志的那一句（O fortunatam natam...），但不是太有说服力。在从罗马时代留存至今的对该话题表达的看法中，大多数罗马评论家都嘲讽了该作品自负的构思及其语言。就连西塞罗最忠实的仰慕者，热衷学习他的雄辩技巧的弟子也遗憾地认为“他做得太过分了”。
其他人则幸灾乐祸地嘲讽或戏仿这首诗。
但我们对公元前63年那些事件的最直接了解所依据的文本，是西塞罗在暴动期间发表的一系列演说的记录。其中两篇面向罗马人民的公开集会，分别向他们通报喀提林阴谋的最新调查进展和宣布对叛乱分子取得胜利。另一篇是12月5日西塞罗在元老院决定如何处置被捕者的辩论中的发言。最著名的一篇则是11月8日他在元老院对喀提林所做的谴责，我们可以想象那正是马卡里画中的西塞罗正在说的话。
西塞罗本人很可能在发表这些演说后不久就开始到处传播它们的抄本，这些抄本由一小群奴隶辛劳地誊录。与他的诗歌创作不同，这些演说辞很快成为广受赞美和常被引用的拉丁文学经典，并作为伟大演说的最佳范例在古典时代剩下的时间里被罗马学童和有志于成为公共演说者的人们学习和模仿。甚至连那些拉丁语并不十分流利的人也阅读和研究它们。在400年后罗马统治下的埃及，情形必定正是如此。这些演说留存至今的最古老抄本是在公元4或5世纪的纸草上发现的，只有原本长得多的文本的残篇。抄本上有拉丁语原文和希腊语的逐字翻译。我们可以想见一个场景：一位母语是希腊语的人在埃及正稍嫌吃力地理解西塞罗的原文，并且需要一些帮助。
许多后来的学习者同样遇到过困难。这4篇演讲词——现在常被称为《反喀提林演说》（ In Catilinam ）——后来进入了西方的教育和文化传统。经过中世纪修道院的抄写和传播，一代代学生用它们练习拉丁语，它们还被文艺复兴时期的思想家和修辞理论家作为文学杰作加以详细分析。即使在今天，它们也以机械印刷版本的形式仍然在拉丁语学习者的课表中占据一席之地。此外，它们至今仍是劝诫演说的范例，包括托尼·布莱尔和贝拉克·奥巴马在内的一些人所做的最著名的现代演说也借用了其中的技巧。
没过多久，西塞罗11月8日演说（《反喀提林第一演说》）的开场白就在罗马世界中被广泛引用，成了最著名且一眼就能认出来的名言之一：Quo usque tandem abutere，Catilina，patientia nostra（“喀提林啊，你要考验我们的耐心到什么时候？”）；文本中仅仅几行之后是明快且同样经常被复述的口号：O tempora，o mores（“啊，什么时代，什么风尚！”）。事实上，当撒鲁斯特在仅仅20年后写下他对“战争”的记述时，Quo usque tandem...这个句式必然已经牢牢地扎根于罗马人的文学意识中。它变得如此根深蒂固，以至于撒鲁斯特可以用意有所指或戏谑的反讽手法让喀提林将其说出来。撒鲁斯特笔下的革命者用Quae quo usque tandem patiemini，o fortissimi viri（“最勇敢的人们，你们还要忍耐到什么时候？”）来鼓动追随者，提醒他们不要忘记在精英们手下遭受的不公。这句话完全是虚构的。古代作家经常为笔下的主要人物杜撰发言，就像今天的史学家也喜欢给自己的人物赋予感情或动机。这里的笑点在于，作为西塞罗的头号敌人，喀提林被安排说出了对手最有名的口号。
这只是该表述在历史上多次遭遇的揶揄反讽以及意有所指、似是而非的“误引”中的一例。每当革命计划遭遇危险时，它经常会在罗马文学作品中隐约出现。仅比撒鲁斯特晚了几年，提图斯·李维乌斯（Titus Livius，“李维”是他更广为之知的名字）开始创作自建城以来的罗马史，原本共计142卷——尽管古代的“卷”相当于一卷纸草的篇幅，更接近现代一章的长度，这也是一项庞大的计划。书中关于喀提林的部分已经失传。但当他试图描绘几百年前的内战冲突时——特别是在关于马库斯·曼利乌斯（Marcus Manlius）的“阴谋”的部分，据说此人在公元前4世纪时曾煽动罗马穷人反抗精英的压迫统治——他写下了这一经典表述的另一个版本：Quo usque tandem ignorabitis vires vestras（“你们对自己力量的无知要延续到什么时候？”）。他想象曼利乌斯通过这个问题让追随者们意识到，虽然他们很穷，但他们拥有足以取得成功的人力。
这里的关键不仅是语言上的共鸣，也不仅仅是喀提林的形象成了恶行的代名词，虽然他在罗马文学中的确经常扮演此类角色。罗马人用他的名字给不受欢迎的皇帝起绰号，而在半个世纪后，普布利乌斯·维吉利乌斯·马罗（Publius Vergilius Maro，“维吉尔”是他今天更广为人知的名字）在《埃涅阿斯纪》中为他安排了一个配角角色，书中描绘这个恶棍在冥府遭受折磨，“在复仇女神的面前颤抖”。
更重要的是，喀提林与西塞罗之间的冲突方式成了理解整个罗马历史乃至更大范围内的公民不服从和起义的有力模板。当罗马史学家们论及革命时，在他们的叙述的背后某个地方，几乎总是藏有喀提林的形象，他们甚至不惜为此对年代做些奇怪的颠倒。就像李维精心选择的表述所暗示的，他笔下的马库斯·曼利乌斯（这位贵族在贫苦暴民的支持下致力于注定失败的革命）很大程度上是被投射到早期罗马历史中的喀提林。
[1] 《论他的执政官任期》（ De consulatu suo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