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导言

我准备先谈战争的各个要素，再谈它的组成部分或环节，进而剖析它的内在结构中的整体，即从简单到复杂地推进。但是战争相较于别的话题，更需要着眼于整体的性质，因为它不同于别处，必须将部分与整体结合起来考虑。

二、定义

我不想一开始就给战争下一个学究式的繁复定义，只想直接抓住战争的要义，即对决来谈。战争无非就是一场扩大化的对决。如果我们想要把构成战争的无数个对决当作一个统一体来考虑，不妨想象一下两个人决斗的情形：决斗的双方都力图使用暴力来迫使对方屈从于自己，其直接目的是打倒对方，使对方不能再作任何抵抗。

因此，战争是一种迫使敌人屈从于我方意志的暴力行为。

暴力，必须借助科学和技术的成果武装自己，以此对抗暴力。一直以来，对于暴力的限制，比如来自国际法惯例的限制，都是自愿承担、微乎其微的，并不能削弱暴力的力量。暴力，即物质强力 （因为在国家和法律范围之外，根本就没有精神暴力） 是手段，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敌人是其目标。为了达到这一目标，必须使敌人失去反抗能力，从理论上讲，这就是战争的真正目的。这个目的替代了上述目标，将其排除在战争本身的构成之外。

三、暴力的极端使用

仁慈者可能会想，也许有什么办法可以在不造成大量伤亡的前提下打垮敌人，解除对方的武装，甚至认为这是军事艺术的发展趋势。这种想法看似美好，却是必须指出的谬误。因为对于战争这样一项危险的事业来说，出自仁慈的错误是最糟糕的。极尽暴力手段和运用智力毫不冲突。如果一方在另一方不使用暴力的情况下，肆无忌惮、不惜代价地使用暴力，他必然取得优势——并最终迫使对方也用尽暴力手段来还击。由此，战争的双方便走向暴力极端。除去人们内心对暴力的抵抗，这种极端的趋势便不再受任何限制。

我们必须这样来看待战争。出于对暴力残酷的抵触，而无视战争的本质是徒劳的，甚至是错误的。

如果说比起野蛮民族的战争，文明民族的战争没有那么残酷和具有毁灭性，那也是交战双方的社会形态和国家关系所决定的。虽然战争是在社会形态和国家关系中产生，并受其制约或因其而缓和。但是，上述因素，是在战争开始之前就已经存在的客观事实，它们并不属于战争本身。因此，如果把缓和因素归属于战争哲学无疑是荒谬的。

人类战争原本就是由两种不同的元素构成，即敌对情感和敌对意图。我们之所以把后者作为我们定义的标志，是因为它更具普遍性。没有敌对意图，就不会产生最原始的近乎本能的仇恨感。但许多敌对意图根本不带敌对感情，至少不带强烈的敌对感情。野蛮民族受感情驱使，文明民族被理智支配。然而，这种区别并非野蛮和文明本身造成，而是由这个民族当时的社会状况和制度等要素决定的。这种区别存在于大部分的军事案例，而非所有的军事案例中。总之，就算是最文明的民族之间，也可能激起最强烈的仇恨。

由此看来，如果把文明民族的战争看成是政府作出的理智抉择，并认为战争将逐渐摆脱激情，直至最后不再需要使用军队的武装暴力，而只需拿双方的兵力相比较即可，那么，战争将是一种靠代数演算的军事活动。

眼看战争的理论开始倾向于这个方向发展，但最近的几场战争改变了这一倾向。战争既然是一种暴力形式，就必然掺杂感情因素。虽然战争不会因感情而起，但它会受到感情的影响。而它受影响的程度，并非取决于文明的程度，而是取决于敌对利益的重要性和持续性。

如果文明民族不滥杀战俘，不摧毁城市村庄，那是因为他们的战略往往更加理智，并已掌握使用暴力的有效途径，这自然比野蛮的本能更有效。

从火药的发明和火枪的进化充分说明，战争概念中，消灭敌人这一固有趋向，并不会随着文明程度的提高而改变或消失。

在此，我必须重申下面的论点：战争是一种暴力行为，暴力的使用是没有限度的。暴力作用于交战双方，相互影响，最终必然走向极端。这是我们遇到的第一种相互作用和第一种极端。

四、战争的目的——使敌人失去反抗力

前面我们已经提到，战争的目的就是使敌人失去反抗力。现在应当指出，至少在理论上必须如此。

要让敌人服从我们的意志，就必须将其置于一种糟糕的处境中，这种糟糕的程度要更甚于我们想要他们所作出的牺牲。而且，至少从表面上看，这种糟糕的境况并非暂时的，否则敌人只会等待时机而不会真正地屈从。因此，所有军事行动的延续，都是为了使敌人的处境更加糟糕——至少在理论上必须如此。对于交战一方来说，最坏的境况就是完全失去反抗力。所以，要使敌人真正服从我们的意志，就必须使他们完全失去抵抗力，或者将他们置于一种将无力抵抗的处境中。由此可知，战争的目的从来只有两个：解除敌人武装或打垮敌人。

战争是两股活的力量冲突的结果，而不是一股活的力量对一死物的行为。倘若一方能绝对忍受，战争就不可能发生。因此，我们上面所提到的战争的真正目的，即让对方失去反抗能力，是交战双方都必须考虑的，这又是一种相互作用。在打垮敌人之前，我方始终担忧自己被敌人打垮。因此，我们不再是自己的主宰，而不得不像敌人那样行动，就像敌人不得不闻风而动一样。这是第二种相互作用，它直接引发第二种极端。

五、最大限度地使用力量

要想打败敌人，就必须估量敌人的抵抗力，从而决定投入多少力量，总之，必须使双方的抵抗力相称。敌人的抵抗力受两个不可分割的因素的影响，即可以使用的全部手段与意志力。

可用手段的多少可以确定，因为它有数量作为根据（ 虽然不尽如此 ）。但是意志力的强弱却很难确定，只能根据战争动机来推断。倘若我们能就此衡量出敌人的抵抗力，便可切实地制订相应的作战计划，合理地调度部队。但敌人也会这样做，于是又激发了新的竞争。从纯理论出发，这必然又将把敌对双方推向极端。这就是我们遇到的第三种相互作用和第三种极端。

六、现实给予的修正

在抽象思维领域，好刨根究底的大脑不达到极端是绝对不会停止思考的。这跟思考的定势有关，它想象的是一种极端场面：一场无拘无束的暴力冲突，它只遵循自身的内在规律，而不受任何其他规律影响的力量冲突。如果要在纯概念中，给战争的目的以及使用手段列出种种规定，那么交战双方就会在上述三种稳定的相互作用中陷入极端。在逻辑概念上吹毛求疵，如同被一根看不见的细线牵引着，陷入一场概念游戏中去。如果我们一定要坚持这种绝对性，不顾现实的各种困难，非要遵循严谨的逻辑思维，认为时刻都必须准备着应对各种极端，且每一次都必须最大限度地使用力量，那么这种方法无非是纸上谈兵，对现实世界毫无用处。

就算我们最大限度可使用的力量是一个易于求得的绝对值，我们仍须承认，人的感情是难以被这种逻辑空想所控制的，否则将在某些方面消耗甚至浪费力量，且与治国政策的其他方面相冲突。另外，要求人们具有一种同既定政治目的不对等的意志力，也是不可能实现的，因为人的意志力从来不是被逻辑思考激发出来的。

再从概念世界回到现实中，一切又大同了。在概念世界里，我们把一切想象得很乐观，认为交战双方不仅都在力求大获全胜，而且也都获得全胜。然而，实战中真能如此吗？

是的，能够如此。但必须有以下几个前提：

（1）战争是一个孤立的事件，是突然发生的，它和之前的国际事件没有关联。

（2）战争只包括一次对决或一系列同时进行的对决。

（3）战争的解决是完美无缺的，不受任何战后政治形势的评估的影响。

七、战争不是孤立的冲突

关于上述第一点，我们应该牢记，对于在敌对状态下的任何一方来说，对方都不是抽象的，即使是意志这一在抵抗力中不受外界影响的因素，也不是抽象的。意志并不完全是未知数，我们可以从今天的状况推断出明天的意志状态。

战争的发生和扩大都不是瞬间的事。因此交战双方都可以根据对方具体的行动来判断对方，而不是通过猜测对方应该是什么或应该做什么来判断。然而，一切人和事都不可能完美，这是敌对双方皆存在的缺陷，并同样地影响着双方，因而成为一种缓和因素。

八、战争的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

关于上述第二点，我们可以作出以下评论：

如果战争只包括一场对决或一系列同时进行的对决，那么所有的准备工作必须无懈可击，因为任何疏漏都将无可挽救。而现实中，能为准备工作提供的唯一参考，就是敌方所采取的措施——只要它们是已知的；其他的因素仍需进行抽象的计算。但如果对决是由若干连续的军事行动构成，那么前一行动自然会成为下一行动的启示。这样一来，抽象世界再次被现实世界所取代，朝向极端的发展趋势也因此得到了缓和。

但是，如果我们在一场战争中用尽一切可用的手段，那么每场战争就只能是一场唯一的或是一系列同时进行的对决。一次对决的失利，必然使这些手段退出战争的舞台。因此，如果在第一次对决时用尽全部的手段，就不会有第二次对决了。而之后所进行的所有军事行动，都是第一次的延续。

由此可以看出，在战争的准备阶段，现实世界便已替代抽象的思想领域，现实的筹备也替代了假设的极端，敌对双方在相互作用的影响下，都不会倾力而战，更不会同时动用所有的资源。

并且，从这些资源的性质和使用特点来看，它们也不可能全部同时投入到战争中去。这些资源包括军队、国家（ 土地和居民 ）及其同盟国。

国家（ 土地和居民 ），不但是军队的力量源泉，其本身也是战争中的一个关键因素，当然，这里指的是属于战区的部分，或对战区有重要影响的部分。

虽然可以同时启用所有的军队力量，但要塞、河流、山脉和人民等资源，却是不可能同时动用的。总之，要想将整个国家的力量都同时投入进来，并非易事，除非国家小到战争一开始就被全部席卷。其次，同盟国也不会以交战国的意愿来参与战争，他们往往要到战争的后期，或者在平衡被打破且需要及时校正时才会参与进来，这是由国际关系的本质决定的。

在大多数情况下，在全部抵抗力中，不能立即使用的资源所占的比例，比人们想象中的要大得多。就算在第一次对决中动用了巨大的力量，交战双方的力量均势因此遭到严重破坏，也仍然可以恢复平衡。这一点我们在后面的章节里会详细探讨。在此，我想指出的是，同时使用所有力量有悖于战争的本质。当然，这不能成为在第一次对决中不倾力而战的理由，因为谁也不愿面对战争的失利所带来的严重后果。即便第一次对决不是唯一的，但是它的规模越大，对后面的对决所起的影响就越大。然而，竭尽全力有违人性，因为人们大多倾向于拖到以后才来决定胜负。这就使得人们在对决中所作出的努力，不如可能的那么大；战斗力的集中程度，也不如可能的那么高。交战的任何一方，出于势单力薄而没有使用全部力量，对于另一方来说，便成为可以缓和战局的真正的客观原因。基于这种相互作用，极端的趋势被再度减弱。

九、战争的结果不是绝对的

最后，整个战争的最终结果并不是绝对的。战败的一方通常把失败看作一种短暂的厄运，在未来的政治关系中仍可以改变。显然，这不但能够缓和战争的紧张程度，还将降低力量使用的激烈程度。

十、现实中的盖然性代替了概念中的极端和绝对

这样一来，战争行为摆脱了使用极端暴力的严格法则。既不用担心极端，也无须追求极端状态。这样就可以通过判断的方式来确定投入力量的多少，而不是最大限度地使用力量。当然，判断只能根据现实世界的现象和盖然性的规律而来。敌对双方不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具体的国家和政府；战争也不再是理想化的概念，而是特殊的行动过程。此时，现实世界提供出资料，使我们得出那些在之前尚不明确的事实。

交战的一方，可以根据对方的特点、力量编排、状况以及总的处境，按照盖然性的规律来推断出对方可能采取的行动，从而制订自己的计划。

十一、政治目的再次显露

我们必须再度考虑一下战争的政治目的。

在这之前，它一直被极端的逻辑，被使敌人无力抵抗和打垮敌人这个意图所掩盖。现在，随着极端的逻辑作用的减弱，这个意图将失去原来的目标，战争的政治目的必然显露出来。既然我们总是考虑如何根据确切的人和关系来作盖然性的计算，那么，作为最初动机的政治目的，必定成为算式中的一个重要因子。我们要求敌人所作的牺牲越小，便越不能预料他的奋力反抗，而我们将要投入的力量也就越小。其次，政治目的越小，对它的重视程度也越小，便越容易放弃它，因此需要投入的力量也越小。如此一来，作为最初动机的政治目的，既是战争行动的目标标尺，也是衡量投入力量多少的标尺。我们研究的是现实世界，而非抽象概念，因此，政治目的必须同双方国家相联系才能成为这样的标尺。同样的政治目的在不同的民族或同一民族的不同时期，所产生的影响和作用是完全不同的。所以，只有在我们认为这种政治目的能够对全民产生动员作用时，它才可以作为一种标尺，这便是我们要考虑民众这一因素的原因。同样的政治目的带来的结果可能完全不同，它取决于民众对这场战争是支持还是反对。这一点很好理解。当两个国家或民族间累积一种强烈的敌对情绪时，即使战争的政治动机再小，也能引发一场真正的大爆炸。

这也适用于以下两个方面：一是政治目的在交战国家中能够动员多少力量；二是政治目的应该为战争行为制订怎样的目标。但有时候，政治目的本身就是一种战争行动的目标，比如占领某一地区。有时候，政治目的并不能作为战争行为的目标，这就需要寻找另一个目标作为政治目的的对应物，并在媾和时期代替政治目的。然而，不得不在此考虑交战国的特点。有时候，要想达到政治目的，这个替代目标必须比政治目的重要得多。民众越不关心，国内的气氛和两国的关系就越不紧张，政治目的作为标尺的作用和影响就越大。在某些情况下，政治目的对各种形势的形成起决定性的作用。

如果战争行为的目的就是政治目标的对应物，那么战争将会趋向缓和；而政治目的作为标尺的作用和影响越明显，情况便越是如此。由此，战争顺理成章地具有不同程度的重要性和激烈度，从歼灭战，直到单纯的武装监视。从中也衍生出新的问题，亟待我们探讨并解答。

十二、尚且无法解释的军事行动中的暂停

无论敌对双方的政治要求多么温和，使用的手段多么有限，战争的目标多么微小，军事行动过程是否会出现短暂的中断，这个问题涉及问题的本质。

完成每一次行动都需要一定的时间，我们称之为行动的持续时间。它的长短取决于当事者的行动速度的快慢。

我们谈论的重点不在于此。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行事方式，缓慢的人并非故意慢下来，而是他的性格决定了他需要花费更多的时间。如果让其快速地处理，事情可能就会办不好。因此，它的速度由内在原因决定，这属于决定行动持续时间的一个因素。

如果每次行动都允许有其相应的延续时间，那么，我们必定认为花费额外的时间（ 军事行动的暂停 ）是十分荒谬的。有必要强调一下，我们所谈论的不是任何一方的进展，而是双方军事互动的整体进展。

十三、军事行动中的暂停原因只有一个，而且它似乎只存在于交战的一方

交战双方既然已经作好战斗的准备，他们之间就必然存在一个敌对因素使他们走到了这一步。只要交战双方没有放下武器，没有媾和，就说明这个敌对因素仍然在起作用。只有一种情况能使这个敌对因素失去效力，那就是交战双方都暂停行动，以等待有利时机再行动。看起来，这种条件和时机似乎只能被一方所把握，因为另一方的意图正好相反。如果军事行动对一方有利，那么另一方必定按兵不动，等待时机。

如果双方力量均衡，便不会产生军事行动的暂停，因为抱着积极目标的一方，即进攻方，一定会采取主动。

但如果处于均势的双方中，有一方有积极的目的，即强烈的动机，但是他们拥有的力量却不多，也就是说双方的力量与动机的乘积是一样的，那么，如果这种均势局面不被打破，双方必然会选择媾和。如果均势局面发生了变化，且这种变化只对一方有利，那么另一方必然会采取行动。由此可见，均势并不能使军事行动出现暂停。唯一说得过去的解释就是，双方都在等待有利时机。如果交战的两国中有一个国家抱有占领对方某一地区，以作为和谈筹码的激进目的，那么，当它占领了该地区时，便达到了它的政治目的，因而没有必要继续采取任何的军事行动。如果另一个国家接受这种结果，就会同意停战，如果不接受，军事行动必然继续；如果他们认为四个星期之后能准备好继续战斗，那么他们就有充分的理由推迟行动。

但从逻辑上讲，这时占优势的一方似乎应该抓紧时机立即行动，不给对方反击之机。当然，这种情况的前提是，双方都能对当前形势洞若观火。

十四、连续性常见于军事行动中，并使一切趋向极端

如果军事行动出现连续性，那么一切必然趋向极端。这种连续性的行动能挑起更为激动的情绪，使战争变得更加激烈。不仅如此，行动的连续性还会导致行动衔接得更为紧密，形成一条更加严密的因果链。每一项行动都将变得更加重要且危险。

然而，在实际的战争中，军事行动很少有这种连续性，连续行动的时间在整个军事行动的时间中只占很小的比例，其余时间都是按兵不动。这种现象并非反常。军事行动出现暂停在所难免，这并不矛盾。我将在原文中努力说明这一点。

十五、两极性原理

假定两位统帅的利害关系相对立，彼此针锋相对，我们就相当于承认了真正的两极。后面会有专门的章节来详细探讨这个原理，但我在此必须先作以下说明：

两极性原理只适用于与同一事物的关系中，其中的正负利益能够完全抵消。在战争中，交战的双方都想取得胜利，这就是真正的两极性。因为胜利是唯一的，一方的胜利意味着另一方的失败。但是，如果我们讨论的是具有外在共同关系的两种不同事物，那么两极性并不存在于事物本身，而是在于它们的关系之中。

十六、进攻和防御是不同的军事行动，有强弱之分，两极性原理对这两个概念并不适用

如果战争只采取单一的形态，即只有进攻没有防御；换句话说，进攻和防守只有动机不同这唯一的差别，即进攻有积极的目的，而防御没有，其作战形式却是一样的。在这种斗争中，一方得利恰好使另一方失利，这就是两极性原理。

然而，军事行动中有两种不同的作战形式，即进攻和防御，它们的强弱也不相等。因此，两极不存在于进攻和防御中，而存在于两者的关系，即对决中。如果一方统帅想晚一些对决，那么另一方必定想早一些对决，当然，这只针对于同一作战形式。如果对一方来说，四个星期后对决是有利的，那么对另一方来说，现在遭受对方的攻击比四个星期后更有利，这是当前的直接对立。但我们不能因此得出后者现在发动攻击是有利的结论，因为这完全是另外一回事。

十七、当防御强于进攻的时候，两极性的作用便会消失，这就是军事行动中出现暂停的原因

如果相较于进攻，防御的战斗力更强，那么问题来了：一方延迟决战的利益是否与另一方进行防御的利益一样大？如果不是，那么，推迟决战就不能抵消防御的益处并由此影响军事行动的发展。因此，利害关系的两极性所衍生的推动力，会因进攻和防御之间的强弱差别而失去作用力。

如果目前的时机对之有利的一方，由于力量太弱而不能放弃防御的好处，那么，它只能等待在将来不利的条件下被迫行动。那时候防御可能仍会比现在进攻或媾和更有利。既然防御的有利程度如此大，我们便能够理解为什么军事行动中存在大量的暂停时段了。行动的动机越小，越容易被防御和进攻的差别掩盖和抵消，而军事行动中的暂停也越频繁。战争中的经验印证了这一点。

十八、一个次要原因是对形势了解不够全面

对形势了解得不全面是促使军事行动出现暂停的另一个原因。一位将领能够确切了解的形势也只是己方的情况，而敌方的情况只能根据一些不确切的情报来了解和推断。因此难免会作出错误的判断，比如，把自己的有利行动时机误以为是敌人的有利时机。这种误判既可能导致在应该行动的时候按兵不动，也可能导致在应该停滞的时候盲目冒进。换而言之，它可能延迟军事行动也可能加速军事行动，这两种可能性的概率近似。即便如此，我们仍应把它看作促使军事行动暂停的自然原因之一，这并不矛盾。从人性角度出发，人们往往会过高地估计对方的力量，基于此，我们将更加赞同这种观点：对形势了解得不全面，一般来说，会很大程度地阻碍军事行动的发展，使其趋向缓和。

这种产生暂停的可能性促使军事行动趋向新的缓和，因为暂停延长了军事行动的时间，减缓了军事冲突的激烈程度，推迟了危险的到来，进而增加了恢复均衡局面的可能性。战争的局势越紧张，战斗越激烈，军事行动的中断时间就越短，反之，中断时间就越长。因为较强的动机能增强意志力，而无论什么时候，意志力都是实力的一个要素和实力的一种结果。

十九、经常出现的军事暂停使战争不存在绝对性，而是一种盖然性的计算

军事行动的进程越缓慢，它的间歇次数就越多，错误也越容易得到补救。而统帅就可以越大胆地推演，越容易避免趋向极端，从而越倚赖依据盖然性的计算去估计。对于军事行动中的每个具体情况，要求将领根据已知的条件估算这个盖然性。而进行此估算的时间，则取决于军事行动进程的快慢。

二十、偶然性要素的存在，使战争成为赌博，而战争从不缺少偶然性

由此可见，战争的客观性明显使战争成为一种盖然性的计算。现在只要加上偶然性这个因素，战争就成了赌博，而战争中从不缺少偶然性。要知道，在人类历史上，战争的偶然性是一种普遍存在。而且，在偶然性的作用下，猜测和幸运给战争带来了巨大的影响。

二十一、主观性使战争成为赌博

如果我们再审视一下战争的主观性质，即进行战争所必需的手段，我们就会发现，战争完全像是一种赌博。军事行动总是充满危险的，而其中最可贵的精神力量是什么？勇气。虽然勇气和谋略能够并存，但它们毕竟有着两种不同的心理作用力。此外，冒险、信心、大胆、蛮干等，都属于勇气的范畴，而且它们都有赖于偶然性发挥作用。

因此，在军事艺术中，数学上所说的绝对值是根本不可能存在的，有的只是各种盖然性、好运和霉运的互相作用，它们来回交织成经纬线。在人类的各种活动中，战争是最像赌博的行为。

二十二、一般来说，这一点最契合人性

虽然人的理智总是喜欢追求清晰和明确，但是人的天性却偏向于追求那些充满神秘色彩的不确定。天性不愿意随理智走那条哲理和逻辑的幽径，因为这条幽径会把人带入一个陌生的环境，使他偏离原来熟悉的世界，越走越远。所以人们宁愿和想象力一起待在充满偶然性和幸运的王国里。在这里，人们能够不受必然性的束缚，沉浸在无限可能的世界里。在可能性的鼓舞下，勇气便如虎添翼，像勇敢的游泳者一般，毅然跳入危险的激流中去。

于此，理论是否可以忽视个人的感情而一味地追求绝对的结论和规则？如果真的如此，它对现实生活将一无所用。因此，理论应该考虑人的情感，让勇气、大胆及蛮干等拥有一席之地。军事艺术的作用对象是现实生活中有精神力量的活物，因此，它达不到绝对和肯定。它必须给偶然性留下余地，无论大事还是小事，皆应如此。偶然性的存在，促使人们必须具备勇气和自信来利用它。勇气和信心越大，偶然性的作用和影响就越大。所以，战争中的勇气和自信心十分重要，理论中的每一个原则，都应该使这些最宝贵的武德 （勇气与自信心） 能够得以发挥。然而，在冒险中，机智和谨慎的作用也不可忽视，只不过它们得参照另一种标准。

二十三、然而战争仍然是一种带有严肃目的的严肃手段，它有一个更精确的定义

如前所述，战争即如此，指挥作战的将领即如此，作战理论也是如此。然而战争不是消遣，不是冒险或赌博，不是灵机一动的产物，而是一种带有严肃目的的残酷手段。出于偶然性、激情、勇气和幻想所表现出来的一切，都只是它的特性。

社会共同体的战争，即整个民族，特别是文明民族的战争，总是在某种特定的政治形势下产生，并最终归诸于某个政治目的的。因此，战争是一种政策行为。只有当战争真的如纯概念要求的那样，是一种彻底的、不受限制的、绝对的暴力行为，它才会被政策引起，完全独立于政策，继而取代政策，最后将政策排挤掉，根据自身的法则进行统治，就像一颗被预先设置好的地雷。直到今天，每当人们在处理军事与政治之间的不协调而引起理论上的分歧时，就会持这种观点。但事实上，这种看法根本就是错误的。如我们所见，现实世界的战争并非如此，它的暴力并不会通过一次爆炸就消失殆尽。它是有着不同发展方式和程度的作用力的活动，这些力量有时很强大，能够克服懒惰和摩擦带来的阻力；有时候又太微弱，起不到任何效果。战争是暴力脉动，时急时缓，它可以消除紧张，消耗力量。换句话说，它用变动的速度来实现目标，但无论如何，战争都会持续一段时间，以便接受外来的作用并作出调整。简而言之，战争仍听从指导战争的意志的支配。我们知道，战争由政治目的引起，因此引起战争的最初动机理应受到极大的重视。但这并不代表政治目的可以决定一切，它必须符合经选择的手段。然而无论如何，政治目的仍然是首要考虑的因素。因此，政策贯穿于整个战争行为，并对战争产生持续不断的影响。

二十四、战争不过是政策通过另一种手段的延续

因此，战争既是一种政策行为，也是一种真正的政治工具，是政治交往的继续，通过另一种手段来实现。除此，为战争所特有的，便是它的手段的特殊性质。在所有的战争以及任何特定场合下，统帅有权要求政策方针和政治意图不得与这一手段相违背，军事将领这样要求无可厚非。不过，无论这种要求对政治意图产生多大的影响，它仍然只被当作对政治意图的一种补充。因为政治意图是目的，战争是手段，世界上不可能存在没有目的的手段。

二十五、战争的多样性

战争的动机越强烈，就越鼓舞人们，它对整个民族的影响力就越大；战局越紧张，战争就越接近它的抽象形态，打垮敌人就变得越发重要，政治目的和军事目标就越发吻合，战争也就越倾向于军事性而非政治性。相反，战争的动机越不强烈，局势越平缓，政治规定同战争要素（ 暴力 ）的自然趋向就越发不一致。最后，因战争离它的自然趋向越来越远；政治目的与观念性战争的目标相去甚远，战争冲突就越发倾向于政治化。

然而，为了避免引起读者的误解，我们必须说明，战争的自然趋向仅指哲学上的、纯逻辑上的趋向，而非实际发生冲突的各种力量（ 例如交战双方的士气和激情等 ）的趋向。不可否认，在某种情况下，士气和激情可能被强烈地激发，以致政治因素难以将其控制。但是，这种情况并不容易发生，如果有这样强烈的动机，那么必定会有一个相应的宏大计划。相反，如果追求的目标并不宏大，群众的情绪也不会高涨，这种情况下只能激发，而不是抑制。

二十六、一切战争行为都等同于政策行为

现在我们回到主题上来。倘若政治似乎真的消失于某一种战争中，而在另一种战争中表现得非常明显，那么，这两种战争应该都是政治性的。如果我们把国家看作一个人，把政策看作这个人的大脑的产物，那么导致前一种战争的各种条件必然包含在政治应考虑的范围之内。只有不把政治当作智慧，而是按习惯把它理解为一种避免使用暴力的、谨慎的、狡猾的阴谋，才可以认为后一种战争比前一种战争更具政治性。

二十七、应该以上述观点为根据，分析战争史，确立理论基础

根据上述观点，我们可以总结出两点：第一，我们不能把战争看作自主的事物，而应该把它看作一种政策工具。只有这样，才能避免与整个战争史相悖，也才能完全洞悉战争。第二，我们因此而看清，战争是如何随着不同的动机而呈现出不同的形势。

因此，政治家和战争统帅应该首先作出具有重大意义的决断，即依照以上观点来给自己正参与其中的战争定性，既不应该把那种不符合当时情况的战争，看作是他应该从事的战争，也不应该让他所从事的战争成为不合时宜的战争。这是战略问题中尤为重要且涉及最广泛的一个问题。在后面关于战争计划的章节中，我们将作深入的讨论。

至此，我们已经确定了研究战争和战争理论必须依据的主要观点，无须赘述。

二十八、理论上的结论

战争是一条真正的变色龙，总是在不同的情境中改变自己的颜色来与之相适应。从总体来看，战争各主导倾向使之成为一个自相矛盾的三位一体，它包括三个方面：第一，战争要素原有的暴烈性，即仇恨感和仇忾心，被视为一种盲目的自然冲动；第二，盖然性和偶然性的活动，使战争成为自由的精神活动；第三，战争作为政治工具的从属，是一种理性的行为。

这三个方面中，第一个方面主要涉及民众，第二个方面主要涉及将领及其军队，第三个方面主要涉及政府。战争中迸发出的激情，必定早就存在于民众之中了；而在盖然性和偶然性的国度中，勇气和才智的作用大小取决于统帅及其军队的特点；而政治目的则单纯与政府有关。

这三种倾向如同三套不同的法典，深藏于它们的主题中。无论哪种理论，如若忽视了其中的一种倾向，或者想在这三种倾向中订立一种随意的、武断的关系的理论，都会引发与现实的矛盾，以致它将毫无用处。

因此，我们的任务是创建一种理论，使之在这三者之间保持平衡，就像保持三个引力点之间的平衡一样。

至于应该采用什么样的方法才能完成这个任务，我们打算在“关于战争的理论”一篇中加以研究。但无论如何，这里所确定的战争的概念，使我们对理论的基础构架有了初步的了解，从而对理论的主要部分能够进行初步的区分和识别。 4TsGY3FnKgiqJiRRxAVT4TB4aAW4UO8EHJK7nonarpgPDPLcfzFGrP2Y+mNM9E8j