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赠君一法决狐疑，
不用钻龟与祝蓍。
试玉要烧三日满，
辨材须待七年期。
周公恐惧流言日，
王莽谦恭未篡时。
向使当年身便死，
一生真伪有谁知。
选拔和使用人才，特别是察举、选官，这是一门大学问。鉴于此项工作十分复杂，所以，古人反复强调，要“精察之，审用之”。
如何精察、审用？从这首诗里我们至少可以得到如下三点启示：
——经过一定时间的观察考验，事物的本来面目才会显现出来。“试玉要烧三日满”，作者有原注：“真玉烧三日不热。”按古代的传说，玉在火中烧三日三夜，颜色不发生变化，如果是石头就不行了。“辨材须待七年期”，作者也有原注：“豫章木生七年而后知。”过去认为，豫与章这两种不同的树木，小时不易辨识，必须长到七年才能区别开。这两个例子都是强调时间的检验作用。“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同试玉、辨材一样，要准确地识别一个人，也须经过一定时间的铨衡、考察，通观其全部历史。草率从事，是要失误的。至于什么“钻龟”（钻刺龟甲，并以火灼，视其裂纹）与“祝蓍”（焚烧蓍草，观察草灰形状）之类判断吉凶的占卜方式，根本不能解决问题。
《坚瓠集》载，杨诚斋题淮阴庙七律，有“少年胯下安无忤，老父圯边愕不平。人物若非观岁暮，淮阴何必减文成”之句。诗中讲了两个典故，涉及两个历史人物：一个是淮阴侯韩信，少时曾受胯下之辱，人皆以为怯，而他有大的抱负，不同无赖少年一般见识，因而安然忍受，没有发作。可是，当他建功立业、兵权在握之后，却没能坚持“学道谦让，不伐己功，不矜其能”，而是“以市井之志利其身”。像司马光所批评的那样，“失职怏怏，遂陷悖逆”。另一个是刘邦的重要谋臣张良，年轻时在下邳的桥边遇到黄石公，这个老人故意把鞋丢在桥下让他去拾，他曾“愕然不平”，“欲殴之，为其老，乃强忍”。年少负气，似乎不够成熟。但在后来能够“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为刘邦出了好多重要的主意，屡建奇勋，死后被谥为文成侯。诗的结论是，如果不看他们二人的晚年（“岁暮”），就无法做出韩信不如张良的正确判断。
——必须正确对待周围的不同反映。人才崭露头角之后，有时毁誉不一。如何准确地加以辨识，这里面是大有文章的。即使各方面的反映是一致的，也需要在实践中认真地予以检验。
两千多年前的孟轲说过：“左右皆曰贤，未可也；诸大夫皆曰贤，未可也；国人皆曰贤，然后察之，见贤焉，然后用之。”如果其间不含有求全责备，人要完人的因素，那么，这种选拔人才上的群众观点，是很有借鉴意义的。
正确对待周围的不同反映，一个重要问题是敢于摒弃那些无根据的流言蜚语和闲言碎语。周公是武王的弟弟、成王的叔父，被封建时代的史学家尊为圣贤，但他也曾受到流言困扰。武王死后，成王年幼，周公摄政，大权独揽。他的兄弟管叔、蔡叔等人不满，制造流言，说周公将干出不利于成王的事，意思是他有篡权的野心。周公听了以后十分恐惧，赶紧避难“居东三年”。后来，成王通过实际考查，了解到周公果是一片忠贞，便亲自接他回来辅佐朝政。谗言足以误国，忌妒倾陷贤才。关键在于当政者善于识别真伪，敢于为贤才撑腰。
——要善于透过现象认清本质。诸葛亮在《将苑》一书中说过：“夫知人之性，莫难察焉。美恶既殊，情貌不一：有温良而为诈者，有外恭而内欺者，有外勇而内怯者，有尽力而不忠者。”西汉末年的王莽可算是一个“貌恭而内欺”、“温良而为诈”的典型。他在篡位之前，为了骗取皇帝和群臣的信任，长期装作仁爱待人，谦恭下士，以致“公卿咸叹公德，皆以周公为比”。但历史证明，他的“谦恭下士”是假象，而篡汉谋国才是他的本来面目。
为了能够透过现象认清本质，诸葛亮曾提出七条“知人之术”：向他提出矛盾的理论、观点，看他的辨别力和坚定性；同他反复辩论，看他对付驳诘的辩才和应变能力；请他出谋划策，看他分析问题和审时度势的能力；告之以危险情境，看他的勇敢、牺牲精神；在纵情饮宴的情况下，看他的自持力和醉后显露的本性；给他提供有利可图的机会，看他能否做到廉洁公正；与他约定公务活动，看他能否不负所托。今天看来，这种考查方法和考查内容，不见得很科学，很完善；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在矛盾复杂的环境中进行多方面的实践检验，对于甄别人才，辨识本质，确有不容忽视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