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布朗斯基穿好衣服,往身上洒了香水,抻了抻衬衫袖子,习惯地把香烟、皮夹子、火柴、系着双股链子和坠头的怀表分别放进几个口袋,抖了抖手帕,觉得尽管家庭遭遇不幸,自己浑身上下还是洁净、芳香、健康、舒适的,带着这样的感觉轻轻抖动着双腿走了出去,来到餐厅里,餐厅里已经摆好咖啡等着他了,咖啡旁边还有信件和衙门里来的公事。
他看了信件。有一封信令人很不愉快,是一个商人写来的,那商人要买他妻子庄园里的树林。那树林是要出卖的;不过现在还没有同妻子和好,这事儿根本谈不上。最不愉快的是,这样一来,摆在面前的他与妻子和好的事就要掺杂金钱利害关系。一想到他可能受到金钱关系的支配,一想到他会为了出卖树林而想方设法同妻子和好,就觉得是受了侮辱。
奥布朗斯基看完信,就把衙门里来的公事拉过来,迅速地翻阅了两件公事,用粗大的铅笔做了几个记号,便把公事推开,喝起咖啡;一面喝咖啡,一面翻开油墨未干的晨报,看了起来。
奥布朗斯基订阅的是一份自由主义的报纸,不是极端自由主义的,而是代表大多数人主张的报纸。尽管他对科学、艺术、政治本身一概不感兴趣,他还是坚持大多数人及其报纸在这些领域的观点,只有大多数人改变了观点,他才改变观点,或者不如说,不是他改变观点,而是观点本身在他脑子里悄悄地变化。
奥布朗斯基从不选择什么派别和观点,而是这些派别和观点自动来找他,就像他从不选择帽子和衣服的式样,只是穿戴大家都穿戴的。由于进出上流社会,也由于通常在成年期渐渐发达的思维需要有一定的活动,他必须有观点,就像必须有帽子一样。至于他选择自由派,而没有选择他的圈子里也有许多人选择的保守派,那也不是因为他认为自由派主张更合情合理,而是因为自由派主张更适合他的生活方式。自由派说,俄国一切都很糟,确实如此,奥布朗斯基就负债累累,钱简直不够用。自由派说,婚姻是过时的制度,必须进行改革,确实如此,家庭生活很少给奥布朗斯基带来乐趣,而且还要迫使他撒谎,作假,这是违反他的天性的。自由派说,或者应该说是暗示,宗教不过是钳制那一部分野蛮人的,确实如此,奥布朗斯基即使做一次短短的礼拜,也觉得两腿酸痛,而且他简直不懂,今生今世多快活点儿就不错了,何必用那么一些可怕的、文绉绉的字眼儿谈论来世。此外,爱开玩笑的奥布朗斯基有时喜欢捉弄老实人,说,既然夸耀祖先,就不应该追溯到留里克 为止,而忘记自己的祖先——猴子。就这样,自由主义倾向成了奥布朗斯基的癖好,他爱自己的报纸,就像饭后的雪茄一样,因为报纸可以在他的头脑里布起一层淡淡的雾。他看了社论,社论中说,在我们这时代,叫嚷什么激进主义有吞没一切保守分子的危险,叫嚷什么政府必须采取措施消除革命的祸害,是毫无必要的,相反,“我们认为,危险不在于臆想的革命祸害,而在于阻碍进步的传统势力之顽固”,等等。他又读了论述财政问题的一篇文章,文章中提到边沁 和穆勒 ,并且不指名地讽刺了政府某部。他凭着机灵的头脑,能够揣摩到任何讽刺的内涵:出自何人之手,针对何人,因何事而发。这往往可以使他得到一定的乐趣。可是今天他一想到玛特廖娜的劝告和家里如此不顺遂,这种乐趣就烟消云散。他还看到贝斯特伯爵已赴维斯巴登的传闻,还看到根治白发、出售轻便马车、某青年征婚的广告;不过这些事没有像往常那样使他暗暗觉得好笑和开心。
他看完报纸,喝过第二杯咖啡,吃过黄油面包,就站起身来,拂了拂背心上的面包屑,挺起宽宽的胸膛,很高兴地笑了笑,这不是因为心里有什么特别快活的事儿,——这高兴的笑是良好的胃口引起的。
不过这高兴的笑顿时使他想起了一切,于是他沉思起来。
门外响起两个孩子的声音(奥布朗斯基听出那是小儿子格里沙和大女儿丹尼娅的声音)。他们在拖拉什么东西,把东西翻倒了。
“我说嘛,不能叫乘客坐在车顶上。”女儿用英语叫道,“快扶起来!”
“全乱了套。”奥布朗斯基想道,“孩子们没有人管了。”他走到门口,唤了唤孩子,两个孩子丢下当火车玩儿的匣子,朝父亲跑来。
女孩儿是父亲的宝贝,她大胆地跑了进来,搂住父亲,笑哈哈地吊在他的脖子上,像往常一样,高高兴兴地闻着他的络腮胡子散发的香水气味儿。最后,女孩儿吻了吻他那因为弯腰憋得通红的、闪着慈爱光辉的脸,松开胳膊,就想往回跑,可是父亲把她拉住。
“妈妈怎么样?”他用手抚摩着女儿那光滑、娇嫩的脖子,问道,“你好。”他又微微笑着回答男孩儿的问候说。
他意识到自己不怎么喜欢男孩儿,于是他总是竭力表示一视同仁;可是男孩儿感觉出这一点,所以看到父亲冷淡的微笑,没有报以微笑。
“妈妈吗?她起来啦!”女孩儿回答说。
奥布朗斯基叹了一口气。“这么看,她又是一夜没睡。”他想道。
“怎么样,她快活吗?”
女孩儿知道父亲和母亲吵过嘴,知道母亲不会快活,父亲应该知道这一点,知道他这样若无其事地问这话是装模作样。她为父亲红了脸。他也立刻明白了这一点,脸也红了。
“我不知道。”女孩儿说,“她没叫我们上课,叫我们跟古丽小姐上奶奶家去玩儿。”
“好,去吧,我的好丹尼娅。哦,等一下。”他还是把她拉住,抚摩着她的娇嫩的小手说。
他从壁炉上取下昨天他放在那里的一盒糖果,挑了她喜欢的两块给她,一块巧克力,一块软糖。
“给格里沙吗?”女孩儿指着巧克力问。
“对,对。”他又抚摩了几下她的肩膀,吻了吻她的头发根和脖子,这才把她放开。
“马车套好啦。”马特维说,“不过有一个女人找您有事。”他补充说。
“来了很久了吗?”奥布朗斯基问道。
“有半个钟头了。”
“我对你说过多少次,有人来要立即通报!”
“至少也得让您把咖啡喝完呀!”马特维是用十分关切的粗大嗓门儿说的,叫人没办法生气。
“好啦,快请她进来。”奥布朗斯基烦恼得皱着眉头说。
来人是卡里宁上尉的妻子,求办的是一件无法办到的、没有道理的事。但是奥布朗斯基还是照常请她坐下,用心听她说完,不打断她的话,听完后又耐心地给她出了一个主意,告诉她去找谁,怎样去找,而且又快又一丝不苟地用他那粗大、潇洒、漂亮而清楚的笔迹给她写了一封信,写给一个可能有助于她的人。奥布朗斯基送走了上尉的妻子,拿起帽子,站下来,想想自己是不是忘了什么。看来,他什么也没有忘,除了他希望忘记的妻子。
“唉,咳!”他垂下头,漂亮的脸上出现了苦恼的表情,“去还是不去?”他自己对自己说。于是心里有一个声音对他说,不必去,除了虚伪作假之外,再也不会有什么,修补和改善他们的关系是不可能的,因为不可能再使她变成美貌迷人的女子,他也不可能变成心如死灰的老头子。除了作假和说谎,现在不可能有别的结果;而作假和说谎是违反他的本性的。
“不过早晚还是得做的;总不能这样下去呀。”他竭力给自己鼓气说。他挺起胸膛,掏出一支烟,点着了,吸了两口,就丢进贝壳烟灰缸里,快步穿过幽暗的客厅,推开另一道门,走进妻子的卧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