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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欧洲巴尔干半岛的希腊地区，则是另外一番景象。
希腊既无辽阔平原，也无一泻千里的大河，到处都是崇山峻岭和深峡险谷，希腊大大小小数百个城邦相互并存，谁也没法吞并谁。
希腊土地贫瘠，地形险恶，一锄头下去，火星四溅，根本无法模仿同时代其他文明的农本道路。希西阿德在他的《田功农时》中说，一个希腊农民四季不停劳作，既种谷物，又从事园艺、畜牧，也难以维持生计。
当埃及法老在尼罗河畔倾力打造宏伟的金字塔，苏美尔人在两河流域书写楔形文字时，希腊还是一个鲜有人烟的苦寒之地。希腊先民大多是文盲，白天吆喝着出海打鱼，晚上吆喝着出海打劫，过着“不要命不要脸”的日子。
所幸的是，希腊与这些发达的农业文明之间，只有一个内海的距离。
这个海，就叫地中海。地中海不是浩瀚无际的大洋，只是一个洲际内湖。星罗棋布的大小岛屿，就像一个个跳板，为水手们提供避风港。即使没有现代交通条件，古希腊人也能顺畅地与周边地区频繁来往。古希腊的商人带着葡萄酒、橄榄油，跨越重洋，去遥远的地方换回谷物、拖鞋等。希腊约有一半人口依赖黑海、中东的粮食。
在这样的环境中，经商渐渐成为一个受人尊敬的行业。商人是自由的土壤，是威权的天然消解者。他们游历四方，敢于冒险，热爱学习；他们消息灵通，很难被愚弄；他们认为公平买卖、自由平等是基本准则，要求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
在希腊雅典，起初也有过王权时期。但随着商人势力的崛起，王权不断缩小。公元前1068年，雅典最后一任国王科德鲁斯在一场战争中英勇献身，雅典人认为科德鲁斯太伟大，后世没人再配得上“国王”这个崇高的名称，干脆把王权废掉了，以执政官取而代之。
在王权不断缩小的过程中，雅典作为一个商业城市崛起了。雅典立邦之时，将公民分为贵族、农民和手工业者三类。到公元前600年左右，许多平民通过经商方式获得了大笔财富，他们渴望在政治上谋求与贵族同等的地位。这时候，伟大的改革家梭伦出现了。
梭伦从政前也是个商人，对贵族与平民间的尖锐矛盾深有体会。在当上雅典执政官以后，梭伦开始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梭伦极力推行“解负令”，但不是类似苏美尔城邦那样的进行周期性的债务苦工大赦，而是通过立法禁止以债务人的自由作为抵押。同时，按财产多寡重新划分社会阶层，财产多的人等级越高，所能享受的政治权利也越多。
表2-1 古希腊按财产多寡划分社会阶层
资料来源：《千年金融史》（中信出版集团，2017年）
通过一系列的制度改革，资本成为雅典的主宰。
人们以雅典为中心，建立起了港口、码头、市场、城邦……
尽管苏美尔的金融文件被掩盖在漫漫黄沙中，但苏美尔金融思想并没有就此埋没，跨越地中海的波涛，穿越近一千年的风雨，这些伟大的思想在地中海重焕生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