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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甫
春岸桃花水，云帆枫树林。
偷生长避地，适远更沾襟。
老病南征日，君恩北望心。
百年歌自苦，未见有知音。
晚年的诗圣杜甫，孤凄无依，“漂泊西南天地间”，过着“天边老人归未得，日暮东临大江哭”，去留两难，备受煎熬的惨淡生活。十年间，先是流寓川渝大地，后因思归心切，扁舟出峡，转徙荆楚，浪迹湖湘。但由于时局动乱，生计艰难，北归无望，生命的最后两年，不得不以多病孱弱之躯，辗转于衡、岳之间，或为孤舟摇荡，或为鞍马劳顿，辛苦备尝，终日不堪其苦，最后病死在潭州驶向岳阳的一艘小船里。说来也是够凄惨的。
唐代宗大历四年（769年）春节一过，杜甫就开始了自岳阳经潭州（长沙）前往衡阳的行程，前一段走的是水路，趁着桃花汛发，从巴陵县启航，再经洞庭湖、青草湖，驶入湘江。船上，诗人写了这首五言律诗《南征》。
首联交代起帆时节和沿途所见，以春色撩人的美妙景色作衬托，反衬南行的凄苦生涯与悲凉心境。颔联表现诗人“晚岁迫偷生”，颠沛流离，居无定所的艰辛境况。“避地”谓迁徙以谋生避祸。颈联讲他即使在抱病南行之日，也没有冷却报效朝廷的热忱。“君恩”句，是指他在成都时，经严武表荐，代宗曾诏授检校工部员外郎一事。尾联“卒章显其志”，为一篇之警策。一生悲剧尽在这十字上，凄怆、悲苦之情跃然纸上，令人不忍卒读。
“百年歌自苦，未见有知音”两句，可说是诗人对自己一生作为、当时心境及悲剧命运的总结，更是长期郁积胸中，无以自释，至死都此恨难平的痛苦悲鸣。这里饱含着血泪、浸满了酸辛、充盈着凄苦、渗透着不平，意蕴极为深厚，却以淡淡的十个字出之。
“百年”者，一生也。“歌”，吟咏，意为写作诗文。“苦”字，刻苦、劳苦、勤奋之意。杜甫之所以能够“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被后代奉为“诗圣”，固然有其天纵之才，聪明早慧，“七龄思即壮，开口咏凤凰”，“往昔十四五，出游翰墨场”（《壮游》）；但他又是古代诗人中刻苦磨练、镂肺雕肝、笔补造化的出色典范。正如他自己所说的“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连诗仙李白都说他：“借问别来太瘦生，总为从前作诗苦”（《戏赠杜甫》）。
漂泊西南期间，他曾写作《解闷》组诗，其中有一首是自叙其作诗甘苦的：“陶冶性灵存底物，新诗改罢自长吟。孰知二谢将能事，颇学阴何苦用心。”诗中提到了他曾师法的南朝四位著名诗人。全诗大意是：依靠什么来陶冶性情呢？就是在成诗之后，诵读长吟，反复修改、锤炼字句，从而达到理想的效果。既做到谙熟（古与“孰”通）、精读谢灵运和谢朓的绝妙诗篇，尽量得其能事；又认真学习阴铿和何逊刻苦用心、不懈钻研的精神。浦起龙在《读杜心解》中注释：“自言攻苦如此。”翁方纲在《石洲诗话》中也说：“欲以大、小谢之性灵而兼学阴、何之苦诣也。”在这两位清代评论家之前，东坡居士早就指出：“老杜言‘新诗改罢自长吟’，乃知此老用心最苦，后人不复见其剞劂（指雕辞琢句），但称其浑厚耳。”
正是由于“耽佳句”“苦用心”，因而杜甫之诗被后世诗人无上推崇。现以宋人为例：王安石编唐宋四家诗，杜诗被列在首位，许之以“悲欢穷泰，发敛抑扬，疾徐纵横，无施不可，故其诗有平淡简易者，有绮丽精确者，有严重威武若三军之帅者，有奋迅驰骤若泛驾之马者，有淡泊闲静若山谷隐士者，有风流蕴藉若贵介公子者。盖其诗绪密而思深，观者苟不能臻其阃奥（深邃的内室，比喻学问、事理的精微深奥所在），未易识其妙处，夫岂浅近者所能窥哉？此甫所以光掩前人，而后来无继也”。在苏轼看来：“古今诗人众矣，而子美独为首者”。秦观也说：“子美者，穷高妙之格，极豪逸之气，包冲淡之趣，兼峻洁之姿，备藻丽之态，而诸家之所作不及焉。”
岂料，就是这样一位超凡拔俗的“诗圣”，在他的生前，却并未获得应有的重视。诗人歌自歌，苦自苦，竟然没有见到知音之人！
在唐代，唐诗即有选本，其中对后世影响最大的要算是《河岳英灵集》与《中兴间气集》了。它们分别选入二十四家的二百三十首诗和二十六家的一百三十二首诗，其共同之点，就是都没有选入杜诗。前者编选人为进士殷璠，据学者考证，时在玄宗天宝十二载（753年），当时杜甫已四十二岁；后者编选人为高仲武，时在代宗大历十四年（779年），其时杜甫已辞世九年。如果说，《河岳英灵集》成书较早，漏掉杜甫，还说得过去的话，那么，《中兴间气集》所选诗作正值肃宗朝至代宗大历年间，其时杜甫诗歌创作处于辉煌夺目阶段，仍未入选，可就难以理解了。唯一的缘由，应是杜甫在世之日甚至去世一段时间内，其诗歌价值并未引起时人的足够重视。
这里还有一件小事，就在《河岳英灵集》编成的前一年秋天，杜甫曾与高适、岑参、储光羲、薛据同登长安慈恩寺塔，五人皆有诗作。其中，同为著籍河南、小杜甫三岁的岑参，诗的标题为《与高适、薛据登慈恩寺浮图》。高适与作者岑参都是著名边塞诗人，题目中专门点出，亦属常情；可是，点出薛据（弟兄几人都是进士），却不及杜甫，这就有些奇怪了。那么，要论这次登塔诗作的质量呢？清人杨伦有言：杜甫之诗“视同时诸作，其气魄力量，自足压倒群贤，雄视千古”（《杜诗镜铨》）。
这种情况，到了中唐后期发生了改变。此前，是李白诗名高于杜甫；从元稹、白居易开始，颠倒了过来，他们首倡扬杜抑李之说。宪宗元和八年（813年），元稹在《唐故工部员外杜君墓系铭并序》说：“诗人已来，未有如杜子美者”，“盖所谓上薄风骚，下该沈宋，言夺苏李，气吞曹刘。掩颜谢之孤高，杂徐庾之流丽，尽得古今之体势，而兼人人之所独专矣”。意思是，至于杜甫，大概可以称得上上可逼近《诗经》《楚辞》，下可包括沈佺期、宋之问，古朴近于苏武、李陵，气概超过曹氏父子和刘桢。盖过颜延之、谢灵运的孤高不群，糅合徐陵、庾信诗风的流美清丽。他完全掌握了古人诗歌的风格气势，并且兼备了当今各家的特长。白居易在《与元九书》中也说：“李（白）之作，才矣、奇矣，索其风雅比兴，十无一焉。杜诗最多，可传者千余首，尽工尽善，又过于李。”与此同时或稍后，韩愈寄诗张籍，指出：“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不知群儿愚，那用故谤伤。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伊我生其后，举颈遥相望。夜梦多见之，昼思反微茫。”双星并耀，朗照骚坛，则不复为优劣矣。这应是中国诗史上最权威、最公正的评价。
不过，这里需要指出，杜甫的“百年歌自苦，未见有知音”，固然包括诗文在内，但更主要的还是慨叹识宝无人，怀才不遇，终身未能得偿以一介布衣直达卿相的夙愿，——这才是未有知音的实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