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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世界历史上的很多时代一样，这种想法在今天依然普遍存在，即我们当中的智者都已看破过往的各种狂热，领悟到世上并无值得为之坚持的东西。持有这种观点的人真的很不幸福，但他们却以痛苦为荣，认为痛苦是宇宙的本质，并且是被启蒙的人唯一明智的态度。他们以痛苦为荣会让那些单纯的人怀疑这种痛苦的真实性，以为享受痛苦的人其实并不痛苦。这种看法未免太过幼稚。痛苦的人会感到自己高人一等、富有洞见，这无疑是稍许补偿，但它决不足以弥补因此损失的简单的快乐。我个人不认为痛苦的感觉有什么更高的合理性，相反，聪明人会在环境允许的范围内尽情快乐，如果他发现思考宇宙会让他过于痛苦，他就会去思考别的问题。这就是我想在本章表达的观点。我希望能说服读者，无论你有何种论据，理性都不会阻碍幸福。不但如此，我且深信，凡是当真把自己的不幸归因于自己的宇宙观的人，都是犯了本末倒置的错误：实际上，他们是因为自己尚不清楚的某些缘故而不幸福，但这些不幸福却误导他们聚焦于人世间那些不如意。
我想讨论的这个观点，对于现代美国人而言，是约瑟夫·伍德·克鲁奇在《现代人的性情》中提出来的；对于我们的祖辈而言，它是由拜伦提出来的；对于所有人而言，它则是由《传道书》的作者提出来的。克鲁奇说：“我们的事业是失败的事业，我们在自然宇宙中没有位置。尽管如此，我们并不为生而为人抱憾，我们宁可为人而死，也不愿为兽而生。”拜伦说：
当思想起初的光辉因情感的衰退而暗淡时，
世界给予的欢乐绝不能与它攫取的相比。
《传道书》的作者写道：
因此，我赞叹那些逝去的亡者远胜于那些苟活的生者。
比这两者更好的，是那些从未存在、从未见过阳光之下的罪恶的人。
自己遍尝生活的快乐之后，三位厌世者给出了这些灰色的结论。克鲁奇生活在纽约顶级的文化圈子里；拜伦畅游过达达尼尔海峡（Hellespont），有过数不清的风流韵事；《传道书》的作者追求快乐的方式更加丰富多彩，他品美酒，玩音乐，“如此种种”，他修造池塘，在家里蓄养男女仆人及其后代，即使养尊处优，他仍然保持着智慧。然而，他认为一切都是虚妄，智慧也是一样：
我又潜心研究智慧，研究疯狂和愚昧：我发现这也是一种精神烦恼。
因为越有智慧就越悲伤，增加知识就增加痛苦。
他的智慧似乎令他困扰，他想摆脱但无功而返：
我心里说，来吧，我会用欢笑来证实你，于是就去尽情享乐：瞧，还是虚妄。
他的智慧依然跟随着他：
于是我心里说，傻瓜遇到的事，我竟然也遇到了；那我为什么还要更有智慧呢？于是我心里说，这也是虚妄的。
所以我厌恶生活，因为对我来说，太阳底下所做的事都会让我痛苦：一切皆虚妄，一切皆烦恼。
算是文化人的运气，幸好人们不读这些古书了，否则无论怎样评论修建池塘的事，人们都会断言写作新书纯属虚妄。如果认识到《传道书》的信条并非一个智者所独有的，我们就无须为后来表达同样情绪的各种词句而困扰了。在这类讨论中，我们必须分清情绪和对于情绪的明智表达。关于情绪没什么好争论的，它可能会因为运气好坏或身体状况而改变，却不会因为争论而改变。我自己时常会体验到“万事皆空”的情绪，我是靠着势在必行的行动而不是任何哲学来摆脱这种情绪的。如果你的孩子病了，你会不高兴但决不会觉得一切都是虚妄，无论人生有没有终极价值，让孩子恢复健康才是当务之急。富人可能而且往往会觉得一切都是虚妄，但万一他将要失去他的钱财，他决不会觉得他的下一顿饭是虚妄。虚妄感来自活得太过轻松。像其他动物一样，人也需要为生活做些奋斗。当智人凭借大量财富可以轻易满足自己所有的心血来潮时，仅仅是生活中的无须努力便让幸福感失去了它的一个基本要素。当一个人可以轻易满足自己的任何一点小愿望时，他会认为，如愿以偿并不能让自己幸福。而如果有哲学气质，他就会认为，人生本质是痛苦的，即便得偿所愿，人还是不会幸福。但他忘记了，保持对一些东西的渴望是幸福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情绪何其多。但《传道书》中也有明智的观点：
江河流入大海，海却不满。
太阳底下无新事。
没有人会记得过去的事。
我憎恨我在太阳下的所有劳作，因为它会被后人享用。
用现代哲学家的语言来表达这些观点就是：人永远在劳作，物永远在运动，万事无恒常，虽然新事物与旧事物并无分别。一个人逝去，他的后代收获他的劳作果实；江河汇入大海，却不能长留大海。人生复死，水往复还，漫无目的，也无穷尽；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既无收获，也无进步。江河若有智慧，便会驻足不前。所罗门
若有智慧，一定不会栽下果树让他的子孙来享用果实。
但是如果换一种心境来看，这一切会是多么不同。太阳底下无新事？那么摩天大厦、航空飞机和政治家的广播演说是怎么来的？所罗门知道这些吗？如果能从无线电里听到希巴女王从他的领地返回之后怎样对臣民训话，他难道不会在“虚妄”的果树和池塘间得到一点安慰吗？如果他有一家新闻剪报机构，能让他知道报纸是如何评价他的建筑多么美丽，他的后宫多么舒适，和他争辩的哲人们多么失败，他难道还会说太阳底下无新事吗？虽然所有这些未必能完全平复他的悲观情绪，却至少能让他换种不同的方式来表达。实际上，克鲁奇先生对我们这个时代的抱怨之一是，太阳底下新事太多了！如果新鲜事有或没有都一样让人心烦，那就很难说让人消沉的真正原因是哪个了。再以《传道书》所述的事实为例：“江河流入大海，海却不满；江河自何处来，仍归何处。”若将此话用作悲观主义的论据，就像是说旅游也不是什么快活的事。人们夏日去胜地疗养，但最终还是得回来。去了之后必须回来，这并不能证明去不如不去。同理，若是江河之水有情，可能也会喜欢这种充满历险色彩的循环往复，恰如雪莱诗中的《云》。说到留下遗产的痛苦，这也要一分为二：从后代的角度来看，这显然没什么坏处，世间万物都会消失的事实本身也不直接构成悲观主义的根据。如果继承者是更差的，那是有理由悲观，但如果继承者是更好的，我们便有理由乐观。而若果如所罗门所说，继承者与现有者如出一辙，我们又该怎么想呢？难道这就会使得整个过程变得毫无意义吗？当然不会！除非这个循环过程中的各个阶段都是痛苦的。只关注未来，认为当下的全部意义仅在于它会为明天带来什么，这是一个坏习惯。只有某些部分是有价值的，整体才是有价值的。不能把人生想象成一出传奇剧，男女主人公非得历经九九八十一难，才能最后赢得大团圆的结局。我活着有我自己的日子，我儿子接着我过他自己的日子，然后是他的儿子相继相续。这怎么就是悲剧了呢？相反，如果我长生不老，人生的乐趣迟早会失去魅力。唯其有限，生活才能历久弥新。
生命之火烤暖了我的双手；
火熄了，我也准备走了。
对死亡感到愤怒是可以理解的，而对死亡的这种自然的态度也是合理的。所以，如果说情绪是由特定理由决定的，那么让人快乐的理由和让人绝望的理由同样多地存在着。
《传道书》是悲观的，克鲁奇先生的《现代人的性情》也是哀怨的。克鲁奇先生的悲伤，追根溯源，在于中世纪的确定性以及近现代的部分确定性消亡殆尽。“这是一个不幸福的时代，”他说，“四处游荡着来自冥界的未得安生的幽灵。它们的困境犹如那些童年活在神话里、现在离开神话却还没学会如何自处的青少年，两者没有什么不同。”这番表述完全适用于一部分知识分子，他们接受过人文教育，却对现代社会一无所知，整个成长过程中接受的教导是要以情感作为信念的基础，因而一直无法摆脱寻求安全和保护的幼稚愿望，而科学世界却不能满足这种愿望。和其他大部分文人一样，克鲁奇先生固执地认为科学并没有兑现其承诺。当然，他并没有告诉我们这些承诺是什么，但他似乎认为六十年前诸如达尔文和赫胥黎这些人对科学所抱持的期望后来并没有得到实现。我认为这完全是一种错觉，是那些作家和教士促成的错觉，他们生怕自己的专业被人认为没什么价值。是的，此刻的世上存在很多悲观的人。只要很多人的收入在不断减少，就总会有很多悲观的人存在。是的，克鲁奇先生是个美国人，而总的来说上次大战是增加了美国人的收入的，这似乎与上面的说法冲突，但是整个欧洲大陆的知识分子阶层却蒙受了巨大损失，战争还让每个人都有不安定感。这种社会原因对一个时代的情绪所产生的影响要远远大于所谓世界本质的理论影响。尽管除了皇帝和少数贵族之外，令克鲁奇先生痛惜的信仰依然被大多数人坚守，但历史上几乎没什么时代比十三世纪更让人绝望。罗杰·培根因此说：“我们这个时代的罪恶是其他所有时代鲜有其比的。罪恶与智慧水火不容。让我们看看这整个世界，细品每一个地方：我们会看到全面彻底的堕落，君主尤甚……宫廷荒淫名誉扫地，贪得无厌利令智昏……君王如此，下必效尤。看看那些主教：追逐金钱而无视对心灵的救赎……再想想教会，从个体到全部，无一例外地堕落了！新的教士（托钵修士）也已丧失了原有的尊严。整个教会变得自大、荒淫、贪婪：每当他们聚在一起，在巴黎或是牛津，令俗人震惊的都是他们的相互争斗、纠纷及恶行……只要能够满足自己的贪欲，没有人在乎自己在干什么，又是多么不择手段。”谈到古代的异教徒圣人时，他说：“无论是正直体面还是对抗世俗，他们都远比我们生活得高贵，他们愉悦、富足、荣耀。我们可以在亚里士多德、塞内加、图里、阿维森纳、阿尔法拉比乌斯、柏拉图、苏格拉底以及其他人的著作里读到这样的人。他们就是这样掌握了智慧的奥秘进而发掘了一切知识的。” [1] 罗杰·培根的观点代表了他所属的那个时代文人的观点，他们都不喜欢自己所处的时代。我从不认为这种悲观论调有什么形而上的原因，原因就是战争、贫穷和暴力。
克鲁奇先生的书里最为感伤的章节是关于爱情的。维多利亚时代的人似乎将爱情看得很重，而老于世故的现代人却把爱情看得很透。“对于维多利亚时代的很多怀疑论者来讲，他们已经失去了上帝，而爱情能完成上帝的一些功能。面对爱情时，最冷酷的人也会一下子变得困惑。他们发现自己被其中的某种东西唤醒了敬畏，而这是任何其他东西都无能为力的，他们发自内心地认为要绝对忠贞于爱情。对他们而言，爱情犹如上帝，需要为之牺牲一切；爱情犹如上帝，它将奖赏信徒，它赋予生活中的一切现象一种不容分析的意义。相比他们，我们对一个没有上帝的世界更习惯一些，但对一个没有爱情的世界仍然不习惯，而只有习惯了，我们才能认识到无神论的真正含义。”奇怪的是，这个维多利亚时代在当代年轻人眼里与那些亲历者眼里，面目竟截然不同。我记得年轻时我很熟悉的两位老夫人，她们都有那个时代的某些方面的典型特征。一位是清教徒（Puritan），另一位是伏尔泰派（Voltairean）。前者抱怨情诗太多，她认为爱情这个主题没什么意思。后者则评论说：“没有人能反驳我，我总是说破第七诫不像破第六诫的罪过那么大，因为那至少要得到对方的同意。”这里面的哪个观点都与克鲁奇先生所描述的典型的维多利亚时代极不相同。他的思想显然出自与其环境格格不入的某些作家，最好的例子应该是罗伯特·勃朗宁，而我不得不坚持认为，他的爱情观多少有点迂腐。
感谢上帝，他最平常的造物
也以灵魂的两面性为荣，一面对着世界，
一面对着他所爱的女人！
这是在说对待整个世界的唯一可能的态度是斗争。为什么？勃朗宁会说，因为世界是残酷的。我们会说，因为世界不会按照你的自我评估来接纳你。夫妻之间是有可能像勃朗宁夫妇那样形成相互倾慕的伙伴关系的。如果身边有一个人总在赞美你的工作，不管它是否值得，那肯定会令你感到十分愉快。当勃朗宁有失分寸地公开指责菲茨杰拉德竟敢不欣赏《奥罗拉·利》（ Aurora Leigh ）时，他无疑会觉得自己是个有男子气概的好丈夫。对于这种夫妻之间完全放弃相互批评的做法，我实在不敢恭维。它密切关联的是恐惧感，是想逃避冷峻但公允的批评。许多老单身汉守在自己的火炉边指望着同样的满足。我本人太久地生活在维多利亚时代，已无法成为克鲁奇先生标准上的现代人。我从未丧失对爱情的信仰，但我所信仰的爱情并不是维多利亚时代的人所崇尚的那种。我所信仰的爱情是大胆的、清醒的，它告诉人们什么是善，且不忘记恶，也不假装“神圣”或“纯洁”。曾经受人崇尚的爱情的这些特质其实是性禁忌的结果。维多利亚时代的人深深认为大多数性行为是罪恶的，为了接受它们便不得不用一些浮夸的词汇去形容它们。那时候的性饥渴要比现在强烈得多，这无疑会使人们夸大性的重要性，就像禁欲主义者一贯的做法一样。我们如今正处在某种失序时期，很多人丢掉了旧规范，但还没有找到新规范。这给他们带来各种各样的问题，由于他们在无意识里依然选择旧规范，所以遇到麻烦时他们会感到绝望、懊恼、愤世嫉俗。我并不认为这样的人很多，但他们却属于我们这个时代表达最多的群体。我相信，整体比较我们这个时代和维多利亚时代的富裕的年轻人，就爱情而言，现在的年轻人要比六十年前幸福得多，也比那时更相信爱情的价值。某些人变得玩世不恭，是因为旧理念的暴政统治了人的无意识，而调节现代人行为的理性的道德标准付诸阙如。改良之策不在悲叹和恋旧，而是要有勇气接受现状，下决心将貌似已被抛弃的迷思从其藏身地彻底铲除。
人为什么会看重爱情，这很难言简意赅地说明，但我还是试着说说。爱情之所以被看重，首先因为它本身就是幸福之源，虽然这并非爱情的最大价值，但的确是它其他价值的本质所在。
爱情，他们深深误解了你，
说什么甜蜜就是苦涩，
然而当你的果实这般丰盛，
甘美没什么能比得过。
佚名诗人的这几行诗既不是为无神论寻找答案，也不是在探寻宇宙奥秘，他不过是在自我陶醉。爱情不仅是幸福之源，它的稀缺还是痛苦之源。爱情备受重视的第二个原因，是它能增进各种美妙的享受，比如音乐、山间日出和满月下的大海。一个从未与他所爱的女人共享过美妙事物的男人，断然无法充分领略那些美好事物所能产生的魔力。再者，爱情能打破自我的坚硬外壳，因为它是生物合作的一种形式，其间，彼此的感情对实现双方的本能目标不可或缺。世界不同时期存在着各种不同的独身主义哲学，有的高尚，有的稍逊。禁欲主义和早期基督徒相信一个人可以单凭自己的意志，至少无需他人的帮助便能实现人生的至善至美，另一些人则把权力视为人生的终极目标，但还有一些人仅只追求纯粹的个人享受。所有这些都属于独身主义哲学，即认为至善至美可以经由个体实现，而不是只能在大大小小的群体中实现。我认为这些观点是错误的，不仅错在伦理上，而且错在我们本能中善的部分的表达上。人的生存有赖于合作，大自然把实在不够完美的本能器官赋予人，而合作所需要的友谊便是从这种本能里发端的。爱情是导向合作的最原始、最普遍的感情形式，对爱情有过强烈感受的人不会认同这种哲学，即自己的至善至美与自己所爱的人毫不相干。在这一点上，父母之情是更加强烈的，但这种感情的最好表现就是父母之间爱情的结果。我不妄言最高形式的爱情具有普遍性，但我断定，最高形式的爱情能够彰显别的事物无法彰显的价值，并且它本身就具有一种不受怀疑主义影响的价值，尽管无法获得爱情的怀疑主义者会错误地将他们的无能为力归因于他们所持的怀疑主义。
真正的爱情是不熄的火焰，
永远在心中燃烧，
从不衰弱，从不死亡，从不冷却，
从不偏离方向。
接下来谈谈克鲁奇先生关于悲剧的评论，他认为易卜生的《群鬼》比不上莎士比亚的《李尔王》，我当然赞成他这种说法。“再强的表现力，再伟大的语言禀赋，也无法将易卜生变成莎士比亚。后者作品的创作素材——他对人的尊严的观念，对人的激情的重视，对人生丰富程度的洞察——是易卜生所没有也不可能拥有的，是易卜生的时代所没有也不可能拥有的。上帝、人类和自然在从莎士比亚到易卜生之间的几个世纪里全都衰落了，不是现代艺术的现实主义引领我们创作了平庸的人物，而是这一衰落过程使我们看到了人生的平庸，从而促成现实主义艺术理论的发展，而我们对世界的观察也只有靠这种理论才能证实。”无疑，关于王子及其忧伤的旧式悲剧已经不再适合我们这个时代，而如若我们用同样的笔法去描写一个普通人，其效果也势必不同。这倒不是因为我们对人生的看法有何倒退，相反，是我们不再把某些人视为世间伟人，不再认为只有他们才配具有悲剧情感，而其他人只配含辛茹苦地为这少数人制造光环。莎士比亚说：
乞丐死时不会有彗星滑过，
星空只为王子的离去闪耀。
在莎士比亚时代，即使这种情感并非信念，至少也是常情，而莎士比亚自身对此深信不疑。因此，诗人辛纳的死是喜剧的，而恺撒、布鲁图斯和卡西乌斯的死就是悲剧的。个人之死对于我们不再具有终极意义，因为我们不仅在外表上，而且在内心里早已成了民主主义者。所以在今天，高层次的悲剧更应该关注社会，而非个体。例如恩斯特·托勒尔的《群众与人》 [2] ，我并不是说该作品堪称历史黄金时期的最好作品，但我认为它应该可以与之媲美；它高尚、深刻、真实，关注英雄行为，并且像亚里士多德说的那样“用怜悯和畏惧净化了读者”。这一类现代悲剧的例子还很少，旧的方法和传统必须放弃，又不能代之以老生常谈，要写悲剧就必须感受悲剧，要感受悲剧就必须意识到自己所处的世界，不仅要用自己的头脑，而且要用自己的血肉。克鲁奇先生在他的整本书里不时会谈到绝望，人们会被他面对严酷世界的勇气所打动，但这种严酷的来由是，他和大多数文人尚不知道如何在新刺激下感受旧情感。刺激是有的，但不在文人圈子里。文人圈子与社会生活之间缺少一种充满生机的联系，而如果一个人想获得严肃与深刻的感受，那种能激发悲剧感与真正的幸福感的感受，这种联系就是必不可少的。我想对所有富有才华却不知何去何从的年轻人说：“放弃写作的尝试吧，尽量不要写。走向大千世界，做个海盗，做个婆罗洲（Borneo）的王，做个苏联的劳动者，给自己那样一种生活，满足基本的生理需要几乎要耗费你全部精力。”我并不普遍地推广这种行动方案，只推荐给克鲁奇先生诊断出的那种疾病的患者。我相信，过上几年这样的生活，那些前知识分子们将会发现再也按捺不住自己写作的冲动，而这时，他的作品一定不会再让他感到空虚。
[1] 引自库尔顿（Coulton）所著《从弗兰西斯到但丁》（ From St. Francis to Dante ）。
[2] 由薇拉·梅内尔（Vera Meynell）译成英文，题为 Masses and Ma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