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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一

卡列宁自从和培特西以及奥布朗斯基谈过话,明白了他就是要不去管她,不去打搅她,明白了妻子也希望他这样之后,就感到自己惘然若失,无所适从,自己也不知道他现在想的是什么,任凭那些十分喜欢过问他的事的人左右,对什么都表示同意。直到安娜已经离开他的家,英国女教师叫人来问他,她该和他一起吃饭还是单独吃,他才第一次真正明白自己的处境,害起怕来。

在这种处境中最使他难受的是,他怎么也无法把他过去的时光和现在的状况联系和统一起来。不是他和妻子一起幸福度过的那段时光使他难以平静。从那段时光到知道妻子不贞这痛苦的转折时期,他已经熬过来了;那状况是很痛苦的,但他是可以理解的。如果那时妻子说明自己的不贞之后就离开他,他会伤心,感到不幸,但他不会落到他现在自己也感觉到的这种走投无路、莫名其妙的境地。他现在怎么也不能把他不久前对患病的妻子和别人的孩子的宽恕、怜悯和爱,同现在的状况统一起来,就是说,他现在孤孤单单,受尽侮辱,受尽嘲笑,谁也不要他,人人瞧不起他,他觉得他不应该得到这样的报答。

妻子走后的头两天,卡列宁还像往常一样接待来访者和办公室主任,出席会议,到餐厅去吃饭。在这两天里,他千方百计装出一副镇定甚至无动于衷的样子,虽然他自己也不明白他为什么要这样做。问他怎样处理安娜的东西及房间,他竭力控制自己,装出一副神气,就好像他觉得这事儿不是料不到的,也不是什么稀罕事儿。他达到了自己的目的:谁也看不出他有灰心绝望的样子。但就在安娜走后第二天,柯尔尼交给他一张安娜忘记付款的时装店账单,并且说店员就在这儿等着,卡列宁就吩咐叫店员进来。

“大人,恕我冒昧打搅您。不过,如果您要我直接去找夫人的话,那是否可以请您把她的地址告诉我。”

卡列宁正如店员所感觉的,沉思起来,并且突然一转身,坐到桌子旁边。他用手把头托住,就这个姿势坐了很久,有好几次欲言又止。

柯尔尼明白了主人的心情,就叫店员下次再来。等到剩下卡列宁一个人,他明白他再也不能扮演刚强和镇定的角色了。他吩咐把等着他的马车卸了,关照不接见任何人,也不出去吃饭了。

他觉得,他再也经受不住一齐压下来的蔑视和冷酷,这样的表情他在这个店员的脸上,在柯尔尼的脸上,在这两天里他遇到的一切人的脸上都清清楚楚看到的。他觉得,他无法不让人憎恶他,因为这种憎恶不是因为他很坏(要是那样,他倒是能够尽可能变好些),而是因为他不幸得可耻和可憎。他知道,就因为这样,就因为他痛得撕心裂肺,他们才对他残酷无情。他觉得,很多人都想消灭他,就好像一群狗要咬死一条痛得撕心裂肺、嗷嗷直叫的狗。他知道,挽救自己的唯一办法就是把自己的伤痛掩盖起来,不让人看到,而且两天来他也不知不觉试着这样做了,可是现在他觉得自己已经没有力量把这场寡不敌众的斗争坚持下去了。

他因为意识到无人分担自己的痛苦,就更加绝望了。不仅在彼得堡没有一个可以诉诉心曲的人,没有人不把他当作一个大官、一位显要人物,而只把他当作一个很痛苦的人来同情他;而且,不论在哪儿都找不到这样的人。

卡列宁从小就是一个孤儿。他们是兄弟两个。他们都不记得父亲,母亲死时,卡列宁才十岁。财产很少。卡列宁的叔叔是一位大官,当年是先皇的宠臣。是他把他们抚养成人。

卡列宁以优异成绩在中学和大学毕业后,因为有叔叔做靠山,一踏上仕途,就青云直上,从此就醉心于功名。不论在中学里,大学里,还是做官以后,卡列宁和任何人都没有什么深交。哥哥是他最知心的人,但他在外交部任职,经常住在国外,他在卡列宁婚后不久就在国外去世了。

卡列宁做省长的时候,本省的一位有钱的贵妇人,也就是安娜的姑妈,把侄女介绍给这个虽然年龄已经不年轻的人、但作为省长又尚年轻的人,并且使他处于必须有所抉择的境地,他必须有所表示,要么就是离开这个城市。卡列宁犹豫了很久。有多少赞成的理由,就有多少反对的理由,却没有可靠的理由要他改变他那遇到疑难要慎重对待的原则。可是安娜的姑妈通过一个熟人向他示意,既然已经影响了姑娘的名声,如果他爱惜自己声誉的话,就应该求婚。于是他求了婚,并且把他能够有的感情都给了未婚妻和妻子。

他对安娜的钟情,排除了他心中最后一点跟别人亲密相处的愿望。现在他在所有的熟人中间没有一个知心的朋友。他的交游很广,却都没有什么深交。卡列宁有许多熟人,他可以请来吃饭,请他们参与他所感兴趣的事情,为别人向他们求情,可以和他们坦率地议论别人的事和朝廷的事;但他和这些人的关系只限于习惯和常礼所划定的范围,不能越出这个范围。有一个大学的同学,毕业后和他很亲近,本来是可以谈谈个人痛苦的;可是这个同学还在很远的教育区里当督学。在彼得堡的熟人当中,最接近和最能够谈一谈的是办公室主任和医生。

办公室主任米海尔·瓦西里耶维奇·斯留金是一个老实、聪明、善良和有道德的人,卡列宁觉得他对他是一片好心的;可是五年来他们在官场上的共事,在他们之间形成了一道障碍,他们也无法推心置腹地谈谈。

卡列宁在公文上签过字,沉默了好一阵子,望着斯留金,几次想开口,但还是说不出口。他已经想好一句话:“您听说我的倒霉事儿吗?”但结果还是像往常一样说了一句:“那就请您替我这样办吧。”就这样让他走了。

另一个人是医生,一向对待卡列宁也很好;不过在他们之间早就有一种默契,那就是两个人都有忙不完的事情,都没有工夫聊天。

至于他在妇女界的朋友,其中首先是李迪雅伯爵夫人,卡列宁却没有想到。女人就是女人,他觉得女人都是可怕的,令人厌恶的。 uQ9QFep3aZxd9raXBQvpzl4uIZ7DIP7mltcwhf65nM8r2qqU9ALysylWRiSxvjj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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