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国富论》全名《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是一部划时代巨著。在亚当·斯密之前，人们对西方经济学的研究由来已久，其中不乏伟人和名著，但从未获得如此评价。这是因为，《国富论》是经济学研究的分水岭，是第一部系统阐述古典经济自由主义理论及政策的著作，而且它一发表就取得了空前成功。同时代的经济学家将“创立者”的桂冠奉送给亚当·斯密，而将以前的经济学家统统视为“前驱者”；西方经济学各派至今仍公认斯密是西方经济学的开山鼻祖。

就在《国富论》初版问世的1776年，美国《独立宣言》发表。西方学者将这两部巨著合称为“产业自由宣言书”。从《国富论》问世到20世纪30年代，它统治西方经济学达150年之久。即使在“凯恩斯革命”之后，《国富论》所阐明的经济理论仍是西方“微观经济学”的基础，它与凯恩斯创建的“宏观经济学”一起成为统治西方经济思想的两大理论体系，至今还深刻影响着西方社会。正如《不列颠百科全书》对其评价的那样：200年以后，亚当·斯密仍然是经济思想史中一位高耸入云的人物。《国富论》成为影响世界历史进程的十大名著之一，被列为研究西方经济学的必读之书。

亚当·斯密生平及前资本主义时期的经济学

1723年6月5日，亚当·斯密诞生于英国苏格兰东岸的魁克卡迪，这是一个位于爱丁堡附近的只有1500人的小镇。斯密的父亲曾做过苏格兰军事法庭的书记和魁克卡迪海关的审计员。不过，他在斯密出生之前就去世了。1737年，14岁的斯密进入格拉斯哥大学学习，1740年进入牛津大学巴利奥尔学院深造。但当时牛津大学的实力并不比格拉斯哥大学强，亚当·斯密甚至对学院的教育非常失望，抱怨牛津大学大部分知名教授多年都不上课。他在牛津的唯一好处是可以大量阅读格拉斯哥大学缺乏的书籍，从而大大拓宽了自己的视野。

1748年，亚当·斯密应邀去爱丁堡作演讲。在这次演讲中，他将自己掌握的修辞学和纯文学等一系列知识展示给听众，演讲大获成功，斯密也因此名声大震。他的这次成功为他后来成为格拉斯哥大学的教授铺平了道路。1751年，亚当·斯密进入格拉斯哥大学执教逻辑学和道德哲学。在此期间，他的教学内容主要涉及四个领域：自然神学、伦理学、法学和“经世之学”，当时的“经世之学”就是后来的经济学。这段教授生涯为亚当·斯密著书立说奠定了深厚的学术基础。1759年，斯密出版了《道德情操论》，此后还六次修订再版，这使他成为学术界德高望重的精神导师。

1764年，巴克卢公爵聘请斯密担任其私人教师，并携他赴法游历、生活。在此期间，斯密结识了法国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伏尔泰、重农学派的创立者弗朗斯瓦·魁奈和杜尔阁。1766年11月，他返回英国，为创作《国富论》开始了六年足不出户的研究工作。1773年，《国富论》初步完稿。出于严谨的治学态度，斯密又花了三年时间修订。最终，这部耗费他九年时间的巨著于1776年3月9日出版。该书一面世就引起了经济学界的极大关注，其影响不仅仅局限于英国，欧洲和美洲大陆也为之疯狂。此后，《国富论》又分别于1778年、1784年、1786年和1789年不断再版。

1778年，亚当·斯密被任命为海关专员。此时的亚当·斯密已经功成名就，生活十分优裕，成为贵族女性膜拜追求的偶像，但他终身未娶。斯密晚年定居爱丁堡，虽然还担任着格拉斯哥大学校长一职，但也只是偶尔去格拉斯哥一趟。他将主要精力放在学术活动以及《国富论》和《道德情操论》的修订工作上。斯密一生埋首书斋，著述甚丰，但问世的却不多，因为他在临终前写下遗嘱，固执地要朋友将他已完成的手稿通通烧掉，其中还包括《国富论》写作时期的部分手稿。1790年7月17日，亚当·斯密与世长辞，享年67岁。

《国富论》诞生于西方新兴资产阶级已经完成前资本主义原始资本积累，并开始向现代资本主义转变的关键时期。由于商业资本急剧向产业资本过渡、工场手工业急剧向机器大工业转化，出现了一系列新矛盾和新现象。回答这一系列难题、引导新兴资产阶级完成资本主义革命是西方经济学家的历史任务，这一历史重任便落到了斯密的肩上。

欧洲各国素有商业贸易的传统，前资本主义时期的商业主要是从两个方向上发展起来的：一是异族部落间的交换，二是领主贸易的建立。后来，商业发展成为一个独立的行业。由于受到航海技术的严重制约，商人只能用吹胀了的山羊皮袋来横渡江河，航运纯粹局限于沿海贸易，贸易额远不能同陆路相比。11世纪到13世纪，在中国的指南针、航海罗盘和阿拉伯的里程计“沙漏”、测量深度的“火球”以及远洋航海技术的相继传入，并广泛应用于地中海与波罗的海沿岸诸国之后，欧洲的航海技术才获得了划时代的突破。16世纪到17世纪，欧洲进入长达百余年的商业世纪，英国为西欧之首，迅速从原料出口发展到原料加工出口、货币输出和转口贸易。海外贸易给西方诸国带来了滚滚财富，贸易的发展引发了对黄金的狂热追求，导致了15世纪末到16世纪初的“地理大发现”和对殖民地的掠夺，出现了专门从事这类贸易的垄断公司。重商主义的经济学说就是这种经济实践的理论反映，其本质就是国家控制对外经济、增加本国金银货币量的国家干预主义。各国君主授予大商人种种垄断特权，实行一整套重商主义的经济政策，使用一切可能的方式来控制本国的对外经济活动。

重商主义认为，国内贸易不会增加整个国家的财富；除了开采金银矿，只有对外贸易才是国家财富真正的源泉；对外贸易的原则应当是“少买多卖”；利润只是由流通过程中的贱买贵卖产生；主张提高物价，反对高利贷；国家应当积极干预经济生活，发展对外贸易。因此重商主义是一种彻底的国家干预主义的经济学说和政策体系，只不过国家的干预和控制主要体现在对外贸易和国际金融领域。晚期重商主义强调进出口的差额，允许金银出口以发展殖民地转运贸易，重视扶植工场手工业以扩大出口；主张降低本国物价以同外国竞争，还允许借贷。英国是执行重商主义的典型国家，它甚至对汇兑、熟练手工业者的流出等活动都实行严格的国家管制。

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重商主义的弊端日益凸显。从17世纪末到整个18世纪，英国对外贸易的各个垄断公司逐渐失去其垄断特权。18世纪初，英国工商业开始从包买商制度过渡到工场手工业的生产组织形式。18世纪下半期，机器的发明和使用引发了英国纺织业的产业革命。英国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过渡到了资本主义的工厂生产。伴随着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劳动力市场逐渐形成，工资由政府和资本家单方面决定变成由资本家与工人讨价还价来决定，国家和地方管理机构对生产和雇佣条件的许多法规逐渐失效，最后被取消。人们对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提出了自由竞争的要求。

先是重农学派反对重商主义。重农学派是18世纪下半叶法国古典经济学主要代表人物创立的学派。其创始人和领袖是路易十五的宫廷御医弗朗斯瓦·魁奈 （1694—1774年） 和曾担任过法国财政大臣的杜尔阁 （1727—1781年） 。重农学派主张“重农主义”，其法文原意是“自然的统治”。重农主义认为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中都存在“自然秩序”，即合乎理性的秩序，它是由上帝制定的秩序。人类社会现有的政治制度和法律规章等都是“人为秩序”，它必须与自然秩序协调一致，否则社会就会产生种种弊病。他们的任务就是阐明这个合乎理性的秩序，使“人为秩序”符合“自然秩序”；而实现“自然秩序”的唯一途径是自由放任，实现经济自由。

重农主义否认过多的金银货币对国家有好处。他们认为：一个国家的对外贸易长期出超，且长期从国外吸入金银，并非好事。因为该国流通的货币量会逐渐增多，该国的土地和劳动成本便会增加，其产品的竞争力将被削弱，最终必然使该国的对外贸易变为逆差。这一理论动摇了重商主义的根基。重农主义还猛烈批判重商主义的国家干预政策，主张经济自由。到18世纪下半叶，这股批判力量发展成为彻底否定重商主义的“经济自由主义”。

重农学派的历史功绩是以“纯产品”的生产、分配和流通为中心，系统地说明了资本主义社会再生产的内在联系，尽管有失准确和全面，但这是对资本主义生产的第一个系统理解。他们认为：工业只是加工农业生产的原料，只是改变物质财富的形式，商业也只进行流通，它们都不能增加物质财富的数量，因而都属于“不生产的”一类；一国真正的财富是产品扣除生产耗费后的余额，即“纯产品”，它只能来源于物质生产部门，只有农业才能使物质财富的数量增加，才能生产出这种“纯产品”。在这个思想的基础上，魁奈提出了著名的《经济表》，以数字例证的形式说明了当时法国的社会总产品的再生产、流通和分配。《经济表》将社会划分为三个阶级：生产阶级，指从事农业生产“纯产品”的阶级，包括租地农场主和农业工人；土地所有者阶级，指以地租形式占有“纯产品”的阶级，包括地主及其仆役、君主、官吏和教会等；不生产阶级，指不生产“纯产品”的阶级，包括从事工商业的资本家和工人。《经济表》以假设的数字论述了各阶级之间全年进行的买卖流转活动，阐明商品流通是由各阶级之间分别进行的哪些买卖构成，这些买卖又是怎样将整个社会的各种产品分配给消费者和使用者，最后使货币回流到它在流通中的起点，从而满足社会再生产重新开始的一切条件，使整个经济又可以以同样的规模重新开始新一轮的再生产。

重农学派对社会再生产过程的分析为马克思的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和当代的投入产出分析提供了借鉴。就连亚当·斯密的再生产理论也没有逾越这个界限。但是，重农学派仅仅把农业看作“生产的”，理由是土地是财富的唯一源泉，这就失之偏颇。他们据此主张实行单一的土地税、由土地所有阶级负担全部租税并且自由出口粮食的政策，根本无法满足资本主义发展的要求。

可见，重农主义对重商主义的批判是乏力的。而且，发展到这个新阶段的资本主义仅仅批判重农主义思想也是远远不够的。产业革命呼唤着新经济学派的诞生，这个新学派要从经济哲学、市场机制理论、自由贸易理论、国家的职能理论等根基层面着手，彻底反对封建残余，彻底反对重商主义的国家干预主义的思想和政策，为新兴资产阶级未来掌握政权后发展资本主义生产力建立一个全新而系统的理论体系。这一历史重任就落到了亚当·斯密的肩上，这个新的经济学派就是亚当·斯密开创的古典政治经济学派。当然，如此重负非亚当·斯密一人所能承受。此时，为资产阶级革命作准备的其他领域已有丰硕成果，资本主义已经进入到“产生巨人的时代”。17世纪初，英国思想家培根为实验科学打下了哲学基础，指明了从经验现象出发的科学研究道路；17世纪中期，英国哲学家霍布斯和洛克则把个人主义变为研究社会的基础，他们强调私利是个人行为的动力，并在个人主义历史观的基础上提出了“契约论”的国家观；经18世纪法国的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和卢梭进一步发展，“契约论”成为近代西方国家学说的基础。这些成果，尤其是个人主义哲学和经验主义哲学为古典经济学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给斯密的成功创造了可能。

《国富论》的特点和阅读难点

应该说，《国富论》的语言明白晓畅，引用的事例妙趣横生，分析批判引人入胜，在激情之外别具一股幽默感，似乎不存在读不懂的问题。尤其是同其他经济学家的著作相比，它没有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那样深刻抽象、艰涩难懂；没有魁奈《经济表》的枯燥乏味，令人生畏；也不同于杜尔阁《关于财富的形成和分配的考察》那样言简意赅、耐人咀嚼。但是，正是这些优点掩盖了阅读上困难的一面。当你痛快淋漓地读完全书，开始掩卷深思时，问题就出来了。如果你细心一点，你会发现其中有太多的问题没有弄懂。

这个困难是由《国富论》的三个特点所致。

第一个特点是斯密的“当事人”角色。他不同于其他经济学家，站在第三者，即“公平的旁观者”的立场冷眼观察事物，提出自己的见解，而是将自己融入这个新兴的资产阶级中，以其代言人自居，为其辩护，为其呐喊。这种角色参与的必然结果是使该书具有一种极大的激情，这种激情一方面让它独具视角，对资本主义制度隐蔽结构中的深层次问题看得更透彻；一方面又使它同那些卷入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具有实际利害关系的人一样，在一些问题上过于偏激，不如旁观者那样能冷静而准确地揭示这些经济范畴之间的内在联系。

亚当·斯密的激情在《国富论》中俯拾皆是，突出表现在对封建残余势力的批判、对政府干预企业经营的憎恨，以及他提出各种对立的劳动价值观点力图证明工业进步要以自由劳动为前提的论述中。有时他几近于破口大骂，读来酣畅淋漓，这也是《国富论》具有“巨大吸引力”的重要原因。

第二个特点是，斯密以“当事人”的身份给《国富论》规定了双重任务。第一个任务是，他要深入研究资产阶级社会的内在联系，为未来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提供理论基石，扫清新兴资产阶级成长壮大的障碍；第二个任务是，鉴于还没有一部在这个理论基石上真正的资本主义经济学著作，他必须寻找术语和相应的理性概念构建一个全新的理论体系，第一次把这个未来社会的全部外部生活形式和运行方式表达出来。前者是点的深入，他需要解剖的是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的生理结构；后者是面的轮廓构建，实际上是创建一个新的学派。有趣的是，亚当·斯密对这两个任务都表现出浓厚的兴趣。这两大任务需要两种完全不同的方法论。在《国富论》中，这两种方法不仅安然并存，而且互相交错，体现出斯密的天才和智慧，但这就必然使他不断陷入自相矛盾中。

第三个特点是，这两种不同的理解方法引出两种各不相同甚至是完全矛盾的表述方法。前一个方法需要他深入资本主义社会的内部机制去探求和正确地表达其内在联系，主要运用的手段是哲学分析和逻辑推理；后一种方法不需要同前一种理解方法有任何联系地表达外部现象的联系，所用的手段主要是描写、分类、叙述与创建概念。这两种方法各自独立进行，这就造成西方经济学史上的奇特现象：斯密的后继者，无论是其学说的继承者还是反对者，他们都能在自己的专门研究和考察中毫无阻挡地前进，而且始终把斯密作为自己的旗帜和基础，最后把责任都交给斯密，无论他们是同斯密著作中的内在部分还是外在部分联结在一起，或者是把这两部分混在一起。这就是在长达两百余年里西方世界围绕“斯密问题”或“斯密现象”争论不休至今仍无定论的“百年官司”，以及不同学派不断对“经济人模型”肆意抽象修改每次都说成是斯密的本意的原因。

以后者为例，按斯密的本意，“经济人”与“道德人”都只是人性的一个方面，他将这两者视为统一体，放在一起研究，作为开创这门学科的综合观念。后来，西尼尔提出了“个人经济利益最大化”公式，在他认为不证自明的几个公理命题中，第一个就是“每个人都希望以尽可能少的牺牲取得更多的财富”。此后，约翰·穆勒又在西尼尔的理论基础上进行了深化，他将人类的各种动机抽象为追求财富的最大化动机。给“经济人”假设奠定了第一块基石——自利原则。他将“经济人”界定为会计算、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人。到边际革命之后，“经济人”假设的抽象化和理想化都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它被定义为一种目标函数极大化、追求效用最大化的工具。马歇尔将他的均衡理论加上杰瑞米·边沁的“最大快乐原则”，确定为“经济人”假设的第二块基石——最大化原则。这个原则将“经济人”假设归结为在约束条件下求极值的数学分析问题。继后，凯恩斯认为财富欲的作用是“比较经常恒久的趋势，在走向真实情况上，达到了第一步的近似”。因此，经济学家有理由从“经济人”的观念开始，而不管它是否符合社会真实。萨缪尔森、弗里德曼在对“经济人”作了若干精确修正之后，给出了“现代经济人”的标准解释：在理想情况下，人们具有完全有序的偏好、完备的信息和无懈可击的计算能力，在经过深思熟虑之后，他会选择那些能比其他行为更好地满足其偏好的行为。其中，自利原则和理性行为原则是其核心，并将对自利最大化的任何偏离都界定为非理性的。他的观点被经济学界称为“独眼理性”。最后，贝克尔在倡导“新经济学运动”中，把“经济人”模型泛化到社会所有领域，把自利和追求私利最大化扩展到名誉、地位、尊重等精神方面，泛化到爱情、婚姻、子女、家庭、求学、犯罪和歧视等人类的一切行为与活动中，从而引来了社会各界包括西方经济学界自身长时间的批评。这就与真实的现实社会严重不符，我们很容易看到，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的实际生活并非如此。

十分有趣的是，无论是“经济人”的修改者还是批评者，都认为这是亚当·斯密的功劳或错误，因为他是“经济人模型”的源头。其实，斯密在世时，既是道德哲学教授，又是经济学教授。他的“经济人”是一个有血有肉、有私人利益追求，又有道德约束的“经济人”。

现将一切责任都推给他，岂不冤枉？

亚当·斯密在生前似乎就已经意识到这一点。一方面，他想从这两种完全矛盾的理解方法和表述方法中解脱出来，所以他对《国富论》进行了反复的修改。另一方面，他始终未能跳出这种困扰，又因年老力衰无力再从事研究，为了不贻误后人，他在遗书中决定让朋友烧掉自己的手稿。亚当·斯密就是这样一个严谨的学者，值得人类永远敬重。

这三个特点给阅读《国富论》带来三个难点。

难点之一，由于上述原因，在《国富论》中，哪些理论属于研究资产阶级社会内在联系的第一个任务，哪些理论属于创建一个学派理论体系的第二个任务，哪些是他说得很透，对人类社会发展作出了独特贡献的理论，哪些是一般的术语和概念，哪些甚至是肤浅的和自相矛盾的理论，对于非经济专业的一般读者来说的确难以区别。

应该说，亚当·斯密对资产阶级社会的内在联系，尤其是对资本主义制度隐蔽结构中深层次问题的研究是《国富论》的精华所在。他从人类利己心出发，以经济自由为中心思想，以国民财富为研究对象，不仅第一次系统论述了政治经济学的主要内容，而且相当正确地表示出资产阶级经济体系的内在关联。尽管斯密还没有提出劳动价值论，但把劳动看作财富的源泉和价值的尺度是他的一大功绩；此外，他提倡的自由放任的经济秩序、“经济人模型”、“看不见的手”等论述为资本主义社会经济运转提供了一整套经济哲学、市场机制理论、自由贸易理论、国家的职能理论，尽管后世争论很大，但从第一个提出这些理论的角度来讲，都是斯密的杰出贡献。不过，对“看不见的手”的论述是个例外。事实上，斯密只是提出了这个论点，他绕了一圈后，并没有论证它。此外，他对地租的论述也是《国富论》的巨大功绩之一，在斯密以后，这方面的论述实际上并没有任何进步；他对畜牧业中的价格论述也是其突出的贡献。他对劳动分工特有的热情和关注引人注目。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他对资本主义制度隐蔽结构执着的挖掘，使他前进到剩余价值的门口，他已经知道资本家的剩余价值从哪里产生，以及土地所有者的剩余价值从哪里产生；然而，斯密并没有把剩余价值本身作为一个专门范畴来研究，他没能把它作为特殊形式从利润和地租中剥离开来，以至于他就此止步。难能可贵的是，亚当·斯密在研究分工中发现了“人的异化”，他指出呆板单调的生活损害了人的进取精神甚至破坏了身体的活力，他认为在每一个工业文明社会中，这是劳动贫民即广大人民群众必然陷入的境地。亚当·斯密的一位老师亚·弗格森曾经叫喊说：“我们成了奴隶民族，我们中间没有自由人。”为此，斯密建议由国家来实行国民教育。

至于斯密用术语和相应的理性概念来描述资本主义的外部生活形式，创建新的资本主义经济学，情况就比较复杂。大抵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正确的；第二类是部分正确部分错误，科学的成分和错误的见解亦同时并存；第三类是完全错误的。这也难免，因为他开创的是能够揭示未来社会运行方式的崭新理论。

第一类的概念集中表现在价值 （包括使用价值、交换价值）、 价格 （包括斯密独创的“自然价格”）、 资本 （固定资本、流动资本）、 劳动、储备等。斯密的进步和贡献是他将这些概念和范畴普遍化，为以后西方经济学的形成和后人的继续研究提供了基础和框架。他将资本划分为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区分了“价值”一词的两个不同含义：一个是使用价值，它表示特定物品的效用；另一个是交换价值，表示由于占有某物而取得对他种物品的购买力。这些都是他的贡献。

对于第二类和第三类，数量较多，不可能一一指出。为了不给读者造成混淆和误解，现仅将一些重要的地方提出来，略作分析。

科学的成分和错误的见解亦同时并存的例子，主要是在分配论的利润范畴上。斯密既说利润是劳动者所创造的价值的一部分，又说利润是企业主服务或资本职能的报酬，这是读者需要注意的。此外，对社会年产品量 的论述有诸多错误，这在后面的第三部分中有具体说明。

需要强调的是，对那些表达错误的概念和范畴，在其后200多年里，西方经济学不同学派都进行过更正和批判。西方经济学经历了三次大的综合，尤其是马歇尔和萨缪尔森的两次大综合，才成为现在的样子。我们指出的错误，是从斯密以后200多年里资本主义经济的实际发展中认识到的，是历代经济学家探索批判的成果，是经济科学的进步。作为后人，没有必要对“创始人”作过多的苛求和指责。但是大多数读者在阅读《国富论》时不可能参阅对照其他经济学著作，特将可能给读者带来困难的地方指出来。

亚当·斯密在书中一开始就把一般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等同起来；生产资料一开始就是“资本”，劳动一开始就是雇佣劳动，这给他的研究带来混乱。读者需要注意，一般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商品生产有着本质区别，前者可以是手工劳动，后者一般指机器生产；“为买而卖”是一般商品生产的特征，“为卖而买”是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特征。同样，在论述生产过程时，亚当·斯密将几种不同的商品流通过程和商品生产过程交织在一起，他并没有对其加以区分。值得注意的还有斯密使用的“收入”范畴问题，他将全部社会产品的价值分解为收入，分解为工资和剩余价值。他又将工资和剩余价值 （他表述为工资和利润） 说成是商品价值构成的两个组成部分，同时他还将它们说成是商品价格“分解”成的两个部分。斯密全书都在谈社会财富，他将财富分成直接消费基金、固定资本、流动资本。这实际上是分成消费基金和资本两大部分。我们看到，虽然消费基金的某些部分能够执行资本的职能，但它不构成执行职能的社会资本部分。显然，这种分法是错误的，后来他本人也放弃了这个观点。斯密在划分资本时，将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的区别 （他当时还不知道） 淹没在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区别中，这造成了多处混乱。他把工作日视为不变量，把积累仅仅看成剩余产品由生产工人消费，这也给他自己的研究造成了混乱。此外，他将价值表述为由工资、利润和地租所构成，这为庸俗的生产费用说开了先例。

难点之二，同一概念具有多重含义。这是亚当·斯密交错使用两种不同表述方法，从而陷入自相矛盾的一种机智的解脱方法，但一般读者实难准确把握他的这种思想。

比如，在论述决定价值的劳动时，斯密同时给予了三种不同的解释：谈到物品的真实价格时，他称价格就是获得它的辛苦和麻烦，这等于说交换价值取决于生产时耗费的劳动；在一般情况下，亚当·斯密认为物品对其占有者的价值“等同于其占有者能购买或能支配的劳动量”，这又是说把价值看作是能够购入的劳动量，显然，用劳动价值换得的价值就是工资，这里的劳动就变成了工资；有时，斯密还将价值看作劳动者心理上付出的代价，认为价值等于劳动者因劳动而牺牲的安乐、自由与幸福。问题在于，这三个内涵完全不同的概念常被人们单一引用，这就造成了混乱，不知所云。我们在阅读时常常会发现原来的理解不对，不由得停下来往前查阅，但还是让人感到如坠云雾。只有当我们知道斯密对此本来就有三种不同的表述时，这个问题才能迎刃而解。

又如，亚当·斯密对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划分标准，事实上，他是根据是否有利于资本积累而划分的，且有三种不同表述。其一，增加物品价值的劳动是生产劳动；其二，生产劳动能提供雇主利润的价值；其三，生产劳动是产生物质产品的劳动。一般读者不易区别这三种说法，而且它们在这三种情况下的内涵大不一样。第一种说法的价值里含有“使用价值”；第二种说法的价值则特指“剩余价值”；第三种说法不仅将标准由价值转变为劳动，而且这种劳动仅指体力劳动，不含一般劳动 （区别于具体劳动的抽象劳动） 和脑力劳动。

难点之三，由于两大任务和两种方法论的交替使用，全书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大量离题的论述和事实材料，造成一些章节非常臃肿，也使读者难于驾驭作者论述的主题。典型的如第一卷第五章“论地租”，包含着一组长篇的离题论述，篇幅约占全书的7.6%。这无疑给理解带来了困难。如果将第五章的离题论述抽掉，我们可以发现斯密论述的重要问题只有三点 （见后面第三部分导读） ，对于第二卷第二章以及第四卷第一章关于储蓄银行的离题论述，我们也可用这种阅读方法。不将白银价值和金银价值之间的关系的离题论述读完，就能理解到斯密的货币理论的杰出贡献。当然，对于专业人士而言，若要全面了解斯密的货币理论，不看完全书，那也是不可能的。

斯密有时将同一问题的离题论述摆到了几个不同的地方，这也体现出其思想的深化。比如，利润理论就是分散在第一、第二两卷中，而且我们现在看到的利润理论其实是斯密的后继者将这些论述拼到一起予以梳理而成的。又如，在离题论述白银的结尾处，斯密试图说明为什么农产品的真实价格会随着改良 （注意：斯密的改良是分工） 的推进而上涨；而在另一处的离题论述中，他试图说明为什么制造品的真实价格不会上涨反而会下跌。这里论述的不是小问题，它引发出19世纪对农业收益递减规律和工业收益递增规律的研究。

因此，为了更方便、更有效率地阅读《国富论》，不妨仔细阅读下文的导读。

各卷及部分章节导读

亚当·斯密在本书的“绪论”中撰写了《国富论》的思路，这对我们把握全书的结构很有用处。

斯密认为，一国国民需要的全部必需品和便利品，无论是本国生产的，或是从国外进口的，都来源于一国国民每年的劳动。因为，进口物品是用本国物品交换的，也就是用本国国民的劳动去交换外国国民的劳动。而全部必需品和便利品供应状况的好坏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国民劳动的熟练程度，即劳动生产力；二是从事有用劳动的人数和不从事有用劳动的人数的比例。斯密用了两卷来分别论述这两个问题，第一卷论述如何提高劳动生产力以及劳动产品按照什么顺序自然分配给社会各阶层，第二卷讨论资本的性质和累积方法。面对欧洲各国政策各不相同，或鼓励农业，或鼓励城市商业，但就是不重视工业的现象，作者在第三卷中论述了是什么情况使政府采用鼓励城市产业而不鼓励农业的政策，以及这些政策如何影响社会全体成员的福利。斯密看到，政府和这些政策不仅影响了各国不同的经济方式，而且导致理论界形成极不相同的经济学说，主要是重商主义和重农主义两大理论。因此，他在第四卷详细分析这两种学说产生的原因，并说明它们在各时代和各国中所产生的重要影响。

全书的前四卷形成一个相对独立的体系，其目的在于说明收入的构成和消费资源的性质。然而斯密并没有就此止步，他对封建君主和封建势力压制新兴资产阶级的抨击和解剖，使他把注意力转移到研究君主或国家的收入和支出上来。他在第五卷中深入讨论了三个问题：什么是君主或国家的必要费用，其中哪些赋税由全社会成员负担，哪些赋税由特殊阶级或成员负担；来自全社会所有纳税人的赋税的各种募集方法和利弊；为什么几乎所有近代政府都用收入作为担保来举债，这种债务对真实财富有什么影响。

这个绪论中有几个纵贯全书的概念需要解释。

斯密提出的“便利品”并不是价格便宜的商品。在斯密所处的时代，我们现在惯用的“商品”一词还没有发明，所以他用“必需品和便利品”来代替商品。“便利品”出自大思想家和哲学家洛克，他在《论降低利率和提高货币价值的后果》一书中说：“任何东西的内在价值，是由它适于供应人类生活的必需品或适于为人类生活的便利服务构成的。”显然，那时的“便利品”一词特指提供服务的物品和劳动。

作者说的“提高生产力”与我们现在的理解也不同。纵观全书，他实际仅指劳动分工，并不包括科技进步和管理进步。

读者可能很重视“有用劳动”一词，以为他是特指“生产性的”劳动。其实这是斯密随意提出的说法，并未对劳动作这种划分，后来他完全摒弃了“有用”的说法，认为不生产的劳动也可以是有用的。

值得注意的是，亚当·斯密在全书一开篇就提出了两个杰出的思想。

一是“每年”一词，这并不是斯密随便采用的说法。因为在他之前的任何经济学家都没采用过这种说法，他们仅仅把国民财富视为“积累的资源”。斯密认为，每年劳动的产品供应每年的消费，这标志着他摒弃了前辈的传统，构建了自己新的经济学理论。他之后的西方经济学家都承认和采用了这一理论。

二是斯密提出了“从事有用劳动的人数和不从事有用劳动的人数的比例”的概念，这包含了一个重要思想：一国的财富应采用其成员的平均福利来计算，而不是用总额计算。联想到多年来，世界各国几乎都用国内生产总值（GDP）作为衡量一国经济规模的总量指标，后因弊端太多，近年才纷纷取消的事实，我们不难看出，在两百多年后的今天，这一思想仍然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第一卷导读

斯密开篇表明，由于劳动分工，社会生产力得到了大幅度的提高。劳动分工必须由货币来促进，因为劳动分工是商品交换发达的产物。这就顺理成章地引出对实行交换的条件即价值和价格的论述。对于价格的考察表明，它划分为工资、利润和地租，因此价格依存于工资率、利润率和地租率。由于斯密特别钟爱分工，所以引入了大量的说明性事实材料，致使第一卷占到总篇幅的25%左右，他不得不把这些比率的变化移到第四章中来讨论。

第一章导读

第一章用了三节来讨论分工，从分工现象的描述到对分工的起源和对分工受到市场大小限制的论述。其结构完整，是《国富论》全书最精练的部分。可以断定，这是源于斯密在教学中经常讲授并作出过多次修改的结果，因此在初稿中就已成形。正因为它是讲稿，从经济理论的角度看，他对分工的论述并没有任何创见。

有一点一直没有得到应有的关注，那就是无论在斯密以前还是以后，都没有哪位经济学家如此重视分工。斯密认为，分工是导致经济进步的唯一原因。因为仅仅用分工就可以说明一些经济学家难以解释的现象：尽管文明社会存在着“不平等”，为什么“卑贱职业的报酬有时也相当优厚，如屠夫和刽子手的收入便比普通职业高”。

斯密认为，技术进步，各种机器的发明，甚至投资，实质上都由分工引起，是分工的附属品。分工源于人们以物易物的交换，其发展归因于市场交易的扩大，某一时期特定的市场规模决定着分工所能达到的程度。这说明由一种完全非人格化的力量促使分工出现和发展起来，这种力量又促使分工成为经济进步的巨大原动力。他说，“社会分工一经确立……社会本身也就转化为商业社会”，因此经济进步不是人为力量所能左右的。

在这里要提到一本影响很大的书，那就是孟德维尔的《蜜蜂的寓言》。为了阐明一种自行组织和通过市场分配资源的经济机制，他对社会的劳动分工的原因和后果进行了许多敏锐考察。他认为劳动分工一直是经济发展手段，对于“野蛮人”，它是“改善他们的状况最可信赖的方法”。因为，“如果一个人全身心地生产弓和箭，而另一个人提供食物，第三个人建造房子，第四个人做衣服，第五个人生产器具，那么，各行各业在同样的年数里会比五个人杂乱地进行生产有较大的提高”。虽然后来的经济学家在研究亚当·斯密有关劳动分工的观点时很少提到这位有影响的前辈，但是从全书来看，可以肯定斯密确实受到了孟德维尔思想的影响，并吸纳了其中的某些观点。

第二章导读

斯密在第二章中提出了货币理论和价格理论。在货币理论的论述中，他虽然完整地提出了“分工的出现——物物交换——货币”这一经得起时间考验的发展顺序，但远远不如他之前的经济学家 （尤其是加利亚尼） 对理论有那样准确而明晰的阐释。斯密将“交换价值”与“使用价值”完全割裂而又同“价格”混同了起来。

斯密从坎梯隆给财富所下的定义出发，试图找到一种比用货币表示的价格更为可靠，而且又能衡量交换价值的尺度。在此，斯密将交换价值等同于价格。他注意到“货币价格”随着纯货币量的变化而波动，便用“真实价格”取代了每种商品的货币价格，或用“名义价格”进行不同地区和不同时期之间的比较。他所定义的真实价格，其含义类似于现在有别于货币工资的实际工资，也就是用所有其他商品表示的价格。由于他当时尚不知道已发明了指数方法，故在表达上很费劲。进而，斯密又以劳动表示的价格 （谷物） 来取代这种真实价格。这即是说，他选择了劳动这种商品来充当价值标准。但是，斯密在表达这一思想时用了一些解释价值和真实价格的哲学语言，结果将“价值”“真实价格”“劳动”等概念混淆。其本意是想用生产成本来解释商品价格，这本来极简单，但连在批判亚当·斯密理论基础上建立起真正劳动价值论的李嘉图都误解了，作为一般读者，更须注意。

本章阐述了斯密的重要思想，即劳动价值观。这是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关于价值理论最早、最系统的阐述，其中的科学成分为奠定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作出了巨大贡献。

斯密的贡献在于，他首先明确区分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他在第二节“论商品价格的组成”中，一开始就举出了海狸和鹿的例子，突出强调了生产某种商品所花费的平均劳动量决定该商品的价格，他着重研究商品交换量的比例，形成了其劳动数量价值理论。他正确指出：商品价值由劳动决定，创造价值的是生产商品的一般劳动 （即生产商品的抽象劳动才创造价值，具体劳动创造使 用价值） 。他力图找出决定商品交换价值的规律，但斯密的劳动数量价值理论还不是劳动价值论，他只为形成劳动价值论作了基础性贡献，劳动价值论的真正创始人是斯密之后的古典经济学派大师大卫·李嘉图。其理由有三：一是斯密不了解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内在联系和本质区别。他认为，自分工确立以后，人们就开始交换商品，商品同商品交换也就是劳动同劳动交换。他一再把某种商品可以交换到的劳动量与生产该商品所花费的劳动量混淆。这样，他把交换价值视为物与物的关系，不了解价值的本质和创造价值的劳动的社会性，因此在考察用什么劳动来决定价值时就陷入混乱，这正是李嘉图所批判的。

其次，他一方面认为生产商品所耗费的劳动决定价值，价值量同耗费的劳动量成正比；另一方面，他又认为商品的价值由这种商品所购买或支配的劳动决定，实际上是用劳动的价值，即工资来决定价值。这样就陷入了用价值决定价值的循环推论。有时，他更是主观地把劳动解释为是牺牲安乐、自由和幸福，这说明他自己对劳动的概念还处于混乱阶段，未得到澄清。

第三，斯密在《国富论》中多次表示，将劳动视为价值标准就等于提出了价值理论。这显然是不正确的，选择劳动时数或天数作为表示商品价值或价格的单位，显然不等于提出了交换价值或价格理论，正如选择羊作为商品价值或价格的单位并不等于提出了商品价值或价格理论一样。但斯密似乎没有清楚认识到这一点。即便就是劳动数量价值理论，他也认为这一命题仅仅适用于“早期原始社会状态”的特殊情况，并不适用于所有情况。这一观点与后来的李嘉图和马克思迥然不同。

斯密还提出了两个有影响的重要理论：一是收入构成论，二是庸俗的生产费用论。后者从前者发展而来。

斯密的收入构成论把生产成本分为工资、利润和地租，认为这三者是“一切收入和一切可交换价值的根本源泉”。尽管后来的西方经济学对这一种解释很不满意，但却仍用来研究均衡价格理论和分配理论。

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生产商品所耗费的劳动与用该商品所购买到的劳动并非等量，虽然斯密已经意识到这一点，但由于他不能区分劳动和劳动力，也就无法阐述清楚资本与劳动的交换问题。而且他宣称，价值由劳动决定的原理只适用于“初期野蛮社会”，一旦到了资本积累和土地私有的资本主义社会，劳动生产物不再全部归劳动者所有。除工资外，还要给资本家利润，给地主地租。这时，价值不再由劳动决定，而是由地租、工资和利润三种收入构成。这样，他的理论完全混同了价值的生产和价值的分配，混同了劳动产品的总价值和劳动新创造的价值。后来，他又将利润、地租和工资看作商品的生产费用，而商品价值就是由这种生产费用决定的。西方经济学将后者称为庸俗的生产费用论，以同正统理论相区别。

此外，斯密用由生产费用所决定的自然价格代替由劳动决定的价值也是错误的。但他将市场价格围绕自然价格波动视为规律性的现象，并且论述了价值规律对商品生产的调节作用，这显然具有重大的科学意义。

自然价格是斯密创建的一个重要概念，这一概念纵贯全书。自然价格指由平均工资、利润和地租三种收入共同构成的价格，也就是与商品的生产费用相一致的价格。他认为，市场价格随商品供求关系的变化有时高于自然价格、有时低于自然价格，但它受自然价格调节而倾向于同自然价格相一致。用现代的眼光来看，自然价格的“价格”实际指价值，市场价格围绕价值波动正是价值规律。当然，斯密当时还不了解价值和价格的内在联系，不能科学说明价值规律的形成。

应该说，这个理论虽然很粗浅，但它却是斯密最优秀的经济理论之一。在他以后，这个理论经萨伊、瓦尔拉斯、约翰·穆勒、马歇尔几代西方经济学家的不断研究，最终发展成为均衡理论。整个19世纪，西方经济学在很大程度上正是依靠对这一理论的改进，才使经济理论得到了发展。对于斯密的自然价格，约翰·穆勒称之为必要价格，马歇尔称之为正常价格。他们用短期供求说明了市场价格是围绕自然价格波动的；这种自然价格刚好能补偿地租、工资和利润的全部价值。

在斯密的粗略论证中，出现了这样一条理论：垄断价格。他认为垄断价格总是所能得到的最高价格，而自由竞争价格最终只是所能接受的最低价格。斯密当时还没有意识到他已经探索出一条重要的定理雏形。因为他所处的年代离垄断资本主义时期还相当遥远，要证明这一定理是很困难的。

通过斯密关于自然价格的论述，我们可以发现《国富论》中的科学成分和错误见解同时并存。

第三章导读

本章讨论两大内容：劳动工资和资本利润。

斯密给工资下的定义是：工资是使用劳动要素所支付的报酬，由需要者 （企业家、农场主） 付给出卖劳动力的人。他认为，工资由协商或合同决定，在平衡过程中雇主居于有利地位。此外，双方讨价还价的力量将自动受供求关系的影响。工资的高低取决于可以获得的劳动供给和用以购买劳动的基金这两方面因素。从长期看，工资的最低限度取决于维持生计的最低费用。这种维持生计的工资是长期劳动价格，是自然或均衡工资率 。他把工资率分成三种状态。

（1）均衡状态　劳动的供求使劳动力得到均衡工资。它表示人口和工资基金在不变条件下静止的均衡状态。

（2）衰退状态　劳动的需求下降，人口和工资基金均下降，实际工资降至维持生计工资以下，直至收入和资本所能维持的水平。

（3）上升状态　工资基金增长，使工资率超过维持生计水平，此时人口增长。

斯密认为，这三种情况说明了一个基本原理：社会对人的需求也与对任何其他商品的需求一样，这种需求也会调节“人的生产”。

斯密勾画出了“工资基金说”和“最低生活费用说”的雏形。这两种学说都吸收了杜尔阁和重农学派的营养。斯密的后继者极为重视这两种学说，但他们却没有充分认识到这一成分的重要性。

他在论证中说了一句很精辟的话：“丰厚的劳动报酬是国民财富增加的必然结果和自然反应”。这句话的真实意图斯密似乎没有阐述得十分清楚，所以并没有引起后继者的注意。

斯密将利润同工资的利润率结合起来讨论，不过其论述没有触及利润理论。尽管斯密从许多方面讨论了决定利润的因素，但他对资本利润的论述不如对劳动工资的论述精彩。

他把利润视为资本家的基本收入，认为利润实质上是由于使用资本家提供的实物 （包括劳动者的生活资料） 而得到的收益，认为贷款利息只不过是这种收益的派生物。他认为企业主没有任何特殊职能，他们除了“监督与指挥”外，从根本上说只不过是“驱使勤劳者干活”，从而侵吞其部分劳动产品的资本家或雇主。这种观点对19世纪的经济理论提供了支持，并帮助它取得了最终胜利。

总的说来，斯密将工资和利润结合起来论述的基本观点是明确的：长期而言，如果利润和工资都趋于下降，在任何一个时点上，通行的“普通或平均”利润率一定是资本数量与它能用于“交易的比例”的函数。他指出，其他条件也都保持不变的情况下，即便是资本数量保持相同，利润率也还是与通行的工资率有关。如果一定资本存量 （即工资基金） 的劳动比较丰裕，其利润率将比劳动稀缺的地方高，而工资率则相对较低。

第四章导读

在论述工资与利润随劳动与资本用途的变化时，斯密改进了坎梯隆的理论，成为19世纪教科书的标准章节。

斯密从劳动和资本的各种用途在性质上各不相同这一事实出发，从职业不均等的角度，继续深入对工资和利润进行探讨，并作出了重要贡献。

本章比较重要的观点有：在不同职业之间，工资率往往随着学习业务的难度、职业的安定性以及所负责任的大小而变化；工资和利润也会随工作适宜程度的不同，以及在特定领域成功可能性的大小而变化；尽管有些人只得到微薄的报酬，有些人却得到优厚的报酬，但在竞争的环境中，在同一地域内，劳动和资本的不同用途的利与弊必然完全相等，或不断趋于相等。

第五章导读

我们在前面说过，亚当·斯密对地租的论述是《国富论》的巨大功绩之一。但这一章很臃肿，包含着长篇的离题论述，当我们抽掉大量事实材料和几乎数不清的专门论述后，需要掌握的就只有三点。

第一，斯密从他的成本价值理论出发，将地租现象只归因于对土地的“垄断”。这种思想一经提出便得到人们支持，至今仍有较大影响。

第二，工资和利润的高低是价格高低的原因，而地租的高低则是价格高低的结果。这种说法显然不符合垄断理论，却给后来的李嘉图指明了方向。

第三，粮食生产享有独特地位。其原因是，随着粮食生产的扩大，人口会不断增加，因而粮食生产可以自己创造需求。

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斯密以及直到马歇尔时代的几乎所有英国经济学家，都只对土地和矿山使用租金这一概念，我们这里说的“地租”是现代经济学概念；二是第三章到第五章是本卷的精华部分，决定工资率和利润率的因素以及支配地租的根源是这三章讨论的主题。尽管第一章的影响很大，却正是后三章使全卷自成一体。尽管这种论证的轮廓被大量说明性事实所遮盖，而这些被引用的事实又常常迫使作者脱离主题去论述它。亚当·斯密综合了18世纪的分配理论，把它传递给了19世纪的经济学家。因为亚当·斯密的学说很松散，19世纪的经济学家感到从这三章起步很容易，能在许多方面加以发展。于是，无论正确与否，无论是继承还是反对斯密的学说，他们都高举亚当·斯密的旗帜前进。斯密身上的种种弱点凑在一起，反而使他当之无愧地居于领导地位，这一独特的现象从西方经济学一开始延续到现在。

第二卷导读

第二卷提出了有关资本、储蓄和投资的理论。其中对货币，以及通过银行业务使之得以节约的方法是讨论的重要部分。与第一卷相比，无论在整个观念上还是在细节上，重农学派的影响都可以清楚辨认出来。在这一卷中，亚当·斯密不赞成魁奈只有农业和采掘业的劳动才是生产性劳动的说法，他对魁奈的学说作了一番具有创造性而又十分冗长的批判，但后来他感到把生产性劳动和非生产性劳动区分开来还是有道理的。这也是斯密矛盾的地方。读者读本卷时一定要注意到这个特点。

正因为这个矛盾，斯密的理论受到后人的批判，迫使其后继者另辟蹊径去发展。但不管后来的发展和批判使该理论发生了多大变化，直到庞巴维克前后，斯密的理论几乎一直是该领域著作的基础。

第一章导读

第一章很长，是该书最重要的篇章之一，主要论述斯密的货币理论。该货币理论曾在第一卷第二章中有过论述，但大部分都在本章中。不仅如此，在本书的论述中看不到重农学派的影响，可以判定这是斯密后期独自研究的成果。

在研究货币时，斯密先把资财进行了划分。他认为，个人和社会的全部资财必须进行区分才能进行研究，于是他将资本首先从这些资财中分离出来。斯密的可贵之处在于他不仅仅把有形货物看作资本，把“全体居民后天获得的有用才能”也看作资本。这样，他引入了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概念，进而对属于这两种资本的各种货物进行了分类。读者在阅读中需要注意的地方有两点：一是在划分流动资本时，斯密虽然将货币包括在流动资本之内，却没有把生产性劳动者的生活资料包括在流动资本之内。后来，他又认为不把生活资料包括在流动资本之中不妥，因此在一些论述中实际又包括进去了，但他没有重新定义这个概念；其二，斯密只将资本划分为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后来，他涉及可变资本和不变资本的问题，但没能将这两个概念划分出来，这导致了其表述的某些混乱。所以在阅读时我们要注意，作者常常将这几个概念混淆在一起。

第二章导读

斯密的逻辑顺序是，先对生产性劳动和非生产性劳动进行区分，然后讨论利息，最后重点落脚到讨论资本的各种用途及其利弊得失上。

他对生产性劳动和非生产性劳动进行区分的目的并非讨论劳动，而是从中得出节俭的重要意义，他认为储蓄倾向是物质资本的真正创造者。在此之前或之后，任何经济学家都未对此观点予以重视。斯密说国家每年储蓄与每年花费的一样，经常被消费掉，而且几乎是同时被消费掉。为此，他提出了著名的论断，“节俭会增加公共资本，奢侈会减少公共资本”。他说每个浪费者都是公众的敌人，每个节俭者都是公众的恩人。斯密的大声疾呼导致在他之后的150年里提倡储蓄的理论很得势。斯密所指的收入是利润加地租。他认为“消费是生产性劳动者消费的”这一观点有失偏颇。生产性劳动者的工资和就业人数同储蓄率成正比，而储蓄率又等于或至少相当于资本，即投资的增长率。

对于利息问题，斯密将利润看作基本现象。他本人及其后继者都认为解释利息本身没有什么困难，于是只用事实来解释利息，而不作理论上的阐述。斯密认为货币之所以总按高于票面的价值满足需求，是由于人们预期借款人可以获得利润。其论述可简单地归纳为三点：第一，利息率之所以呈下降趋势，是由于资本越多，竞争越激烈，这种解释太简单，不能令人信服；第二，坚决反对货币利息理论，认为金属货币数量的增加必然导致利息率下降，这一理论确实不经一驳，反对他这一理论的论点在后来的150年中一直立于不败之地；第三，他对法定最高利率作了适当而审慎的论证。

在此还须注意两个问题：一是斯密这里所指的货币，其实是可用货币购买的生产者的货物和劳务，与现在的货币职能 （尤其是纸币出现后） 规律大不相同；二是他认为解释利息本身没有什么困难，但到19世纪，其后继者却因无法解释企业利润而不得不修改和重新定义他的货币和利息理论。

接下来考察资本的各种用途及其利弊得失。

斯密首先考察资本的用途，他认为使用资本是四个部门：农业、制造业、批发业和零售业。这四个部门互相依存，每一个部门的生存和发展都必须依赖其他三个部门。

其次，为便利研究，他将批发贸易分为国内贸易 （包括内地贸易和沿海贸易） 、对外贸易和贩运贸易三种。

最后，他认为资本的作用有两个：一是推动本国生产性劳动，二是增加本国土地和劳动年产物的价值。接着他以这两种作用为纲领，逐一分析了资本各种用途和在这两方面所作的贡献，由此得出结论：农业的贡献最大，然后才是制造业，最后是商业。因此，投资的自然顺序应该是农业、制造业、商业。

但是，斯密从他的“经济人模型”考虑到，投资人的行为动机是利己的，不是为社会作贡献，他们的动力来自利润的大小。这样，农业虽对社会贡献最大，但利润比较小，对农业的投资仅仅靠市场是不行的。于是他将目光移向政府。他对各国政府政策上的原因的考察，分散在第三卷和第四卷中。

第三卷导读

第三卷所占的篇幅不到总篇幅的4.5%，因此这是为斯密进行第四卷论述的铺垫。它主要从历史的角度考察“财富的自然增长”，考察了各利益集团所支持的政策如何对城市的兴起和城市商业活动所起的作用；显然，这个作用分为阻碍和推动两个方面。在斯密以前，还没有哪位经济学家做过这个工作，因此它成为前所未有的历史社会学研究经济生活的起点。

斯密的结论是：按照财富自然增长的顺序，应首先将资本用于农业，然后用于制造业，最后用于对外贸易。但是这个顺序已被欧洲各国政府的政策颠倒。

虽然斯密从这个顺序出发，但他还是认识到，对外贸易促进了制造业发展，而对外贸易和制造业的发展又促进了农业的进步。

他分析了罗马帝国衰落后欧洲农业的抑制状态，阐述了长子继承制和限定继承制的恶果以及农奴、佃农和自耕农等对土地改良的态度。他研究了罗马帝国衰落后城市的兴起和发展，叙述了城市居民获得自由的经过，以及国王与城市居民联合向地主贵族进行的斗争，城市在产业发展和资本积累方面所处的优越地位。这些都是斯密的贡献。

斯密赞扬了新兴资产阶级和城市商业的力量，地主贵族的权力受到了工商业的彻底摧毁。这股新兴力量是在三个方面对乡村改良作出了贡献：一是城市为乡村产品提供了市场；二是商人在乡村购买土地并进行改良；三是城市给乡村带来了安定的秩序和良好的政府。

第四卷导读

在第四卷中，亚当·斯密将批判的锋芒直指重商主义。在斯密之前，称得上影响经济的政治经济学体系只有重商主义和重农主义。但斯密批判重商主义占的篇幅为批判重农主义的八倍。他批判了重商主义原理关于财富依存于贸易差额学说的荒谬，揭示出重商主义者力图达到其目标的各种卑鄙手段。对重农主义的批判，作者放在第一章的最后一节。同批判重商主义不同，他认为批判重农主义的目的是建立天然自由的合适体系，只有这个经济体系才能使新兴资产阶级彻底摆脱封建国王“监督私人劳动”，并将其导入最适合于社会利益的资本主义社会。

第四章讨论殖民地，这是本卷最长的一章，是一篇辩护和分析的杰作，是《国富论》全书中的优秀篇章之一。根据斯密在卷前的预告，这个主题之所以被列入本卷，是因为建立殖民地的目的在于利用特权和垄断权去鼓励出口。但读完全卷，我们看不到这一点。斯密对殖民地的历史和演进的论述采取的是就事论事的方法，他没有证明殖民地的建立是为了这个目的。

第四卷与第五卷几乎一样长，这两卷占《国富论》总篇幅的一半以上。斯密的用意是明显的，他正是通过这种批判来构建自己的新理论体系。鉴于此，斯密整理出大量事实材料，但是理论却很少，很简单，他在理论方面没有超越前辈。但他将这些理论发挥得淋漓尽致，用这些理论将引用的事实加热到了发光的程度。但是事实材料实在太多了，以致互相磕绊，不得不在本卷中不伦不类地插入了两篇脱离主题的专论：论储蓄银行和论谷物贸易。

读者需要注意的是，斯密在本卷提出了“看不见的手”的论断。也许是他的即兴之言，因为他并没有论证它。但是从斯密以后的两百多年里，一代代经济学者对它进行了不懈研究，究其原因，是它涉及资本主义最基本和最隐蔽的体制根基。

第五卷导读

第五卷讨论君主的收入与支出，以及支出超过收入后的应付策略。这部分论述还涉及国防支出，包括的面较广，涉及各种军事组织、法庭、维持公共工程的方法、教育和教会机构的讨论。斯密主要从历史角度论述了公共支出、公共收入以及公债。但其意义远不止于此，它是一篇自成体系的关于财政学的论文，日后成为19世纪所有财政学论著的基础，直到德国财政学认识到“税收是改革的工具”这一观点出现为止。

第五卷是全书最长的一篇，占全书的28.6%以上，之所以有这么长的篇幅，是因为它含有大量材料。该卷的理论探讨不那么充分，也不深入。值得称赞的是，他将理论探讨与事实材料紧密结合，从叙述中显示出经济社会的一般发展趋势。自斯密以后，经济学积累了更丰富的材料，理论工具也得到突破性改进，但西方经济学至今还没有哪位经济学家能够像斯密那样，成功把这两者同政治社会学紧密结合在一起。

《国富论》对后世的影响

《国富论》对后世的影响是深刻而持久的。尽管亚当·斯密还有《道德情操论》等名著，但人们总是将他同《国富论》紧密联系在一起。当然，作为西方古典经济学的开山鼻祖，斯密主要是通过其经济理论形成的学派和衍生出的学派对西方社会的经济运行产生影响。具体来说，这种影响具有三个特点，其过程可以分为四个时期。

第一个特点，《国富论》建立的自由主义经济思想体系直接统治西方经济学长达150年之久，并一直影响至今。似乎资本主义不灭亡，它就不会寿终正寝。

第二个特点，该经济思想体系拥有众多的追随者。在西方经济学众多的派别中，以亚当·斯密作为源头和旗帜的学派始终是西方经济学的主流，其中产生了不少大家和名著。

第三个特点，《国富论》开创的古典经济学在其后两百余年的发展中尽管几度荣枯兴衰，斯密的后继者都始终坚持吸纳琢磨，对他创建的理论体系进行了数次大的综合和发展，但斯密为资本主义自由经济体系奠定的基石却始终没有改变，至今仍是西方经济学的基础。

这三个特点，我们将结合四个时期略作论述。这四个时期是：亚当·斯密在世时期，1930年凯恩斯革命前时期，凯恩斯到20世纪80年代“滞胀” （即高通胀、高失业、低经济增长） 时期，“滞胀”至今时期。

亚当·斯密在世时，《国富论》就引起了轰动。人们狂热地把“创始人”的头衔、金钱、名誉和地位都给了他。《国富论》被推崇为经典，据说在英国政府立法和制定政策时，人们常常援引《国富论》书中的观点作为驳倒对方的论据，被驳方亦认同。

美国兰登书屋公司在《近代世界最佳著作丛书》中收集的一段论述对《国富论》评价比较全面，这段论述出自《国富论》 （英文原版） 的编者马克斯·勒纳，他说：“这是一本将经济学、政治理念、哲学、历史和实践活动奇妙地结合在一起的书，一部由有着高深学问和敏感见识的人写的书。斯密对当时学术领域的各种思想极为敏感，他有强大的分析能力，能对其笔记本中所有的材料进行甄别筛选；又有强大的综合能力，能按照新的、引人注目的方式将其重新组合起来。与马克思一样，亚当·斯密不是一个闭门造车式的学者，他仿佛全身装着天线，能吸收接触到的一切信息。他在欧洲封建制度解体之末、近代世界开始之时写作，当时的封建制度仍以既得利益集团惯有的顽固性坚持着，他正是为反对这种利益集团而写。他的书不是为图书馆收藏而写，它出过许多版，几乎被翻译成世界上的每一种文字。读这本书的人主要是能从其世界观中获益的人——正在兴起的工商业阶级，他们存在于世界各国议会中的政治执行委员会，存在于学术机关中的思想执行委员会。通过这些人，这本书对下层人民产生了深刻影响。不言而喻，这本书对一个国家的经济政策产生了深刻影响，它形成了我们今天的整个生活环境。”

“我们今天的整个生活环境”指现代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制度，显然它的创立和确立不只是亚当·斯密的功绩，还有无数的思想家和政治家，尤其是长达两个世纪的资产阶级革命中的各阶层民众。此话虽有些溢美，但亚当·斯密在经济秩序建立方面的贡献是伟大而不容忽视的。

作为斯密的后继者，李嘉图虽不赞成斯密的劳动数量价值论，而另辟蹊径地创立了劳动价值论，但他坚决支持斯密的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尤其主张实行自由贸易。1817年，李嘉图出版了《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这是他的成名之作，也是代表作，该书系统论述了价值论、分配论、国际贸易理论和税收理论。斯密和李嘉图都是古典经济学派的代表人物，该学派客观上就是为开展资本主义的自由竞争作论证的。古典经济学还有一大功绩，那就是斯密的劳动价值观点和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它们主张通过合作制度等方式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这一观点被卡尔·马克思批判吸收，形成了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

从《国富论》开始出版，到1930年前后的经济大萧条时期，古典经济学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理论统治了西方经济学150年，但其间遭遇到两次大的冲击。《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出版不久，古典经济学开始逐渐陷入危机。危机的原因有两方面，一方面是由于古典经济学理论本身有许多相互矛盾的地方，另一方面是由于这一理论不能解释现实中的许多实际现象。由于这些理论上的缺陷，古典经济学招致了其他学派的激烈批评，最终导致解体。

激烈批评古典经济学的是德语系国家经济学界的浪漫主义和历史主义思潮，其揭示了古典经济学不能说明全部历史的致命弱点。经济浪漫主义是一股封建主义的反动思潮。浪漫主义认为斯密的学说不适合德国国情，指责斯密的学说是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物质至上。历史主义强调发展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要依据本国现时的历史特点。历史主义的主要代表是德国历史学派及其先驱李斯特。历史学派认为，适用于任何时期和任何国家的自然经济规律并不存在。历史学派强调各民族、各个发展时期都有其特有属性，反对像古典经济学那样把自私自利作为普遍存在的经济动机；强调经济规律与经济学说都必须同其社会环境联系起来，强调把经济学的研究与历史和统计的研究结合起来。李斯特关心的是在德国建立起强大的制造业，对内鼓励经济自由，对外实行关税保护，以免来自发达国家的对手摧毁本国尚不成熟的工业。不过，古典经济学主张的自由贸易符合德国发展阶段的最高民族利益，也并未与李斯特提倡的在这一发展时期应当大力发展制造业的主张相矛盾。因此，李斯特的批判尚未动摇古典经济学的根基。

此时，马尔萨斯 （1766—1834年） 提出了人口理论和有效需求理论。他认为劳动者的工资小于其产品的价值总额，这就造成有效需求不足。马尔萨斯还批评斯密的储蓄理论是有害的；要使生产得以继续，已经具有巨大生产能力的国家必须保持一批非生产消费者以提供足够的有效需求。

面对浪漫主义、历史主义和马尔萨斯对自由放任的经济制度必然造成有效需求不足的批判，法国经济学家让·巴蒂斯特·萨伊 （1767—1832年） 提出了一个论证为亚当·斯密的古典经济学辩护，这就是著名的“萨伊定律”。其定义是：市场上的交换其实是产品与产品之间的交换，而在产品交换中，供给一种产品的人必然对另一种产品有需求；因此，每种上市的商品都创造出相应的需求，供给不可能普遍大于需求。

但是，古典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不能说明两个问题：一是不能靠劳动增加其数量的商品的价值如何决定；二是为什么资本所有者会得到利润，土地所有者则得到地租。萨伊的辩解是一种“生产费用价值论”，英国的西尼尔依照斯密的理论把生产成本分为劳动和节欲，认为劳动是工人放弃自己的安逸和休息所作的牺牲，工资是这种牺牲的报酬。萨伊和西尼尔的反驳是无力的。后来，约翰·穆勒 （1806—1873年） 阐发了一种折中主义的社会哲学和经济学体系，产生了一定影响，但最终未能很好回答这两个问题。约翰·穆勒的理论体系标志着古典经济学的最后终结。

古典经济学解体后，西方经济学进入第二代，其代表是庸俗经济学，其主要任务在于反对当时的空想社会主义。庸俗经济学阶段大致结束于19世纪70年代。在这一时期，西方经济学经历了一次以边际效用学派的兴起为代表的重大革命。那时，杰文斯在英国、门格尔在奥地利、瓦尔拉斯在瑞士顺次建立了英国学派、奥地利学派和洛桑学派。这三个派别的学说具有一个重要的共同点，即提出边际效用价值论取代斯密和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

古典经济学派解体并不标志着亚当·斯密倡导的自由经济理论的灭亡。斯密的后继者在寂静一段时间后，1890年，英国剑桥大学教授马歇尔将三个派别的边际效用论与供求论、节欲论、生产费用论等综合在一起，同时又坚持从古典经济学发展而来的英国经济学的传统，强调供给因素对价格的影响，尤其是承接了西尼尔将生产的实际成本看成是心理上的牺牲这一理论，从而构成了一个折中的理论体系，形成了“新古典经济学”，并创建了英国的“剑桥学派”。自19世纪末期到凯恩斯的理论出现前，马歇尔的新古典经济学又重新统治了西方世界。

20世纪30年代爆发了一场席卷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资本主义社会陷入即将覆灭的危险之中，失业成为压倒一切的首要问题。为保证政治上的稳定，西方国家政府再也不甘心扮演“守夜人”角色，纷纷以解决失业问题为目标来干预经济生活。这就彻底暴露了自亚当·斯密以来自由放任市场经济的弊端，它不仅是对古典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的基础——“萨伊定律”的一次全面否定，而且宣告了自由竞争资本主义时代的结束。面对现实，新古典经济学显得无能为力。

1936年，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出版，掀起了一场“凯恩斯革命”。凯恩斯宣称：资本主义的自发作用不能保证资源的使用达到充分就业的水平。因此，国家必须干预经济生活以解决失业和经济的周期性波动的问题。“罗斯福新政”则以政策实践的形式证明了凯恩斯主义的有效性，这使凯恩斯主义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的主流经济学。

在凯恩斯革命取得节节胜利的时期，新古典经济学面临崩溃的危险境地，斯密的后继者受到冷落。但是新古典经济学并没有消亡，现实迫使他们对斯密开创的传统理论进行反思，为新的理论精雕细琢，并使之系统化，从而开始了“经院修炼时期”。

面对“凯恩斯时代”私有财产和竞争性市场信念的衰落，亚当·斯密的信徒表现出很强的责任感。1947年，他们以瑞士的贝伦山命名，组织了国际性的“贝伦山学会”，并定期举行会议。贝伦山学会在其宪章中阐述道：“学会不寻求为公众所知，但也不会极力保持隐秘。学会不寻求设立某种传统或与某种政党看齐，也不旨在宣传。”这很有深意，它促进了新古典综合派的形成。在20世纪50年代，这个学会的成员大多是专业的经济学家；这些人发表的作品很多，按当时的标准来看学术质量也较高。

很快，凯恩斯主义的流行使得整个西方经济学体系出现了明显的漏洞，内部出现了政府干预和反干预的争论，各种矛盾激化。亚当·斯密的后继者萨缪尔森抓住机遇，建立起新古典综合派的理论体系。他们接受并吸纳了凯恩斯的理论，将它与传统的经济自由主义进行综合。他们认为，传统的自由放任和凯恩斯的国家干预的理论不过是代表同一理论体系的两种不同方面。该学派还把现代资本主义说成是由“私营”和“公营”两个部分所组成，是“混合经济”。他们把传统的理论叫作“微观经济学”，把凯恩斯的理论叫作“宏观经济学”。这样，新古典综合派就弥补了西方经济理论体系内部的漏洞。

现在，连新凯恩斯主义者也同意，宏观经济理论必须符合微观经济学的假设条件，特别是个人利益最大化的假设条件。这就是说，宏观经济理论必须有微观经济学的基础。这说明，即使在凯恩斯主义如日中天的时代，亚当·斯密的后继者用接纳凯恩斯理论、使它成为自己学说一部分的办法战胜了这个强劲的对手。新古典综合派的理论体系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一直居于正统地位，并且在西方经济学界享有主流经济学的威信。这种状况一直维持到20世纪70年代“滞胀”出现。

以20世纪70年代初期爆发的两次石油危机为导火线，整个资本主义世界陷入了“滞胀”的困境，这给新古典综合派以沉重的打击。新古典综合派不但无法解释滞胀的存在，而且也无法解决这一问题。按照它的理论，在失业问题存在的条件下，政府应该增加预算支出和赤字，以便扩大有效需求，从而带动就业数量增加；当通货膨胀出现时，政府必须减少预算支出和取得预算盈余，以便降低有效需求，达到消除通货膨胀的目的。现在，在失业问题和通货膨胀同时并存的条件下，这个理论带来自相矛盾的后果：如果西方国家采用增加预算支出和赤字的政策来解决失业问题，那么有效需求的扩大必将使通货膨胀恶化；如果通过减少预算支出和取得预算盈余来制止通货膨胀，有效需求的减少必将降低消费和投资的支出，使失业问题更加严重。凯恩斯的理论处于进退两难的境地。

面对这种困难局面，以萨缪尔森为首的新古典综合派已经承认无法摆脱，许多西方经济学中的其他派别纷纷对该学派进行抨击和责难。现在，以萨缪尔森为代表的新古典综合派已经放弃了“新古典综合”的字样，把自己称为现代经济学或现代主流经济学。

斯密的后继者开始了新探索，20世纪70年代末，新自由主义思潮兴起。目前，这种思想已在美、英两国取得主流学派乃至主流意识形态地位。除了维持原有的基本观点以外，他们还尽量吸纳其他派别的论点。不过这次与20世纪50年代不同，除少数学派称自己为新自由主义外，其他都不这样称谓，好像是要等他们胜利后才宣布一样。如卢卡斯称自己为“理性预期学派”，或为“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派”；布坎南称自己的学说为“公共选择学派”。从目前看，新自由主义主力是货币主义学派和理性预期学派。

新自由主义的理论渊源是货币主义。货币主义是20世纪50年代后期在美国出现的一个学派。美国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被公认为是货币主义的创始人和领袖。他以亚当·斯密开创的“经济人理性”和“人的行为理性预期假设”为理论基础，用货币周期模型论证了经济波动原因，并得出凯恩斯主义政策无效，因而无须政府干预经济的结论。他极力使西方经济学回复到传统的“古典学派”状态。作为货币主义的延续与发展，西方经济学界又出现了理性预期学派。所谓“理性预期”，就是在有效利用一切信息的前提下，对经济变量作出最为准确而又与所使用的经济理论、模型相一致的预期。

“新自由主义”这个概念在西方经济学史上多次出现过，亚当·斯密的后继者在古典经济学自由主义的每一次复兴中，均因涵盖了某些新内容而被称为“新自由主义”。我们这里特指20世纪90年代盛行的经济思潮。包含一系列有关贸易自由化、价格市场化和全球经济、政治、文化一体化的理论政策体系，其完成形态就是所谓的“华盛顿共识”。

应该说，20世纪80年代，资本主义发展进入了一个新历史时期，称为国际垄断资本主义或金融垄断资本主义。“滞胀”既是对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总结，又是资本主义进入国际垄断时期的历史序幕。因此，新自由主义也不能解释滞胀。20世纪末，经济学家对新自由主义的批判达到高潮，随着美国陷入周期性经济衰退，新自由主义正走向衰落。

近两年，以美国房地产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性金融危机就是金融垄断资本主义阶段独具的现象。它宣告了货币主义学派和理性预期学派的破产。因为，这两种学派都致力回到不需要政府干涉经济的古典经济时代。而我们看到的是，各国政府正联手应对这场世界性的金融危机，显然政府抛弃了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

新的世界经济格局呼唤着新的经济学产生。显然，资本主义还没有到能量释放完毕的阶段，它还能继续发展，这就需要西方经济学产生出超越亚当·斯密和凯恩斯那样的大家。

当我们从西方经济学史的角度回顾完《国富论》对后世的影响后，问题油然而生，是什么力量使得《国富论》灵魂不散，具有如此持久的生命力？是什么力量使得亚当·斯密的后继者前仆后继地去维护、论证和发展《国富论》提出的“自由经济”“经济人模型”“看不见的手”等一系列理论？答案只有一个：《国富论》提出的命题是资本主义经济结构的终极命题，《国富论》提出的价值观是西方文明的核心价值观。从这个角度看，《国富论》的确是一本影响了世界进程的书，并非溢美。 f2rlEGCQ2cbNAbOJo+m9JBvVp5gdtxzEyQkQe0QsBYMMGmOro9X+tMCL1EtlRDf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