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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时期，中国有四大小说家，吴趼人是其中一个，声名且远达国外，人们公认他的代表作是《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吴已死去七十多年，除初死时有同乡知友李怀霜在上海《天铎报》（同盟会报刊）写有二千字左右的短传之外，未闻再有其他较详细的传记，本文根据多番调查所得，试做一个生平述略。
吴名沃尧，本名宝震
，初字小允，继字茧人，随以同音改作趼人，因以字行，笔名又称我佛山人。他本是广东南海县佛山镇人，但出生于北京宣武门外的分宜故第，这所谓“分宜故第”，是指自他祖父吴尚志（1804—1863）做京官时长期定居下来的明大奸臣严嵩的旧居，那是北京有名的凶宅，并不是个好地方。趼人的母亲姓刘，与祖母是同一外家的，有表亲关系，是直隶（今河北省）怀来县八里村人。
吴趼人出生在1866年5月29日，以前鲁迅和阿英都错置于1867年。据吴诗《都中寻先兄墓不得》诗前小序说：“岁丙寅，沃尧坠地，先兄夭亡。”
此丙寅即同治五年，正好是1866年。
吴的老家在佛山是个望族，地点在镇内的观音铺，名叫田心里大树堂。这大树堂是他曾祖父吴荣光创建，因堂前有两棵特别巨大的槐树得名，是一个占地十多亩的庄园，据说内里有大小七十间房屋，全盛时可住二百人，聚族而居已有百多年，是佛山镇内有名大宅之一。这大宅与名书画家黎二樵（简）的秋官坊接邻，与佛山著名的祖庙（今为佛山博物馆的祖庙公园）亦靠近，由于市区开辟，吴宅今已不存，得路名为锦华路。
这个巨家大宅累世亦官亦商，田地一向不多，其中最有名的人物是吴荣光（1773—1843）。他号荷屋，虽然官至巡抚（一省之长），手头并不见得富裕，在世时一面锐意收罗金石书画，但一面又不得不忍痛割卖好些出去（清宗室成亲王便买过他不少精品）。荣光为官较少劣迹，主要以擅书法及金石书画收藏与赏鉴出名，书法曾被康有为评作清代广东第一人。
吴荣光有二子一女，长子尚忠，以监生当过常州通判（六品）；次子尚志，以监生当过工部员外郎（五品）；女尚熹，是一位女流名画家，以父名荷屋，她取号小荷，颇饶有父风。
吴荣光次子尚志，字任卿，号莘畲，生子五人，长子同福和第三子应福均早殇，留下第二子升福，第四子炽福，第五子保福。趼人的父亲便是升福，字允祺，号允吉，以监生得任江苏补用巡检（从九品），督办浙江柴桥镇茶厘事务，终于浙江差次，得年四十二岁（1841—1882）。
趼人有一个哥哥名寿世（谱名宝文），据趼人说，他大哥“生于同治癸亥（1863），甫三岁，日识数十字，进退揖让如成人，乡先辈多以神童目之。岁丙寅（1866），沃尧坠地，先兄夭亡”（《都中寻先兄墓不得》诗八首小序）。之外还有一个妹妹晓兰。
吴荣光晚年以六十八岁致仕家居，正碰上英国侵略者进犯广州和佛山，他以当地父老绅耆资格，出来领导佛山官绅捐资办团练，铸炮筑栅，准备固守抵抗，以应援广州省城，这是吴家第一回大遭遇，出过大气力。其次是他的儿孙碰上1860年的英法联军入京，焚掠圆明园等地，吃过大苦头，那时吴趼人的祖父以工部员外郎被议，正避居老妻的外家宣化。趼人的父亲则留在北京城内看家，并守住他的母亲（趼人祖母）的灵。凶残野蛮的外国侵略军，打进北京城是胡作非为的，连停在家里的棺木也不放过，曾遭刺劈，这把趼人父亲刺激得成了痴病，这一笔国仇家恨，趼人记得很深。趼人是一个血性男儿，早就忧时愤世，他的爱国情绪很高是有原因的。
由于祖父是趼人出世前三年死的，因停棺在京已久，他父亲便于趼人尚在襁褓时就举家扶棺回南办理丧葬，这一年是1867年初。这样，趼人还未晓得走路时便回到佛山的老家来了。
这时的吴家，由于官做得越来越小，功名也不振，没有什么恒产，许多人连吃饭也成问题。吴荣光祖父有八个儿子，父亲也有十个儿子，因此房数很多，荣光父亲是七房，而荣光本身是大子，这一房人到吴趼人却因无后嗣而结束了。其他七房人也零零落落，有一些人散开，多数当了城市贫民，其中有糊灯笼、卖鱼、卖废纸的，也有穷无所依，入了救济院的，我于三十年代初都曾一一访问过。
趼人一家回到佛山之后，做父亲的除了办理双亲的丧葬，还为新添的儿子——趼人，照老习惯，去下栅老祠堂“开灯”。过了些时，趼人父亲因谋食养家关系，便不得不只身离开妻儿重行北上，去继续做他的小官吏，再度挣扎。家里母子二人，不久又添了一个妹妹晓兰，家境四壁萧条，生活是不太好过的。虽族大，人口多，熟人不少，但已各奔前程，自顾不暇，难得有守望相助的好处了。人情冷暖，互相倾轧，趼人自小是有目击和体会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写九死一生的故乡亲族状况，正复相似。
既然是个书香世家，总要去入塾读书的，第一个启蒙师是冯竹昆，吴趼人颇念念不忘，还有一位童年亲密同学潘若祖，亦深有印象。据其亲友和邻人传说，趼人自小便很聪明伶俐，而且生性又好动，求知欲亦强，常好与顽童游耍，打得头破血流的事也有，为人虽调皮捣蛋，但功课仍然很好，成绩常常引起长辈的注意。
大约十三岁便去佛山书院求学，这所书院在佛山丰宁铺衙旁大街（今佛山第三中学），是那时佛山的最高学府，在名学者陈梅坪（瀚）举人主持之下，教出许多有名的学生，像梁启超、梁士诒、黄小配都曾经一度在那里求过学。
由于父亲只是一位“从九品”的起码小官吏，家境既经崩落，仕途又多崄巇，处处受打击，寄钱回家是不会多的。趼人年纪长大，因想像祖父和父亲得个“监生”也做不到，要捐他一个也没有闲钱，故青少年时的吴趼人心里就明白，要向功名发展是没有希望的，加上他不喜欢八股，只略懂一些词章之学，经学亦无心得。
吴家有一个传统，家人喜欢作诗，出过一些诗集。诗作得好不好，另作别论。画也有许多人会画，现还存有一本《四传画集》，是把家族间能画的四代人都放在一起。散文方面的传统，是尊重清代桐城派的方苞，诗则但写性灵，不问唐宋。趼人自己表示过：“余生平于诗文，喜性灵语，而恶雕饰；于联句亦然。”其友信宜李怀霜（葭荣）也说过他“文宗桐城，浅而离俗，以叙述胜；诗词不务工而能巧。”
邱菽园则称道他的诗能“跌宕自喜”。
趼人是一个受正规教育不多的杂学家，诗书之外，不好读史，所以他后来最喜欢历史小说。他比先辈们有更多一点文学修养，那便是学多了一些民间文学。地方掌故与木鱼书等，他都很熟悉；儒释佛道都懂得一些；但伦理道德标准，则完全宗奉儒家学说。西学虽有些涉猎，也有些吸收，但不大量，也不深入。到后来还有倒退。
他在书院学习的黄金时代中，忽然于十六七岁时被中断了，因他父亲突然死在浙江宁波任上。趼人是1882年旧历8月在佛山得到父亲病重的消息，他便筹措旅费赶忙只身于8月19日登上往上海的火轮船，经过十日海程才到上海，再转到宁波时（《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写作杭州），父亲早已断了气，来不及诀别，便成了一个无父的孤儿。
如此路途迢迢，把一副棺木运回佛山，这就考验了他的办事能力，同时也如何折磨着他的情感了。好容易办过丧事之后，一家人的生计又要重新安排，这担子便落在这独子身上。这少年几乎已成人了，刚刚十六足岁，既然出过门，再不容许困守家门了，于是他便重到上海找出路。
19世纪八十年代初的上海，人口连华界已发展到二三十万，城市繁荣正蒸蒸日上，比香港还要热闹，还要洋化。由于广东人较早晓得些“洋务”，做买办或经商的人也较多，“广帮”是很有势力的，其中大型的江南制造局，就是先由广东南海人主持，用了许多广东人。还有一家江裕昌茶庄，也是佛山姓江的人开的，人面很熟，生意做得很活。趼人于是把心一横，要去上海冒险，凭着还有乡谊与世交的关系，加上还有一位三叔也在上海。
去上海是哪一年呢？许多人捉摸不定，鲁迅和阿英说他二十多岁才去上海，肯定是错的，说他二十岁去上海也不对。他曾说过是十七岁离开广东的。
他去上海的年份不是1883年底就是1884年初，最迟不会超过1884年。理由可以从吴趼人本身去找，特别从他各种文字中去找，《趼廛笔记》有几处说他1884年已在上海了，这一年正好是《点石斋画报》出版，他躬与其盛，他津津乐道有一个长须人及大肥女的事。另外证以1903年他为好友周桂笙《新庵谐译》写序，自述到上海已经二十年。周的自序也转述吴语：“得识周某，不负我旅沪二十年矣。”
按他计算习惯，说识周桂笙已经十年，即是说从1899至1908年。
那么，1903年所说的“旅沪二十年”，无疑是指从1884年起算。又据《趼廛笔记》中《星命》一题，吴自述其叔母在上海癸未除夕“辞岁喧笑，殊无病状……新岁初六夕，徒得暴病，初七辰刻卒”。此癸未除夕是指1884年2月以后的事。从上边纪述看来，吴于是年初（指公历）已身在上海可无疑问，并且不排除有可能更早三数月抵沪，那便在1883年下半年了，其时正是十七岁左右。
还有一个更大的理由，可以证实他是在1884年左右已到了上海的，他那代表作不是叫作《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吗？是书酝酿于19世纪末，初拟取名《人间魍魉传》，到1903年开始写时，才改名《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的，这二十年正好是他在上海的阅历，不多也不少，第二十二回自写之评语有说：“回想甲申乙酉之上海社会，如在目前。”
如果最迟是1884年初（即癸未除夕或稍前）到上海，虚岁是十八，实岁不过是十七岁。要注意从癸未除夕或稍前算年龄，与当时公历已跨入新的年份是大有不同的，一般人不大注意这一界限。他之所以如此年轻到上海，无非因为生计所迫，而且上海这一条路不久之前他也到过，上海这新洋场对这位年轻人很有诱惑力，一切都正在发酵似的。
据上海工部局人口调查，在趼人到达上海前后，租界里的居民只要十二万多一些（此数可能缩小），如若跟佛山镇的居民数比较还不及，但不同处一个是新兴的城市，一个是停滞与行将没落的旧镇。前者有西方帝国主义者巧取豪夺在经营，人口的发展，经济的畸形上升，正在加快速度。何况除了租界，四周边的华界也是人口密集的，太平天国时期的战争更促使上海人口集中。
虽说是第二次来到上海，但很多方面仍很陌生，年纪轻、经验少，一下子跌入这个万花缭乱的都会，中西杂陈，新旧交汇，耳目真是应接不暇。他以一个破落户子弟身份，有肯交结下层人物的习惯。加上为人聪明灵活，很快便同初落脚的江裕昌茶庄人员相好，并得到多种帮助。
江裕昌茶庄在上海已是一个信誉卓著的老字号，长江各埠还有分店，是广东南海同乡办的，店主人是广东著名劣绅江孔殷的父亲，这是个世袭生意，向来交通官府很有势力，江孔殷后来还考上进士入了翰林。江裕昌茶庄在上海像个南海同乡会似的，进进出出的人很多，来的还有些官场人物，下僚佐杂也颇有一些，店主人是好放官债的，更具吸引力。吴趼人以世交相好和有一点亲戚的关系，在这里暂时栖身吃口闲饭是问题不大的。不久，他便在江南制造局军械库找到一个小小职位，也捧起官办制造业的饭碗了。
这个制造局是很有来历的，在中国近代工业史上占有一个显著的地位，19世纪六十年代初，中国官方急于要一批枪炮去镇压太平军。1862年曾经在上海招过英法兵匠设过小型制炮局，隔两年江苏巡抚李鸿章留心外洋军械，看上海道丁日昌（粤人）讲求制器，于是在上海集资四万两，购得虹口洋人机器铁厂一座，改称江南制造局，委知府冯光焌（南海人）、沈保靖等主理。实际只是一个铁厂。刚好那时容闳（亦粤人）从外洋购到机器回来，曾国藩命令合为一局，专造枪炮。后来还能制造火轮船，这便成为中国首屈一指的大军工厂了。地点最初在虹口，1887年迁至沪南黄浦江右岸高昌庙，1888年已设有汽炉厂、机体厂、热铁厂、洋枪楼、木工厂、铸钢铁厂、火箭厂、库房、机房、煤房、文案房、工务厅、中外工匠居室，房屋颇多。后来发展到占地四百亩以上，还增加有船坞与码头。1887年起还附设一间学馆，聘英美教士翻译工艺书。据康有为自言，他上京考试道经上海时，曾购来自读和送人的书凡三千多册。综计制造局开办以来，三十年间被购书总额，不过一万一千余册，而其一人所购，竟达四分之一以上，所言可能有夸张，但这种书籍对康有为这一类改良派思想确有影响。这个制造局除有一个翻译馆之外，还附设一个广方言馆，培养过许多翻译与外交人才。
这个局的全衔是“江南机器制造局”，但习惯叫上海制造局，到1890年全局制造人员已有两千以上。吴趼人在那里任职较久，最初在军械局里当抄写，类似练习生，后来因为他有点绘画技能的家学，便叫他入图画房当绘图员。立定脚跟之后，他还把自己一个堂弟安置在里边当学徒。以吴趼人这样一个旧书香子弟处在这样的环境，一方面看透了洋务派办新工业的有名无实，腐败透顶；一方面也不能不学一些新鲜的技艺。公事余闲，他曾仿造一条二尺长的小火轮，能够放到黄浦江上，行驶到数里以外，自动驶返。对于外文，他也略识几个英文，可惜那时所还能译的书，包括早期广学会在内，大多是工艺实学的，无法看到西洋哲学和文学，大家对整个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仍是很不了解的，吴趼人也是如此。
1890年，时年廿五岁。得知在天津做官（巡检小官）的二叔（炽福），已经逝世，此时还有一位三叔（保福）正在南京做候补官，他便发电与写信请三叔出主意。这个三叔只晓得钻营升官发财，所谋又不大顺手，更为冷漠寡情了，三次急电都不答复。等过了一个月之后，才迟迟寄来一信，说自己是个穷官，兄弟之间既已分居析产，彼此各奔前程，各管各的生活。如今他死了，关我甚事？
吴趼人想不到父亲既已早死，所留下的只有两个亲叔叔，如今一个死了，局面正需收拾，责任便全落到自己身上。八年前父亲客死宁波的时候，临死嘱托这个亲弟弟办理后事，还存下几千块钱都被他吞掉。这个情况，在《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中虽非原原本本照抄，但大致已保留了一个轮廓。
事情迁延了三个月左右，到次年二月才能打点北上，一因三叔的阻拦和撒手不理，二因筹措盘缠有困难，这时在制造局月薪只有八两银，还要养妻子和母亲，平时已难于对付，一旦有些意外，真是束手无策。后来经过许多周折，才向局里借得三两月薪，勉强成行。赶到天津赤屯，二叔的小老婆不见了，稍为好的东西都被卷走了，却留下两个孤苦无依的小孩，十分狼狈。叔叔这时死已半年，孩子没有人照顾也有半年，被人放在贫民窟里，几乎成了叫花子。看到这种情景，只好埋怨自己来得太迟。后来写成《课弟》一诗：
惭愧先知觉后知，
不才如我敢云师，
寒窗滋味谁攻苦，
世泽渊源待护持。
庐墓远违宜读礼，
池塘曾梦听吹篪，
遗徽本有诗书在，
努力吾家作白眉。
第五句有注——“时先叔父母，均寄厝天津。”第六句注——“余与弟素未相见，得先叔讣告后，始至天津香河之赤屯庄，携之来沪。”能见到这两个小弟弟，真是一喜一忧，他把事情经过写入《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还请过画师作《赤屯得弟图》，这些都可见他是很笃于亲情的。
到天津不久，又转往北京，这是二十六年前他的诞生地，他唯一的夙愿，是实践当时父亲对他说过：“等这孩子长大，便可以把哥哥带返故乡的泥土了。”他在北京摸到“广东义园”，但荒烟蔓草，任怎样也寻不到庐墓，找守园的老头子问，他也无法解决。叔父死去既有延搁之罪，现在连哥哥的骸骨也无法找到了，心情这时很难过，便成诗八首记痛，其中两首是这样：
平原荒草自青青，
暗祝英魂尚有灵，
漫向泉台悲冷落，
多君替我待椿庭。
无多血泪尽成灰，
欲把痴心叩夜台，
他日家园奠杯酒，
孤魂能否赋归来。
诗非趼人所长，却可见他当时的心境与性情。这两堂弟，一名君宜，一名瑞棠，都带回上海，大的安置在制造局学艺，小的便叫他入学读书。不幸这位君宜在三年学艺将成时，竟于1894年病死，留下那个后来瞎了眼睛，虽后趼人而死，却已没有什么作为了，空费了趼人一番栽培的心血。
自己的妹妹晓兰，这时已嫁给一个苏州人，他是在上海当店员的，生活初时还过得去，人品也好，这亲事是吴趼人秉母亲意主持的。不久母亲也去就养婿家，后来生齿日繁，妹夫家也不好过了，又把母亲接回来。因为已经食贫惯了，扶养亲人的职责他是不肯轻卸的。
在制造局任职多年，里面千奇百怪，样样都有，已是司空见惯，正是一个官场的缩影，他不避嫌怨，已将一部分事迹写入《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里，例如第二十九至三十回，“送出洋强盗读西书，卖轮船局员造私货；”“试开车保民船下水，误纪年制造局编书。”
总办不懂工艺，一味依靠洋人来造船，中国工人提了意见反被奚落，结果新船不会转弯，行走也特别慢，当堂出了丑。由于这个官僚机构是大汉奸曾国藩创办的，连他的字和号也忌讳，这个局的总办李勉林又是曾国藩的女婿，通是这样的裙带特殊关系。
创办时的总办是冯竹儒（焌光），他还认真；守成是郑玉轩（藻如），其余就平常得很了，到现在这一位，更是万事都不管，天天只在家里念佛，这样公事如何办得好。小说所写与作者经历是相一致的，如果说夸张，恐怕作者已留有余地，已十分忠厚了。倘使要写成一本书，这制造局一个单位便够资料丰富的，可惜作者不这样做，反而把网撒得太开了。中国的谴责小说与同期美国的“耙粪小说”终究有所不同。
作者谈他们的译书，举《四裔编年表》闹笑话为例，其实这些书有好有坏，计已译出一百七十种以上，不能一概而论。又如局里也养了一些有名的人才，如李善兰、华蘅芳、徐寿等，都是中国畴人传里出色的人物。另外第六十一至六十三回也写了许多制造局的内幕，这些都是应该暴露与鞭挞的。
上海之有现代报纸，始自《上海新报》（1862），那是外国人办的；最有名的《申报》，1872年创刊，也是外国人办的。一般是大报，至于小报到1897年才有出现，在报业上又开创了一个新境界。文人们因而活跃得多了，从此便产生了几个知名的人物，其中一个是李伯元，一个是吴趼人。这两人是好朋友，互相支持，互相影响，因而便乘时产生了许多讽刺小品文以及许多谴责式的章回小说。
他们是怎样办起小报来的呢？这得先有半殖民地都市生活的社会基础，它是和封建地方生活结合起来而孕育的，反映出当时上海的买办阶级新旧商人、新旧官僚、洋场才子和新兴小市民的生活趣味。与此同时，在小报中也可以见到对社会黑暗的揭露和控诉，抨击了帝国主义及其代理人的官僚买办。这些小报当然是消闲性的，内容有更大篇幅谈风花雪月，出妓女的“花榜”，反映秦楼楚馆怎样开筵的热闹，扯三话四，为后来黄色小报开辟了道路。
李伯元是个开拓者，他初时在一份大报《指南报》工作，不一年便单独办起一份新型的《游戏报》，时间是光绪二十三年（1897）六月廿四。每日即五千字，自称“以诙谐之笔，写游戏之文，遣词必新，命题皆偶；上自列邦政治，下递风土人情，文则论辩，传记……人则士农工贾，强弱老幼……旁及神仙鬼怪之事，莫不描摹尽致，寓意劝惩，无义不搜，有体皆备……”
这里的小报，先后出有《消闲报》《游戏报》《采风报》《繁华报》《笑林报》《奇新报》《寓言报》等。与李伯元有关的是《游戏报》与《繁华报》，与吴趼人有关的是《消闲报》《采风报》《奇新报》与《寓言报》。
李伯元办《游戏报》没多久，便引起吴趼人的注意，他也笔头有点痒了，于是开始投稿，把满肚皮不合时宜，尽情倾诉，他之所谓“大刀阔斧之文”，便从兹开始了。英雄识英雄，惺惺惜惺惺，两人很快相识而订生死之交，携手同走一条道路。在小报里吴常别署为“我佛山人”，这个署名颇大行其道，可说得上妇孺皆知。
1898年6月新出一份小报叫《采风报》，全由吴主持，据为无风不采，但不采文绉绉之酸风，立意则在佯狂讽世。标题用偶语如章回小说，笑话也混作新闻来处理。内容与形式同《游戏报》无大差别，同样开花榜，同样开贪官污吏的玩笑。不久发生戊戌政变，吴如一般进步知识分子那样对康梁表示同情，但他却巧于讽刺，故意提出捉拿康有为、梁启超题目，征求读者答案，结果答案各式各样，有意胡闹，给清廷一个侧面打击。
那时候吴新得医生彭伴渔介绍认识一位文友周桂笙，此人给他助力很大，并使这份小小的《采风报》增加了一些新鲜的东西，那便是泰西小品和故事的翻译。这种新文风也对趼人有影响。
这个周桂笙（1873—1926），上海人，字莘庵、又作新庵，笔名“知新室主人”和“无歆羡斋主”等。他曾就读上海中法学堂，是中国介绍西洋文学的早期翻译者。1899年在报上有译品登出，1903年出过一部《新庵谐译初编》，吴趼人在汉口特别为他写序，称周为爱友与畏友，序文还说“余旅居上海，忝为时流假以颜色，许襄日报笔政，周子辄为赞助焉。……周子洵洵儒者，无严词，无道貌，而余甚畏之……余旅沪二十年，得友一人焉，则周子是也”。
后来吴趼人还说在挚友中，周氏不能诗，同乡李怀霜不能饮为恨。他倒能诗能饮。
吴氏自言：因写报章文字，自1897年以后文风便大变了。1897年以前只是写些诗词，很少跟人见面，1897年以后写游戏小品文为多。这些讽刺小品文，出集有《吴趼人哭》《俏皮话》《新笑史》《新笑林广记》等。廿五岁开始有茧人之名，早在1900年改趼人（有实物可证）。
他的长篇小说开始于《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最初登于梁启超在日本编的《新小说》第八期，时为1903年9月，登至《新小说》1906年1月停刊，仅连载至第四十五回，后由上海广智书局陆续出版单行本，出至八册才出完，这是他的影响很大的成名之作。此后长篇中篇一发不能自休。计有《痛史》廿七回，未完；《电术奇谈》廿四回；《九命奇冤》卅六回；《瞎骗奇闻》八回；《新石头记》四十四回；《胡涂世界》十二回；《恨海》十回；《两晋演义》廿三回，未完；《上海游骖录》十回；《劫余灰》十六回；《发财秘诀》十回；《云南野乘》三回，未完；《最近社会龌龊史》廿回；《情变》八回，未完，成为绝笔。以上小说十余种，有社会小说、历史小说与爱情小说等，题材是广泛的，读者也是多的，所起影响颇大。《恨海》且曾拍过电影和上过舞台，感人是深的。此外他还写了十多篇短篇小说。使用笔名还有茧叟、茧翁、检尘子、抽丝主人、野史氏、老上海、中国老少年等，而以我佛山人和吴趼人名最流行，有时只署一个字：趼，偈，怫等。
到了1901年吴趼人与李伯元都已甚有文名，有力者想推荐两人去参加经济特科考试，两个人对清朝廷有所不满，都拒绝了，这很得到舆论称许，誉之为“征君”。
1901年李伯元转办《世界繁华报》，业务更见发达，劲头十足，趼人亦有文章赞助。同时新出一份《寓言报》，版式与《繁华报》相类，主编人是李芷汀，吴趼人、周桂笙亦参加撰译，在上边登过许多精彩寓言。趼人也是近代文学史上一位出色的寓言家，在今天看来，所登的寓言还有许多值得保留的，特别是写水族的鱼类，与俄国谢德林，有异曲同工之妙。
不知是因为《消闲报》改组，不愿为新的报主日本人服务或别的原因，他于1903年春便离沪转往汉口，在《汉口日报》工作。他不似李伯元那样留恋上海，也不似李伯元那么纵情声色，他自律是比较严肃的。
趼人在汉口一年左右，便去过山东，又到过日本，其间曾浪游了一年多。1905年春再又回到汉口，在美国人办的《楚报》任职，短短三几个月，一听到美国禁制华工，激起全国反对，上海尤其激烈，他便愤而辞职。回到上海参加一场巨大的反美爱国运动，他到处写文演说，很受群众欢迎。这一年他将四十岁，热情磅礴，这是他生命史上最辉煌的一年。
中国反美爱国运动一爆发，只两个月的短短时间，南北各地纷纷响应，除了上海是运动的一个中心之外，广州也是一个中心。这个反美爱国运动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倡导的，上海主持人是商务总会会长曾少卿（铸），新旧知识分子和工人都有参加，这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对外大规模的“杯葛”运动，从五月到十月愈演愈烈，把美帝吓得慌了手脚，只好利用中国反动朝廷来制止中国人民的爱国活动。
那时期吴趼人写过好些反美作品，现还留下他给曾少卿的三封信，保留在曾少卿自印的《山钟集》内。曾是上海闽帮商人领袖，以利害关系，主持反美，颇见慷慨激昂。但待到人民一起来，商民们便怕了，分裂了，最后还是妥协了。吴趼人在这过程中始终主张只反美政府之禁约，不反美国人民，须从抵制美货着手，并且不再供职受雇于美国人，造成国民外交形势，通过谈判解决问题，这些措施都是合理可行的。但照顾太多，存在不切实际的幻想，还未能从人民最根本的利益出发，阵脚还是不稳固的。起初他还有点害怕人民，怕再来一次义和团暴动。在人镜学社的演讲也不过空言鼓舞而已，在先，他没有估计到资产阶级是这么软弱的，连曾少卿也是虎头蛇尾。
反美爱国运动越发展，吴的认识也不断提高，这见于致曾第二封信中，明白提出仕商学生出洋者居少数，工人则实居多数，合全国之群力不仅为争少数，重在争多数工人之利益。这一点认识是难能可贵的，见识在一般知识分子之上。
第三封信则主张“抵制之举，坚持不变，必能达到目的，惟恐无恒心耳，愚意联络内地亦一大要着，此时虽有函电相通，竟不如专人前往运动之为愈。”这些建议都是好的。到后来虽然有些人已动摇后退了，他还是继续前进，并无一点退缩（阿英对此评价不全面，只从第一信立论）。
这个如火如荼的反美爱国运动，只支持了五个多月，华南方面虽表现得不错，但群众基础确实很薄弱，后来美帝联合他国来反击时，清廷便抵挡不住，民族资产阶级也无可奈何了。运动虽告平伏下来，但对于中国人民爱国情绪的发扬，政治上的继续觉醒，认清时局的症结，并作为一次练兵，都很有好处。
吴趼人在反美运动中写下长篇小说《劫余灰》登在《月月小说》，自署为“苦情小说”，写出洋卖猪仔的情况，控诉在美的悲惨待遇，悲剧气氛很浓。这部小说以作者文学修养丰富，创作态度严肃，而很受读者的欢迎，很能达到宣传反美爱国的目的。
过了两年时间，美国防部长来到上海，当地绅商改变以前抵制态度，竟大开欢迎会，表现出投降屈服丑态。吴趼人看到这般情形，心里十分悲愤，因此写了一个短篇小说《人镜学社鬼哭传》，登在1907年《月月小说》第十号。并署“南海吴趼人挥泪撰”。这小说的背景是写上海人镜学社（反美团体之一）社员冯夏威，他是广东籍归侨，当反美拒约运动开始时，便写下遗书，以自杀在美国领事馆门前来激励国人反抗到底。如今落得这种局面，对照很为强烈，吴趼人的挥泪愤慨是有缘由的。
吴趼人虽然能够在运动上坚持到底，但孤掌难鸣，他并没有明白运动的本质与运动去向，他与广大的群众和中国革命的主流，还是有隔膜的。此后他那入世的积极热情便转向消沉了。
1907年到1910年是他的晚年，起先参加办广东同乡会的高初两等小学，想切切实实从教育方面入手，希图对国家民族的危难有多少帮助。
他还是继续写小说，主要登在《月月小说》上。另外还为一份《南方报》撰写的理想小说《新石头记》，这一小说有可能是受美国一本性质相近的《回顾》所影响，都是预测未来社会的面貌，寄托着作者的愿望的。
那篇《上海游骖录》，据跋文说：“今日之社会，岌岌可危，固非急图恢复我固有之道德，不足以维持之。非徒言输入文明即可以改良革新者也。愚见所及，因以小说一体畅言之。”作者一向主张庄事以谐语出之，不主张道学家似的说理和教训（平时他反对朱熹的理学），但写到这一本小说时，却一反他的原则，忍不住要显露他那以旧道德救世的用心了。
他那种国粹主义永远行不通，文学史上的托尔斯泰最后写出的《复活》，叫高尔基很生厌，尽管他的批判揭露很有力，但艺术光芒却减弱了。吴趼人更是一种小焉者，他的艺术理论与艺术规律是抵触的，他发了议论，却叫人“勿作厌世话看，是作一把眼泪看”。他与刘鹗虽然思想不相同，也不是“老新党”，但所说的伤心话却差不多，结果对保皇或革命都无好感，只有悲观下去。
晚年的吴趼人政治思想，不属君主立宪派，亦不属于同盟会的革命派，两方面他都有朋友，但没有明白倾向哪一边，这大抵对任何政治运动都有一点厌恶吧。从历来他所写的东西来看，他痛恨过洋务派，也憎厌过立宪派。实质上他仍是属于改良派范畴，带上很浓厚的国粹色彩。只在写作方法上吸收过一些外国的艺术结构和特殊表现手法，有时也口头说说，愿意新旧合流，中西并蓄。
1910年春天他已开始患病，早有怔忡症，平常饮酒过多，心肺都不好，有气喘病。卖文生活又紧张，起居没有规律，死前还是大写文章，不这样便无法养活这个家。到同年旧历9月19日（公历10月21日），那天刚搬入新居，跟贺客饮了一点酒，当晚便因气喘缺氧而急救不及了。死年是得春四十四，得秋四十五。他生于1866年旧历4月16日（公历5月29日），照中国习惯可称终年四十五，实在四十四岁又四个多月。
遗孀是南海同乡冯宝裕（1871—1944），子早殇，还有一女吴铮铮，时只六岁，到1962年还在上海，那时身边有一个儿子卢赐彪，算是吴趼人的仅有后人了。
他的一生，是穷困的，死后他的口袋只有两块钱左右。丧事的完成，只好靠熟人捐助。追悼会有几百人参加。好在他的文名未泯，他的代表作《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和《恨海》，这几十年间还能一再印行，尚有不少读者。
（原载《岭南文史》1984年第1期；后收入华南师大近代文学研究室编《中国近代文学评林》第2辑，1986年7月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本编据《中国近代文学评林》本收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