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第一章里，我们了解到战争的性质是复杂多变的。下面我们将讨论战争性质如何影响战争的目的和手段。

我们先来思考这样一个问题：特定的战争目标，如何才能使战争成为政治目的的有力工具？我们从中可以发现，战争的目标，与战争的政治目的和它的具体条件一样，也是多变的。

如果仍以纯粹的战争概念来谈的话，那么我们不得不承认，战争的政治目的本身并不属于战争领域。正如我们所知，战争就是一种用暴力迫使对方服从我方意志的行为，它的目的是打垮敌人，解除敌人武装。虽然这个目的是从战争概念中推断出来的，但在现实中，很多战争追求的目的与之非常相似，因此我们打算探讨一下现实中的这类战争。

关于什么叫解除武装，我们将在“战争计划”一篇中作进一步的探讨。现在我们必须先弄清楚军队、国土和敌军意志这三个要素，因为将它们相结合便可以概括与战争相关的一切。

要摧毁敌人的军队，就必须将敌人军队置于无法继续作战的境地。下文中的“消灭敌人军队”，指的就是这个意思。

敌人的国土必须占领，否则敌人可能会建立新的军队，东山再起。

然而，即使我们消灭了敌人的军队，占领了敌人的国土，如果敌军的意志没有屈服，敌国及其盟国没有被迫签订和约，或敌国民众的意志没有屈服的话，我们就不能说战争结束了。因为即使我们可以占领敌人的国土，对方却依然可以依靠盟国的支援卷土重来。当然，即使签订了和约也不一定能够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 这意味着，并不是每一次战争都能使问题得到解决 ）。即使战事会重起，每一份和约的签订，都会使暗中继续燃烧的星火熄灭，使紧张的局势趋于缓和，使那些向往和平的人完全放弃抵抗的念头，而这类人在任何时候都占大多数。所以，我们必须承认，随着和约的签订，战争目的算是达到了，战争即视为结束。

在上述的三个要素中，军队的作用是保卫国土，因此必须最先消灭；紧接着才是占领敌人的国土。只有取得了这两方面的胜利，我们才可能利用当前优势迫使敌人媾和。当然，这两个方面都是逐步实现的，通常这二者也会相互影响，因为国土被占同样会削弱军队的力量。然而，上述的顺序并非绝对的，因此实际情况不会总是如此。有时候，敌人的军队尚未被完全消灭，就已经退到了国土的另一边，甚至逃亡到了国外，这样我们就可以轻而易举地占领其国土。

然而，解除敌人武装这个目的是抽象战争的目标，是实现政治目的的最终手段，所以在现实世界中，它仅作为一个和平条件，并非达成媾和的必须条件。因此，我们不能把它当作理论上的一个定则。而实际上，许多和约在签订的时候，并未达到一方处于无力抵抗的地步，甚至连交战的均势都尚未打破。不仅如此，通过研究具体的情况，我们不得不承认，大多数时候，尤其当敌强我弱的时候，打垮敌人只是一种没有实际意义的概念游戏。

从战争的概念中推断出来的目标并不适用于现实世界的战争，因为概念中的战争和实际中的战争大不相同，这一点我们已经在前一章讨论过了。如果战争真的像纯粹概念中所规定的那样，那么力量悬殊的国家之间根本就不可能发生战争。因为在概念理论中，只有当双方物质力量的差距是在精神力量所能弥补的范围之内时，战争才可能发生。但以当今的欧洲社会状态来看，精神力量所起的作用是有限的。实际上，战争总发生在那些力量悬殊的国家之间，因此现实中的战争与概念中的战争的差距巨大。

在现实战争中，除了无力抵抗这一因素，另外两种情况也可以促使媾和的实现：一是获胜的机会渺茫，二是获胜的代价过高。

如前一章所述，战争作为一个整体，必然不受严格的内在必然性的支配，而趋于盖然性。引发战争的条件越趋向盖然性，发动战争的动机就越弱，局势就越不紧张。这样一来，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仅仅根据盖然性的计算就会促成媾和了；也就是说，战争并不一定非要击溃对方才能结束。我们可以想象，在战争动机较弱，局势较为缓和的情况下，即使能想象到的最微小的失败场景，也可能令处于劣势的一方屈从。如果优势的一方从一开始就发现了这一点，那么他必然会努力去促成这种盖然性，而不会选择彻底打垮敌人这样一条绕远的路。

当一方产生了媾和的念头时，就会清楚地考虑现已消耗的力量和将要消耗的力量。战争并不是盲目的冲动行为，而要受政治目标的支配，因此付出代价的多少就取决于政治目标的价值。这里所说的代价，除了规模的大小，还指承受代价的时间的长短。所以，当消耗的力量与政治目标的价值不对等时，人们必然会放弃这个政治目标而选择媾和。

由此可见，在不可能出现使另一方无力抵抗的战争局势中，双方是否能媾和，取决于获胜可能性的大小和需要消耗的力量的多少。如果双方都想媾和，那么他们的政治分歧就会找到一个折中的办法。如果一方媾和的愿望比较迫切，另一方的愿望就会相对较弱一些，只要双方希望媾和的意愿达到足够的程度，媾和就会达成。在这种情况下，媾和愿望弱的一方比较占优势。

在此，我们暂且不谈政治目的的积极性和消极性在行动中必定产生的差别。后面我们将谈到，这种差别是极为重要的，但我们在此只能先作一个大致的论述，因为政治目的在战争中可能发生较大的变化，甚至全然改变，它同时还取决于已得的结果和可能的结果。

现在出现了第一个问题：如何才能提高获胜的可能性。最容易想到的当然是使用打垮敌人的手段，即消灭敌人军队和占领敌人的国土。但这两种方法对于提高获胜的可能性和打垮敌人的作用是不同的。当我们进攻敌方时，是想在第一次进攻后一鼓作气地进行一系列的进攻而将敌人消灭干净，还是只想获得一次胜利来威胁敌人，使其对我们的优势感到不安，这两者是完全不同的。如果我们的目的是后者，那么只要消灭能够达到这一目的的敌军就可以了。同样，如果我们的目的并非打垮敌人，那么占领敌人国土就是另一回事。如果我们的目的是打垮敌人，那么最有效的行动就是消灭敌人军队，而占领敌人的国土只不过是其后续的结果。如果我们在尚未消灭敌人军队之前就占领了敌人的国土，那也颇令人无奈。与此相反，如果我们的目的不是打垮敌人，并肯定敌人害怕残酷的决胜，那么占领一个敌人防守薄弱或难以掌控的地区，对我们来说是大有裨益的。而且，如果我们获益极大，以至于让敌人害怕出现这种局面，那么，占领敌人的国土就可看作是一种促成媾和的捷径。

现在，我还要提出一种方法——不需要打垮敌人就能提高获胜的可能性，即采取有直接的政治影响的作战行动。它意在破坏盟国之间的关系，为自己争取同盟国。这样的作战行动能提高获胜的可能性，不失为一条比打垮敌人军队更好的捷径。

第二个问题是：用什么样的办法能更多地消耗敌人的有生力量，使敌人付出更大的代价。

消耗包括两个方面，即军队的消耗和国土的丧失，换句话说我们可通过消灭敌人的军队和占领敌人土地的途径来达成目标。

二者在消耗敌人力量的目标上同其他目标的作用不同。这种差别可能不明显，但在实践中不可忽视，因为即使最细微的差别，也会对使用力量的方式产生决定性的作用。这里需要强调的是，在某些条件下，采用不同的途径也可能实现目标，它们并不矛盾，更非错误。

除了上述两种方法以外，还有三种特殊的方法能够直接消耗敌人力量。第一种为“入侵”，即夺取敌人的某些地区，目的不在于占领它，而是为了在此收取军税，进而摧毁它。入侵的目的并非占领国土，也非消灭军队，而是使敌人遭受损失。第二种方法是采取能增大敌人痛苦的作战行动。由此我们可以联想到两种选择：如果目的在于打败敌人，那么第一种方法比较适用；如果目的在于使自己受益，那么第二种方法更好。前一种方法偏向于军事化，后一种方法则更加政治化。如果从全局的角度来看，则两者都是军事的，都不适宜，除非符合特定条件。第三种方法是“拖垮”，从应用范围上来说，它是最重要的方法。我们选择用“拖垮”一词，在于它能准确扼要地描述这种方法的特征和实质，而并非简单的修饰。“拖垮”这一概念的意义在于：在持久的军事行动中消耗敌人的物质力量和精神意志。

如果我们想打持久战，就只能追求较小的目标，因为很显然，大目标比小目标需要我们花费更多的努力。最小目标就是纯粹自卫，即无积极目的的战斗。只有这样，我们的相对力量才会达到最大值，成功的把握才更大。但是这种消极应该有个限度吧？不可能让其发展到绝对被动的地步，完全耗着就不叫战斗了。抵抗也是一种作战方式，它消耗敌人的力量，迫使他放弃自己的企图。这就是单纯抵抗的目的，也是我们意图的消极性质所在。

毋庸置疑，在单次行动中（ 在积极意图能够实现的前提下 ），消极意图所得的效果比积极意图差一些。但是，消极意图却比积极意图更容易实现。消极意图效果差的这一缺陷只能通过时间，即持久战的方式来弥补。所以，这种基于消极意图的单纯抵抗，是通过持久战来战胜敌人——也可以说是拖垮敌人的手段。

由此引出整个战争进攻战和防御战的差别。我们暂不深入探讨这个问题，只想说明一点：这种消极意图为我们提供了一切有利的条件和作战的有效形式，它体现了一种胜利大小和获胜的把握之间的哲学上的力学定律。这一点我们在后面还会谈到。

如果集中一切力量进行单纯抵抗的消极意图，能够带来有利的作战形势，并且这种优势比敌人占的优势更大，那么，仅仅通过持久战就可以增加敌人的力量消耗，即使对方的政治目的达到了，也会因此而付出较大的代价，因此敌人不得不放弃他的策略。由此可知，拖垮敌人的作战方式特别适用于以弱抗强的战例中。

在七年战争中，腓特烈大帝若非如此，就根本不可能击败奥地利帝国。如果他照卡尔十二世的打法，必然会一败涂地。但他天才般地采用了持久战战术，使与他敌对的同盟列国，在七年间将力量消耗到无法弥补的地步，最终被迫选择媾和。

综上所述，要想在战争中实现目标有很多种方法，并非都要打垮敌人。其他方法，如消灭军队、占领敌人国土或单纯占据土地、短暂的入侵、采用直接同政治有关的措施或被动地等待敌人的进攻等等，都可达到目的，并且每一种方法都能削弱敌人的意志。至于哪一种方法更有效，则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了。此外，还有一种方法，也是实现目标的捷径，即人为因素。在人类交往中，哪一个领域不迸发着超越现实的个人特点的火花呢？在战争的范畴里，军事家和政治家的个性，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因此这种个性的火花无处不在。至此我们列举了很多种方法，若要把它们一一分类，那是书呆子的做法。正因为有了这些方法，便可以说用来实现目标的方法是无穷尽的。

如果把这些捷径仅仅看作少见的例外，并且认为它们在战争中造成的差别是无关紧要的，便是低估了它们的作用。为了防止这个错误，我们必须明白一点，引发战争的政治目的是多种多样的，或者我们必须看到，争取国家生存的殊死战争，与被强迫结成的同盟或即将瓦解的同盟间勉强履行义务的战争，二者有着巨大的差别。在这两种概念不同的战争之间，发生了无数场战争，如果我们在理论上否定某一种，那就有可能否定全部，这样就完全无视现实世界了。

以上我们探讨的是战争目的，下面来谈一谈战争的手段。

手段只有一个，即争斗。不管争斗的形式如何多样，不管它与粗暴地宣泄仇恨的搏斗有多么不同，也不管其间掺杂了多少并未参战的军队，战争中的一切事件都源于争斗，这是战争所固有的。

就算在错综复杂的现实世界里，也永远是这样，这一点很容易证明。战争中所发生的一切，都源于军队的存在。哪里有军队，哪里就有争斗。

因此，同军队有关的一切事物，如军队的建立、维持以及使用都属于军事活动的范畴。

军队的建立和维持只是手段，军队的使用才是目的。

战争中的争斗不是个人与个人的争斗，它是由许多部分组成的整体。对于这个大整体，我们可以按主体和客体的区分法来区分。军队通常按一定数量的军人编成一个单位，一定数量的单位又构成更高一级的组织。因此，军队中任何一个单位的争斗，就构成一个或多或少可以区别的争斗单位。另外，根据争斗的目标（ 对象 ），我们也可以把争斗区分为一个个单位。

我们把这种可以相互区别的任意一个单位称为一次战斗。

既然军队的使用基于战斗，那么军队的使用就是多次战斗的决定和部署。

因此，任何形式的军事活动，都与战斗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大到征兵入伍、拿起武器、接受训练，小到吃饭、喝水、睡觉、行军等，所有的行动都只是为了在合适的地点和时间进行战斗。

既然军事活动中的一切最终都要归于战斗，那么，只要我们确定了战斗部署，其他的问题就迎刃而解了。军事活动的效果，只能在战斗部署和战斗的过程中产生，而非在之前的条件中直接产生。战斗中的一切行为都是为了消灭敌人，或者不如说是摧毁敌人的军队，这是战斗概念固有的特性。所以说，摧毁敌人的军队始终是达到战斗目的的手段。

战斗的目的不一定就是消灭敌人军队，也可能是完全不同的目的。正如我们曾经指出的那样，击垮敌人绝不是达到政治目的的唯一手段。我们追求的目标还有其他目的，这些目标也可以成为某些军事行动的目的，即战斗的目的。

即使小型战斗的目的是摧毁敌人的军队，但是这个目的并非就是我方的首要动机。

倘若一个部队的建制极其复杂，影响军队使用的因素繁多，那么，该军队所进行的战斗必定也是复杂的，是由上下从属和相互联系的若干部分组成。每个部分的任务都不尽相同，且与消灭敌人军队无关，但它们却能间接地加大敌人损失。当一支步兵营受命驱逐某一高地、桥梁或其他据点的敌军时，这个营真正的目的是要占领这些地方，而消灭敌军只不过是达成目的的一种手段。如果只需佯动就能令敌人闻风而逃，那么这个目的便已达到。不过，占领这个地方通常是为了更彻底地消灭敌人军队。既然战场如此，那么战区的情况更是如此，因为那里不仅是一支军队与另一支军队的对抗，而是一个国家与另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与另一个民族的对抗。其间可能出现更多错综复杂的关系，因而战斗的行动方式必定增多，战斗的部署也更加多样，而且由于目的的层层从属的关系，最初的手段与最终的目的便逐渐背离。

在多种原因的作用下，消灭敌人军队，特别是消灭同我军对峙的那部分敌军，可能不是战斗的目的，而仅仅是其他目的的一种手段。在这样的情况下，问题已不再是消灭敌方军队了，因为战斗只是力量的考验，它本身并没有什么价值，考验的结果才有价值。

在双方力量悬殊的情况下，只要估量一下彼此力量的强弱即可。战斗并不会发生，因为较弱的一方会立即让步。

既然战斗的目的并不一定就是消灭敌人军队，有时也无需经过实际战斗，而只需通过对局势的评估就能实现，那么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有时候整场战役中活动非常频繁，而实际的战斗却没有起到明显的作用。

战史中无数的战例可以用来证实这一点。至于这种不流血的作战方式是否都取得了成效，以及它们因此而取得的声誉是否经得起检验，我们在此暂且不讨论，因为我们只想强调有这种过程存在可能性。

战争中唯一的手段就是战斗。但这种手段有着多种用法，我们可以根据不同的目的采取不同的用法，这样一来，我们的研究似乎看不见成效。但事实并非如此，在这个唯一的手段中，隐藏着一条贯穿于整个军事活动的线索，它可以把整个军事活动联系起来。

我们已经说明，消灭敌人的军队是战争的目的之一，但是我们未谈到它与其他目的相比到底有多重要。在特定情况下，消灭敌人军队的重要性随情形而变。若要从整个战争来看它有多大价值，还不能界定。现在我们就探讨一下这个问题。

战争中唯一有效的行动就是战斗。在战斗中，消灭敌军是达到目的的手段，就算没有发生实际的战斗也是如此。因为不管在什么情况下，只要发生战斗，敌人就会遭到摧毁。因此，消灭敌人力量是一切军事行动的基础，也是一切行动的基础，就如同拱门必须建在拱座上。所以说，一切军事行动都要基于这一的理念：若战斗真的发生，它必须对我方有利。战斗同一切军事行动的关系，就如用现金支付与期票交易一样，不管兑现的期限有多长，最后总要兑现。

既然战斗是一切行动和计划的基础，那么，敌方通过一次胜利便可以颠覆这一切。敌方不光可以通过一次对我方的计划有直接影响的战斗，也可以通过一次规模宏大的胜利来做到这一点。因为任何一次重要的战斗（ 指消灭了对方的军队 ），都会对以前的所有战斗产生影响。

显而易见，相较于其他手段，消灭敌方军队始终是一种最为有效的手段。

当然，以上的前提是其他一切条件均等。但是，如果因此认为，轻率的蛮干比巧妙的谋略更好，那就错了。轻率的蛮干只针对进攻而非防御，这不是我们想要阐述的。较大的战果和目标有关，而非方法，我们在此只是把达到不同目标所产生的不同战果加以比较而已。

此处我们必须强调一点，当我们谈及消灭敌方军队时，不应该局限于物质力量，而应该把摧毁敌人的精神力量考虑进去，因为它们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尤其是我们此前谈到的一次大的胜利的破坏性，不可避免地对其他行动产生影响，其中，精神因素最富传染性，会影响到其他部分。与别的手段相比，消灭敌方军队具有较大的价值，但也要求人们付出较大的代价，而且它本身也存在较大的危险。人们正是为了避免这种风险，才去采用别的手段。

在其他条件都相同的情况下，越是致力于消灭敌方的军队，我方付出的代价就越大。

这种手段的风险在于：当我方确定了较高的目标却遭受了失败，便将陷入十分不利的境地。

因此，采用其他方法，胜利的代价不会太大，失败的损失也比较小，但前提是交战双方同时采用这一方法，且双方的路线相同。如果敌方采用大规模战斗的方式进攻，我方就不得不违背意愿采用同样的方式反击。这时战斗的结果就至关重要了。显然，即使我方的所有条件都和敌方一样，我方所处的形势仍是不利的，因为我方的注意力和手段有一部分用于其他目标，而敌方却并非如此，他们集中了一切人力和物力在这一目标上。两个不同的目的，如果没有从属关系，它们就是互相排斥的。用来达到这一目的的力量，不可能同时用来达到另一个目的。因此，如果交战一方决定战斗，且他了解对方没有战斗的打算，而是在追求别的目的，那么，他获胜的可能性就比较大。相反，如果交战的一方，确定对方也不愿决一死战，那他追求其他的目的便是明智之举。

这里所说的注意力和手段的分散，是指用在除了消灭敌方军队以外的其他目的上，而非单纯的抵抗。单纯抵抗没有积极的打算，即我方的力量只能用来粉碎敌人的意图，而不能把力量分散到其他目标上。

下面我们要探讨一下消灭敌方军队的对立面，即如何保存我方的实力。保存我方军队和消灭敌方军队是两种相互影响、相辅相成的目标，是同一个意图在两个方面的表现。我们现在探讨的是，其中一个方面占主导地位时会有什么后果。毋庸置疑，消灭敌方军队有积极的目的，能产生积极的结果，其最终目标是要打垮敌人。而保存我方军队则有消极的目的，意在粉碎敌人的意图，相当于单纯抵抗，最终目标是延长军事行动的时间，以拖垮敌人。

由此可见，具有积极目的的企图引起摧毁性行动，具有消极目的的企图则坐等时机的到来。

战争中，我们可以等待到什么程度，将涉及进攻和防御等因素，我们将在专门研究这个问题时再作进一步的探讨。在此须指出，等待并不意味着绝对的忍受，在等待的过程中我方也可以把消灭敌方军队作为目标。若是认为消极意图就是寻求不流血而不是消灭敌方军队，那是不对的。诚然，当消极意图占居主导地位的时候，会促使我方采用不流血的策略。但是这种策略也不一定合适，因为这要取决于敌方的条件。所以，这种不流血的策略绝不是保存我方军队的必然手段。如果这种策略和当时的情况相背离，那将适得其反，甚至使我方军队遭到覆灭，很多统帅就是因为犯了这样的错误而身败名裂。当消极企图占主导时，它的作用只有一个，那就是推迟决战的时间，使人们等待决战性的时刻。但是，如果最后的时刻来临，再推迟下去将导致不利形势，这种消极的策略就丧失了优越性。于是，消灭敌方军队这个被抑制而暂居次位的意图便会重新占据重要位置。

综上所述，要在战争中达到目标，即实现政治目的，方法有多种，但手段是唯一的，即战斗。任何行动都要服从于用武器解决问题这个最高法则。如果敌方决心战斗，我方就不能拒绝。因此，只有当我方确信对方不想战斗，或者确信对方将会失败时，我方才可以采用其他策略。总而言之，消灭敌方军队永远是战争的最高目标。

至于其他策略在战争中会产生什么效果，我们只能在后面的研究中一一剖析。在此，我们只能暂且承认，其他策略是可能的，毕竟现实和理论之间有所差别，具体情况也各不相同。但必须指出，通过流血方式解决危机，即消灭敌人军队这一目的始终是战争的“长子”。只有在政治目的不大、动机不强、局势不紧张的情况下，慎重的统帅才有可能采取巧妙的途径来避免大规模的流血冲突，并利用敌人的弱点达到媾和的目的。如果他对获胜把握十足，我们便无可指责。但他仍须时刻记住，他选择的并非光明的坦途，他和他的军队随时都有可能遭到突袭。他要随时警惕敌人，以防当敌人举剑袭来时，自己却只能用装饰性的佩剑去抵抗。

我们对战争的定义、目的、手段等如何在战争中发挥作用，以及战争是如何在现实中偏离它原来的概念而发生变化的等问题，都进行了总结性的阐释。我们必须牢记这些结论，因为它会贯穿我们以后研究的每一个课题。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正确地理解这些论题的真正关系和特殊意义，避免理论与现实自相矛盾。 d9txpO6hyVhOkJbkZG/yNDlXQZDdieepwV4vsHjEsP/7zUS4HvsgTI1E1EBlee6m

无论哪个专业领域，只要是必须靠技能去完成和钻研的，就要求在智力和禀赋方面高于常人。如果你天赋极高又成绩斐然，则可被人称作“天才”。

众所周知，“天才”的含义十分广泛，很难给它下一个准确的定义。然而，我们既不是哲学家也不是语言学家，不妨把它通俗地理解为，在某个领域中具有杰出的能力和智慧的人。

为了让大家对“天才”的概念有更深刻的理解，我们先来谈谈智力和禀赋的作用和价值。但我们不能只谈那些天资最高级而被称为天才的人，因为我们还没有明确这一定义。我们重点研究的是，这种智力和禀赋在军事活动中的各种综合表现，二者集中起来，便构成了军事天才的精华。我们之所以强调集中，是因为军事天才不仅拥有与军事活动相关的某一种力量，如勇气，他还拥有智力和感情等其他力量，这些力量在战争中都发挥着不容忽视的作用。军事天才是具备各种天赋和特长的结合体，任何一种力量都可能起主要作用，并且绝对不会起阻碍作用。

如果每个军人都具备某方面的军事天才，那么军队的人数就会大大减少。因为军事天才有特殊的智力和精神，所以在一个要求多方面发展和培养精神力量的民族中，可谓凤毛麟角。但如果这个民族的活动种类少之又少，军事活动就会占主要地位，这时候就会出现较多的军事天才。然而这种现象只是数量上的，并不能说明天才能力的高低，因为军事天才的水平还取决于一个民族智力发展的总水平。对于这一点，我们只要考察一下野蛮民族就能得出结论。相较文明民族，野蛮民族的尚武精神更为普遍，几乎每个参战的人都崇尚武力。而在文明民族中，绝大部分人的内心都抵触战争，从军只是迫不得已。实际上，野蛮民族中很少出现真正伟大的统帅或者军事天才，因为他们的智力水平还没有发展到某一高度。当然，文明民族中也存在好战者，如果刻意培养这种性格，具备尚武精神的人就会越来越多。当普遍的尚武精神和高度的文明融合在一起，就会出现更多天才的军人，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罗马人和法国人。在所有以战争闻名的民族中，伟大人物都出现在文明高度发达时期。

由此可见，智力对军事天才的水平起着重要的作用。下面我们就来深入地探讨这一点。

战争是充满危险的活动，因此，勇气是军人首要的品质。

勇气分为两种：一种是敢于冒险；另一种是面对外在或内心压力时敢于承担。这里我们只谈第一种。

敢于冒险的勇气又可分为两种：其一，对危险毫不在乎，不管是缘于个性，还是无惧死亡，抑或习惯使然，它都可以被看作一种长期具备的禀性。

其二，由某种积极的动机，如爱国心、荣誉感或其他感情激发而产生的勇气。它并非常态，而是一种感觉，一种情绪。

显然，这两种勇气的作用是不同的。第一种勇气是人的天性，是稳定固有的；第二种勇气则具有更多的激励作用。比如，顽强属于前者，大胆则属于后者。第一种勇气能使理智发挥更好的作用，第二种勇气既可以增强人的理智，也能让人丧失理智。只有将二者结合起来，才是最佳勇气。

战争是充满疲累的活动，会摧毁我们，除非我们视死如归。因此，我们必须具备足够的体力和精神力量，无论是天生还是后天训练而成。具备了这种素质，再加上健全智力的引导，我们才能应对战争。这些素质在野蛮民族或半开化的民族中十分常见。如果仔细研究一下战争对参战者的各种要求，就会发现，智力的要求永远是最主要的。战争充满了不确定和偶然性，采取军事行动的依据有四分之三都藏在不确定的迷雾中。这就需要我们首先具备高水平的智商，以便准确而快速地辨别真相。

平庸的智力有时也能辨明真相，强大的勇气亦能弥补失误。但是在大多数情况下，战绩平平往往暴露出智力的不足。

战争是充满偶然性的活动。没有任何其他人类活动，能比战争更依赖于运气。在战争中，运气总是反反复复，它会增加各方面的不确定性，为事件的进展带来诸多干扰和变数。

战争中，由于情报和预料都不确定，再加上运气变幻莫测，将领在战争过程中不停地发现情况与预料的不一样，原来的计划势必受到影响。如果这种影响大到必须改变原有的计划，那么就得重新制订新的计划。但是，战场的时间如此紧迫，根本不能及时获得新情报，而战场的局势又要求我们必须临机决断，因此根本来不及仔细考量。更常见的情形是，即使我们的某些想法或战场情况发生了变化，但又不至于完全取消原定的计划，只是让我们对它产生疑虑；即使我们对情况了解得更多，但不确定性却并不会减少，反而会增加。因为我们了解情况不是一次性的行为，所以我们的决定将不断地受到新情况的冲击，我们的精神也不得不时刻处于一种戒备的状态。

要想从容应对各种意外情况，我们必须具备两种特质：一是能冲破无边黑暗，通过内心的微光找寻真理的智力；二是有敢于追随这种微光的勇气。前者在法语中叫作“慧眼”，后者被称为“果敢”。

战斗是战争中最引人关注的行动，而空间和时间则是战斗中重要的因素，骑兵战要求速战速决更体现了这一点。因此，首先得对时间和空间进行正确的评估，并因此得到“慧眼”这个与眼相关的词语。军事学家们最初使用这个名词时都采用的是它的狭义。然而很快，军事行动中的所有的正确决定都用这个词来表达，比如准确识别出攻击点，等等。因此，慧眼不仅指视力，还包括洞察力。虽然这个词经常用在战术上，但是它在战略上的作用同样不容小觑。如果撇开这一概念中的比喻义和狭义，那么它指的只是一种迅速辨明真相的能力——这种真相普通人难以辨别，或需要经过长时间的观察和思考才能做到。

果敢是勇气的一种具体表现。当它成为一种性格特征时，又是一种精神习性。这里说的勇气，不是敢于冒生命危险的胆量，而是敢于承担的勇气，即敢于面对精神危险的勇气。这种勇气源于智慧，被称为“智勇”，但它不是智力而是情感的表现。智慧不代表勇气，生活中常见一些聪明但并不果敢的人。所以智力倚赖于勇气的支持，在危急时刻，情感往往比思想更能影响人们的行动。

在动机不足的情况下，果敢可以消除疑虑带来的苦恼以及迟疑造成的危险。如果不那么严谨地说，单纯的冒险倾向、大胆、无畏、蛮干等，也可以称之为果敢；但如果是在动机（ 不管是主观的还是客观的，恰当的还是不恰当的 ）充分的情况下，我们就不能再妄下断语了，否则那就是一种臆断，认为他是出于疑虑，而事实上并不是。

这里讨论的只是动机的强弱问题，我们还没有迂腐到因为语言习惯的差别而争论不休，在此只是为了避免一些无理的非议罢了。

果敢，它能消除疑虑，且只能由理智唤起，即由这种具有特殊性质的智能唤起。然而较高的理解力和必要的感情的简单结合，还不足以产生果敢。有些人虽然有洞察复杂事物的能力，也具备承担责任的勇气，但无法在某些复杂的形势下当机立断。他们的勇气和智力并没有结合生成果敢。只有具备理智这种特质，被理智告知需要大胆，才会产生果敢。这种特殊的智力排斥摇摆不定、犹豫不决，压制所有其他的恐惧，成为使强者能够果敢的力量。因此，智力不足的人不可能具备果敢的特质。他们也许也能在困难的形势下毫不犹豫地快速行动，但这种行动是没有经过深思熟虑的，不存在什么疑虑。虽然这样的行动偶尔也能成功，但是正如前文所说，军事天才是一种平均的结果，而不是偶然的结果。有人提出，许多骠骑兵军官都不善于深思熟虑。关于这一点，有必要强调的是：我们谈的是特殊智能，而非思考能力。

因此，我们相信，果断源于特殊的智力，具有这样的智力活动的人，与其说是有才能的人，不如说是意志坚强的人。我们还能举出更多的事实来证明果敢的由来，比如，有些人在处于低级职位时常常表现得果敢，可一旦到了高级职位，却不如从前。虽然他们也想当机立断，可是他们心里明白失误会导致怎样的后果，且又不熟悉所面临的新情况、新事物。因此，这个时候他们的智力就会“暂停”，他们越清楚后果的严重性，就越犹豫不决，畏缩不前。

讨论过慧眼和果敢，自然得谈到一个与之类似的概念——机智。这是一种能够出色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在充满意外事件的战争活动中，机智的作用无可比拟。人们欣赏机智，因为它不仅能应对突发的质疑，还能有效地化解突发的危险。我们并不要求这种应对质疑和化解危险的方法不同寻常，只要求它是合理的。如果它是深思熟虑的结果，那么它看起来并不奇特，也不会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但它若是在危急时刻产生的，就会令人钦佩有加。“机智”一词非常贴切地体现了智力是一种及时而迅速地提出解决办法的能力。

这种可贵的素质是主要缘于一个人的智力水平，还是缘于他出色的情绪控制力，就要视事件的性质而定了，但是两者缺一不可。机敏地应对突发的质疑是智慧的彰显，而化解突发危险则是冷静的体现。

构成战争氛围的四个要素分别是：危险、劳累、不确定性和偶然性。要想在这充满了困难和危险的境况下顺利前行，需要拥有强大的智力力量和性格魅力。我们发现，战争的讲述者通常把这些力量称为干劲、坚强、顽强和坚定等。这些充满了英雄气概的行为，都是同一种意志力在不同情况下的不同表现。不管这些表现多么类似，但它们毕竟不是一回事，因此，我们有必要对这些相互作用的精神力量进入深层次的探讨。

首先，我们必须指出，将领所承受的精神压力或负担，绝大部分并非来自敌人的抵抗或行动。敌人的活动，对将领能造成的直接影响只是他的个人安危，并不能影响到他作为一个将领的能力。比如敌人的抵抗时间由两个小时延长至四个小时，那么将领面临危险的时间也随之增长了一倍。不过，将领的职位越高，这种危险就越小。而对于总司令来说，这种危险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其次，敌人的抵抗对将领有直接的影响，因为敌人长时间的抵抗消耗了我方军队的力量，而将领对此负有责任，因而使他产生担忧和焦虑，从另一方面来说，这也能考验和激发将领的意志力。不过，在他所要承受的负担中，这并不是最沉重的，因为，他只需要对他自己负责。一旦敌人的抵抗起了作用，必将对他的部下产生影响，这种影响就会通过其部下反作用到他的身上。

如果部下能够英勇顽强、斗志满满地投入到战斗中，则将领不需要太大的意志力。但一旦他们遭到困难，事情就不会那么顺利了，阻力也随之出现。此时便需要将领发挥强大的意志力去克服这种阻力。这种阻力并非不服从或抗命，而是指整个军队的士气低靡、体力难继，以及面对流血牺牲而引发的痛苦情绪。将领首先要控制住自己的情绪，然后要想办法把支撑自己的思想、情感、希望都传递给他的部下。否则，当部下的体力和精神意志衰退到无法靠自身意志支撑下去时，将领就得独自扭转整个军队的颓势。他必须把自己内心的希望之火传递到部下，这样才能继续统率他的部队。反之，一旦他自己的勇气不能再感染和鼓舞他人，那么，他就会受他们的影响而撤退甚至临阵脱逃，以及不知羞耻地投降的境地。将领如果想取得成功，就必须用自己的勇气和坚强去克服压力，这种压力随着他所统率的部队人数的增加而增大，因此，他要承受的压力，以及他所应具备的意志力，是同他的职位成正比的。

干劲表示的是某种行为动机的大小。这种动机可能源自理智的信念，也可能源自感情的冲动。没有感情的冲动，人们是很难发挥巨大力量的。

不可否认，在一场战斗中，荣誉心是人们心中最高尚的品质和感情。这种感情在德语中被称作“沽名钓誉”，这实在有失偏颇。但是，这种感情如果在战争中被毫无节制地滥用，必然导致人类遭受深恶痛疾的暴行。但就这种感情本身而言，它不失为人类最高尚的感情之一，它为军队带来活力。不管士兵是否具有爱国心、理想、复仇心等感情，不管它们看起来多么崇高，荣誉心对于士兵来说，都始终不可或缺。其他感情虽然也能鼓舞士气，却不能增强将领的雄心。如果将领想要在自己的军事事业上取得更高的成就，这种雄心是必备的素质。除此，没有任何感情能激发将领对每一次军事行动的热情，就像对待私有财产般关切。他们会想尽一切办法利用好这份“田地”，努力耕耘、细心播种，期待好收成。正是这种从上到下的各级将领的努力和进取心，才能使军队斗志高昂，无往不胜。至于统帅，试问古往今来是否有一位毫无雄心的统帅？确实，那是难以想象的。

坚强指的是面对猛烈打击所表现出的抵抗力，顽强则是面对持续打击所表现出的抵抗力。

虽然两者常常被当作同义词来使用，但它们还是存在着本质上的区别。坚强仅仅源自情感的力量，顽强则更多的来自智力的支持。军事行动的时间越长，坚韧就越是必不可少，这便构成了顽强的力量之源。

现在得把话题转移到精神力量或性格力量上。首先要问的是，这两个词为何意？

显然，这里不是指感情猛烈，或性情暴躁，这是扭曲词义。这里指的是在感情激动或高度紧张的情况下，也能保持理智。这种能力仅仅是从智力中产生吗？我们并不认同。当然，我们也不能就此总结出相反的结论。虽然大量事实表明，有些人智力过人却无法自制，但至少可以说明，这种人所需的是一种强有力的自我控制能力，即我们所说的自控力，它是一种使人保持理智和镇定的能力。这种自控力是一种感情力量，是内心最深处的要求，即时刻保持理智和判断力，其砝码是人的自尊心和自豪感。总而言之，精神力量是指一种在最激动的时候也能保持理智和镇定的感情。

如果从情感反应上来区分人，有以下几种：

第一种是不太敏感的人，我们称之为感情迟钝或感情淡漠的人。

第二种是非常活跃的人，但他们能控制自己的感情而避免冲动，这种人敏感而冷静。

第三种是容易情绪激动的人，他们的感情就像火药燃烧一样，发展迅速但不持久。

第四种是不会为小事而动的人，他们比较慢热，感情的体现需要发酵，这种感情更有力且更持久，是一种感情强烈却深藏不露的人。

这些感情差异可能与人体中各种生理力量有关，也就是说，来源于神经系统中具有双重性的组织，即与物质方面和精神方面有联系。在这个神秘的领域里，单凭我们有限的哲学知识是探究不出什么结果的。但是我们必须要知道，这些心理特征是如何影响军事活动方式的，并找出形成强悍性格的途径。

感情淡漠的人总是保持镇静，但不同于刚强，因为他们根本没有任何激情。但是因其镇定，他们在战争中也能发挥一定的作用，因为他们常常没有积极的动机，也就不会积极行动，所以不容易失误。

极度敏感者在小事面前行动积极，但在大事面前容易意志消沉。他们在个人遇难时会积极帮助，但当整个民族遭受不幸时，他们就会变得优柔寡断，不知所措。这种人在战争中不乏干劲，也能保持镇静，但难以取得重大成就，因为他们缺乏一种非凡智力。

容易情绪激动的人通常连生活中的琐事都处理不好，在战争中就更难成事。他们虽然有冲劲，但大多持续不了多久。但是，如果他们的感情集勇气、荣誉心和干劲于一身，同时他们在军队中担任较低级的职务时，这种感情就会成为一种优点。因为低职务的军官所指挥的军事行动的时间比较短。只要他们勇敢大胆，斗志激昂，一次冲锋，一阵厮杀，不过是几分钟的事情，但一次激烈的战斗也许要持续一天，一场战役则可能持续一整年。由于情绪变化无常，这种人很难在持续的战斗中保持镇定，有时甚至会彻底失去理智。这对于指挥作战来说，是最糟糕的事情。但这并不意味着，这种人决不可能在情绪激动的时候保持镇静，因为他们也会有刚强的一面。要知道，他们同样具有自尊心啊！他们通常只是因为没有办法控制自己的情绪，来不及表现刚强，所以事后往往会懊恼。如果能够有意识地锻炼自己的自制力，学会有效控制自己的情绪，那么他们也能发挥强大的性格力量。

最后，我们来谈谈情感强烈却较为深沉的人。与前一种人相比，他们就像火焰相比于火苗。他们最能唤起巨大的力量，用来解除战争中的障碍。他们的情感活动就像巨型物体的运动一样，缓慢却有力，势不可挡。这种人虽然不会轻易被情感控制，但也有失去自制力，被盲目的激情所控制的时候。这种情况在野蛮民族的伟大人物身上很常见，因其智力发展有限，所以激情总是容易占主导。然而，这种现象也可能出现在文明民族最有教养的阶层中：他们被激情控制，就像在中世纪，那些受到贵族们的惩罚，被拴在鹿身上的偷猎者，往往身不由己。

综上所述，精神力量强大的人，不仅在于他们的感情强烈，而且在于情绪激动时能够保持冷静。他们虽然激情猛烈，却能坚持原则和判断力，就像暴风雨中的航船上的罗盘，始终能够理智而准确地指引方向。

如果一个人能坚持自己的信念，不管这种信念来自于自身还是他人的见解；不管这些信念代表原则、态度、领悟或任何其他精神力量，我们就说这个人有性格。如果一个人的见解经常变动，那么其坚定性就值得怀疑了。见解的不断变化不完全是外界的影响，也可能是自身智力的反映，这也说明智力本身具有不稳定性。如果一个人频繁地改变自己的见解，就算是他思考的结果，也不能说他是一个有性格的人。只有信念坚定的人才能称之为有性格的人。而信念的稳定，有可能是因为经过了深思熟虑，难以改变；有可能是懒于思考，懒于改变；抑或是因为他们有理智主导，所以意志明确，拒绝改变。

战争中，大量逼真的印象，以及对得到的信息情报等的怀疑，使得人们容易失去自信和对他人的信心。因此，战争中的人们，很容易偏离既定的行动方针。

战争中出现的危险和痛苦很容易让人失去理智，而要在一团迷雾中作出明确的判断和决定，绝非易事，因此，即使人们改变主意也是可以原谅的事。战争中，绝大部分的判断都是凭借直觉，出现的分歧比任何其他场合更多且更尖锐，并且相悖的信念也会随时产生。就算智力最迟钝、最不敏感的人，也无法逃脱新的观点的冲击，因为它过于强烈且不断对感情产生影响。

那些指导行动的一般原则和见解，必须是明确而深刻的认识的产物，并从当前的具体情况中得出。困难在于，如何坚守这些见解和原则，使其不受当前不断变化的情况的影响。具体情况和普遍原则之间存在很大的差距，且难以始终通过一些推断来逾越。这时，一定的信心和适度的怀疑都是不可缺少的。在这里，一个可以支配思想的推导原则也是大有益处的。这个原则本身不重要，只要它能够使犹豫不决的人们坚守最初的见解和原则——除非有了一个更明确的信念。我们必须坚信，经过考验的原则往往才是可靠的，那些偶然而短暂的现象，绝大部分是不太可靠的。如果我们能在犹豫中坚守这些信念，那么我们的行动便取得了可称为“性格力”的坚定性和一贯性。

镇静对坚定的作用不言而喻，所以刚强的人通常也是有性格的人。

性格力往往容易蜕变为顽固。在现实中，我们似乎很难界定二者的区别，但要在概念上做到这一点并不难。

顽固并非一种智力缺陷，它出于我们不愿承认自己所犯的错误。这不能归于智力，因为智力支持判断力。因此，顽固是一种性情方面的缺陷。它源于一种特殊类型的自私自大。这种人，最大的乐趣就是抬高自己的智力，意图使他人仰慕。也可把它说成虚荣心，但它比之更甚，虚荣心满足于表面，顽固则要求实际的认可。

因此，如果一个人拒绝不同的见解不是出于有更好的见解，也不是出于信奉更高的原则，而是出于一种本能的抵触，那么，坚定就成了顽固。虽然这个定义并无多少实用价值，但它能防止人们把顽固当做刚强的极端方式。二者存在本质区别。我们也发现，顽固的人出于愚钝等，其性格中已没有刚强的成分。

在确定了杰出的将领在战争中应具备的感情和智力方面的素质后，我们必须探讨军事活动的另一个特性——无关感情，仅涉及智力，即战争同地形的关系。

首先，这种关系长期存在，一支正规的军队不可能不在一定的空间作战；其次，这种关系至关重要，因为它影响所有部队的作战；最后，这种关系既能影响局部地区最细微的地貌，又可支配最广阔的空间。

由此可见，战争与地形的关系，使得军事活动具有明显的特点。不仅如此，很多其他人类活动也与地形关系密切，如园艺、农业、建筑、水利工程、矿业、狩猎和林业等，这些行业的活动都在较为狭小的空间进行，因此人们很容易了解全貌，掌握全局。但战争却不同，将领在作战时，难以全面地了解所在的空间地形。因为战争的空间是变动的。虽然这种困难在交战双方都存在，但是，第一，正因为困难是双方共同的，一旦有一方有能力克服它，就会占得先机；第二，困难均衡的情况很少见，在实战中，防御的一方总是更熟悉交战的地形。

这个问题需要人用特殊的天赋来解决它，人们赋予这种能力的名称太过狭窄——方向感。它指的是一种对任何地形都能迅速地构建出几何图像并判断方位的能力。显然，这也是一种非凡的想象力。这种能力需要智力的帮助，智力可以弥补眼力的不足，把眼力所见的某些片段拼凑起来，并使其在脑中形成一幅完整而持久保存的地图。一位天才诗人或画家，一定对他的缪斯女神也能支配这些活动大为震惊——在他看来，若说一名年轻的猎场看守人也需要这样一种想象力来把工作干得完美，是十分荒诞的。若是如此，我们承认，这里所说的想象力只是运用到了一个很狭窄的领域，行使它最低级的职能。尽管如此，想象力还是发挥了它的作用。因为没有想象力就不可能把那些分散的片段拼凑成一个整体。当然，记忆力在这个过程中也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但是记忆力是作为一种独立的精神力量，还是恰恰就包括在想象力之中呢？对此我们不能作出确切的结论，因为我们很难想象记忆力和想象力各自为主的情形。

可以肯定的是，有实践经验和接受过训练的头脑在这方面作用巨大。卢森堡将军的著名军需总监皮塞居尔说，起初他对自己的方向感毫无自信，因为他发现，每当他去远处取口令时，都会迷路。

当然，职位越高，运用这种才能的范围就越广。比如，一个骠骑兵或侦察兵在执行任务时就必须擅长认路，但他只需具备简单的判断力和想象力即可。而军队的统帅就必须对全省或全国的地理概况了如指掌，包括道路、山脉、河流等的特点都要了然于胸，不过这并不代表他就不需要具备判断局部地区地形的能力。虽然他可以通过情报、地图和书籍等资料了解情况，细节方面也可以询问参谋人员；但不可否认的是，如果他能够迅速而准确地判断地形，就能在整个行动中自己做决定而不依赖别人的力量。

如果说地形判断力来自想象力的作用，那么这也是想象力对于军事活动的唯一贡献。除此之外，想象力在军事行动中的作用弊大于利。

至此，我们探讨了军事行动所要求的各种智力和情感力量的素质和表现。显然，智力在军事活动中的作用最为重要。军事行动看似简单，但如果离开了出色的智力，就很难取得卓越的成就。

因此，若对敌人阵地进行了若干次的侧翼包抄，便是智力缺乏的表现。

不可否认，人们总是喜欢把朴实能干的军人同那些善于思虑的学者，以及有创造力、有理想以及有教养且才华横溢的知识分子对立起来。这种观点虽然无可厚非，但并不代表军人就只有勇气，而不需具备非凡的智力和才能。我们要指出的是，军官随着级别的提升，直至取得超出其能力范围的职位时，他们的实战能力就会逐渐减退，这种情况屡见不鲜。另外，我们所说的卓越成就是一个人在他的职位上所获得的声誉。因此，在战争中，每一级将领都必须具备与职位相应的智力，这是其获得相应的声誉的先决条件。

统帅，即指挥整场战斗或整个战区的司令官，他与其下一级将领存在很大的差别。后者受到更多的领导和监督，其智力的发挥受到一定的限制。因此很多人认为，只有最高职位的统帅才具备非凡的智力，而下级将领只需智力平平。我们确实可以看到军队中一些年长而职位仅次于统帅的将领，由于常年从事单一活动，其智力就显得降低，甚至变得迟钝。因此，人们一边钦佩他们的勇敢，一边又暗自嘲笑他们头脑简单。我们并不是要为这些勇敢者挽回声誉，这么做毫无意义，更不会让他们产生幸福感。我们只想说明，在战争中，若只靠勇气而没有智谋，不太可能取得卓越的成就。

即使是职位最低的将领，要想有所成就，也必须具备非凡的智力，而且这种智力必须随着职位的升高而提高。基于此，我们发现了那些仅次于最高统帅且享有声誉的将领的不同之处。虽然他们与那些知识渊博的学者、精明能干的企业家以及能言善辩的政治家相比，头脑似乎简单一些；但我们不能因此抹杀他们由非凡的智力活动而获得的卓越成就。当然，有些人的声誉是在较低职位时获得并带来的，在其现在的职位上并无多少成就，因此是名不符实的。但是，如果他们在提升后很少被任用，这种智力的缺陷就不会被暴露出来，人们也很难判断他们到底应该享有什么样的声誉。因为有了这种人的存在，人们往往忽略了那些在低职位上可能成绩卓越的人。

因此，只要具备一定的智力和天赋，就有可能在战争中取得非凡的成就，这无关职位高低。然而历史往往只把天才的称号加持在最高统帅身上，因为这个职位对精神力量和智力的要求最高。

要在整个战争的大型军事活动中取得辉煌的战绩，统帅必须对国家关系有全面的了解，在这里，军事和政治合二为一，统帅同时又是政治家。

卡尔十二世之所以未被视为“天才”，是因为他虽有军事才能，却缺乏高远的见解和智力。亨利四世没能获得“天才”的称号，是因为他尚未来得及以军事成就来影响改变国家关系就与世长辞了，而他的高尚情操和骑士精神在这个高级的领域发挥不了太大的作用。

统帅必须掌握和决断一切，这一点我们已经在第一章中谈到。统帅若要同时兼好统帅和政治家之职，一方面必须对一切政治关系了如指掌，一方面要确切知道利用自己所掌握的手段能带来怎样的效果。

这些关系错综复杂，没有明显的界限，涉及的因素也很多。并且，这些因素大部分只能按盖然性的规律来估计。因此，统帅如果不具备睿智而敏捷的洞察力，就无法准确而迅速地作出决断。正如拿破仑所说，需要统帅作的决断就好比需要牛顿和欧拉解决的数学难题。

综合力和判断力是构成高智力的两个要素，二者结合会产生惊人的洞察力。此种洞察力使人能够迅速辨清成百上千个模糊的概念，这是一个智力平庸的人即使绞尽脑汁也很难做到的。然而，即使一个人具备这种高智力（ 天才的眼力 ），但他若没有我们前文所讲的情感和性格特征，是很难名留史册的。

真理所产生的动力是微小的，因此，认识和意愿、知识和能力之间存在着很大的距离。情感是行动的最大动力，情感和智力共同的产物，即干劲、刚强、顽强以及坚定，则是行动的最大支持。

如果一个统帅没有在战争中发挥他全部的智力和性格力，而是仅凭借人们的信心，那么他也同样难以获得历史的认同。

人们了解到的战争过程，其实只是战争的简化版，往往根本不能了解其中各种复杂的困难。只有在一些统帅或其部下的战争回忆录或历史专著中，我们才能了解到较为全面的信息。然而，军人在重大行动前的思考和内心活动，大都因涉及政治上的利害关系而被隐瞒，被当成大楼建成后就要拆除的脚手架。

最后，我不想再冒险对高级精神力量下一个更严密的定义，那就按固有的语言习惯来表述智力的差别吧！若问军事天才应该具备什么样的素质、经验，观察将告诉我们：军事天才应富有探索性的智力而非创造性的智力；应擅长使用综合性的方法而非专门化的方法；应具备冷静的头脑而非神经质的头脑。在战争中，我们愿意把人民的生命以及祖国的荣誉和安全托付给这样的人。 MlTgELW+H6pdQ89tZB/zV8If7V6Sg8G45PdfRiR9ryhuwmYNAZhq6nBnz33j4Lh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