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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我佛山人”笔名而闻名的清末代表性小说家吴趼人，与清末其他小说家一样，有关他的生平履历及创作活动的情况，人们是并不十分了解的。甚至时至今日，有关这方面值得考察的资料，仍然处于不充分的状态。在这些资料中，李葭荣
的《小说家吴趼人传》，可说是有关吴趼人生平及为人等可窥一斑且至今稍作过归纳整理的一篇传记，它为我们提供了极为珍贵的资料。李氏所著这篇吴趼人传记，据阿英《晚清小说史》所说，最初发表在《天铎报》
上，而该报现已十分罕见，只有《清朝野史大观》（卷十一）、《清代逸闻》等辑佚书才可见到此传。
这类辑佚书中还有孔另境辑录的《中国小说史料》，其中收录了周桂笙的《新庵笔记》
、魏如晦（阿英）的《清末四大小说家》等，然而它们对于吴趼人的生平及创作活动情况，也只是片段性的记载或传说。本文的目的，是在以上基本资料的基础上，加上其他书中散见的有关资料，以及前辈学者的研究成果，来尽可能勾勒出吴趼人的生平大略。然而以上的这些资料仍然是极为有限的，尽管敝人极力加以综合，吴趼人生平经历的空白部分依然大量存在，更因敝人能力有限，所以即使经过整理，也只能窥见吴趼人生平的大概而已。
吴趼人本名沃尧，字小允，又字茧人，因某种缘故（后述），而改字趼人。趼人与笔名我佛山人，最为世人所熟知。
[1]
趼人原籍广东南海县，生于1866年（同治五年）。
据其友人李葭荣所著不太完全的《小说家吴趼人传》（以下简称《趼人传》）记载：其父允吉曾任浙江候补巡检；祖父莘畲是工部员外郎；母刘氏为宣化府怀来县人氏，是趼人祖父莘畲之妾刘氏兄弟刘某的女儿。
趼人的曾祖父吴荣光是嘉庆、道光年间的高官，官至湖南巡抚兼湖广总督。以上的家族谱系如图1所示（因与后面的叙述有关，根据《趼人传》的记载，谱系图中补充了趼人一支之外的亲族）。
图1趼人家族谱系图
吴荣光（1773—1843），字伯荣，号荷屋、石云山人等。嘉庆四年（1799）进士。由翰林院翰林，历官江南道监察御史、刑部江西司员外郎、贵州布政使等，官至湖南巡抚兼湖广总督。他精通金石掌故之学，在海内赢得了“荷屋先生”的尊称。此外，他还是一位擅长诗文的文人，以《历代名人年谱》《石云山人诗稿》《吾学录》《绿伽南馆诗集》等著作而闻名于世。他的生平事迹，在《清史列传》（卷三十八）、《国朝耆献类徵》《清代学者像传》《续修南海县志》（卷十三）等书中均有详细记载。
以上关于至趼人曾祖父为止的家庭谱系的依据是李氏《趼人传》的记载。现在要说的吴趼人原籍，则主要根据《佛山忠义乡志》
（以下简称《佛山志》）关于广东南海县佛山的记载，我将据此对佛山吴氏家族作一稍为详细的叙述。
佛山的吴氏，原本出于江苏省的延陵，明末才移居广东南海县的佛山，此后因世代仕宦辈出，而成为名门世家。据《佛山志》卷九“氏族志”所载，吴氏家庭出任官职的有：吴如祈（举人）曾任某县知县；清代吴玮（贡生）曾任湖广黔阳县知县，吴承悫曾任户部江南司郎中，吴承信（贡生）曾任户部广西司主事，吴廷招（举人）曾任国子监学正，吴树运曾任两浙盐运司经历。此后至嘉庆四年，如前所述，趼人的曾祖父吴荣光成为佛山吴氏首位进士，且累官至湖南巡抚兼湖广总督。此外，荣光的胞弟吴弥光（举人）曾任詹事府主簿，族弟吴林光（进士）曾任江西铅山县知县。至光绪末，佛山吴氏出过四位进士、九位举人，从而成为当地的名门望族。
据以上《趼人传》和《佛山志》，可知吴趼人出身于祖上有吴荣光这样的高官家庭，其家庭又是佛山的望族吴氏的一支。
然而，从有关资料来看，却使我们产生了一个疑问，即吴荣光果真是吴趼人的真正祖先吗？图2是根据《佛山志》卷十五“艺文志”所收吴荣光撰《五世同堂呈》制作的吴荣光家族谱系。
图2根据嘉庆二十年吴荣光《五世同堂呈》制作的自家家族谱系图
这篇《五世同堂呈》，是吴荣光任刑部江西司员外郎期间，于嘉庆二十年（1815）所写的奏本，文中叙明了自家是年成为五世同堂的情况。在这篇奏本中，吴荣光对自家的家族谱系做了如下的叙述：
荣光之祖母易氏，现年八十七岁。……荣光之父名济运，为廪贡生候选教谕。济运生有荣光兄弟五人：长子荣光，次子弥光，三子恩光，四子绶光，五子垂光。荣光又生有二子：长子尚忠，次子尚志。今嘉庆二十年正月，吾子尚忠又生子高禧。至此，已成五世同堂矣。（译者按：本段引文仅据日文翻译，未见原作《五世同堂呈》。）
从这段引文和图2所示，再加上其他资料，可知吴荣光的祖父是吴恒孚，当时已经亡故，而作为一世祖母易氏已八十七岁；二世是父亲吴济运；三世有吴荣光等兄弟五人；四世是吴荣光的两个儿子尚忠、尚志（在这篇《呈》中未提及以闺秀画家而闻名的女儿尚熹之名，为了叙述的方便，根据其他资料，在图2中予以补充）；五世是尚忠之子高禧。可见根据这篇《呈》的记载，荣光之子只有尚忠、尚志二人，而并无上述《趼人传》所说荣光之子、趼人祖父吴莘畲的名字。此《呈》上奏的当年，吴荣光年仅四十二岁左右。如果莘畲是在荣光上奏“五世同堂”之后所生，那么在荣光去世后修订的《续修南海县志》卷十三“列传”《吴荣光传》中也应该有所记载，而事实上却没有记载；而且作为荣光之子的苏州府经历尚忠及户部主事尚志的名下，也没有“莘畲”字号的记载；何况假定莘畲出生于这两位胞兄之后，按照辈分，其名字也不应当没有“尚”字（关于这一点，“尚熹”的名字就是明证）。因此，莘畲为尚忠、尚志之后的同胞兄弟的可能性极小。进而言之，既然“莘畲”这一名字看不出与尚忠、尚志同一辈分，而《趼人传》在介绍了荣光的别号之后，又顺次介绍了莘畲、允吉，那么莘畲、允吉当然也就是别号了。如果这一推论不错的话，那么在《趼人传》中所说有血缘关系的趼人曾祖父荣光、祖父莘畲，就不可能不在《五世同堂呈》《南海县志》中加以说明的，然而也没有说明。此外，在后来的《佛山志》中，与吴氏家庭谱系有关的卷九“氏族志”、卷十三“选举志”、卷十四“人物志”等卷，也只有荣光及其子尚忠、尚志的名字，而未见莘畲及其子允吉的名字出现。《佛山志》编纂于民国初期，其中录载的人物是从明代至清代光绪末年佛山出身的忠义之士，上自进士出身的高官，下至比贡生更低的官吏，莫不兼收并蓄，总共有三大卷。也就是说，只要是南海佛山原籍出身的各级官吏，都囊括了进去。那么作为工部员外郎的莘畲、浙江候补巡检的允吉父子，当然不可能被遗漏掉的。
从前面《趼人传》与《佛山志》记载的比较中不禁使人产生疑问：吴趼人的曾祖父到底是不是著名人物吴荣光？吴趼人是否出身于佛山名门望族？这种疑问，主要是以上两种资料对吴趼人的曾祖父荣光、祖父莘畲的记载不一致而产生的。如果允许大胆推断的话，那么我认为吴莘畲的原籍不可能是南海县佛山；换言之，有理由认为吴莘畲的“吴氏”与佛山的“吴氏”不存在任何关系。
当然，如果这种推断不错的话，不言而喻，这对作为孙子辈的吴趼人肯定会有巨大影响的。不过，因为现在尚未找到确凿的证据，所以吴趼人的出身、家庭谱系究竟如何，还存在诸多不明确之处，只能存疑而已。
如上所述，由于吴趼人的出身、家系存在不明之点，所以有关他幼年、少年时期的情况，也就完全缺乏确切的资料，更难以弄明白了。
据《趼人传》所载，吴趼人之祖父莘畲作为工部员外郎，长期住在北京。其父允吉则以浙江候补巡检的身份，在北京侍奉其祖父。吴趼人即诞生于此时。
当时的吴趼人一家，上有祖父、父亲和母亲刘氏及兄长（其妹后来才出生，参见图1）。兄名寿世，但在趼人的记忆中，只是从长辈口中得知，其兄聪慧过人，可惜在趼人出生那年就夭折了：
先兄寿世，生于同治癸亥（1863）。甫三岁，日识数十字，进退揖让如成人。乡先辈多以神童目之。岁丙寅，沃尧坠地，先兄夭亡。先君子哭之恸，葬之京邸广东义园。时将南归，乃立碣墓侧……
（《都中寻先兄墓不得》序）
这里所谓“时将南归”，是指继趼人之兄寿世夭折之后，祖父莘畲又不幸卒于官，父允吉于是奉丧回归故里。而祖父之死，较兄长之死约迟二三年时间。其时趼人“犹襁褓，逾数岁”
（《趼人传》）。又据《趼人传》所记，趼人祖父莘畲卒后，父允吉才出任浙江巡检之职。至于祖父卒后趼人一家的生活景况如何，现存资料均未言及，不得而知。在这方面的新资料发现之前，就不能排除趼人父在职时的生活是相当富裕的可能性，至少不可能十分贫困。
然而，从趼人十七岁时，家庭境况开始发生了变化。
光绪壬年（1882）八月，得先君书，诏赴宁波省疾。时余年甫十七。
（《趼廛笔记·神签》）
趼人之父在宁波官任上病倒后，就将自己的后事托付给最小的兄弟，不久就与趼人的祖父一样，死在官任上了。然而趼人的季父是一个相当薄情的人，他给趼人一家造成许多不幸。从此，趼人上有寡母，又有弱妹，为了奉母抚妹，不得不开始了艰苦的生活。总而言之，为了维持一家人的生计，趼人从事过种种职业，从而观察到社会上形形色色的现状，并学到了各种立身的技能。关于这一点，在李葭荣的《趼人传》中有所记载：他“富有材艺，自金石篆刻以至江湖食力之伎，亡所不能，亦亡所不精”。然而，他虽然只是靠技艺自立于社会的普通人，却决不卑躬屈膝。李葭荣在《趼人传》中同样指出了这一点：
君早岁食贫，岸然自异，无寒酸卑琐之气。
君生负盛气，有激辄奋，顾能善处骨肉以暨朋侪之交相爱者。
鲁迅对吴趼人的评价是“性强毅，不欲下于人”
；韧庵对他的评价是“其性格刚毅，举止豪放”
；李葭荣在《趼人传》中也赞誉他“岸然自异，生负盛气”。可见吴趼人的性格傲岸不逊，与一般人不能相容。他对宋儒之学，尤其是朱熹的理学，始终坚持己见，深恶痛绝。天下之士莫不竞相追名逐利，争赴科举考试；他却终其一生，坚决摈弃八股文，以致终生不遇。这种态度，也反映了他性格的强烈色彩。然而他的性格也有相反的一面：对于骨肉之亲，他能关怀备至；对于真正朋友，他能肝胆相照。当他远离故土，只身前往上海的江南制造军械局以笔谋生时，他的这种性格也就得以充分表现，从而传为佳话。
闻仲父客死于燕，电白季父（即前述趼人之父临终前托以后事之人）取进止，三请不报。逾月得书曰：“所居穷官，兄弟既析爨，虽死何与我？”则大戚，乞哀于主会计者假数月佣直，袱被北行。至则诸姬皆以财逸，双雏处窭人间。君拊心自疚，拯以俱南。
由此足以看出其性格的一个侧面。此外，他虽身处穷困潦倒之中，依然竭力奉养母亲，并且先为其妹择婿出嫁，然后才自己娶妻生子，这同样是他的这种性格的反映。他为生活所迫，于二十六岁时到了上海，进江南制造军械局求职谋生。
吴趼人的笔耕生涯最早开始于二十岁时。当时他偶尔从旧书店购得了自己喜爱的明代归有光（字熙甫）的文集，一经阅读便爱不释手，于是倾全力于古文。趼人对古文显示出的极大兴趣，大概主要出于他对八股文作为猎取功名工具的一种厌恶和反对。经过了大约三年时间废寝忘食的艰苦磨炼，他的文章终于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尤其爱好小说家言。
不过吴趼人所写格调高雅的文章，大约在他二十五六岁到了上海江南制造军械局以抄写为职业时，才得正式发表。最初他用的笔名是“茧人”，到后来才改为“趼人”
，主要在上海各新闻报纸上发表短文
。然而仅向各报社投稿发表短文是难以养家糊口的，所以他的创作活动，仅限于他在江南制造军械局的工余时间。从此时起，到他博得文誉的十年间，他在上海这个大都会的生活经验，无疑给了他一个文学修业的大好机会。后来使他一举成名的、描写广泛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以及其他三十余种小说、寓言、笑话、花柳界见闻记、诗作等丰富多彩的创作活动，都是以他在大上海的见闻和经验为素材的
。此外，由于吴趼人长期生活在上海，不仅使他看到了中国逐渐半殖民地化的积弱现状，以及招至国家积弱的腐败官吏的横行霸道，而且使他认识到了教育民众的必要性，因为他们竟然对国家的危亡无动于衷，一无所知，沉湎于“啜茗听平逆武功”之类的评书之中。于是通过开通民智以复兴中国的想法，便在吴趼人的思想中产生了。
1902年（光绪二十八年，趼人36岁），梁启超在日本横滨创办《新小说》杂志，并在创刊号上发表了《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一文，其中写道：
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欲新风俗，必新小说；欲新学艺，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何以故？以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故。
这位改良派梁启超的小说功用论及对中国人民和中国社会的开智论，在吴趼人的心中产生了极大共鸣。在他看来，这正是唤起民众，促使正处于亡国危机的半殖民地中国走向光明未来的一剂良药。于是在梁启超的影响之下，吴趼人开始探索开通民智、启蒙人民的方法。
下走学植谫陋，每思补救，而苦无善法。隐几假寐，闻窗外喁喁，窃听之，舆夫二人，对谈三国史事也。虽附会无稽者十之五六，而正史事略亦十得三四焉。蹶然起曰：道在是矣，此演义之功也。盖小说家言，兴趣浓厚，易于引人入胜也。
此后，至1903（光绪二十九年），作为吴趼人处女作发表的《痛史》，就是运用这种方法创作的作品。
《痛史》二十七回，大多取材于《宋史》，部分出于虚构。作品描写了众多的历史人物及其事迹，因其运用了演义的方法，故为广大读者所喜闻乐见。
南宋末年，由于常受北方元军的侵袭，面临亡国的危局。南宋在昏君度宗的统治下，国内一片混乱。奸相贾似道乘机独揽朝政，暴虐误国，与力主光复宋室的忠臣文天祥势不两立。吴趼人描写贾似道在元军南侵中，身为南宋宰相，却里通外国，卖国求荣，显然是意在言外，借古讽今，以揭露和讽刺清末的官吏和买办，乘列强对中国鲸吞蚕食之机，大肆贪赃枉法，敲诈勒索，横行霸道，大发国难之财。与此同时，吴趼人还以其凌厉的笔锋，对异族侵略者予以挞伐。相反地，他把光复宋朝的重任寄托在文天祥身上。从艺术上说，吴趼人显然采用了对比手法：他以狡猾奸诈的贾似道作为恶人的代表，以一心光复宋室江山的文天祥作为善人的代表，精心编织出一个劝善惩恶的故事。它反映了古往今来民众共同的、永远不变的愿望。这种愿望，在历来的演义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但吴趼人之所以写历史演义，却不仅是劝善惩恶，而且把它作为一种启蒙的手段，其目的是使人民了解国家面临的危机。然而这种尝试不能说是成功的。后来他在《月月小说》杂志上又发表过同样的历史演义，如《两晋演义》《云南野乘》，其用意与上述《痛史》完全一样，然而因为效果未必尽如人意（我想吴趼人也从自己的创作中意识到，用这种办法来唤醒民众，不一定起多大作用，从而产生了挫折感。
），所以全都没有写完，半途而废了。
然而吴趼人并没有因此而灰心丧气，继《痛史》在《新小说》上发表之后，接连在该刊连载《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九命奇冤》，接着又在《绣像小说》第21期（光绪三十年十二月）至46期（光绪三十一年二月）上发表了《瞎骗奇闻》八回，又出版了《恨海》（光绪三十二年广智书局出版）和《糊涂世界》（光绪三十二年上海繁华报馆出版）等小说，并且陆续发表了《新笑史》《新笑林广记》（均载《新小说》）等笑话。
《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一百零八回，是吴趼人根据自己的见闻和经验，对清末二十年间中国社会的怪现状进行揭露和讽刺的一部小说，而吴趼人也因此一举成名。然而正因为这部小说写的是作者的亲身感受，是难以掩盖的中国的惨状，从而使他开通民智、复兴中国的希望受到了打击，以致陷入了悲观厌世的境地（我想这也是《痛史》等未写完的原因）。李氏的《趼人传》说：
《怪现状》盖低徊身世之作，根据昭然，读者滋感喟；描写情伪，犹鉴之于物，所过着景。君厌世之思，大率葫蘖于是。余尝持此质君，君曰：“予知我，虽然，救世之情竭，而后厌世之念生，殆非苟然。”
1903年《痛史》发表前后，吴趼人还满怀着以作品开通民智、振兴中国的激情，到1906年（光绪三十二年）《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完成之时（仅过了三年），已经变得悲观失望，熄灭了希望之光。对于这一点，吴趼人是应该受到责备的。
《糊涂世界》十二回，是与《怪现状》宗旨相同的作品。
《九命奇冤》三十六回、《瞎骗奇闻》八回，都是描写中国的传统迷信的荒谬及阴森可怖的作品，把它们归入开通民智的小说行列也未尝不可。特别是《九命奇冤》所描写的迷信“风水”现象，更是中国根深蒂固的荒谬顽症，不知坑害了多少人，作品借中国传统公案予以揭露，显然颇有益处。
《恨海》十回，是以庚子事变为背景，描写青年男女在社会动乱中的悲欢离合故事。
《新笑史》《新笑林广记》是不折不扣的笑话，它们表现了“性强毅，不欲下于人”的吴趼人性格的另一面。据韧庵说，吴趼人生性诙谐滑稽，闲谈中往往夹杂玩笑。因此在朋友聚会的场合，只要有他在场，气氛就会十分活跃，他的每一句话都会让人捧腹大笑。而且在吴趼人看来，笑话在社会生活中也具有重要作用。他知道格调不高的笑话，总是扎根于社会现实，因此他试图在现实中寻找素材，加以改良。
也就是说，他认为笑话与小说一样，也可以作为讽刺社会、开通民智的工具。
1904年，吴趼人已是名闻遐迩，应聘担任了汉口《楚报》
的主编。由于近年来美国不断排斥、虐待华工，进而发展到用条约形式来加以限制，
因此中国爆发了抵制美货运动，很快发展为全国性的反美运动。然而这场运动的结果，却因当时政府的软弱态度，运动组织者内部的意见分歧，以及汉奸的暗中破坏，终于失败了。吴趼人对这次运动的态度是积极的，他从中看到了中国未来的希望。何况《楚报》恰好是美国人开办的，因而毅然辞去了主编的职务，满怀热情地投身于这场运动。当时他曾给运动的领导人曾少卿写信，从中可以看到他对这场运动是多么热心。
仆辞汉口《楚报》之席以归，亦为实行抵制起见。返沪后，调查各埠之踊跃情形，不胜感佩。然非公提倡之力不及此……窃谓宜布告各埠同志，将此次抵制情形，演成白话。并申明此事与旅华美人毫不干涉，我等倘遇美人，当格外优待，以表我中国人之豁达大度。不过不用其货，不受其佣，以抵制其禁工之约耳。……然我中国商家之资本，又不得不曲为顾全……窃谓宜开一大会，邀集各商，调查其以前所定之美货，一一由商会挂号，更查现存之美货，亦一一登录……
由上可见吴趼人对于这场运动的热心支持。而且直到运动失败后，他的爱国热情依然不减。因此后来当美国国防大臣来到上海，而当地绅商竟然举行盛大欢迎会时，吴趼人不禁大怒，遂写了《人镜学社鬼哭传》（《月月小说》第10号，1907年）。这篇小说描写当反美禁约运动初期，人镜学社社员冯夏威担心这场运动可能半途而废，遂毅然自杀，以激励同志。时隔不久，当初参加这场运动的绅商竟然忘记了这场悲剧，对美国国防大臣笑脸相迎。因此吴趼人在作品中表示了强烈的愤慨。这场运动的失败，以及后来类似事情的不断出现，使吴趼人痛感拯救中国是何等艰难，从而加深了他的绝望情绪和厌世思想。此外，同样以这场运动为题材的作品，还有《劫余灰》十六回（《月月小说》第10号至第24号）。而且有人说，大约在这场运动之后，吴趼人曾游历过日本，但详细情况不太清楚。
1906年（光绪三十二年），吴趼人再度回到上海。此时休宁人汪维甫创办了以“改良风俗”为宗旨的《月月小说》，聘请吴趼人任总撰述，与吴趼人有二十年交谊的周桂笙任总译述。从此，吴趼人再度以这个杂志为舞台，发表了《两晋演义》《云南野乘》《发财秘诀》《上海游骖录》《劫余灰》等小说，以及数十种短篇小说和杂文类作品。然而由于上述运动的失败以及其他挫折等原因，致使他越来越悲观厌世，再也看不到他当年在《新小说》上发表的那类充满朝气的作品了，所能看到的只有《两晋演义》和《劫余灰》之类的作品。他在1907年（光绪三十三年）《月月小说》上发表的《上海游骖录》中有以下一段文字：
我从前也极热心公益之事，终日奔走不遑。后来仔细一看，社会中千奇百怪的形状，说之不尽，凭你什么人，终是弄不好的。凡是创议办一件公益事的，内中必生出无数的阻力，弄到后来，不痛不痒的就算完结了。我看得这种事多了，所以顿然生了个厌世的思想。
1908年（光绪三十四年），《月月小说》停刊。在此前后，吴趼人对当时旅沪广东人团体“广肇公所”董事们的腐败非常愤怒，遂与同省人卢杰、郭翔、李葭荣等人于武昌路开设新的会馆“两广同乡会”；另外又聘丹徒杜纯长教务，于同乡会下设广志小学堂，吴趼人倾全力以经营。
然而他的经营尚未走上轨道，两年后的1910年（宣统二年）秋，他就丢下《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情变》的遗作及爱妻冯氏、年仅6岁的小女，客死于上海。吴趼人去世时，口袋里仅有小银元两角。
吴趼人的坟墓原在上海广肇山庄，后来被人们遗忘了，直到最近才重新被发现。
（本篇日文本原载日本《清末小说研究》第1号，1977年10月1日出版。编者特请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王维先生译为中文，收入本编。）
[1]
据张泰谷重编《笔名引得》（1971年台湾文海出版社出版）所载，吴趼人的笔名有“吴趼人、茧人、茧叟、我佛山人、岭南将叟、
小允
、趼、趼廛、
茧
闇、
叟、偈、怫、迪斋、老上海、
息影庐主
、中
国老少年
、抽丝主人”等等。上述笔名中凡画有横线者，在现在所能见到的吴趼人作品中，尚未见有使用之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