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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起潮落

人们往往在经济形势好的时候忘乎所以,以至于忘记经济发展的周期性规律,所以这场金融危机乃至经济危机的影响超出很多人的预期,也打击了许多年轻人对于就业和未来的信心。正如在日子好过的时候不应信心膨胀一样,在经济下行时也不用悲观失望,其实只要着眼长远,练好内功,潮落总有潮起时。

2008年的中国如同坐过山车,年初宏观政策是双控,防止经济过热;年中一保一控;到了年底,转瞬间变成了彻底放开,保增长成了重中之重。这样的宏观运势基本反映了当下我们所处的世界经济格局。在这样一个已经高度全球化的时代,覆巢之下无完卵,没有人能够置身事外,中国同样面临非常严峻的局面,而这也将要或者已经影响到我们每一个人。如何认识这场危机,如何应对这场危机就成了不可或缺的一课。

财智论语

有些人一不小心踩到一块西瓜皮,却感觉蹬上了风火轮。其实那只是幻觉,踩着西瓜皮往前溜,迟早要摔跤。

只有放弃一夜暴富的妄想,静下心来思考十年二十年的人生道路,才是在危机之中的长远之计。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来考察大势,考察自己到底是什么样的人才,再思考自己应该选择什么样的发展道路。从这个意义上讲,危机正是转机的开始。

这一年多以来,我参加过几次涉及生涯规划的活动。一次是给大学生做未来几年的生涯规划,另外一次是为一户农民设计未来几年的发展道路。这两次节目做的时候我还没太多感觉,但是播完之后反响很大,甚至有许多已经是人到中年的朋友都找到我,希望我能够给他们指点迷津。这说明方向感的迷失确实是一个非常普遍的问题,尤其是在宏观形势不是很乐观的时候。形势好的时候怎么走都可以,不好的时候好像怎么走都有问题,这时就更需要战略。从这个角度来说,我这里讲的这些大势,并不只是针对年轻人。

◎危机来临

前些日子《新周刊》请我选年度关键词,我就写了一个词——泡沫。今天所有的危机,从次贷危机到金融危机再到经济危机,根源都是泡沫。过去几年无论是从全球还是从中国来看都是一个泡沫快速增长的过程。2007年谈这些话题的时候经济形势一片大好,所有炒股的赚得盆满钵满,所有炒楼的都是一套变五套,五套变十套。每个人开始按照这个收入的增长速度来规划自己的人生,原来房子小的要换大房子,原来挤公交的现在要买车,整个社会充斥着一种浮躁的乐观情绪。

举个例子,我们工作室有个员工有感于近两年国内地产形势一派红火,凭在这里镀的金一跳到企业变成销售经理,再跳一次变成营销总监,再跳一次变成公司副总。年初给我打电话说现在年薪一百五十万,外加五百万期权。而现在期权没有拿到,倒是被人骗了。我有一次演讲的时候,他做了嘉宾,休息的时候跑到我身边说:“王老师,见到你我很激动,跟你汇报一下,我现在已经很有名了。我把从工作室学到的东西拿出去发挥,非常有用。你放心,我不会给你丢脸的。”我当时哭笑不得,只好善意地敲打他一句:出名不能当饭吃,若把出大名当成人生目标,恐怕要摔跤。

实际上他在工作室时间不长,只是了解了一些皮毛,他之所以在一段时间里还混得开,一个原因是他确实学了点东西,但更关键的是赶上了好时候。他出去闯荡的时候,不管是房地产还是其他的行业生意都好做。这个时候怎么吹都可以,泡泡吹得越大人家越佩服。在这个背景下,有的经理人年薪几个亿,成为打工皇帝。在这样的氛围中所有的年轻人都放开手脚花钱,因为他们或者在楼市赚到钱了,或者在股票上赚钱了,或者薪水一直在涨,再加上这些年轻人没有过过苦日子,不但要把自己的钱花出去,还要把祖宗三代的钱都花出去。为什么他敢花?因为明天会更好。这个时候他不是“我拿青春赌明天”,而是“我以现在套未来”。

这几年的经济形势用一句话总结就是“全民高唱洗衣歌,搓得泡沫满山坡”,而最大的泡沫发源地就是华尔街。现在所有的年轻人之所以这么疯狂,这么脱离实际地相信未来如此美好,都是华尔街教唆的结果。华尔街魔力的根源在于能够快速催生泡沫。要创造财富神话,没有泡沫怎么可能?比如说一家网络游戏公司,不管它经过华尔街怎样的包装,我都不相信一个游戏的价值,就能超过我们几千年来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积累,就能超过上百年实业资本的积累,就能超过那么多企业家改革开放三十年的积累。这种网络游戏公司可能有些新的东西,但毫无疑问是华尔街在其中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投资人喜欢这个故事,年轻人也喜欢这个故事,既然后面有人接手,就不妨把这个故事讲下去,讲得越夸张越有人信。

很多人捧一个人是有可能,但是当大家都来复制这种神话的时候就要出问题了。我认识的不少企业家,很多人以前非常勤恳非常扎实,但是在这个泡沫浪潮席卷之下都开始蠢蠢欲动。他们周围都有一帮从海外留学回来,有华尔街背景的人在那里灌输华尔街的点石成金术。有些人原本是个农民,相信土地里面只能长出玉米。而现在他却相信栽下去的玉米能长出金子,栽下去的是大豆,长出来的肯定是钻石。为什么?因为有华尔街作祟。

这些原来非常务实的企业家都开始学习华尔街模式,进不了华尔街也要进香港。背后全是摩根士丹利、高盛还有雷曼兄弟这些人。我在2008年年初一篇文章中讲到,人们相信资本的魔方可以把黄铜变黄金,把黄金变钻石,所以即便面粉贵过面包,人们也争相购买。魔方一转就可以了,不用劳动了。这种魔力影响了每一个人,包括事业已经做得很大的和刚刚开始创业的人,当然也包括现在开始工作的年轻人。从个人到企业,从地方政府到整个国家都在实行短期行为,都充满了资本崇拜和华尔街崇拜的味道。这个时候和华尔街沾点边的人都不得了,像教父一样。一个企业家朋友有天跟我说了一件事情,她说:“王老师啊,高盛亚太区的主席给我发了条信息,说看了我的项目之后发现中国终于有像样的别墅了。”这个老板高兴得不得了,不在于表扬本身,而在于表扬的人是高盛的亚太区主席,这比谁的表扬都管用。她激动得像个小孩,就像十年前得到我的表扬一样。现在我的表扬已经没有用了,但是高盛的人的表扬管用,因为那是来自华尔街的。

华尔街在中国成为一个神话,所有与它沾边的人都沾了神气。于是许多在国内有资源有关系的人都去了美国,或者将子女送到美国,和华尔街挂上钩,然后回国推动许多大企业上市。一旦成功,他们在背后就可以拿到几千万甚至几亿的佣金。至于这个企业上市之后是好是坏,有没有发展他们不管。华尔街的股市也好,香港的股市也好,还有大陆的股市都是如此,像从地面上看太空一样,发射上去的企业从地面上看星光闪耀,像天上的街市,但实际上说不定是一堆垃圾。我们大陆学香港,香港学华尔街,这样下去危机是必然的,今天危机果然来了。

◎危机是怎么产生的

从表面上看危机源自泡沫,但是泡沫又是怎么产生的呢?这就涉及社会发展的根源问题了。按照马克思的观点,资本主义社会承认泡沫,因为资本主义充分地释放了人们的贪欲,从而给经济带来活力,而这不可避免地会导致泡沫。所以资本主义社会总是按照复苏—繁荣—危机—衰退—复苏循环往复,逃离不了这个怪圈。这次危机来临的时候,西方掀起一股马克思热,上至总统下到普通百姓又重新开始阅读《资本论》,试图从中找到摆脱这个怪圈的办法。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讲人类社会的发展历程是从原始社会到奴隶社会,经过封建社会再到资本主义社会,最后要进入到共产主义社会。在这个过程中影响人类社会最根本的问题就是公平与效率,人类社会数千年的发展史其实就是一直在解决这两个问题。公平与效率就像天平的两端,过于追求公平就会损失效率,过于追求效率也将有损公平。没有效率社会无法进步,但是只重效率不重公平的话社会不稳定。处理好了二者的平衡,社会才能快速发展,否则,无论哪一边失去了平衡都会造成社会的危机。

马克思说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个观点非常重要。原始社会为什么叫原始共产主义社会呢?因为那时候生产力极其低下,狩猎和采集没有保障,所以公平是第一位的。如果这个时候实现按劳取酬的话,肯定有太多人被饿死。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把这个问题讲得非常清楚。在这个时候是公平第一,效率次之。

伴随着生产力进步,人类进入农耕社会,有了剩余产品,就可以养活一批管理阶级,也就是奴隶主。奴隶主管理生产之后有了初步的分工协作,效率优于公平了。孟子所说的“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就是在总结春秋战国时期的社会现实基础上得出的结论。奴隶主有了剩余产品,就开始享受,于是商纣王酒池肉林的故事也开始出现了。有了闲暇时间和闲暇消费品,如果想得到更高层次消费的话,他就必须养一批从事精神生产的劳动者,像乐工、祭司之类。

生产力在不断发展,上层建筑如果不能与它相适应,不但不能提高效率,而且会阻碍效率的提升。这时候必然掀起一场针对上层建筑的变革。无论是奴隶社会还是封建社会都是通过起义实现这种变革,通过战争建立新的王朝,然后轻徭薄赋,休养生息,公平又得到一定程度的重视。封建社会与奴隶社会相比,社会各阶层整体的生活状况得到改善。奴隶没有人身自由,而封建社会产生了大量的自耕农。当然这个时候还有徭役,每年有一段时间农民要去修长城、修水利之类,都没有报酬。等到了资本主义社会就要讲究回报,做什么都是先要谈条件的,这又是很大的进步了。

随着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重商主义兴起。哥伦布发现新大陆,新航路也被打通,第一次全球化浪潮开始兴起,以欧洲为主导的殖民主义成为游戏规则的制定者和解释者。古典经济学成为人们构建经济体系的指导,其核心内容是“分工与协作”。亚当•斯密认为农业社会效率不高的原因是自给自足,自己要完成整个劳动生产过程的每个环节,所以效率不高。而资本主义通过市场法则把每个人逐利的欲望释放出来,“人人为自己,上帝为大家”,通过无形的手来完成分工协作。在资本主义初期,生产力的确得到了极大的解放,但是很快就出现了马克思所讲的资本主义无法解决的困境——生产的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导致个体劳动的有计划性与社会劳动的无计划性之间的冲突无法调和,其冲突的集中表现就是经济危机。经济危机中生产相对过剩与有效需求不足之间的矛盾导致最大的社会不公,一边是劳苦大众饥寒交迫,一边是产品积压。在对资本主义批判中诞生的科学社会主义学说,引发了二十世纪最大的一场政治实验。首重公平的社会主义阵营与首重效率的资本主义阵营之间长达七十余年的对抗,最突出地体现了困扰社会发展的两大难题——效率和公平之间的冲突。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资本主义遭遇了其历史上最大的一场危机,几乎使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遭受灭顶之灾。对于这场危机进行了全景式记录的著作《光荣与梦想》中写道:“黑色星期四”之后成千上万的人被抛到街头,整个美国社会陷入恐慌,胡佛总统一筹莫展。而当时前苏联正是处在第三个五年计划推进的大好时机,整个国家蒸蒸日上。就像如今有人说历史证明只有社会主义才是最优越的,因为社会主义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当年前苏联集中力量办大事,工业基础开始搭建起来,现代国防也开始发展,周边的很多国家纷纷要加入前苏联。在这个时候连美国的共产党也开始成为大党,人们纷纷希望推翻资本主义,按照社会主义的模式去发展。

当时社会主义国家如日中天,而资本主义国家的日子则是一天不如一天。大家都认为资本主义制度要完蛋了,这时候出来一个罗斯福,这个人就属于把危机变成了转机的典型。他放弃了古典经济学的指导原则,古典经济学说信奉“看不见的手”,强调市场自有它调控的办法,政府不能干预。这个原则被当作市场经济的金科玉律,包括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作检讨时,他也是说自己过分看重市场的自我调节功能,过分看重无为而治,没有想到最后酝酿了一场如此之大的金融海啸。罗斯福上台后检讨古典经济学指导思想的失误之处,奉行凯恩斯主义,通过投资拉动重启经济列车,通过货币政策调控经济发展速度。

当时资本主义国家的问题在于过分强调效率,造成相对生产过剩,有效需求不足。罗斯福为了提高有效需求,采取国家投资拉动、发行国债等政府干预措施,开始国土整治,把成千上万的人组织起来去干活,解决他们的吃饭问题。因为如果要坐等工厂恢复生产的话,可能等生产恢复了,这些人也饿死得差不多了。美国的基础设施建设正是在那个时候奠定了格局,现在银行监管的很多制度也是在那个时候建立的,比如银行储备金制度、贴现率、再贴现率,从而形成了很多道闸门和窗口,用金融的手段来调控经济,形成了现代资本主义调控经济的基本手段。萨缪尔森在《经济学》里把这些东西都讲得很清楚,不读这本书就会使我们对现代国家中调控经济的手段缺乏一个全面的了解。

最后的结果是这场危机成为美国最大的转机,罗斯福新政十年之后美国恢复了国力。这个时候二战开始了。美国原来相信孤立主义,奉行所谓的门罗主义,不管美洲大陆之外的事情,但二战开始后,罗斯福促使美国人参与其中。战争中美国显示了强大的资源、人力和效率优势,一举扳倒了德国和日本。二战的胜利奠定了美国的国际地位,雅尔塔会议重新划分了政治版图,布雷顿森林体系则确立了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霸主地位,从此美国成为金融霸主,全球仰其鼻息,美国时代开始了。

战后几十年的发展中,社会主义阵营没有解决好提高社会生产效率的问题,计划经济远远不如市场经济有活力,而权力滋生的腐败又腐蚀了社会公平的基础,最后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前苏联解体,东欧社会主义阵营瓦解,效率至上的体制打败了号称追求公平的体制。而同时美国也不是完全忽视社会公平的问题,因为它的发展速度很快,即便两极分化得很厉害,最低的阶层也能够得到保障。

为了持续在效率优先的体制下刺激经济不断发展,美国就开始大量发国债、印钞票,发展借贷消费。“9•11事件”之后,为了刺激经济美联储持续降息,华尔街各种衍生工具更是生逢其时,债务打包再打包,卖到全球各地。美国要让全球都买它的账,因为有一个问题必须解决,就是它的全球老大的地位不能变,所以它费心尽力地去维持它的老大地位。用几十倍于中国的军费在全球驻军,一旦觉得不对劲就开打。这是个悖论,打仗是要烧钱的,但为了保证它的地位它必须要打,要努力撑住场子。

美国这次的危机爆发类似于当年大英帝国的衰落,有点撑不住了。因为它现在财富的很大一部分不是靠实体经济得来的,而是靠虚拟经济,靠巧取豪夺的流氓行径。华尔街那一套所谓的风险控制都是建立在并不稳固的基础之上的,如果经济发展的形势一直好下去,如果地产的价格一路涨上去,神话还可以延续下去,但是他们忘记了一个基本的规律:经济是有周期的,他们所做的这些虚拟的资产结构设计放大了这个周期震荡的幅度,所以这场风暴来得特别猛。

◎危机来了怎么办

我们通常说危机既是危险也是机会,现在危险是显而易见了,但是机会在哪里?世界都在看东方、看中国,中国自己也是问题一大堆。对于年轻人来说,整天听着好像中国不得了,可是怎么工作就是找不到,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首先要看清楚,中国根本不能在这场风暴中置身事外。经过三十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已经和世界经济连成一体,这次危机来了,中国面临很大考验。说实话,每年两位数的增长率对于中国长远发展来说是弊大于利的。第一,萝卜快了不洗泥,这种高速发展对于资源的浪费,对于环境的破坏,后果非常严重;第二,把所有人的胃口都吊起来了,好像不一年变成个李嘉诚,两年不成为个比尔•盖茨就失败了似的。

有人说中国近代以来之所以落后挨打是因为效率不高,农耕文明打不过工业文明,这种说法有它的道理。战争之中确实是谁能够调动最多资源,谁最有效率,谁就能获得胜利,但是从长远发展来看,农耕文明还有许多精髓的东西不能一概抛弃,比如农耕文明中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

我前不久去了一趟日本,去之前我一直想搞明白一个问题,中国现在人均GDP才两三千美元,环境就已经遭到了严重的破坏,日本那么小一个地方,人均GDP是中国的十倍,环境还这么好,他们是怎么做到的?这次去感受最深的是,日本人真的是精耕细作,在有限的资源条件下挖掘其内涵,做到极致。经济学中讲内涵扩大再生产和外延扩大再生产,我们这三十年主要是采取外延扩大再生产的方式,而日本则是最典型的内涵扩大再生产的例子。因为他们没有多少资源,所以只能是螺蛳壳里做道场,把小文章做到最大。

改革开放三十年我们面临全球化竞争的问题,所以必须要解决效率的问题,否则要被世界甩在后头。而解决这个问题最典型的方法,就是邓小平说的“让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带动后富,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这就是效率优先。三十年的努力使我们取得了巨大成功,但是也积累了很多问题。现在环境到了极限,资源到了极限,连人的精神也到了极限,不调整是要出大问题的。

但是没有人愿意主动调整,中央早就要求落实科学发展观、绿色GDP,然而有多少地方在认真采取行动呢?大家还是你追我赶,今天这个首富,明天那个首富,根本调整不了。我上次在浙商论坛上讲,浙江三十年来的几次快速发展都是外延扩大再生产,不是内涵扩大再生产,就是跑马圈地,根本不需要你精耕细作,只要圈住地就可以了。但是现在终于到极限了,外向性经济开始衰落。这个时候危机来了,你不主动调整,形势逼着你调整。危机逼着我们的企业从外延扩大再生产转为内涵扩大再生产,从追求数量转为追求质量。

今天中国越是发达的地方生态环境越是恶劣得不像样子,这就是几十年效率至上的后患。现在每个人都深受其害,什么都不安全了,苏丹红鸡蛋、三聚氰胺牛奶,没有什么是可以放心的。所有人都生活在不安之中。这个时候进行调整正面意义大于负面意义。

日本就是这么被逼出来的。它的人口密度绝对不亚于上海,但是环境非常好,资源利用效率极高。他们对于每一寸土地、每一点资源的节约利用程度让人非常感慨,不管多么豪华的酒店卫生间都跟飞机上的卫生间一样,方便实用,不求铺张。十年前中国有个老板到日本,看到这种卫浴设备又方便又节能,非常喜欢,于是与日本相关企业合作,投资数亿在中国生产这些产品,结果推销了十年还是打不开市场,血本无归。因为中国人再穷,房子也得买个大的,厕所也要搞得很夸张,买汽车也是一样,越是大个头的油老虎越是畅销。

这场危机是经济发展的规律所致,谁都躲不掉,关键看以什么样的态度去应对。消极的人最后被冻死,积极的人学习冬泳,以退为进,以慢制快,稳扎稳打。以前想一口吃个胖子,现在分十口吃;以前想一天成为陈天桥,两天成为马云,三天就想赶上比尔•盖茨,谁都不愿意静下心来发现自己的优势和长处在哪里。因为华尔街的文化给大家造成一种“免费的午餐”的假象,几个人吃白食可以,所有人都要去吃白食的时候就要出大问题。

所以这个时候的转机从企业的角度来说是要重建优秀传统,从个人的角度来说是要重新脚踏实地,在生涯规划上着眼于十年二十年,而不是一年两年,照样可以走得出来,也许会走出下一个任正非。任正非走了三十年啊,包括我也一样走了三十年,你们大学一毕业就想跟走了三十年的人看齐,怎么可能呢?

最后一句话,资本主义承认泡沫,没有泡沫就不能释放出人的贪欲,就不能调动起最高的效率,这是资本主义的基本特点。泡沫有两种破灭方式,一种叫爆破,就是经济危机,一种叫渐破,就是经济衰退。资本主义从1929年经济大危机到现在经历过一次爆破,这场危机助长了前苏联的兴旺。而且在二战后那么多年的时间里,由于社会主义阵营的制约,资本主义不敢放松警惕,拼命提高自己资本的有机构成,通过科技革命还有制度革新挖掘潜能,使社会的保障机制日益完善,在提高效率的同时兼顾公平,最后如同尼克松所说的,在与前苏联的竞争中“不战而胜”。

美国的金融霸主地位使它能够透支全球的财富,廉价整合其他国家的资源,所以它能够以最低的公平来保证社会稳定。不战而胜,打倒前苏联,成为霸主之后,它把这种放纵贪欲的制度变成普世价值,没有人制约甚至没有人怀疑它,于是原来的小心翼翼变成胆大妄为,原来经济周期的小幅震荡变成如今的金融海啸。以此为转折,未来美国的霸主地位能不能保住还很难说,但是走下坡路是肯定的。

现在都在说看东方、看中国,中国能不能完成这次转型从而在世界格局中占据更有利的位置还有待时间的检验,但是未来会是一个多极化的世界应该说是大势所趋。未来的国际关系应该是互相参照、互相学习、互相依存、互相制约的一种形态。对于中国来说,最现实的就是从拼命地以美国为师,从拼命吹泡泡的经济发展模式回到着眼内涵、稳步前进的道路上来。

前一段时间一个投行专家请我吃饭,他问我对现在的这个形势怎么看,我说:“你不是牛得不行,很多大财团都请你给他们当理财顾问吗?”他说:“那是以前,现在不一样啊,以前我们一切是以华尔街为准,他们怎么办我们就怎么办。以前我们很有信心,指挥那些中国的企业,说他们这个不行那个不行。以前华尔街是上帝,我们就是传教士,现在上帝死了,我们怎么给人传道啊?!”

我看这次危机倒是好事,迫使人们放弃一夜暴富的妄想,静下心来思考十年、二十年的人生道路,这才是在危机之中的长远之计。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要来考察大势,考察自己到底是什么样的人才,再思考自己应该选择什么样的发展道路。从这个意义上讲,危机正是转机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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