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工资必须随国家整体财富的增加而增长，劳动者收入的增长也是国家财富的增加。随着生产规模的不断扩大，社会对劳动力的需求总量在整体上都大为增加，劳动者的工资亦随之提高。反之，国家财富没有增长，劳动力需求就不可能增长。

劳动生产物构成劳动的自然报酬或自然工资。

在土地尚未私有化，资本尚未累积的原始社会状态下，劳动者的全部劳动生产物属于自己，没有人与之分享。到土地开始私有和资本累积时期，劳动者独享全部劳动生产物的原始状态宣告终结。所以，在劳动生产力尚未显著改善以前，这种原始状态早已不复存在。土地成为私有财产后，生产者必须向地主缴纳一定份额的土地生产所得，形成从劳动生产物中扣除的第一项——地租。庄稼收获前，耕作者大多没有生活来源，雇主需要为其垫付维持生活的资料。农场主之所以愿意雇用劳动者，是为了分享劳动生产物，收回垫付资本并获取更大利润。因此，利润就成为从劳动生产物中扣除的第二项。

在工艺及制造业中，多数劳动者在完成工作之前都靠雇主垫付原材料、工资与生活费。雇主因此分享其相应份额的劳动生产物，也就是通过劳动创造的增值部分，即利润。有时，劳动者也有能力独自承担原材料及生活资料费用，从而兼有劳动者及雇主双重身份，享有全部劳动生产物，即劳动对原材料所增加的全部价值。此时，其收益包含劳动者和雇主两方面收入，即劳动工资与资本利润，但这并不多见。

在劳动者和雇用者非同一人的情况下，劳动者获得的报酬即为劳动工资，其大小取决于劳资双方订立的契约。通常，双方利益无法统一：劳动者希望尽可能多得，雇主希望尽可能少付；劳动者为提高工资而携手，雇主为降低工资而联合。在与劳动者的争议中，虽然雇主常居于有利地位，但劳动工资也有一定标准。在较长一段时期内，即使最低级劳动者的工资也不能低于这一既定标准。显然，该工资是符合一般人道标准的最低工资。

在争议中，劳动者有时也会处于有利地位，工资大大超过既定标准。当工人、散工、各种被雇佣者的需求不断增加，这就意味就业机会比上一年更多，劳动者此时不必再为提高工资而联合。劳动者的匮乏，必然导致雇主之间的竞争。为得到足够的劳动力，雇主们会竞相出高价雇用劳动者，这样，为防止提高工资而结成的联合就自然瓦解。

劳动者对工资的需求随着国家的收入和资本的增加而增加。相反，如果收入和资本都没有增加，劳动者对工资的需求也绝不会增加。收入和资本的增加就是国民财富的增加。因此，劳动者对工资的需求自然随着国民财富的增加而增加。国民财富不增加，那么劳动者对工资的需求也绝不会增加。

然而，影响劳动工资提高的原因并不是现有的国民财富，而是不断增加的国民财富。因此，最高的劳动工资并非出现在最富的国家，而是出现在最繁荣、发展最快的国家。比如，英格兰比北美富裕，但北美却比英格兰更繁荣，国家财富增速更快，因此劳动工资也更高。

如果国家富有，但其经济却长期停滞不前，那该国的劳动工资也不会太高。因为，如果用来支付劳动工资的资金、居民的收入和资本数额在几个世纪之内都保持不变或浮动很小，即使这一数额很大，雇用的劳动者数量就可能年年持平，甚至出现剩余。这种劳动力过剩，而就业机会少的情况是雇主乐于见到的，因为不必再为争夺劳动力而被迫提价，反倒是劳动者为争取就业机会不得不相互竞争。若该国劳动者的工资水平能达到养活劳动者及其家庭，且有剩余，基于劳动者之间的竞争和雇主们的利益关系，工资很快便会降到仅满足一般人道标准的最低工资水平。

中国的发展也许处于静止状态，但尚未衰退。没有城市和土地被遗弃，每年的雇佣劳动力大致相等，用以维持劳动的资金也因此不变。所以，哪怕最下层劳动者的生活资料匮乏，但只要足以维生，这一阶级也会保持恒定。但是，在某些国家，由于用以维持劳动的资金大量减少，其情形就截然不同了。

各行业对雇工和劳动者的需求逐年减少。上等国民无法从事上等职业，便会在中、下等职业中寻找工作。这样，过剩的其他阶层劳动者纷纷涌入底层职业。结果，等级越低的职业竞争越激烈，劳动工资被大量削减，连极端贫困的生活都难以维持。尽管如此，仍有许多人成为无业者或沦为乞丐，甚至被饿死，居民人口最终将减少到资本能够维持的数量。所以，丰厚的劳动报酬是国民财富增加的必然结果和自然反应。极度贫困是社会发展停滞的表现，如果劳动者处于饥饿状态，则是社会急速衰退的征兆。

英国目前的劳动工资显然超过了劳动者维持全家生活的基本要求。大量现象表明，英国各地的劳动工资都高于以人道标准为前提的最低工资。我们不必精确计算就可以证明这一点，就可以推定劳动者养活全家的最低工资要求。

第一，即使最低级的劳动，它都有夏季工资与冬季工资的区别。夏季工资总是最高；但冬季有取暖的巨额临时开支，家庭开销为一年之最。生活支出最低时工资反而最高，这表明劳动工资不受最低生活需求的支配，而受工作量及其假定价值的支配。

第二，劳动工资不随食品价格的变化而变化。过去十年，英国许多地方的食物价格昂贵，而劳动的货币价格却没有因此提高。即使有些地方的劳动货币价格提高了，也不是因食物价格，而是源于劳动需求的增加。

第三，就不同年度而言，食品价格的变化大于劳动工资的变化；而就地域差异而言，劳动的货币价格的变化大于食品价格的变化。

第四，无论何时何地，劳动价格的变化都与食品价格的变化相反。

下层阶级生活状况的改善对社会有利还是有弊？答案显而易见。在任何比较大的政治社会中，各种佣人、劳动者和工人都占最大比重。社会绝大多数成员生活条件的改善自然有利于社会整体。如果人人贫困悲惨，就绝不是一个繁荣幸福的社会。而且，站在公正的立场，由于劳动者供给社会全体成员衣食住行，那么他们理应从自身劳动生产物中获取维持生活的相应条件。

因此，丰厚的劳动报酬既是财富增加的结果，又是人口增加的原因。对丰厚劳动报酬满腹牢骚就是对社会共同繁荣的必然性与合理性心存不满。可见，劳动者的幸福都来自社会进步，而非社会财富达到顶峰。在社会停滞不前的状态下，劳动者境遇是艰难的；在社会退步的状态下，劳动者的处境则是困苦的。对社会各阶层民众而言，只有进步状态才会令人愉悦。因为，静止状态是呆滞的，而退步状态则是悲惨的。

虽然劳动工资的变化不一定与食物价格的变化一致，甚至完全相反，但不能因此妄断食品价格对于劳动价格没有影响。劳动的货币价格受两种情况的支配：一是劳动需求，二是生活必需品的价格。对劳动的需求而言，一般根据需求劳动者数量的变化决定给予其生活必需品的数量；而劳动的货币价格则取决于购买这些生活必需品所需的金额。所以，在食物价格低廉的地方，劳动的货币价格却很高。但是，如果食物的货币价格很高而其需求依然不变，则劳动的货币价格还将更高。

遇到丰年，劳动需求将上升，而在歉年，劳动需求则下降，劳动的货币价格也可能出现今年升、明年降的现象。物价上涨会引发劳动价格走高，而由于物品匮乏减少了劳动需求，因而会降低劳动的价格。反之，物价下跌会降低劳动的价格，但由于物品富足则增加劳动需求，因而会抬高劳动的价格。这两种对立因素在物品价格一般变化的情况下似乎能互相抵消，这也许就是劳动工资比食物价格更稳定、更持久的一种原因。

然而，因资本增加而造成劳动工资提高的同时也会提高劳动生产力，以较少的劳动生产较多的产品。出于自身利益考虑，出资者会合理分配劳动者的工作，使其尽可能多地生产产品，也会尽力提供最好的机械，以满足生产。这种情况广泛存在于所有劳动群体中。

劳动者的人数越多，资本家为其划分的职业和工种就越多，即分工越细。因此，适用于各工种劳动的机械就逐渐被发明出来，商品生产方式得以改进，从而大大节省了劳动力。这样，劳动价格的增加就大大超出节约的劳动量。 vl/uoOn/WFrAqW+Pu0VN3eFQ5KaackFbEfA+dhml0oFA4ocRhBVdfMSfTH4Lfrf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