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大群人,多数是妇女,围住即将举行婚礼的灯火辉煌的教堂。那些没有挤进里面的人,都拥在窗口,挤来挤去,吵吵嚷嚷,隔着栏杆朝里面张望。
有二十多辆马车已经在宪兵指挥下沿街排列好。一位警官不顾严寒,穿着闪闪发亮的制服站在门口。还有车辆陆续到来,进入教堂的时而是头戴鲜花、手提裙裾的女士,时而是托着军帽或黑色礼帽的男子。在教堂里面,一对枝形烛架上和所有圣像前的蜡烛已经全部点着了。圣像壁红底上的金色光轮、圣像的金色雕纹、枝形烛架和烛台上的银饰、地上的石板和地毯、唱诗班台上的神幡、读经台的台阶、旧得发了黑的圣经、司祭和助祭的法衣,全都亮闪闪的。在温暖的教堂的右边,在燕尾服和白领带、制服和花缎、天鹅绒、绸缎、头发、鲜花、裸露的肩膀、手臂和长手套的海洋中响着压得低低的热闹的说话声,那声音在高高的圆顶上激荡起奇怪的回音。每一次打开的大门发出咯吱的响声,人群里的说话声都要停下来,大家一齐回过头去,希望看到新郎和新娘进来。可是大门已经开了有十几次,每次进来的不是加入右边来宾圈子的迟到的客人,就是蒙混或者打通了警官加入左边人群的观众。不论亲友还是观众都已经等得发急了。
起初大家以为新郎和新娘马上就要到了,对于他们的迟到没有在意。后来越来越频繁地向门口张望,议论着会不会出什么事儿。再后来这种迟到已经有点不对头了,于是亲戚和客人们都装作没有想到新郎,只管在说自己的话。
大辅祭似乎要让人知道他的时间很宝贵,很焦急地咳嗽着,咳得窗玻璃都颤动了。唱诗台上的歌手们也不耐烦了,一会儿试试嗓门儿,一会儿擤擤鼻涕。司祭一会儿叫执事,一会儿叫助祭去看看新郎来了没有,他自己也穿着紫色法衣,系着绣花腰带,一次又一次走到边门口去等候新郎。终于有一位太太看了看表,说:“这倒是奇怪!”于是所有的来宾都焦急起来,大声说起自己的诧异和不满。一位傧相就坐上车去看看是怎么一回事儿。这时吉娣早已准备停当,穿着雪白的连衫裙,披着长纱,头戴香橙花冠,同女主婚人和姐姐李沃夫夫人一起站在谢尔巴茨基家的客厅里,望着窗外,等待傧相来报告新郎到达教堂的消息,已经白白等了半个多钟头。
这时候列文却穿着长裤,但没有穿背心和燕尾服,在旅馆房间里前前后后地走着,不住地把头探到门外,向走廊里张望。可是在走廊里看不到他正在等的人,于是又灰心丧气地往回走,挥动双手,同悠然自得地抽烟的奥布朗斯基说话。
“有谁会遇到这样糟糕的尴尬局面呀!”他说。
“是的,是很糟。”奥布朗斯基带有安慰意味地笑着,接话说,“不过你放心,这就要送到了。”
“哼,还送到呢!”列文压抑着怒火说,“还有这混蛋敞胸背心!不行啊!”他望着皱皱巴巴的衬衫前襟说,“要是行李已经送到火车站,那可怎么办呀!”他灰心丧气地叫道。
“那你就穿我那件。”
“早就该这么办了。”
“惹人笑话可不大好……等一等吧!总会雨过天晴的。”
原来,在列文要换衣服的时候,他的老仆库兹玛把燕尾服、背心和一切需要的东西拿了来。
“衬衫呢?”列文叫了起来。
“衬衫在您身上呀。”库兹玛心平气和地笑着回答说。
库兹玛没有想到要留下一件干净衬衫,一听说要把所有的东西都收拾起来,送到谢尔巴茨基家,因为今天晚上新夫妇就要从那里动身去乡下,他就照办,把东西都收拾起来,只留下一套礼服。一件衬衫是早晨就穿上的,已经打皱了,和时髦的敞胸背心穿在一起,就太不像样子了。要到谢尔巴茨基家去拿,又太远。就叫人去买衬衫。仆人回来说,商店都没有开门,因为是礼拜天。又派人到奥布朗斯基家里去要来一件衬衫;这衬衫却又肥又短,不能穿。最后只好派人到谢尔巴茨基家去拆行李。大家都在教堂里等新郎,新郎却像关在笼子里的野兽,在房间里走来走去,不住地向走廊里张望,而且又惶恐又丧气地回想着他对吉娣说的蠢话,不知道她现在会怎么想。
终于,负罪的库兹玛气喘吁吁地拿着衬衫冲进房间里。
“刚刚赶上。已经在往大车上装了。”库兹玛说。
过了三分钟,列文也不看表,为的是不触痛伤痕,就顺着走廊跑去。
“不用这样着急。”奥布朗斯基不慌不忙地跟在他后面,笑嘻嘻地说,“会雨过天晴的,会雨过天晴的……我对你说过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