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版序

由一个女人来撰写这样一本书的序言，一定有人会为此感到惊讶。对我的朋友来说，无须作任何解释，但我认为，还是有必要向那些不了解我的人简单说明一下原因，以免他们认为我狂妄自大。

这部著作是我挚爱的丈夫在他人生的最后十二年里完成的。尽管倾尽心血，但他却从未想过在他有生之年将本书出版。当我劝他改变这种想法时，他总是半开玩笑地——或许也带着某种不好的预感——说：“应该由你来出版。” （他每次这样说，我都会忍不住落泪，尽管我并未把它当真。）正是这句话，让我的朋友们认为我应该为丈夫的遗著写点什么。虽然有人对此持不同的看法，但他们定不会不体谅使我克服羞怯心理来写这篇序言的感情，这种羞怯往往使一个女子在做这样的事情时感到极其为难。

当然，我绝不奢望人们把我看作这部著作的真正出版人，因为以我的能力，要做这件事还远远不够。我只想当一名助手，参与这部著作的出版工作。我有权利要求这样做，因为在这部著作的产生和形成过程中，我也曾担任过相应的角色，而且没有人比我更清楚成书的方式和时间，以及我的丈夫在写这部书的时候怀抱着多么大的热情和希望。上天赋予了我的丈夫卓越的才智，使他自少年时代就渴望光明和真理。他在许多方面都很出色，但他几乎将毕生精力都投入到了军事科学上，这对国家的富强具有巨大的重要性，并最终成为他的职业。首先是沙恩霍斯特把他引上了正确的道路。在1810年，他受聘担任柏林军官学校的教官，同时他还荣幸地为王太子殿下讲授基础军事课。这一切都促使他致力于这方面的研究。1812年，他在结束他为王太子殿下讲授的课业时写下的一篇文章，已经勾勒了如今这部著作的雏形。然而，直到1816年，在科布伦茨，他才再次开始科研工作，并得以将极其重要的四年战争时期（1812—1815年欧洲反法联盟对法兰西共和国的战争）累积的丰富经验记录下来。起初他把自己的见解写成一些简短的、相互间联系松散的文章。我从他的手稿中，发现了下面这篇没有标注日期的文章，应该也是他在这个时期写下的——

“我认为，在这里写下的一些原则，已经涉及了所谓战略的主要问题。我把它们视作早期的草稿，但实际上它们差不多已可以融合进单独的一部著作。

“这些草稿是在没有预定编写大纲的情况下写成的。起初，我只想用简短而严密的表达写下战略方面的重点，而没有考虑它们的体系或形式联系。当时，我想到的是借鉴孟德斯鸠谈论问题的方法。我认为，文章采用简短的格言式将会吸引有远见卓识的读者，因为它们一方面能够启发思想，另一方面自带许多论点。我所设想的读者，是那些足够了解战争的人。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致力于从一些论文中只提炼最重要的结论，把精髓集中到一个较小的范围。但是后来，我的个性占了上风，它促使我尽力发挥——此时考虑的是对该主题并不太熟悉的读者。

“随着研究的深入，我愈加注重分析精神。为了使著作更加系统化，我陆陆续续添加了一些篇章加以充实。

“最后，我打算把所有文章再度修改，充实早期的文章，归纳整合后期的文章，使所有文章成为一个比较系统的整体，然后撰编成一部内含八篇的书。此外，在写作过程中，我尽量避免写些为人熟知或谈论过千百遍的东西，因为我无意写一部两三年后就会被人遗忘的书，而是写一部对这个主题有兴趣的人经常翻阅的书。”

在科布伦茨，由于工作上的事务繁杂，我的丈夫只能抽取零星的闲暇时间来写作。直到1818年，他被任命为柏林军官学校的校长，才有了充裕的时间可供专注于自己的创作，并用当时的战史来充实它的内容。根据这所学校当时的制度，科学研究工作不属校长管辖，而由专门的研究委员会主持，因此他并不十分满意这个职务，但充裕的闲暇时间使他仍乐于接受他的任命。虽然他没有庸俗的虚荣心，也不计较个人荣誉，但始终要求自己真正胜任，不愿荒废了上帝赐予自己的天赋。在职业生涯中，他从未得到过能满足他这种要求的职位，不过他对此也不抱太大的希望。他把自己毕生的精力都投入到科学研究的领域，对他来说，人生最大的理想就是自己的著作能对世人有益。尽管如此，他仍然坚持生前不出版这本书。这就证明他丝毫没有沽名钓誉的虚荣心，更无任何利己的动机，他只希冀这部作品能产生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直到1830年春，他被调去炮兵部门任职，由于工作繁忙（至少在最初阶段是这样），不得不放弃自己所热爱的写作。他把手稿整理封存起来，并一一贴上标签，最后难过地与他极其热爱的工作告别。同年8月，他被调往布雷斯劳担任第二炮兵监察部总监；12月又被调回柏林，担任伯爵格奈泽瑙元帅的参谋长，直到元帅的指挥权终止为止。1831年3月，他陪同元帅前往波森。由于遭到悲痛的打击（格奈泽瑙元帅感染霍乱去世），他于11月7日又从波森回到布雷斯劳，他打起精神，意欲继续写作，并计划在当年冬天完成。但是上帝作了另外的安排，16日他就离开了我们，他亲手封存的文稿直到他去世之后才得以打开。

现在，这部著作按照它们被打开的样子分篇出版，没有增删一个字。尽管如此，出版时仍有很多工作要做，要进行整理和研究。我衷心感谢在这方面给予我帮助的朋友们。首先感谢奥埃策耳少校，他承担了付印前的校对工作。我还要感谢我的弟弟，他在我最悲痛的时候给了我很大的支持，对这部遗著的出版作出了很大的贡献。特别想说的一点就是，他在细心地阅读和整理这部遗著时，发现我挚爱的丈夫最先的修改（他在1827年所写的《说明》一文中提到了这一未来的计划），并把修改好的文稿插进第一篇的有关章节中。

与此同时，我还要感谢其他的众多朋友，他们向我提出了很多宝贵的意见。虽然我无法把他们的名字一一列出来，但我相信他们定会领受我衷心的谢意。

我在丈夫身边度过了非常幸福的二十一年，虽然我现在失去了他，但每当我想起挚爱的丈夫留给我的回忆和关怀，看到他深得人们广泛的仰慕和公认的赞颂，凡此种种，令我的幸福恒永地持续。

国王和王后出于信任，召我到宫中任职，这对我又是一种安慰。我感谢上帝，让我担任了这个我愿为之奉献一切的光荣职务。愿上帝降福，让我能够胜任这项工作，并希望尊贵的小王子将来能够阅读这部书，鼓舞他像他荣耀的先祖一样建功立业。

威廉王后陛下女侍从长
玛丽·冯·克劳塞维茨
1832年6月30日写于波茨坦大理石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