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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末年，皇权衰弱，宦官作乱，外戚生事，而地方割据势力也在平定“黄巾之祸”后得到了极大的膨胀。一个旧时代，已经到了岌岌可危的大转折关头。
正是在这样混乱而复杂的时势背景之下，汉末第一枭雄—董卓，带着他背后的西凉武人集团，似飓风般应运登场了。他和他的部下，在历史的大舞台上，演出了一幕幕铁与火、血与矛的大剧，令人眼花缭乱。而且，他们当时的所作所为，确实是很深刻地影响了整个历史的未来走向。
狼戾贼忍，暴虐不仁，自书契以来，殆未之有也。
一般而言，史学界对董卓的评价大多倾向于负面。陈寿在《三国志》里就是这样贬斥董卓的：“狼戾贼忍，暴虐不仁。”裴松之也称：“其残贼之性，实豺狼不若。”依他们的说法，董卓之祸国殃民，甚至超过了当年的“窃汉大盗”王莽。
董卓自窃权柄，至于陨毙，计其日月，未盈三周，而祸崇山岳，毒流四海。其残贼之性，实豺狼不若。“书契未有”，斯言为当。
不过，史学界也有摒除唯道德论而中立评价董卓的。范晔在《后汉书·董卓列传》里如此称他：“董卓初以虓阚为情，因遭崩剥之势，故得蹈藉彝伦，毁裂畿服。”认为董卓优待名士大夫，并且也未有谋朝篡位之明显举动，不应该被一棒子打死。
董卓初以虓阚为情，因遭崩剥之势，故得蹈藉彝伦，毁裂畿服。夫以刳肝斫趾之性，则群生不足以厌其快，然犹折意缙绅，迟疑陵夺，尚有盗窃之道焉。
在这两种观点之外，笔者以为：董卓其实是汉末被抹黑得最严重的一个“治国之权臣”。他的带兵入京，也是被大将军何进、太傅袁隗叔侄招来协助“清君侧、诛阉宦、正朝纲”的。入京之后，他亦曾煞费苦心地平衡各方势力，尽力拨乱反正，想为汉室再续一股气劲的。可是，在名门世族集团和关东诸侯的歧视下，他身为边将而入主中枢、他粗通文墨而执掌大权，就成了他的“原罪”—从此，他便被“黑化”成了一个人人得而诛之的“乱臣贼子”。
具体说来，名士大夫们和关东诸侯对董卓的抨击，主要体现在这四个方面：一是他鸩杀少帝刘辩，草率行事，废帝立威；二是他独断专权，压制各方异己势力；三是他倒行逆施，盗墓铸钱，恶政多多；四是他纵兵施暴，对西凉武人集团约束不力。
针对施加在董卓身上的四大“罪状”，我们结合史书记载，来逐条剖析其中的真伪虚实，力争还董卓一个比较客观的评价。
第一，在废帝立威这个问题上，董卓以一臣之力而改易天下之共主，挑战了儒家正统的礼法秩序，确实称得上是犯上作乱。他本是西凉边疆的一个外臣，既无顾命辅政之责，又无三公枢机论道之职，一入洛阳便直接依仗武力强行废掉少帝，自然令朝中的名门世族集团望而生畏、闻而生忌。他连天子都敢废黜，那么，再罢掉这些三公九卿又岂在话下？如此一来，那些名士大夫当然是人人自危。董卓身处纷纭复杂的枢机之地，行事却是这般简单粗暴，自然是不妥的。这一点无须讳言。
《三国志·魏书·董卓传》注引《献帝纪》里记载：“董卓与帝（刘辩）语，语不可了。乃更与陈留王（刘协）语，问祸乱由起；王答，自初至终，无所遗失。卓大喜，乃有废立意。”
然而，从废帝立新这件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出发，去评论董卓是对是错，我们却可发现：董卓其实真的是做到了“废昏立明”；他改立新帝刘协，确实符合汉室正统的整体利益。
再加上立刘协为太子，本就是汉灵帝的遗愿。董卓执行这一大事，也是有法统依据的。尽管董卓实际上是借自己与汉灵帝之母董太后同姓的缘故，极为牵强地冒充董氏外戚的身份，来辅佐与董太后一脉渊源深厚的刘协的。
返转过来，我们也可以试想：如果董卓真的怀有篡逆之心，他必定会和后世的大权臣司马昭选立曹奂一般，用一个平庸无能的少帝作为自己的傀儡。这样做，更有利于他独揽大权啊！当时，何进兄弟已死，何太后不足为患，少帝刘辩又是庸人之材，董卓完全可以对他们威逼利诱而操纵之。但实际上，他并未依此而为。恰恰相反，他选立了比少帝刘辩更聪明更睿智的陈留王刘协为新君，认认真真当起了辅政之臣。而刘协以他的聪睿之资，在风起云涌的乱世中为东汉王朝再行续命了二十多年，已是公认的合格之主。这不正好证明董卓当年的“废昏立明”并没有做错吗？
第二，在独断专权、打压异己这个问题上，董卓亦是另有殊词的。纵观史书，董卓只有在两件大事上“独断专行”过：一是废帝立新；二是迁都长安。废帝立新的是非功过，我们已经在上边分析了，这里不再赘言。迁都长安，是董卓感到关东诸侯的军事压力急剧增大，不得已而退回关中背靠陇凉以对抗之。那个时候的京都洛阳，已被关东联军三面包抄：东边，曹操已经带兵杀到了成皋；北边，袁绍大军直逼河内，先锋王匡已进驻河阳；南边，袁术和孙坚也打到了鲁阳。在这三面受敌的情形下，董卓决定迁都避危，从军事谋略角度而言，并无多大的谬误。可以说，他当时的“独断专行”，其实是正确的。只不过名门世族集团舍不得在洛阳的既得利益，所以对董卓进行多方抹黑罢了。
除了这两件大事之外，董卓在用人行政的具体事务上都是竭诚与列位名士大夫友善合作的。《后汉书·王允列传》里写道：
时董卓尚留洛阳，朝政大小，悉委之于王允。允矫情屈意，每相承附，卓亦推心，不生乖疑。
甚至董卓想在用人提拔上插手施为，也因名士大夫们的强烈反对而罢休。《后汉书·王允列传》里记载：
赵戬字叔茂，长陵人，性质正多谋。初平中，为尚书，典选举。董卓数欲有所私授，戬辄坚拒不听，言色强厉。卓怒，召将杀之，众人悚栗，而戬辞貌自若。卓悔，谢释之。
所以，《后汉书·董卓列传》里又称：
（董）卓所亲爱，并不处显职，但将校而已。
试想，连用人选举这样的核心事务，董卓都不得不俯从于名士大夫之公议，他平日里又能如何“独断专权”得起来？
即使是在与董卓本人切身利益相关的重大问题上，他亦从来不是一意孤行的。《后汉书·献帝纪》里写道：
（董）卓既为太师，复欲称尚父，以问蔡邕。邕曰：“昔武王受命，太公为师，辅佐周室，以伐无道，是以天下尊之，称为尚父。今公之功德诚为巍巍，宜须关东悉定，车驾东还，然后议之。”乃止。京师地震，卓又问邕。邕对曰：“地动阴盛，大臣逾制之所致也。公乘青盖车，远近以为非宜。”卓从之，更乘金华皂盖车也。
后世的曹操在晋位魏公之前，也是装模作样地咨询过荀彧的意见。荀彧公开表示反对后，曹操又岂有雅量而容之？还不是明催暗逼，不得魏公而不止？他的“独断专行”，可是远远胜过董卓了。
第三，在倒行逆施、恶政多多这个问题上，董卓也是不甘“背锅”的。《后汉书·王允列传》里写了，董卓将“朝政大小，悉委之于王允”。那么，名士大夫集团的首领—司徒王允，就是董卓的政务代行者。董卓高踞垂拱，极少插手干预过朝廷的具体事务，他又何来的“倒行逆施”？至于“盗墓取财”，他也是拿来充实国库以为军用罢了。这种事情，后世的曹操不也干过？曹操还专门设立了“摸金校尉”这个职位来做呐！
其实，在治国方略上，董卓也是极力向名门世族靠拢的，极力做到以儒为本、以礼法治民的。《三国志·魏书》里写：
（董）卓使司隶校尉刘嚣籍吏民有为子不孝，为臣不忠，为吏不清，为弟不顺，有应此者皆身诛，财物没官。
我们再来看出身儒家的晋武帝司马炎开国施政，也是同样下令：
令诸郡中正以六条举淹滞：一曰忠恪匪躬，二曰孝敬尽礼，三曰友于兄弟，四曰洁身劳谦，五曰信义可复，六曰学以为己。
这不正与董卓之所为有异曲同工之妙吗？为何世人对晋武帝此举便大加赞赏，而对董卓同样之所为则视而不见？
第四，在纵兵施暴、流毒四方这个问题上，董卓确实是责无旁贷的。这也是他最为人诟病的地方。《三国志·魏书·董卓传》里写道（董卓）曾派兵劫掠阳城，“断其男子头，驾其车牛，载其妇女财物”，“入开阳城门，焚烧其头，以妇女与甲兵为婢妾。至于奸乱宫人公主”。
西凉武人集团因粗犷悍猛而致军纪紊乱，这个责任自然该由董卓来担负。但平心而论，他虽束下不严、扰民不安，但还能将乱军的危害控制在有限的范围之内，不至于酿成大规模的暴乱。待他遇刺身亡之后，王允不能收抚西凉武人集团，那时候才真是悍将四起、军卒横行、纲纪大乱、民不聊生了！
（董卓）尝遣军到阳城，时适二月社，民各在其社下，悉就断其男子头，驾其车牛，载其妇女财物，以所断头系车辕轴，连轸而还洛，云攻贼大获，称万岁。入开阳城门，焚烧其头，以妇女与甲兵为婢妾。至于奸乱宫人公主。
综上所述，董卓之四大“罪状”，有三项难以成立，有一项确有其事。整体而言，他毕竟还是功过相参的。至于朝野上下对他的种种抹黑，不过是他和他背后的西凉武人集团在彻底覆没后丧失了历史的“话语权”所致。
归根到底，董卓作为一个依靠军功和武力起家的“政治暴发户”，始终是被汉末占据主流阶层的名门世族们所歧视和排斥的。他们认可的是曹操、司马懿、诸葛亮那样文武双全的精英，而绝非董卓这样的“异类”。
然而，当后来的关东诸侯中袁绍、袁术等出身名门世族的军阀纷纷割据自立之际，当后来的曹操挟天子而代汉立魏之际，当后来的司马懿父子积威势而亡魏成晋之际，人们会不会想起这个一心想以“周公”“尚父”之政治面貌而首登皇权中心的大枭雄董卓？
他独居高位却并不揽权于私，他身负骂名却并无篡逆之实，比起后世的魏武帝曹操、晋文帝司马昭来，他临死前的职务也仍是大汉朝的最后一任太师。即使是另一位著名的权臣桓温，在咽气之时还念忘不忘向朝廷索求九锡之殊遇呐！孰忠孰奸，岂非不言自明？
公元192年5月，东汉初平三年四月，董卓死了，压制各路野心家、阴谋家的最后一座“大山”崩倒了，东汉王朝从此真正坠入了万劫不复的深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