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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的家庭每每相似，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苦情。
奥布朗斯基家里一切都乱了套。妻子发现丈夫和以前的法籍女家庭教师有私情，就向丈夫声明，不能再跟他一起过下去了。这种状况已经持续了三天。在这样的状况下，不仅夫妻两人，而且一家大小，上上下下，都感到非常难受。他们都觉得生活在一起没有意思，觉得他们这奥布朗斯基一家大小、上上下下的关系还不如随便哪一家客店里萍水相逢的旅人。妻子在房里不出来，丈夫已有两天多不在家。孩子们在家里到处乱跑，就像迷路一般。英籍女家庭教师跟女管家吵了架，写了信请朋友给她另找位置；厨师昨天午餐时候就走掉了；做下手的厨娘和车夫也都提出要辞工。
在口角之后第三天，司捷潘·阿尔卡迪奇·奥布朗斯基公爵（社交界都叫他小名司基瓦）在惯常的时间，也就是早晨八点钟醒来，不是在妻子的卧室里，而是在自己的书房里，在上等山羊皮沙发上。他把保养得很好的肥胖身子在弹簧沙发上翻转了一下，紧紧抱住枕头的另一头，将脸贴在枕头上，似乎还想再睡上很久；可是他忽然一骨碌爬起来，坐在沙发上，睁开眼睛。
“哦，哦，是怎么来着？”他回想着梦境，在心里说，“哦，是怎么来着？对了！是阿拉宾在达姆施塔特举行宴会；不，不是在达姆施塔特，而是在美国的什么地方。对了，不过达姆施塔特
就在美国。对了，阿拉宾在玻璃桌子上设宴，连桌子也唱起《我的宝贝》
，不是《我的宝贝》，而是更好听的什么歌儿，还有一些小小的长颈玻璃瓶，玻璃瓶原来都是女人。”他回想道。
奥布朗斯基的眼睛放射出快活的光彩。他微微笑着沉思默想起来。“是啊，真有意思，太有意思了。梦里还有很多妙事儿，不过用言语是说不出来的，而且一醒来连想也想不清楚了。”他看到一幅呢绒窗帘边上透进来的一缕阳光，便快活地把两条腿从沙发上耷拉下来，用脚去找妻子绣了花的那双金色鞣皮拖鞋（那是去年给他的生日礼物），而且依照他九年来的老习惯，不等起床，就朝他在卧室里挂晨衣的地方伸过手去。这时他才猛然想起来，他不是睡在妻子的卧室里，而是睡在书房里，想起自己为什么不睡在卧室里，而睡在书房里；脸上的笑容消失了，他皱起眉头。
“唉，唉，唉！咳！……”他回想起一切种种，叹起气来。于是他的脑海里又出现了他和妻子口角的详情细节、他的尴尬情形和他自己铸成的最使人伤心的过错。
“是啊！她不肯原谅，也不可能原谅。而且最糟糕的是，一切都是我的过错——是我的过错，却也不能怪我。可悲之处就在这里。”他想道，“唉，唉，唉！”他回想起这次口角中最使他难堪的场面，灰心绝望地叹起气来。
最不愉快的是开头那一会儿，那时他从剧院回来，欢欢喜喜，高高兴兴，手里拿着给妻子的一个老大的梨子，在客厅里没有找到妻子，奇怪的是，在书房里也没有找到她，最后却看到她在卧室里，手里拿着那封倒霉的、露了底儿的信。
她，这个一向心事重重，忙忙碌碌，而且他认为头脑非常简单的陶丽，一动不动地坐着，手里拿着信，带着恐怖、绝望和愤怒的神情看着他。
“这是什么？这？”她指着信，问道。
在回想这事的时候，像常有的情形一样，使他懊恼的主要倒不是事情本身，而是他怎样应付妻子这话。
他这时的情形，正是人干了非常可耻的事突然被揭穿时的情形。他不善于装扮一副苦相，以应付他的过错暴露后面对妻子时的局面。他没有表示委屈，没有否认，没有申辩，没有请求原谅，甚至也不是满不在乎——不管怎样，都要比他的做法好呀！——他的脸上竟完全不由自主地（奥布朗斯基一向喜欢生理学，他认为这是“大脑反射”），完全不由自主地浮现出那种习惯的、和善的，因而是一种很傻的笑。
他怎么也不能原谅自己这种傻笑。陶丽一看到这种笑，就像被戳了一刀似的，浑身打起哆嗦，发作起来，暴跳一阵，说了一大串难听的话，就从房间里跑了出去。从此就不愿意看到丈夫了。
“怪就怪这种傻笑。”奥布朗斯基想道。
“可是有什么办法呢？有什么办法呀？”他灰心丧气地自己对自己说，自己也无法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