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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沈括生平与贡献

一、沈括生平与主要成就

(一)沈括生平简述

沈括,字存中,杭州钱塘人,或曰吴兴、湖州人,晚年居京口梦溪园,即润州治丹徒县,自号“梦溪翁”“梦溪丈人”,北宋著名科学家、思想家,博学多才,精通医理。

沈括生卒年一向颇有争议。《宋史·沈括传》言其“居润八年,卒,年六十五”。学界据此关键信息分为以下两派观点:其一,徐规先生认为沈括生于宋仁宗明道元年(1032),卒于宋哲宗绍圣三年(1096)。其依据为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三三“元 四年(1089)九月丁丑”条与岳珂《宝真斋法书赞》卷五“唐名人真迹”之“徐浩《谢赐书帖》”收录沈括题词提及梦溪园中“百花堆”,推断其于元 四年(1089)迁居润州梦溪园,卒于八年之后,当为绍圣三年(1096)。其二,张荫麟、胡道静先生认为沈括生于宋仁宗天圣九年(1031),卒于绍圣二年(1095)。其依据为《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一三“元 三年八月丙子”条所载沈括上编修《天下州县图》与《谢进守令图赐绢表》中言其布归故里等言,证明沈括进《天下州县图》后即返京口梦溪,故迁居润州当在元 三年(1088),八年后卒,即绍圣二年(1095)。

沈括出生在官宦之家,父亲沈周进士及第,先后于多地担任父母官,勤政爱民,颇有政绩,但常常忙于政事,无暇敦促儿子读书。不过沈周是个不吝购买善本的爱书之人,有在家中藏书的习惯。沈括母亲许氏出身礼乐簪缨世家,博学多闻,经史诗文无不精通。沈括与其兄沈披幼时便跟随母亲学习,到十二岁才正式拜师入学。曾巩在为沈括母亲所作《寿昌县太君许氏墓志铭》中称赞许氏教导有方,长子沈披任国子监博士,有吏才;次子沈括任馆阁校勘,有文才。母亲许氏不仅是很好的启蒙老师,还让儿子养成了好读书、广读书的习惯。在母亲的悉心教导下,沈括少年时便已博览群书,兴趣广泛,为日后的科学研究打下了良好基础。

宋仁宗皇 三年(1051)十一月,沈周去世。次年十月,沈括与兄沈披把父亲安葬在钱塘故里,并请王安石为父亲撰写墓志。沈括为父守丧三年期满后,承袭父荫出任海州沭阳县主簿。沈括从小跟随父亲东奔西走到各地任职,父亲以实际行动教导儿子忠君爱民的儒家思想,这种教育远比书本更为深刻,加上沈括自幼熟读孔孟之书,已然从心底萌发出修身、齐家、治国的宏愿,立志要为国家和百姓做一番事业,这从《宋史·沈括传》中记载他在地方的诸多政绩即可看出。沈括到任沭阳县主簿便兢兢业业,不辞劳苦地打点大小事宜,赢得上下一致好评。沭水泛滥致使良田失耕,灾民流离失所,衣不蔽体,食不果腹,加上官员横征暴敛,日子相当困苦。沈括了解沭水泛滥乃因长年失修,河道被泥沙淤塞,广亩良田被吞没,于是便组织当地群众展开疏浚沭水工程,开渠筑九大堰,开辟良田七千顷,使灾民重新有了土地安置。次年,沈括因政绩良好被调任毗邻沭阳的海州东海县任代理县令。

七年(1062)秋,沈括于其母故里苏州参加科举考试,获第一名,中了解元。次年三月,沈括进京参加进士考试,及第登科,授扬州司理参军。司理参军是州、府佐史,主要负责诉讼断案等工作。沈括于南下授命途中获知仁宗皇帝驾崩,宋英宗继位。在扬州期间,沈括博学机智、奉公尽职,关爱百姓,深受淮南转运使张 赏识。宋代的转运使除掌管地方财政、边防、刑狱外,还负责考核地方官吏政绩,体察民情,随时上报朝廷。

宋英宗治平二年(1065),受张 推荐沈括得以到朝中任命,奉召入昭文馆校书。昭文馆相当于国家图书馆,校书就是校正勘定藏书的错字,保证书籍质量。其实,昭文馆藏书错字并不多,以沈括的博学多才胜任此工作是绰绰有余。于是,沈括便利用闲暇时间广泛阅览昭文馆藏书,并对天文、历法、生物、地理等自然科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曾在地方担任过县令及主簿,深知历法节气对农业生产的重要性,这关系到百姓的日常生活,国家的安定繁荣,因此沈括更是把研究重点放在了天文历法方面,深入学习,造诣颇深,引起了皇帝及朝中官员的注意,获准参与详定浑天仪。另外,沈括对五运六气、二十八星宿、日食月食等天文学的研究心得,也被收入晚年所作《梦溪笔谈》中。两年后,英宗驾崩,神宗继位。

宋神宗熙宁元年(1068)八月,沈括被提拔为馆阁校勘,与此同时,沈括敬重的母亲许氏在京师去世,享年八十三岁。沈括护送母亲灵柩回钱塘故乡沈氏墓地安置,并按照当时的礼仪在家为其母守丧三年。守丧期间,他一面缅怀母亲从儿时起便对自己的谆谆教诲,一面利用这段闲暇时间继续阅读书籍,进行自己的科学研究。

熙宁四年(1071),沈括守丧期满返京供职,十一月升任太子中允、中书刑房公事,次年,提举司天监。沈括到任之前的司天监管理混乱,监内官员们不是空谈玄理就是沉迷术数之学,懂得实际天文监测技术的专业人才不多;使用的仪器又大多为前朝所遗留下来的,陈旧落后的设备使得观测数据极为不准确。因而虽然北宋以来几乎每位皇帝在位都要新修历法,但司天监官员们只是凭借推算在原有唐代《大衍历》的基础上修改,一直没有制定出一部完善而准确的新历法。于是宋神宗把新修历法的重任交给精于天文、善于钻研的沈括,希望他能制出一部与实际节气变化相符合的历法,以供民众生产生活使用。沈括到任后,首先整改司天监的政务,罢免了一些不学无术、无所作为的官员,引进了一批善于学习钻研的新人,并进行天文学专门技术培训,经过一段时间的培养,把他们分派到各自的岗位工作。沈括还大胆举荐楚州北神镇一位善于历法推算的贫民卫朴,据说他虽然双目失明却能“运筹如飞”,用心算就能进行大数的加减乘除,还可以准确推算古往今来的日食月食,随便一个数字可以过耳不忘,能准确听出历法抄写中的错误。沈括与卫朴仔细研究商讨后,制定了一套修改《大衍历》的闰朔之法。但这个革新之法受到保守派的猛烈抨击,加之沈括之前的一系列改革也触动了一些官员的利益,于是沈括与他们展开了激烈的辩论,好在沈括用日晷观测的实际数据反驳了保守派的攻击,取得了神宗皇帝的信任,并命令沈括与卫朴继续实施新历修订工作。

熙宁五年(1072),沈括为了取得准确的观测数据,还对浑仪、浮漏、景表等进行了改进创新,并反复实践检验,且这些仪器的改进措施和原理也收录进了《梦溪笔谈》。沈括负责的新仪器制成,于东京汴梁迎阳门进行了呈现仪式,神宗亲自率领众臣前去观看新仪器的演示与讲解,对沈括的才能大为赞赏。这期间,沈括还奉旨制定新礼,作《南郊式》上呈,为朝廷节省了大笔开支。在神宗的支持下,以沈括与卫朴为首的司天监修造出台了《奉元历》,并主张每逢黄昏、夜半、拂晓分三次观察月亮和五星的位置,并将观测结果记录在测候薄上,坚持收集三年的观测数据,用实际数据来修正新历。但是由于保守派的消极不作为,沈括他们没有收集到足够的数据,致使新历的修订不甚理想,但总体上还是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进步。沈括受到神宗的褒奖,被提升为史馆检讨,后又受命治理疏浚汴渠。汴河水利工程属于王安石变法农田水利法的一部分,他也十分支持神宗皇帝与王安石的变法运动。

熙宁六年(1073),由于精通水利兼治理汴河淤田颇有功绩,沈括深得王安石信任,被举荐浙江相度官赴两浙监察农田水利。在两浙期间,沈括招募百姓兴修水利,组织疏浚湖水,筑堤圩田,开垦了大片良田,极大地解决了饥荒灾民的粮食问题;还明察暗访,清查了当地官绅土豪抵制“方田均税法”的现象,增加了国家税收,减少了不必要的服役人力;为民请命,向朝廷申请减免当地百姓每年上缴的绢帛,获朝廷批准,减少了穷苦百姓的负担;还建议朝廷设立籴仓,在秋收时由国家统一向农民收粮,防止无良商人恶意屯粮放高利。沈括在察访中发现,浙东浙西路途遥远又交通不便,被划分为一路十分不利于行政管理,建议分两浙为东西两路,奏请皆获朝廷批准。七月,沈括因察访两浙颇有功绩被调回京城任命为右正言,后又擢升为知制诰,兼通进、银台司。沈括不仅博学,且办事谨慎认真,深得神宗的器重,又派他作河北西路察访使,讲修边备。

熙宁八年(1075)三月,沈括受命假翰林侍读学士出使辽国。只因去年年初,辽国使臣萧禧来议画地界事宜,他向神宗呈递了一封国书,指责宋军越过蔚、应、朔三州边界,破坏和平条约,主张三州应以分水岭为界限,却又不讲具体地点,其目的是索取北宋的土地。萧禧态度蛮横,把宋辽双方谈判陷入僵局的责任都推给宋方,并坚持以分水岭为界,不达目的誓不罢休,滞留京城不肯归还。沈括仔细查阅了枢密院案牍并参照地图,发现辽国曾和北宋签订地畔书以石长城为界,如今所争的黄嵬山与之相距三十余里,已然符合辽国“以分水岭为界”的要求,双方不必再争论下去。于是立刻上书神宗奏明此事,神宗得知后大为惊喜,特地打开天章门邀请沈括详谈,并亲自按沈括所说画了一幅地图,责备中书省、枢密院大臣不了解前史几乎误事,并命人将地图和地畔书交给辽国使臣萧禧,萧禧自知理亏,匆匆收下文书返国。神宗又派沈括作为“回谢辽国使”前往辽邦巩固谈判结果,很多人为沈括捏了一把汗,但他却将个人生死置之度外,做好了“以死报国”的决心。闰四月至五月,沈括赴辽国与其君臣会商画界事宜,皆据理力争,后终于得成而归,因此行撰成《熙宁使虏图抄》《乙卯入国奏请》《入国别录》等书。沈括为北宋的安定立下大功,拜翰林学士,权掌三司使。三司是盐铁、户部、度支的总称,乃宋代管理财政的最高机关。沈括在三司改革盐钞发行与货币流通,改善朝廷财政拮据现状,深受神宗信任,其从政事业由此达到顶峰,但也因锋芒太露而得罪了朝中掌权派。

熙宁十年(1077),御史大夫蔡确弹劾沈括,称其与宰相吴充共论变更新法免役事项,减免两浙下户役钱,这与之前维护新法的言行前后矛盾,反复无常;虽以变法为名,实为攫取个人权利,结党营私,不顾国家大局,阴险狡诈,不可信任。神宗听信了谗言,罢免了沈括三司行使职权,出知宣州。元丰五年(1082)六月,沈括被改派出知延州兼 延路经略安抚使。次年,宋伐西夏,沈括留守本路,加强边防,整顿军纪,运筹指挥,智巧取胜,后因应副边事有功,由龙图阁待制升龙图阁直学士。随着西夏战事的吃紧,沈括考察地形后决定重修古乌延城,屯兵操练,进可攻退可守。但是,朝廷派来的钦差徐禧反对,并一意孤行坚持修筑永乐城。永乐城修好后,徐禧狂妄轻敌,枉顾边防敌军进犯的情报,想独占头功,把沈括遣还延州。结果永乐城失守,沈括来不及率兵回救,宋军损失惨重。十月,沈括因应敌失误致使永乐沦陷,被贬为均州团练副使、员外郎,随州安置。

元丰八年(1085)三月,神宗驾崩,哲宗继位,照例大赦天下,沈括改授秀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不得签书公事,就是让他可以回到故乡钱塘所属的杭州安居,但不能参与政务。沈括回乡途中经过润州京口,即今江苏镇江,见到了自己曾经托人购买的园圃,没想到这个园林正是自己梦中游览到过的地方。园内有开满各种花草的锦绣山石,名为“百花堆”,更有一处活水潺潺而绕。沈括甚为惊喜,认为这就是自己最理想的归隐之所,便把这个园子命名为“梦溪园”。后来沈括献上自己曾经承诺绘制的《天下州县图》,哲宗看过之后非常高兴,认为沈括确实是难得的人才,本欲再度重用,奈何沈括的政敌向哲宗进谗言称其“永乐之祸,辱国殃民,其本性奸邪,不可复起”,皇帝也就作罢了。

绍圣二年(1095),沈括去世,享年六十五岁。沈括死后被送回钱塘故里安葬,但他的子孙们依然居住在润州京口,只是梦溪园早已转售给他人。

(二)沈括主要成就

沈括学术浩博,文学造诣深厚,著有《长兴集》,南宋时收入《三沈集》。经史之外,于天文、方志、律历、音乐、医药、卜算等亦无所不通,皆有论著,然书多散亡,唯《梦溪笔谈》《良方》等流传至今。《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五四《长兴集提要》言:“括博闻强记,一时罕有其匹,所作《笔谈》于天文、算数、音律、医卜之术皆能发明考证,洞悉源流,而在当时乃不甚以文章著,然学有根柢,所作亦宏赡淹雅,具有典则。其四六表启尤凝重不佻,有古作者之遗范。” 1 沈括一生致力于科学研究,在众多学科领域都有很深的造诣和卓越的成就,被英国学者李约瑟博士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赞誉为“中国整部科学史中最卓越的人物”。其代表作《梦溪笔谈》,内容丰富,集前代科学成就之大成,在世界文化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被称为“中国科学史上的里程碑”。

1(清)永 等.四库全书总目[M].北京:中华书局,1965:1333.

沈括受家学传统与深植于心的儒家思想影响,把辅佐仁君与救助百姓看作是终身奉行的事业,对百姓的贫困疾苦感同身受,于是特别注意搜集医方。本着为病人负责的精神,沈括收方必“目睹其验”,所集医方汇成两本医药学著作《灵苑方》和《良方》,其中前者早已亡佚,后者加入苏轼的医药论文合成《苏沈良方》一书被保存了下来,且此书大部分内容以沈括所搜集良方为主。《良方》所集药方涉及内、外、妇、儿等中医各科疾病。沈括对部分搜集而来的药方进行了合理的改良和发挥,特别强调辨证施治的重要性;有针对性地纠正了本草书籍中一些药物的记载讹误,对临床施用具有实际参考价值;详细记述了“秋石阴阳二炼法”的程序要诀,被认为是世界上最早的“提取甾体性激素”的制备法;还记载了大量针灸疗法,包括校订整理了唐代崔知悌的《灸二十二种骨蒸法》等。总之,《良方》历来评价颇高。正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所云:“盖方药之事,术家能习其技而不能知其所以然,儒者能明其理而又往往未经试验。此书以经效之方而集于博通物理者之手,固宜非他方所能及矣。” 1

1(清)永 等.四库全书总目[M].北京:中华书局,1965:861.

二、沈括的医学思想与贡献

沈括作为一个“博通物理”的自然科学家,一个认真严谨的医学研究者,本着“亲验有效”的原则搜集整理了《良方》一书,书中表现出沈括独特的医学思想。

(一)“万物皆主于气”的整体思维

沈括的医学观继承了朴素唯物主义“气一元论”的思想。中国古代哲学“气一元论”学说认为气是世界万物的本原,宇宙万物的存在形式有两种:一曰“有形”,即有形状的具体实物;二曰“无形”,或称“虚空”。“虚空”即“气”,广阔无垠的宇宙“虚空”充满着“气”。天地自然万物,无论是有着具体形态的实物,抑或实物之间看不见、摸不着的“虚空”,皆由“气”构成,都充满着“气”,所不同的只是构成实物的气为“聚合”状态,构成“虚空”之气呈“弥散”状态。《黄帝内经》承袭了“气一元论”学说,并在“人体之气”与“天地自然之气”的相互感应交换上有所发挥:“夫自古通天者,生之本,本于阴阳。其气九州九窍,皆通乎天气。……五日谓之候,三候谓之气,六气谓之时,四时谓之岁,而各从其主治焉。五运相袭,而皆治之,终期之日,周而复始,时立气布,如环无端,候亦同法。” 1 沈括认为宇宙间的一切事物都是“气”的变化表现形式,即“凡积月以为时,四时以成岁,阴阳消长,万物生杀变化之节,皆主于气而已” 2 。大到宇宙天体,小到人体,都是“气”所构成的,都与“自然之气”相通,这是中医“气一元论”整体思维的表现。沈括说:“日月,气也,有形而无质。故相值而无碍。” 3 他肯定日月都是“气”构成的,认为“气”没有形状,所以运行时相遇而不相妨碍。

1 黄帝内经素问[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63:62-66.

2(宋)沈括.梦溪笔谈[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250.

3(宋)沈括.梦溪笔谈[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60.

沈括认为运气所主导的是事物变化之常理,但变化无所不至而各有征兆,随着这些变化,各种流行病相应发生,对应的方法不尽相同。沈括在《梦溪笔谈》中提出:“医家有五运六气之术,大则候天地之变,寒暑风雨,水旱螟蝗,率皆有法;小则人之众疾,亦随气运盛衰。” 4 这里说的是自古医家有“五运”的计算之术,大的方面如推断天地变化、寒暑风雨、水旱虫灾都有一定的规则,小的方面如人的各种疾病也随着气运而盛衰变动。后世的人不了解它的作用,拘泥于死板的套路,所以其精妙的运算都没有很好地应验。举例来说,如果厥阴木运占主导地位,它的气多风,民众患腹泻病,难道普天之下都是多风、天下民众都患腹泻病吗?乃至于在同一城邑而晴雨也有不同的,气运之说也要全面考虑。大体来说,事物运动有常理、有变化,运气所主导的是常理,不同于运气所主导的都是变化,常理遵循本气,变化则无所不至而各有征兆,所以有从、逆、淫、郁、胜、复、太过、不足的变化,对应的方法都不相同。随着这些变化,各种流行病相应发生,都根据当时、当地的征候,即使在几里之内,只要气候不同,相应的现象全都不同,不能拘泥于死板套路 1

4(宋)沈括.梦溪笔谈[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61.

1(宋)沈括.梦溪笔谈全译[M].金良年,胡小静,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71.

沈括对医家之“五运六气”评价甚高,认为它有准确预测岁时疾病的作用。其一是因为他自己思想上继承了“气一元论”宇宙观,就对同样建立在“气一元论”基础上的《黄帝内经》“五运六气”学说特别认同;其二是因为他曾担任过北宋司天监主管,并主持修纂了《奉元历》,因而对历法推算和天文观察记录独具匠心。沈括晚年还提出了《十二气历》,可以说从科学家的角度高度赞扬印证了“五运六气”的医学价值,只是世人甚少精通历法,所以未能完全参悟其中的精妙。沈括在《良方》原序中进一步强调“五运六气”是人体致病的重要因素,医家不可以不仔细辨察,“古以治疾者,先知阴阳运历之变故,山林川泽之窍发,而又视其人老少肥瘠,贵贱居养,性术好恶,忧喜劳逸,顺其所宜,违其所不宜。……五运六气,冬寒夏暑, 雨电雹,鬼灵魇蛊,甘苦寒温之节,后先胜负之用,此天理也。盛衰强弱,五脏异禀,循其所同,察其所偏,不以此形彼,亦不以一人例众人,此人事也。言不能传之于书,亦不能喻之于口”。近世很多医家仅仅参考方书上的现成药方,不去辨证而勉强套用,仅一二味药符合症状就直接开给病人,最多不过叮嘱一下服药方法和注意事项就完事了,不会考虑到“上天五运六气”与“山林川泽之气”对人体脏腑病变的影响,也不会结合病人个体差异,因而治愈率不高。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沈括建立在“气一元论”基础上的中医整体思维与辨证施治的理念。

沈括用医药学的自然科学知识,论证物质是由“气”构成的。如《苏沈内翰良方·论脏腑》提到:“五脏之含气呼吸,正如冶家鼓鞴。人之饮食药饵,但自咽入肠胃,何尝至五脏。凡人肌骨、五脏、肠胃虽各别,其入腹之物,英精之气,皆能洞达,但滓秽即入二肠。凡人饮食及服药,既入腹,为真气所蒸。英精之气味,以至金石之精者,如细研硫黄、朱砂、乳石之类,凡能飞走融结者,皆随真气洞达肌骨,犹如天地之气贯穿金石土木,曾无留碍,其余顽石草木,则但气味洞达尔。及其势尽,则滓秽传于大肠,润湿入小肠,此皆败物,不能变化,惟当退泄耳。凡所谓某物入肝、某物入肾之类,但气味到彼尔,凡质岂能到彼哉?此医不可不知也。”人体摄入饮食水谷和药饵经过五脏气化,其精华被人体吸收,糟粕入大、小二肠,所谓某药入某脏并非是真的有形物质到达该脏器,而是气味精华到达而已,正如“天地之气”可以贯穿“金石土木”,也可以弥散于“顽石草木”间。这段话既是对“气一元论”的唯物主义观点合乎科学的说明和论证,更是值得医家学习的至臻见解。沈括还在《梦溪笔谈》中引用《黄帝内经》原文,论述他自己的“五行”思想。“《洪范》‘五行’数,自一至五……唯《黄帝素问》:‘土生数五,成数亦五。’盖水、火、木、金皆待土而成,土更无所待,故止一五而已。画而为图,其理可见。为之图者,设木于东,设金于西,火居南,水居北,土居中央。四方自为生数,各并中央之土,以为成数。土自居其位,更无所并,自然止有五数,盖土不须更待土而成也。” 1 他坚持自然科学唯物主义,不把“五行”看成神秘莫测的东西,而是看成物质的自然现象。正如《良方》原序所言:“疾发于五脏,则五色为之应,五声为之变,五味为之偏,十一脉为之动,求之如此其详,然而犹惧失之。此辨疾之难一也。”如果疾病在人体五脏发生,那么五色(青、赤、黄、白、黑)、五声(呼、笑、歌、哭、呻)、五味(酸、苦、甘、辛、咸)等就会表现出对应不同脏腑的病变之象。也就是说,人体的病变总不是孤立的,因为“五脏之气”与“天地之气”相通。而“五行”也不是完全虚无的概念,它既可以对应具体的“声色形貌”,也是一个整体的系统论。

1(宋)沈括.梦溪笔谈[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56.

(二)辨证施治理念

中医最具代表性的思维模式是辨证施治理念。它不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也不是根据病人的叙述,抓住一两条病症就轻易下结论;更不是见什么病症就套用什么药方。辨证施治通过望、闻、问、切等多种途径尽可能全面地搜集病症,仔细分析病因病机,找出主要致病因素,集中针对主要矛盾采取相应措施,并同时兼顾对病人整个身体的调节。这是中医诊疗的精髓,也是中医整体思维优于西医解构思维的地方。

《良方》中记录有许多沈括运用辨证施治理念进行科学救治的病例。如《苏沈内翰良方·论君臣》记载:“所谓君者,主此一方,固无定物也。《药性论》乃以众药之和厚者定为君,其次为臣、为佐,有毒者多为使,此谬论也。设若欲攻坚积,则巴豆辈岂得不为君也?”他认为在药方中没有绝对固定的所谓“君、臣、佐、使”,什么药应该为“君”应当辨证来看。像《药性论》中所说,在众多的药物中,“和厚者”当为“君”,次者为“臣”或为“佐”,有毒的药物只能是“使”,这是荒谬的言论。比如治疗攻克顽固积滞类的疾病,怎么能不用巴豆一类攻坚性强的药作为“君”药使用呢?旧时古方中所说的“一君,二臣,三佐,四使”,其用意是说治疗疾病可供使用的药物虽多,但是主治病症一般专在一种药物才能正中靶心,其他药物只是用来辅助主药发挥作用的,而且一方中的各个药物之间可以相互促进激活,使药方发挥最大效用。施治者需当懂得辨证的思想,才能正确领悟古方的奥妙,否则就会沦为庸医只会开一大堆药,却找不到主要致病因素,也使药物发挥不了作用。沈括虽然不是以行医为生,却比很多医生更能领会中医整体观和辨证施治的精髓。

沈括非常强调辨证施治,再好的药方也有对应的主治之证,不能以一概全。如《苏沈内翰良方·小柴胡汤》说:“近岁此药大行,患伤寒不问阴阳表里,皆令服之,此甚误也。此药《伤寒论》虽主数十证,大要其间有五证最的当,服之必愈……其余证候,须仔细详方论及脉候相当方可用,不可一概轻用。世人但知小柴胡治伤寒,不问何证便服之,不徒无效,兼有所害,缘此药差寒故也。唯此五证,的不蹉跌,决效无疑,此伤寒中最要药也。家家有本,但恐用之不审详,今备论于此,使人了然易晓。”本段文字是对张仲景《伤寒论》中小柴胡汤的临床应用说明。他详细列举了本方适用的五大证候:身热,心中逆或呕吐者;寒者,寒热往来者;发潮热者;心烦胁下满,或渴或不渴者;伤寒已瘥后,更发热者。他还指出除上述所列五大适用证候外,其余证候要仔细对照方论并检查脉候,两相对应才可使用。沈括说小柴胡汤虽然是治疗伤寒有代表性的名方,几乎家家必备,人手一方,但是却有乱用的现象,奉劝世人决不能只要是伤寒,也不问阴阳表里虚实,不辨证就服小柴胡汤,这样做不但不能治病,还危害匪浅。

沈括告诫人们治病不能尽信方书,一定要仔细辩证。如《苏沈内翰良方·茯苓散》曰:“方书言梦泄,皆云肾虚,但补肾涩精,然亦未尝有验……医及摄生家多言,梦寐甚于房劳,此殆不然。予尝验之,人之病,天行未复,而犯房劳者多死,至于梦寐,则未尝致困,此决然可知,但梦寐自有轻重耳。”据方书所言,梦遗梦泄都是因为肾虚,治法就是补肾涩精,但是往往服了药也没什么效果,这是什么原因呢?沈括意识到治疗梦泄同样是需要辨证的,也不能依古书照本宣科,以一应百。他从自己治疗的经验出发总结出梦泄的三种症状:一种比较严重,是至虚之证,乃肾虚不能统摄精气,从而心不能控制意念,有在梦中而泄的,也有不梦而泄的,这是比较严重的症状,需要服大量的补药来调理,但是一般得这种病症的人非常少。多数人不过是阴虚烦热而已,因心有所想,所以梦中遗泄,这种证候很容易治疗,只要服用茯苓散一段时间,便能自愈,且沈括用此方医治病人都非常见效。还有一种属于少年人气血旺盛,或者是禁欲已久的鳏夫及道士,因为长期强行抑制情欲,偶有所感而导致遗泄,这种属于正常现象,不算是病。沈括通过对这三种证候的辨证分析来说明多数梦遗之症其实并不严重,更不像道家养生书上所说的梦遗比房事还会导致人虚劳。我们经常看到房事频繁致人虚劳而死的,但是很少听说梦遗会导致死亡的,可见方书不可尽信。

除了论述治疗疾病讲究辨证施治外,沈括在药物的采摘时机上也特别注意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沈括敢于批驳历代本草书籍中记录的惯用做法。如《苏沈内翰良方·论采药》云:“古方采草药,多用二八月,此殊未当。二月草已芽,八月苗未枯,采掇者易辨识耳,在药则未良。”沈括提出二月、八月采药未必是该药物的最佳采摘时机,古方之所以这样记载是因为根据时令一般本草在二月时已经发芽,八月时又尚未枯萎,这个时候的本草特征比较明显,容易辨认。但这时期采摘的本草却未必是药效的最佳时期,应该根据用药部位的不同而有所区别,不能一概而论。比如,对于需要用根的本草来说,如果其有宿根,则应该选取没有长茎叶的时候采摘,这样本草的营养就会全都聚集在根部,这样的根用起来药效自然更好。沈括还进一步用生活中常见的本草来举例说明自己的观点。他说如果有不相信自己的说法想要查验的人,可以观察萝卜、地黄一类用根的本草,在没长苗的时候采摘,它们的根大且充实饱满;在有苗的时候采摘,它们的根就轻飘虚浮。对于那些没有老根的用根药物,要等到苗已经长成但是尚未开花的时候采摘,那么它的根已经长结实但却又没太老,例如像紫草一类的药物,在还没开花时采,它的根颜色鲜亮;在已经开过花后再采摘,它的根就颜色暗淡。对于用其叶子和嫩芽的本草,就在叶子或芽刚刚长成时采摘;对于用其花的本草,就选取花刚开的时候采摘;对于用其果实的本草,就选取果实刚刚成熟的时候采摘,这些都不可以用固定的时月来限制,否则采集的本草就达不到最理想的药效。这是因为各地的地气有早有晚,天时变化也不总是相同,时令到达的实际时间就不一样。所谓地气,也就是一年四季太阳光照大地带来相应的热量,大地上的动物、植物感受热量变化所对应的物候表现;或者因为地理海拔的不同,土地感受太阳热量先后的区别,比如平地如果三月开的花,深山中可能四月才开花。正像白居易游大林寺时所作的诗:“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正开。”这是因为地势高低不同造成的时令有先有后,这本来是很寻常的道理。又比如竹笋和稻米就有成熟时间早晚不同之区别,吴越地区的桃李夏天结出果实,朔北大漠的桃李夏天则只能开花,这都是因为地气的不同造成的。还有同亩上的庄稼,因为灌溉和肥料施给的不同也有长势不同的区别;同一个丘田上的禾苗也有因为耕种的早晚而收获时间不同,这些是属于人力的因素造成的,都不能一概而论。沈括用庄稼、果实这些常见的作物来举例说明,这些常见作物尚且需要考虑天时、地理、人力因素的不同而区别耕种和收获,更何况是用来挽救人生命的本草药物呢?从而得出本草书籍中记载的药物采摘时间一刀切的说法是有待商榷的,应该根据用药部位的不同而区别对待,而且也应该把天时、地理、人为等因素考虑进去。

沈括还提出煮药的细节差别也会影响患者服药的效果。《良方》原序云:“古之饮药者,煮炼有节,饮啜有宜。”沈括认为有的药需要久煮,有的药不能久煮;有的药适合用大火猛煮,有的药适合用文火慢熬;有的药适合热饮,有的药适合冷啜;有的药适合快速一饮而尽,有的药需要缓缓摄入;有的药适合高兴或生气时服用,情志能够激发药效,有的药服用时要尽量避免太过高兴或生气,以免影响药效发挥。即使是煎药用流水和止水的不同、水质清浊的不同、矿物质含量的不同等等,都会导致药效的区别,更何况是还有人为的作用,勤恳的煎药者能够按说明仔细操作,而懒惰的就敷衍了事。这些细节的差别都可能影响患者服药的效果,如果病人不去考虑以上影响药效发挥的诸多因素,就会一味指责医生开药没有效果。因此,作为医生更要格外小心谨慎,除了一定要对症用药外,考虑问题还要细致周到。

(三)科学求真思想

沈括特别重视亲身实践、调查与研究。他会用敏锐的科学眼光捕捉那些真假参半的谬说传闻,仔细观察,反复研究,去伪存真,保留有科学价值的信息,并用浅显易懂的语言解释其中的科学道理。沈括在《良方》原序中表明了自己致力于收集良方的原因及原则:“世之为方者,称其治效,尝喜过实,《千金》《肘后》之类,犹多溢言,使人不敢复信。予所谓《良方》者,必目睹其验,始著于篇,闻不预也。然人之疾,如向所谓五难者,方岂能必良哉!一睹其验,即谓之良,殆不异乎刻舟以求遗剑者?予所以详著其状于方尾,疾有相似者,庶几偶值云尔。”沈括认为现在世上流传的所谓良方,大都夸大效验,有言过其实之嫌,尤其是像《备急千金要方》《肘后备急方》等医书中收录的药方,经常使用夸赞溢美之词,其效果却往往差强人意,使人不敢再轻易相信。而这正是沈括自己收集效验良方的原因。他收集良方的主要原则就是一定要眼见为实,要自己亲自目睹过其治疗效果或亲自试用过才会收录,如果只是听说过而没有验证过的药方是不会收录的。并且他一再强调对疾病的审查要非常谨慎仔细,考察多种因素,所谓良方应该辨证施治,没有一概而论的,因此他在每一个药方后面都会详细记录该方所对应的病证、药方来源、具体用药方法等,期许有恰好碰到类似病症的人试用此方能够见效。他的这种录方的方法也被后世视为开“本事方”之先河,由此我们也可以体会到沈括的医者仁心与谨慎对待疾病的科学求真思想。沈括在《良方》收集的很多药方中常有“予家常作此药”“予自得此,治疾无有不效”“用此药法,遂永瘥”“予目见医数人”等字眼,记录了很多沈括自己及家人患过,或他亲自救治过的疾病,且使用的药物多为常见易得,方法多是简便易行,足见其不是亲验有效则不予收录的务实原则,这也正是沈括不求虚名夸赞,但求科学求真的体现。

沈括的科学求真思想还体现在《良方》收录的很多医论中。如《苏沈内翰良方·论脏腑》记载:“如枇杷、狗脊,毛皆不可食,食之射入肝肺。世俗似此之论甚多,皆谬说也。又言人有水喉、食喉、气喉者,谬也。世传《欧希范真五脏图》亦画三喉,盖当时验之不审。水与食同嚼而吞,岂能口中遂分二喉哉?人但有咽有喉二者而已。咽则纳饮食,喉则通气。”沈括提出古方及世俗言论中总有一些荒谬不可尽信的地方,比如认为枇杷、狗脊一类食物的毛不能吃,吃了就会进入肝肺不能去除,这些都属于无稽之谈。还有的认为人有三个喉管,即水喉、食喉、气喉,这也是谬说,而现世流传的《欧希范真五脏图》,即广西少数民族首领欧希范率部起义遭镇压杀戮后,由医官所绘其人体五脏解剖图也画了三喉,这个错误大概是因为当时没有认真审查造成的。沈括进一步解释三喉说的荒谬:水和食物一同经过人的口腔咀嚼吞咽,怎么能在口中分为两个喉管输送入体内呢?人应该只有两个喉管而已,一个是咽,主要是吸纳饮食的功能,水谷是不能分开的;另一个是喉,主要是通气的功能。这个见解敢于否定古书和官绘的人体五脏图的错误,表现了沈括敢于否定权威,实事求是的科学求真思想,并且用浅显的语言解释其中的科学道理,纠正方书及世俗所传谬误,让人信服。

沈括在科学求真思想的指导下,还纠正了本草书籍中的很多错误。在《笔谈》卷二十六及《补笔谈》中都有“药议”章节,是对一些本草的考证内容,且这些本草考证议论部分也收入了《良方》之中。如《苏沈内翰良方·论鸡舌香》云:“按《齐民要术》:鸡舌香,世以似丁子,故一名丁子香,即今丁香是也。《日华子》云:鸡舌香治口气。所以三省故事,郎官含鸡舌香,欲其奏事对答,气芬芳,此正谓丁香治口气,至今方书为然。又古方五香连翘汤用鸡舌香,《千金》五香连翘汤,无鸡舌香,却有丁香,此最为明验。新补《本草》又出丁香一条,盖不曾深考也。今世所谓鸡舌香者,乳香中得之,大如山茱萸,剖开中如柿核,略无气味,以此治疾,殊极乖谬。”在这部分考证内容中沈括指出古方时而称“丁香”,时而称“鸡舌香”,实则是一物,因为“鸡舌香”外形似丁子,所以又名“丁子香”即“丁香”,有香口之功效。古方与《千金方》中就有同方异药名的记载,证明“丁香”就是“鸡子香”。当时新编的《嘉 补注本草》中除“鸡子香”外又单出“丁香”一条,这是因为没有进行深入考证,而当时世上所用“丁香”都是从“乳香”中得到,其外形和气味都和古方书中记载的不符合,如果以此治疗古方书中对应的疾病则会导致非常严重的错误。又如《苏沈内翰良方·论甘草》云:“《本草注》引《尔雅》云: ,大苦。注:甘草也。蔓延生,叶似荷,青黄色,此乃黄药也。其味极苦,故谓之大苦,非甘草也。甘草枝叶悉如槐,高五六尺。但叶端微尖而糙涩,似有白毛。实作角,生如相思角,四五角作一本生,熟则角拆。子如小扁豆,极坚,齿啮不破。”沈括对比甘草和《本草注》中所描述“ ”的外形极为不符,前者高五六尺,枝叶都和槐树类似;后者是蔓生,叶似荷。又根据其味极苦,所以判定“ ”应该是“黄药”,从而也解释了“大苦”之名的由来。沈括提出“ ”在《尔雅》郭璞注为“甘草”是错误的,由于《尔雅》是古代经学必读书目,具有学术权威的指导性,于是这个错误就被历代本草书籍所沿用。他这种敢于向古代学术权威挑战的科学求真精神在经学为主导的中国古代社会实在难能可贵。由此,沈括的科学求真思想还体现在他对药物反复的科学考证,对古代方书和本草书籍去伪存真。他认为医生用药应该非常谨慎,不能因为没有经过全面考证就尽信本草书籍的记载,如果名实不符用错了药,将会关乎人命安危,这是医生最该警醒的以“人命为先”的科学求真思想。

综上所述,沈括不但在《良方》中体现了整体思维、辨证施治、科学求真等医学思想,还注意药物与文献的对应,综合考证古书的记载,参照自己的实际考察,纠正了本草书籍中收录的多处错误。沈括严谨的科学精神使他形成了对医学独特的研究领悟,对每一药方所对应的病症、用药注意事项、亲自实践的治疗心得等均做了详细记录,这些记录具有重要的临床参考价值。 vlhlln66Kzwnjh0nU5I3WOmSNuCIC4NEemRrbq7gdfd44QuUkcM+fGPbyGMQTE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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