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鲜花伴随我们度过人生中情绪最为起伏的时刻。高中生在舞会中献上鲜花或接受花束；求爱、婚礼、结婚纪念日必须有鲜花；葬礼上，哀悼者表示敬意的鲜花、花环，使场面更为素雅，有助于减缓悲伤带来的直接冲击。
当生活变得比较富裕时，花通常成为衡量我们生活质量的一把标尺。当我们在房屋周围拥有更多土地时，我们就想修建一个花园，以便能够目睹万千种颜色，嗅到最为丰富的芳香。在室内花瓶和陶盆中，还可以不依赖于气候、季节或植物的自然地理，接连不断地展示鲜花。
剑桥大学人类学教授古迪（Jack Goody）写了一本《花的文化》（ The Culture of Flowers ），在这部有趣的著作中他讨论了鲜花与古老宗教之间的复杂关系。某些礼拜堂中，从来不允许放置花束，因为祭司认为花寓意轻浮、淫荡和奢华。他们甚至把花与异教和域外邪教的罪恶行为联系在一起。
相反，有些教派很看重花，它们将其视为欢乐、复活、丰饶的象征，以及仁慈的造物主存在的最纯粹证据。圣日和礼拜仪式中如果没有花则不完备。公开或私密性的祈祷活动中，通常要用花来装饰备受尊崇的神龛或圣坛，当花显出凋谢的迹象时要尽早换上鲜花。
在大多数社会中，食物源于花。花椰菜、绿菜花（又名青花菜、西蓝花、茎椰菜），以及许多果实和坚果是最直接的例子。不过，花的地位也变得更为微妙。我们在制作面包炉以及盛菜的盘子、碗时，都用花（它们分属于禾本科植物的若干个种）的图案来装饰。我们很少有人注意到玉米雄花序和麦穗上短暂一现的小花，可是如果没有它们，就不会有可以食用的谷物。几乎所有吃粮食长大的动物，包括饲养的鲇鱼，现在都靠由这些谷物和一些大豆混成的食物过活、长膘，而所有的大豆产品也都源于一簇一簇的花，它们点着头，呈奶油色，在春日的微风中摇曳。
如果说花养活了美利坚合众国的居民，并为其文化注入生机，那么在20世纪快要结束之际
，美国人为何如此热衷于把它们逐出科学课的课堂？作为一名大学教授，我处于一个理想的位置，能够看到植物科学何以受到冷落。纽约的一些高中生物学教师告诉我，他们已经从课程表中删除了植物学，因为它令学生厌烦。圣路易斯的初中教师说，他们每学年的植物学课程，都要安排一次到密苏里植物园的野外旅行。教师的确在履行职责，而有些家长则不领情，生怕孩子在植物园受罪。有些母亲在大学名录中找到我的名字，请我为其孩子的项目支着儿或为他们提供一些文献。“如果你不给我儿子任何信息，他可能就不得不去图书馆了。”其中一位母亲说。
不要假定植物学教育随着年轻学子踏入大学就会得到改进。在大多数城市校园中，许多选修生物学的学生认为，生物学的本科学位仅仅是通向医学院的一个跳板。他们怀着怨气接触植物学，确信他们最好把时间花在医学院入学考试所包含的科目上。不幸的是，一些大学也染上了这种恐惧症。比如，俄亥俄州一所知名大学最近的一份教育报告就鼓吹普通生物学课程要现代化。主要的改革似乎是，不再硬性要求学生了解苔纲地钱的生活史，只用一个下午的实验课就打发了相关课程。在圣路易斯大学，生物系学士学位所要求的植物科学的课时数，最近被砍掉了一半（我的同行教授在我不在美国时，“修订”了课程表）。
将来打算从事法律、人文、商业或媒体行业的大学生，有必要学一门关于植物生活的课程吗？在美国，大学坚持认为，所有想在任何一种人文学科取得学位的学生，都必须修一门或两门自然科学课程。问题是，许多大学都倾向于降低标准，提供一种掺了水的课程自助餐。比如，通常有“诗人植物学”（Plants for Poets）之类的课程，不过它必须与另外一些浮夸的课程竞争，如“会计师动物学”（Animals for Accountants）、“倦怠者气象学”（Weather for the Weary）、“大众分子生物学”（Molecules for the Masses），以及曾经很火的“运动员振动力学”（Rocks for Jocks）等。
一些批评者认为，公众对植物科学失去兴趣，是植物学家把这个领域转变成充斥行话的要塞的结果。他们说，植物学家把一些生气勃勃的人拒之门外，用一堆在若干死语言的基础上重新发明出来的沉闷术语，将植物学这个领域变得复杂化。或许事实是这样，可又如何解释公众对医学的喜爱呢？医学科学的术语可能更加复杂，而传媒和娱乐业的显著成功表明，大众对人体最技术化的方面颇为着迷。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植物学与医学有着共同的起源，这两个学科依然沿用一些希腊语和拉丁语词汇。当然，这两个领域可能以相当不同的方式使用同样的词语。古希腊人认为，野生兰花（
Orchis
）鳞茎状
的地下器官很像成对的睾丸。于是，当现代外科医生提议做“orchiectomy”
时，病人实际接收到的是阉割，而不是胸花。
我们似乎更愿意学习那些不熟悉的词语，如果它们与我们个人的健康有关。大多数受过教育的人可能多少知道下面一些词的大概意思：糖尿病，胰岛素和胰腺。倘若一名家庭医生能用一堆医学术语避免向家庭成员直接透露患者所患疾病的严重性，这倒不是件坏事。那么，人们为何更多地记住了医学上的“胰腺”（pancreas），而不是植物学上的“花冠”（corolla）呢？很显然，人体器官和植物器官最终都会影响我们生活的一些方面。
20世纪初比较普遍的情况恰恰与此相反。从当时学校的教科书来推断，20世纪初，大多数受过教育的人对花的了解更多，而对我们自身的了解则相对要少。翻看那些旧的教科书时，我吃惊地发现，它们在当下仍然适用，尽管在那个时代它们是为升入高中前的孩子准备的。1910年，倘若一个12岁的孩子读了其中一本书（以及看了书中细致入微的图画），他可能已经掌握了我现在每年给大学生开设的秋季课程内容的50%以上——同样是讲苔藓的生活史，种子的解剖，以及向根输送营养物质、向叶子输送水分的树干组织的解剖。
伟大的人类学家米德（Margaret Mead）来自同一个传统，她的童年正好处在20世纪早期。在自传《黑莓冬日》（
Blackberry Winter
）
中，她描述了祖母在家里是如何教育她的。祖母会让她到户外完成一些任务，如采集薄荷一类的植物。现在，我所在大学的学生似乎难以完成这样的作业，他们觉得太麻烦了。
20世纪的头30年，如果学生们能欣赏乡村女教师所教的东西，他们就有机会发展自己对花的兴趣。那时，有一些博物学学会和大量关于植物生活的通俗读物。这类图书相对来说不贵，在北美、英国和澳大利亚都很容易买到。在美国，赖特（Mabel Osgood Wright）、戈因（Maud Going）、洛弗尔（Thomas Lovell）、布兰昌（Neltje Blanchan）、贝里（James Berthold Berry）和基勒（Harriet Keeler）都曾撰写过关于本地植物生活的读物。赖特在《本地常见的开花植物与蕨类植物》（ Flowers and Ferns in Their Haunts ，1901）中按照四季的变化向读者介绍了新英格兰的野花，贝里则在他的《南方林地树木》（ Southern Woodland Trees ，1924）中向读者展示了识别可以长成有用木材的树木是多么容易。
21世纪，如果重印这些经典著作，能重新点燃人们对植物生活的兴趣，从而促进公众对花的理解吗？这项计划有一个主要问题。植物学是一个不断扩展、不断变化的学科。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植物生长、植物化学、植物化石和植物生态学中的发现已经永远改变了这个领域的原理。那些写得非常好的博物学图书，差不多都出版于某些最激动人心的发现出现之前。
1930年以后，一些新的作者尝试向普通读者通俗地介绍更广泛的植物知识。在我看来，里科特（Harold Rickett）的《园丁植物学》（ Botany for Gardeners ，1957）、科纳（E. J. H. Corner）的《植物生活》（ The Life of Plants ，1964）和赫胥黎（Anthony Huxley）的《植物与行星》（ Plant and Planet ，1974）是最好的范本。有着建筑师气质的里科特，在他的书中从个体细胞讲起，然后讲到了组织以及组织如何形成植物器官。科纳和赫胥黎则展示了植物演化的宏伟场景，带领读者穿越时空，历经多样性。他们的书从最微小的藻类的生活史写起，然后带领读者从水中走出来，目睹由不起眼的地钱和蕨类所散布的孢子。最后，又让我们了解到种子植物，欣赏到壮阔的温带森林和热带雨林。
我知道这样做的许多优点。不过，我们现在的高校教材更胜此任，它们解释了植物细胞的功能，将杯状菇菌的生活与百合鳞茎的生活进行了对比。这些图书的出版商出手大方，照片和图表印制得非常精美，当然每页的造价也很高。而我在这里想做的是，立足于早期自然作家的兴趣，同时把后来科学作家所做的便于研究的探索融合起来。
自我介绍一下，我本人的研究领域是花卉生物学。我认为，这门学科最有潜力激励读者对植物生活进行更深入的了解。花比树皮、叶和根更能触动人心，更能激发人们的想象力。附加的吸引力在于，花通常具有不同寻常的动态性。即使最小的花，也是充满生机的工厂。它们制造器官，生产各种化合物。一枝绽放的玫瑰
可以产生许多不同的东西，对玫瑰进行研究这一学问的部分工作就是，找出如此多样的结构和化合物彼此是如何关联的，然后用容易理解的方式讲述这个故事。
这就是为什么我在本书大多数章节的开篇采用关于玫瑰的引文，而且想办法让玫瑰花的身影延伸到全书各处。作家曼斯菲尔德（Katharine Mansfield）曾说：“玫瑰是游园会上唯一的花卉，唯一一种每个人多少都有所了解的花卉。”蔷薇属（ Rosa ）的成员包括大约100个野生种。当我们需要一个样板来描述花的生活时，蔷薇属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起点。作家和艺术家已发现，自从希腊—罗马诗人把玫瑰奉为爱之女神，它们就成了灵感和快乐的源泉之一。这可以解释为什么有那么多段落描写那些充满深情的花彼此相吻，或与其主人甚至昆虫访客相吻。
在本书中，我以玫瑰来表明我的承诺：不让读者陷入术语与统计的荆棘。一旦要对科学中使用的词语进行界定，科学就失去了许多优越性。我根本不相信，数百年来植物学家一直在设法把这一学科折腾得让业余爱好者和学生更难理解。当植物研究还是一门年轻的学科时，所有植物学家都是业余爱好者和学生。我倒是认为，这些早期的科学家如此精准、聪明地发明这些术语，正是为了让每个人都能记住它们。他们怎么会预知后来的学生和教师会讨厌古典语言呢？
在本书中，当植物学术语变得过于技术化时，我会用人们熟悉的词汇将花事与相似的人事类比。我知道，植物不是人，但是许多时候，每一位科学家都必须修饰自己的“母语”，以便他研究的领域让学生理解起来更容易。
近年来，米勒男爵（Ferdinand von Mueller）成了我所崇拜的人。他生于德国的一个丹麦裔家庭，并以澳大利亚官方植物学家的身份度过了一生中大部分职业生涯。他描绘新物种，建立墨尔本植物园，并让一个帝国相信：澳大利亚的植物在医药、木材和审美方面都有巨大的潜力。
是米勒的公共哲学真正吸引了我。他属于那一代的公务员，所受的教育是相信知识就是力量和财富。当然，很少有植物学家因为所掌握的植物知识而发财。这本书也不会增加读者银行账户上的余额，不过，我的英雄米勒知道财富有各种不同的形式。
想着一日三餐中各种食物的价值源于植物，这本身就是一种财富。农民的田地和郊外的花园里一定有财宝。开花植物以祖传的种苗、珍贵的林地或果园的形式展示着家庭遗产的丰厚。最后，我们的博物馆、植物园、国家公园和森林保护区也是我们共享的财富。
关于私人财富的决策会改变我们的未来。我们站出来为公共财富议题投票，也会产生类似的结果。自然多样性的知识会给我们更宽广、更多样的选择。我希望，本书会使你人生中的一个重要部分变得更容易理解一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