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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中国皇帝绝对是个高风险职业，因为皇帝的日常工作，就是处理各种风险。或是自然灾害、外敌入侵，或是官僚腐败、内部斗争。国家越大，系统越复杂，风险越多，对风险的判断、管控能力，考验着统治者的想象力和创造力。
如果皇帝不热爱本职工作，多半结局不太好。即使皇帝兢兢业业，每天铆足了劲上班，但“人有失足，马有失蹄”，天天和风险打交道，难免会误判漏算。
779年，唐代宗驾崩，时年38岁的唐德宗李适即位。唐德宗少年时期恰逢安史之乱，随祖父、父亲历经战火洗礼。即位初期，唐德宗雄心勃勃，身体力行，施行“两税法”，严禁宦官干政，以扭转唐王朝的颓势为己任。
唐德宗很清楚，藩镇是生长在唐朝政权肌体上的巨痈毒瘤。
781年，成德节度使李宝臣去世，他在去世前留下遗表，请奏朝廷允许其子李惟岳继任。唐德宗拒绝了这一请求，并准备裁抑藩镇。但他没想到的是，李惟岳已经联合其他四个藩镇结成军事同盟。无奈之下，唐德宗只好调集其他节度使出兵征讨。结果，平乱者又同作乱者联合起来。一时之间，天下大乱，其中有四个节度使称王，节度使李希烈、朱泚干脆反唐称帝。
内忧外患之下，唐德宗的国库立马空空如也。慌乱之下，昏招频出。
唐德宗的第一个昏招：借商。所谓“括富商钱以供军”，规定财产高于一万贯的商人，只准留一万贯作为经营产业之用，其余的一律借给朝廷充作军费。在唐德宗的要求下，京兆少尹韦祯亲自督阵，长安尉薛萃亲自驾车，沿街一路搜刮抢掠。长安金融街上的柜坊成为重点收缴对象，所有富户的田宅一律封存估价，奴婢尽数抓走出售。
唐德宗的这次巧取豪夺只筹集二百万贯，但后果十分严重——商人罢市，市民罢工，大量富户选择逃亡，整个市场一片萧条，民力接近枯竭。
唐德宗的第二个昏招：间架税。这是历史上最古老的房产税方案。唐德宗是这么设计的：房屋两架为一间，分成三个等级，上等房子，每年每间两千文钱；中等房子，每年每间一千文；下等房子，每年每间五百文。不管是穷人家的小破屋，还是中产阶级的基本住房需求，都纳入了征税范围。为了打击少报、瞒报行为，还规定隐瞒一间杖打六十，罚款五十贯给举报者。
783年，乱兵攻陷长安，唐德宗仓皇出逃。逃亡途中，唐德宗发布罪己诏，称自己“不知稼穑之艰难，不察征戍之劳苦”。此次兵变使得朝廷威严扫地，从此唐德宗像换了一个人似的，不再信任朝臣，专宠宦官，特爱钱财。
借商、间架税后来虽然被废除，但唐后期的税收却仍然持续上涨。
唐德宗以后，正税之外，又有不少新设的税，如茶税、青苗钱、除陌钱等，这些税收非常苛重。以茶税为例，唐德宗时茶十税一，即税率为10%，至唐穆宗时增加到了50%。
在风险面前，中国王朝统治者的想象力实在匮乏。要么勤俭节约，拼命往国库里攒银子；要么慌乱之下加税、增费、通货膨胀。
此后的北宋、南宋如此，元朝如此，明清也是如此。这些手段简单、粗暴、立竿见影，却也往往后患无穷。
涸泽而渔的结果，是陷入一个死循环，工商业停滞，民力衰竭，资源分散，然后包括军费在内的各种开支更加不足，最终王朝被内部及外来的竞争者灭亡。
唐德宗以后，唐朝也经历过几次改革，但几乎都因藩镇的阻挠流产。公元875年，一场突如其来的蝗灾最终将大唐逼上绝路。
黄仁宇曾认为，古代中国王朝的税收制度过于简陋，国家以分散的短线补给方式来运作财政，无法形成“数目字”管理，致使体制僵化，流弊丛生。国家的兴衰，企业的成败，莫过于通过对时间的规划，进行“精细化管理”。可中国历代王朝简陋的财政制度，使得他们在面对风险时，手段极其有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