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财富的增减影响劳动者的工资和资本利润。某一行业内，增加投资，劳动工资则相对提高，但资本利润降低；反之，劳动工资降低，而资本利润却相对上涨。资本利润可以通过货币利息来体现，利息率与利润率成正比，与劳动工资成反比。

资本利润和劳动工资的增减均取决于社会财富的变化，但财富的多寡对二者的影响却大不相同。加大投资可提高工资，但会降低资本利润。过多的商人在同一行业中投资，其相互竞争必然会减少该行业的利润。各行业都会出现类似情况，激烈的竞争会降低其行业利润。

人们或许能够估定某时某地的普通工资，但很难确定平均工资。如果提到资本利润，人们就连最普通的利润都很难确定。普通利润变化很快，因此经营者未必都能够确定他每年的平均利润。经营者的利润受商品价格、运输、仓储以及竞争者和消费者的影响，这就造成了确定各行业的利润难度。一般情况下，使用货币获利较多便要支付较多酬金，而获利较少只需支付较少酬金。人们可以根据利息的波动了解利润的变化，资本利润可以通过货币利息来体现。资本的普通利润会随着市场利率的变化而变化：利率下降，利润会随之下落；利率上升，利润会随之上涨。

英王亨利八世三十七年 （1546年） ，政府颁布法令规定：任何利息都不得超过10%。其后，爱德华六世禁止一切利息。伊丽莎白一世在位期间，法定利率又恢复为10%。直到詹姆斯一世二十一年 （1624年） ，法定利率才被限定为8%。到了安妮女王在位期间，利率再降至5%。信用良好的民众，其借款利率通常以市场利率为准。安妮女王之前，政府对利率的规定是在市场利率变化之后作出的。其后的法定利率明显高于市场利率。在近代战争以前，政府借款只需支付3%的利率，而在伦敦和其他地方，信用良好的民众只要支付3.5%到4.5%的利率便可借款。

亨利八世之后，社会平均劳动工资随着英国国家财富的迅速增加而提高，但大部分工商业的资本利润却在减少。在大城市，经营某种行业所需资本数额庞大，而且竞争激烈，从而导致该行业的投资高，而利润率却很低。在繁华的城市，雇主的竞争会抬高劳动工资而减低资本利润。在偏僻的乡村，雇工的竞争会降低劳动工资，而变相提高资本利润。苏格兰的法定利率和英格兰相同，但市场利率更高。在苏格兰，信用良好者借款一般都要支付不少于5%的利息率。就连爱丁堡的私立银行，对随时兑现全部或部分的期票，也只支付4%的利息，但伦敦的私立银行不支付存款利息。在苏格兰，经营各种行业所需的资本和工资都比英格兰低，所以，其工商业的普通利润率要高些。

18世纪，法国的法定利率不常受市场利率支配。1720年，其法定利率由5%降为2%。1724年又提高到3.3%，1725年再提高至5%。1766年，拉弗迪执政时，法国的法定利率又降至4%。其后，特雷神父执政时，其法定利率恢复为5%。一般来说，强行抑制法定利率是为了降低公债利率。现在的法国或许不如英国富裕，与英国相比，法国的法定利率更低，而市场利率稍高，回避法律的方法简单安全。因为法国工人的法定工资低，商人的利润丰厚，所以很多英国商人愿意在法国投资经商。

从领土面积与人口的比例看，荷兰比英格兰富裕。荷兰政府借款的利率是2%，而信用良好的民众则为3%。荷兰的劳动工资高于英格兰，其经营商业获利又低于欧洲各国，所以有人认为荷兰的商业正在衰退。对荷兰的某些商业部门而言，事实也许的确如此。但这种情况并未表明该国商业正在衰退，虽然商人的利润减少，但这也是商业繁盛或投资增多的自然结果，而并非真正的衰退。在英法战争期间，荷兰人乘机获得了法国全部的运输业务。时至今日，法国运输业的部分业务仍操纵在荷兰人手中。荷兰人拥有巨额的英法国债，仅英国国债大约就有4000万英镑。荷兰人还将大量资本贷给支付较高利率的外国人。上述情况表明荷兰的资本过剩，投资到本国的同类行业中不能获得可观利润。虽然他们获取的私人资本多到不能全部投入这一行业，但该行业仍会继续发展而不会衰退。其他国家的资本也存在类似情况。

在英属北美和西印度的殖民地中，劳动工资、货币利息和资本利润都高于英格兰。那里的法定利率和市场利率都在6%和8%之间。不过，在新殖民地有一种特殊现象，即劳动的高工资和资本的高利润同时存在。在一定时期内，新殖民地的资本与领土面积之比以及人口与资本之比，必定会低于大多数国家。人们拥有的土地，比其资本所能耕种的土地要多，所以人们只把钱投在土质最肥沃、位置最适宜的海滨或河流沿岸。并且这类土地的价格往往低于其价值。投资、购买和改良这类土地，必然会产生极大的利润，故人们能够支付相当高的利息。这类投资回报丰厚，因此资本迅速积累。新殖民地的雇工也会因为对劳动力的巨大需求而获得相当优厚的报酬。

随着殖民地的扩张，人们只能选择耕种土质和位置较差的土地，而投在此中的资本也只能支付较低的利息，资本利润也相应减少。如17世纪，英国大部分殖民地的法定利率和市场利率都因此大大降低。随着财富、改良工作和人口的增加，利息和资本利润下降，但劳动工资却没有降低。不论资本利润如何，对劳动力的需求还在增加。利润虽在减少，资本却继续增加，甚至增长速度比原来还要快。单就这点来说，勤劳的国家和个人都是一样的。与小额资本相比，大额资本的利润率要低一些，但其增长速度要快得多，这就是资本投资的魅力。俗话说货币产生货币，积累一定的原始资本，就能获取更多资本，最难的是积累原始资本。

获得新领土或开展新行业都会提高资本利润、增加货币利息，而国家有限的资本只能投在获利最多的新业务上，这就使资本主动转移到获利较丰的新行业中。资本转移使旧行业的竞争不如以前激烈，市场上货物的供给也会减少；货物供给减少就会引起商品价格上涨，经营者便会获取更多利润，而他们借贷时也能支付较高的利息。英法战争结束后，信用良好的个人或伦敦最大的商号，借款一般都要支付5%的利率。而在战前，他们通常没有以4%或者4.5%以上的利率借款。英国占领北美和西印度后，利息相应提高，这一事实就可以充分证明这种情况。如果旧资本经营的业务量增多，那么其他行业的资本量就必然减少，这样这些行业的竞争会趋缓，而利润必然会增加。

维持产业的资金即社会财富的减少，会提高资本利润和货币利息，降低劳动工资。随着劳动工资的降低，社会剩余资本的所有者向市场供应货物所需的费用也相应减少，而他们又能以较高的价格出售货物。资本所有者从较少的投入和较大的收益两方面提高利润，所以能够支付高利息。在孟加拉以及东印度其他英属殖民地中，人们能够快速获得巨额财富。这一事实证明，那里的劳动工资必然极低，资本利润和货币利息肯定非常高。孟加拉的农民借款，往往要支付40%、50%甚至60%的利息，并且要以次期的收获物做抵押。这样高的利息必然会侵占地主几乎所有的地租。罗马共和国在衰亡之前，各地在总督竭泽而渔的暴政下都出现过类似情况。我们从西塞罗的书中得知，有德行的布鲁塔斯在塞浦路斯岛借款都曾支付48%的利息。

如果一国的财富已达到其土壤、气候和位置所允许的限度，并维持现状，那么该国的劳动工资和资本利润可能都很低；如果一国的人口已完全达到其领土能够维持，或其资本可以雇佣的最大限度，那么该国的职业竞争必然相当激烈，劳动工资也会低落到只够维持现有劳动者的数量；如果一国的资本已达到该国必须经营的行业所需的资本，那么各行业使用的资本也会达到各行业的性质和范围所允许的程度。这样，各地的竞争便会大到无法再大，而普通利润便会小到无法再小。

或许没有一个国家的财富曾达到过如此程度。中国的国家财富在很久之前就已达到该国法制所能达到的限度。如果中国改变其法制，那么该国的土壤、气候和位置所允许的发展限度可能会提高。如果一个国家忽视甚至鄙视对外贸易，或只允许外国船舶驶入其一两个港口，那么其商贸是不会得到发展的。中国的富商或者大财主可以在很大程度上享有安全，但是贫民或者小商贩非但没有安全，其财物随时都有可能被下级官吏以执法为借口而被强行掠夺。所以，在中国不能按各行业的性质和范围所允许的程度进行充分投资。而且，中国还存在压迫贫民、形成富商垄断的制度，这种制度可以让富商获得巨额利润。据说中国的普通利率是12%，而资本的普通利润肯定足够负担如此高的利息。

法律的缺陷会导致利率升高，有时甚至高到超过一国贫富状况所需的程度。如果一国的法律不强制人们履行契约，那么借款人所处的地位就与文明国家中破产者或信用不良者的地位一样。由于贷款人收回借款具有不确定性，因此他会向破产者索取高额利息。侵略古罗马帝国西部的野蛮民族只依靠当事人的信义来履行契约，部分原因就是当时高额的利率。

完全依靠法律来禁止利息收效甚微。贷款人基于资金的使用和回避法律的困难与危险，也会向借贷者要求相应的报酬和补偿。如孟德斯鸠所说，正是因为法律的禁止而不是贫穷的原因使得伊斯兰教国家的利率普遍很高。

除了补偿投资的意外损失外，最低的普通利润率还要有剩余。这一剩余就是纯利润或净利润。普通总利润包含纯利润和为补偿意外损失而保留的部分。借款人所要支付的利息只与纯利润成比例。

即使相当谨慎地借贷，还是有可能遭受意外损失。最低的普通利率除了补偿借贷的意外损失外，还要有剩余。如果没有剩余，那么出借资金便只能是出于慈善或友情了。

当一国的财富和各行业的投资达到最大限度时，其普通纯利润率会非常低，而普通市场利率也会降到很低。这样，只有大富商可以依靠利息生存，而拥有少量资产者和中等资产者都不得不自己管理其资本。每人都得成为实业家，或者都有必要从事某种产业。实业家中的懒人正如军队中的文官一样，不仅感到尴尬，甚至还有被轻视的可能。

最高的普通利润率占有多数商品价格中应计入地租的部分，仅剩维持生存的劳动工资。资本家总要设法养活工人，但是地主却不必。东印度公司在孟加拉经营商业的利润率，大概就是最高的普通利润率。

一般情况下，市场利率与普通纯利润率之比必然随着利润的高低而变化。英国商人认为，适中合理的利润应为相当于两倍利息的利润。在普通纯利润率为8%或者10%的国家里，贷款来经营业务的人把所得利润的一半作为利息或许是合理的，因为贷款人承担资本的风险如同在替借款人保险。在许多行业中，贷款人要求将4%或5%的纯利润用于补偿该保险所承担的风险。但在普通利润率低得多或高得多的国家里就不可能存在上述情况。利润率低得多时，也许利息还不到它的一半；利润率高得多时，利息可能超过一半。

在财富增长较快的国家，其商品价格虽低但销量较大，利润即使低一点也能弥补高工资。提高利润必然抬高商品价格，而提高工资对价格的影响相对较小。如麻布厂工人的工资每天提高两便士，那么一匹麻布必须增高的价格即为生产这匹麻布雇用的工人数乘以生产天数，再乘以两便士。在制造阶段，商品价格中归于工资的部分，要按算术级数递次增加。如果雇主的利润都提高5%，那么商品价格中归于利润的部分就要按几何级数递次增加。即梳麻工、纺工和织工的雇主都要求增加5%的利润。因此，工资增高对商品价格的抬高作用如同单利对债额的累积作用，而利润增加的作用却如复利一般。 DFrjqRUFFYs5auiQCo2kW03TUZllhSkfb9E7+SrkDDSlmFZOnLTetc8CJqS7ke1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