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从神仙顶到乡政府所在地，大约有十四里山路，都是下坡路。因为是盘山路，坡度较缓。当年乡政府所在地便是原先的公社机关所在地，除了办公室，后边是几排宿舍，有的公社干部和工作人员住在那儿。办公室和宿舍都是灰砖红瓦的平房。当地人不愿用红砖砌墙，觉得不吉祥。其实也没什么民俗方面的根据，主要是没看惯。而如果灰砖灰瓦一灰到顶，看去又未免太单调，所以就一律铺上了红瓦。“文革”已经结束，某几条用白灰写在墙上的大标语不宜存在了，就粉刷了一遍，还是刷成灰色的，看上去挺新的。毕竟是乡政府所在地，便有店：理发店、公共浴池、卫生所，甚至还有一间屋子的书店。相应地，也有停车场、小花园、几处花圃。一九八二年的时候，那停车场上还没停过小轿车或卡车，但已停过带斗的手扶拖拉机了。每隔三天，乡里会有一次大集，那时停车场上就停满了自行车、三轮平板车、驴车，间或有牛车，都是各个村的农民骑来或赶来的。当地农村几乎没有马，因为都在山上，走山路马不如驴或牛。

比之于神仙顶，乡里是美好又热闹的地方。

张家贵终究曾是“老高三”，他有些能力是神仙顶别的男人比不了的。他买了一辆旧自行车，攒点儿钱就换这换那的，终于自己造成了一辆三轮平板车。虽然是自己造的，却结实耐用，骑起来很轻快。

我父亲向他借车，对于他不啻一件荣幸之至的事。他高高兴兴地替我父亲将平板车的三个轮子打足了气。

我两个姐姐帮我父亲将我母亲，确切地说是将我和我母亲㨄上平板车时，互相都没有话。她们当然明白我们的父母为什么刻不容缓地非去一次县里；既然都心照不宣，那还有什么说的呢？何必哪壶不开提哪壶啊。车上预先铺了床褥子，我二姐将两个枕头垫在我妈腰后，为了使她在车上舒服点儿。当然，我也间接沾了两个枕头的光。纯粹是沾光，因为我二姐那么做时，肯定并没考虑到我。

我两个姐姐站在家门口，目送平板车离开神仙顶。

我二姐自言自语：“但愿是个男孩儿。”

我大姐淡淡地说：“我就快是别人家的人了，男孩儿女孩儿都与我没关系了。”

我二姐扭头看了我大姐一眼，张了张嘴，没再说出什么话来，像看着一个完全陌生的人。

我父亲轻轻刹着车闸，任三只胎气充足的轮子不快不慢地自行滚动。那路有三米宽，一侧是石质的山体，另一侧是较深的山沟，路面由碎石铺成。是生产队的年代，公社组织各队社员义务劳动修成的。当年，算是不错的一条山路了。

平板车在离神仙顶半里左右的地方刚拐过一个小弯，山上滚下些小石块来。我父亲是自我保护意识很强而又机敏的人，及时刹住车，仰脸看去，见山顶有个人，一手搂抱一棵歪脖子树的树干，一手持钎，正往下撬什么——分明地，是他的“准女婿”张家贵。

我父亲喊：“家贵，你怎么转眼跑那儿去了？作什么妖啊？想要我的命啊？”

张家贵大声说他要撬下一块大石头，山下的村里有人愿意送给他几棵果树苗，他到处观察，寻找适于栽下果树苗的地方。如果能将那块大石头撬下去，石窝里是可以栽一棵果树苗的。还说，他要对我大姐负责，要让他俩的孩子将来有各种果子吃。他人缘好，在山下各村也交了些朋友，只要他有事相求，山上山下的朋友都乐于鼎力相助。

“你的想法好着呢，但可得当心啊！摔了自己砸着了别人，不就成了不幸的事了？我不觉得你俩的孩子将来能不能吃上水果多么要紧，你家贵能保证他们将来吃饱饭，我当姥爷的就谢天谢地了！”

“你放心，那绝对不是个问题！时代不同了，咱们农民的日子肯定也会逐渐往好了变的。只是你不要跟别人说，我刚当上村长，别人知道了我这种做法还不笑话我？”

他俩互相喊着说了一通话之后，我父亲继续骑着三轮平板车前行。

那日乡里没集，到处静悄悄的。再过半个多月就是国庆了，“文革”结束后的大集上买卖的品种一年比一年多，也一年比一年热闹了。即将到来的一九八二年的国庆，似乎凝聚了农民们比以往的国庆大得多的热忱。毕竟分田到户了，农民获得了久违的个体劳动的自由，对于农副产品的买卖卡得也不严格了，连余粮都可以公开买卖了。所以，在一九八二年的国庆前，农民们要求三天一集改为三天两集。也就是说，明天后天都有大集，而我父母当然不愿在有大集的日子经过乡里。

虽然那日乡里没集，我父亲还是将平板车停在了不易被一眼发现的地方，总之我父母的行动不敢多么地光明正大。我父亲解了次手，吸了支便宜的烟，歇了一会儿，又骑上了平板车。从乡里到县城，就是平地上的路了，不像前一多半路那么省力了。我母亲早上起来后，没喝一口水，没吃一口饭。她挺着个大肚子，行动十分不便，怕半路给我父亲添麻烦。

说到底，还不都是我给他们添的麻烦吗？他们对于我的即将诞生喜忧各半。如果我是个男孩，我和父母自然皆大欢喜。万一我是女孩呢？那我不是太对不起他们了？别说他们不知道我是男是女了，连我自己也不知道啊！

我父亲对于我大姐和张家贵的婚事是中意的。尽管神仙顶有人并不看好他俩的事（那些人主要是替我大姐感到遗憾），但我父亲确实认为自己考虑全面，是有眼光的。放眼神仙顶，何姓也罢，杂姓也罢，在所有尚未成家的小伙子中，张家贵是文化程度最高的。文化程度高，看问题就比别人全面一些，为人处世也比别的青年更成熟。至于比我大姐大一轮，我父亲认为，那会使他更疼爱我大姐，未尝不是我大姐的幸事。而张家贵被海选为村长，似乎也证明了我父亲择婿的眼光是正确的。最主要的一点是——他中意的人姓张，非姓何。普遍而言，神仙顶何姓人家联姻后，下一代的智商似乎皆逊于杂姓人家的下一代，颜值也差不多是那样。神仙顶只有两个人看出这种现象了：一个是我父亲，一个是老支书。他俩虽然都看出来了，却又都不敢公开讲，怕犯了众怒。或者也可以说，有两个半人看出来了，那半个人是我大姐。

我二姐后来告诉我，我大姐曾对她说：“一辈子不嫁，也不愿与丈夫同姓。”这话，是不是也是看出来了的意思呢？像我大姐那么冰雪聪明的人儿，估计这点头脑还是有的。如此说来，她对于自己的亲事，当年大约也是比较认可的。

平地蹬车比之于下坡路，到底是要使力气的。接下来的十几里，使我父亲汗流浃背了。进了县城，他已有些气喘吁吁。毕竟是四十七八的人了，身板又不是太好。

县城的一处小广场上，正在召开公审大会。不论去往哪个方向，都得绕那处小广场。小广场上气氛煞是森严，有不少武装警察的身影。大喇叭中，传出语气威厉的数罪之言，几次提到“所谓大仙”四个字。一九八二年国庆前，全国各地都在开展“扫除封建迷信，树立社会新风”的运动。

我父亲听得不寒而栗，刹住车向人探问被公审的都是什么人。

那人一见我母亲歪在车上的样子，心里顿时明白了八九分，好心劝道：“是找‘马半仙’的吧？那不正在台前弯着腰呢！他这两年骗了一千多元啊，还造成了几家的悲剧，肯定得重判啊！快走吧，今后千万别信他那一套了！”

我父亲也不分方向了，赶紧蹬着车离开那森严之地，唯恐晚了一步，引火上身。

我母亲当然也听到了。她那一惊非同小可，近乎雷霆轰顶。我母亲怎样姑且不论，单说我父亲这人，真是一个矛盾的人体。既然崇尚文化，何以又信什么“半仙”呢？难道在他看来，某些江湖骗子的伎俩，也属于文化范畴吗？二十六年后我仍困惑，却从没问过他。

我父亲将车蹬过两条街，我母亲在车上叫起来。

我母亲她要当街将我生下来了。

我父亲慌了，不知所措，大声呼喊：“谁来帮帮我们啊，我女人要生娃啦！”

就有些人围住了车，其中一个女人让我爸跟着她，先将我母亲送到她家去。我父亲的身子已经软了，蹬不了车了，有个男人替我父亲蹬车。其他人竟都认得那女人，而且也都明白只有她才帮得了我母亲。

在人们的协助之下，我母亲被“弄”进了那女人的家。

在那女人经验丰富的援手之下，我母亲将我生在了她家的床上，血污弄脏了她家的床单。

她走出屋子告诉我父亲我是一个女孩时，我父亲后背贴墙上了。确切地说他的身子是贴墙滑下去了。他那双十指突出又黑又大的手，严严实实地捂住了瘦脸。他哭出了声。

在那个女人和几个关心这事的人看来，他的哭是终于放心的哭，是喜极而泣。

“老乡，母女平安，祝贺了。你们夫妇今晚就住在我这儿吧，我会请一位邻居照顾你们，有什么需要只管对她讲。我呢，今晚值班，就不能陪你们了。你们放心，如果有什么情况，邻居会立刻去找我的。”

那女人说完这话，麻利地着手煮上了一锅小米粥，还打了两个鸡蛋，加入了红糖，用香油拌了一小盘熟咸菜，并请一位邻家阿婆去买烧饼和包子。

第二天上午，那女人回到家时，已不见了我父母，只见那位邻家阿婆抱着我，而我在熟睡。

阿婆说：“没见过那两口子这种人，一大清早匆匆吃了几口饭，也不留句话，哑巴似的起身往外就走！真是两个哑巴，也会比比划划地哇啦几句，表示一下感谢啊。我倒是追出院子去了，可床上还睡着孩子呀。再说我一双小脚，怎么追得上三个轮子的车呢？”

那女人大愕，从阿婆怀里接过我，注视着我说：“可怜的孩子，你父母这是把你遗弃了呀。”

是的，我父母就那么遗弃了我。

二十六年以后，也就是二○○八年的时候，我终于有机会问我父亲一些问题了。

“爸，那天你们回神仙顶的路上，我妈哭没哭？”

这是我最想知道的事。

我觉得知道了这一点对我意义重大。

我父亲说，离开县城后，天阴了，要下雨了。他只顾猛劲儿地往前蹬车，一次也没回头，不晓得我妈哭没哭。

在我听来，那话的意思差不多等于是没哭。

我却要哭了。

我父亲又说：“也许你妈在车上是流过泪的吧。有时候人心里难受，是只流泪并不哭出声的。你毕竟是你妈身上掉下的肉，她怀你怀得很辛苦，连抱都没抱过你一下，心里能不难受吗？”

我又问：“那，你心里难受吗？”

我父亲毫不犹豫地回答：“不。”

我愣住。

我父亲庄严地说：“当年我们可是把你留在了一位县城人的家里。从她家的情况看，显然还是一户上等人家。这是我们认为做得很对的一件事，没什么对不起你的，是不是？”

是的。我父母确实把我留在了一户县城里的“上等人家”，这绝对强过用我换两袋子红薯或三四十片鱼鳞瓦，也强过将我抱回神仙顶，使我的两个姐姐多一个妹妹，神仙顶以后又多一个姓何的农家女。

如此说来，我之被遗弃，未尝不是我的一件幸事，那么，当然也是一件我应感恩于父母的英明果断的事。

细想想，我不得不承认事实如此。

于是我不再有任何问题可问，也便再无话可说。

我父亲告诉我，他蹬着车过了乡里，果然下雨了，而且是瓢泼大雨。那时车已在山路上，回去一直是上坡路，又无处可以避雨。他和我母亲都浇成了落汤鸡，他累得都不想往前蹬了。

快到神仙顶的时候，迎头遇上了一辆警车。警车熄火了，一名也被浇得像落汤鸡的公安人员求我父亲帮着推车——车轮下的路面塌陷了，那是往年很少发生的情况。

我父亲默默无言地帮着推警车，不帮着推，平板车错不过去。那辆警车有年头了，后窗已没了玻璃。我父亲帮着推时，隔着一排铁条，正对着的是张家贵万念俱灰、绝望到极点的脸。

没等我父亲开口，张家贵就说：“叔，对不起了，做不成你女婿了，让小芹彻底忘了我，再相一门亲吧。我完了，这辈子也许就交待了……”

警车开出陷坑后，我父亲一屁股坐在水洼里。

张家贵到底还是从山顶撬下了一块大石头，石头底下的石窝，确实足以栽一棵果树苗，或来年春天撒下几颗玉米种。但他的小夙愿已实现不了啦。

从山上滚下的大石头，砸到了一头黄牛身上，将黄牛砸到山沟里摔死了——那头黄牛因为在队里分配公产时不知如何分配是好，又不敢杀了分肉分皮，便依然属于公产，由各家各户轮流饲养，也为各家各户轮流干些人干不动的重活。

它正处在最有力气的年龄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