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苏轼生平与贡献

一、苏轼生平与主要成就

（一）苏轼生平简述

苏轼（1037—1101），字子瞻，自号东坡，四川眉州眉山人。祖父苏序；父苏洵，字明允，自号老泉。弟苏辙，字子由，晚号颍滨遗老。父子三人俱以文著名，世称“三苏”，亦为古文“唐宋八大家”其中三家，传为佳话。苏轼六岁入私塾小学，师从天观道士张易简开始读书。从师处始知范仲淹、欧阳修、梅尧臣、韩琦等文名，大为崇拜，立志为榜样。苏母程氏出身大家族，文化素养极高，父亲苏洵游学在外时，便由其母督促二子学业。程氏特别注重对孩子人格的培养，尤其好以古代名士贤臣的事迹教育孩子。苏轼幼年曾听母亲讲授《后汉书·范滂传》，遂发奋为仁人志士。苏轼自幼天资聪颖，勤奋诵读，十岁能文，及弱冠之年已博通经史，属文日数千言。十九岁娶四川青神县进士王方之女王弗为妻，次年跟随父亲到成都谒见张方平。父子三人之文采皆大受赞赏，张以国士待之，并上书欧阳修推荐苏洵。

嘉 元年（1056），苏轼与弟苏辙随父亲赴汴京开封府应秋季“解试”，获得次年礼部“省试”资格。次年春，欧阳修主持礼部“省试”，读苏轼文《刑赏忠厚之至论》颇为赞赏，但误认为此文乃其弟子曾巩所作，为避嫌降为第二。此后，苏轼与苏辙又参加仁宗皇帝亲自主持的“殿试”，兄弟二人同科进士及第。是时，苏氏父子三人名震京师。苏轼作《谢欧阳内翰书》《上梅直讲书》等文感谢考官，深受欧阳修赞赏。欧读其文不觉汗出，谓“老夫当避此人，放他出一头地！”四月，母亲程氏卒于眉山，父子三人奔丧故里。嘉 四年（1059），苏轼为其母守孝期满，随父亲与弟弟苏辙沿岷江、长江东下，过三峡，再赴汴京，途中父子三人一路唱和所作诗文编为《南行集》，苏轼为之作序。是年苏轼长子苏迈生。父子三人携家眷历时一年至京，苏轼授河南福昌县主簿，弟苏辙授渑池县主簿，俱未赴任。经欧阳修推荐，苏轼与苏辙参加次年举行的“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考试。按规定需提前一年上交五十篇策论，为之“贤良进卷”，苏轼所作“贤良进卷”后被编入《应诏集》，包括《留侯论》《贾谊论》等名篇在内。次年，兄弟二人一同参加“制科”考试连名并中，仁宗皇帝认为自己为子孙找了两位宰相之才，甚是欣慰。苏轼授大理评事、凤翔府签判，十一月与弟苏辙别于郑州，作《和子由渑池怀旧》。

嘉 七年（1062），苏轼任凤翔府签判，任期三年。与文同订交于歧下，文同字与可，善画竹。期间仁宗皇帝去世，英宗继位。宋英宗治平二年（1065）正月，苏轼任期满还朝，判登闻鼓院，除直史馆。五月，结发妻子王弗卒，次年四月，其父苏洵卒。治平四年（1067），苏轼与弟苏辙护父丧返蜀。这一年，英宗驾崩，宋神宗继位，苏轼、苏辙在家为父亲守丧。熙宁元年（1068），服丧期满，时年三十三岁的苏轼续娶王弗堂妹王闰之为妻，后与弟苏辙携全家赴汴京，从此未再返乡。这一年，神宗皇帝召见翰林学士王安石，开始酝酿“变法”。

神宗熙宁二年（1069），苏轼还朝。是年王安石主持新法，设立“制置三司条例司”，为顺利实行新法极力排除异己，认为苏轼与自己政见不合，任命其为殿中丞直史馆判官告院闲职。四月，神宗诏令臣僚议论科举改革，苏轼奏上《议学校贡举状》，反对科举改革，得神宗召见。是年秋天，苏轼任国子监考试官，出策论题目暗讽王安石，并主动离开“条例司”。司马光推荐苏轼为谏言官，神宗屡次欲启用苏轼，皆被王安石阻止。冬天，苏轼又作《上神宗皇帝书》万言，全面驳斥“新法”。次年，判大名府韩琦奏疏青苗法害民，苏轼作《再上皇帝书》，要求罢免王安石。神宗皇帝为维持“新法”，罢黜百官，力挺王安石。苏轼上《拟进士对御试策》，继续反对“新法”。王安石亲家谢景温诬告苏轼贩卖私盐，王安石非常高兴，因为他终于可以铲除与自己政见不合，却又很受神宗皇帝器重的苏轼了，但最终查无实证。

熙宁四年（1071），时年三十六岁的苏轼奉命通判杭州。七月出京，赴陈州见苏辙，此时苏辙也因忤逆王安石而除陈州州学教授。九月，苏轼赴颍州谒见欧阳修，十一月到任杭州。苏轼在杭州期间，奉命监事开挖“运盐河”工程，赴湖州相度堤岸利害，会晤湖州太守孙觉。作《吴中田妇叹》《山村五绝》等诗，反映民间疾苦，有所托讽抗拒“新法”。协助陈襄修复钱塘六井，在常州、润州赈饥。是时，朝廷设立“经义局”，在宰相王安石主持下修订《尚书》《诗经》《周礼》三经释义，谓之“新三经义”，并以此为科举标准。值得一提的是，同时沈括恰奉命访查两浙路农田、水利、差役等事，至杭州，搜集苏轼近作，注明其讥讽“新法”，回奏朝廷。苏轼在杭州期间还结识了诗僧参寥，纳妾王朝云。

熙宁七年（1074），苏轼出任密州知州。此年大旱，流民多入京，京师监门官郑侠上《流民图》，王安石罢相，但“新法”仍在施行。苏轼知任密州期间，重葺超然台，弟苏辙作《超然台赋》，自作《超然台记》。熙宁八年（1075），王安石复相，“三经新义”正式颁行。密州时期，苏轼不但作《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记梦》悼念亡妻王弗；又作《江城子·密州出猎》，开创了豪放派词风；中秋作千古传颂名篇《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以表达对弟弟苏辙千里相隔的思念之情。熙宁九年（1076），苏轼离密州移知河中府，密州百姓在城西彭氏园中供苏轼像，岁时拜谒。是年王安石再罢相，神宗亲自主持继续施行“新法”。熙宁十年（1077），苏轼改任徐州知州，于四月到任，七月黄河决澶，苏轼亲率军民防洪驻堤抗灾，徐州得以保全，作《河复》等诗。次年，建黄楼以纪念抗灾，重阳大会宾客。秦观来谒见，与参寥游百步洪。

元丰二年（1079），三月改任湖州知州，四月到任。七月御史李定等交章弹劾苏轼所作诗文言涉讪谤，自湖州任上被逮，八月下御史台狱。十二月结案出狱，责授黄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次年二月，到达黄州贬所，州守徐大受厚待之，初居定惠院，后迁城南临皋亭，筑南堂。苏轼在黄州躬耕东坡，陈师仲自杭州来书，告以编成《超然》《黄楼》二集。苏轼还利用当下较多的闲暇时光，撰成《东坡易传》《论语说》。元丰五年（1082），作《红梅三首》《寒食雨二首》等诗，其中《寒食雨二首》之墨迹即传世的“黄州寒食诗帖”，历来被尊为宋代行书第一。苏轼在黄州预置新居，在去探访新居途中，于沙湖道中遇雨，作《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黄州“东坡雪堂”筑成，苏轼自号东坡居士，作《雪堂记》，时年四十七岁。云门禅宗僧佛印开始与苏轼通信。于秋、冬两游赤壁，写《前赤壁赋》《后赤壁赋》和《念奴娇·赤壁怀古》。为怀念欧阳修，作《醉翁操》词，又作《洞仙歌·冰肌玉骨》。这一年，宋与西夏交战，宋兵大败。神宗皇帝大受打击，精神、身体每况愈下，从此对“旧党”人物示好。新官制颁布，神宗想借此启用苏轼，但被大臣阻止。元丰六年（1083），苏轼得眼疾，逾月不出户，世人皆传说苏轼已去世，神宗叹息，后听闻其病愈，乃感幸甚。次年正月，神宗出御函令苏轼任汝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四月，苏轼离开黄州，乘舟东下至九江。游庐山、石钟山，作《题西林壁》《石钟山记》等。过金陵访王安石，相逢一笑泯恩仇，相谈甚欢。至镇江金山寺，拜访佛印。至常州买田安家，又至扬州，上表求常州居住，后得神宗诏旨，允许常州居住。元丰八年（1085），宋神宗驾崩，哲宗继位，太皇太后高氏垂帘听政，启用司马光、范纯仁等“旧党”。六月，苏轼得诏恢复官爵，知任登州，九月被召还朝任礼部郎中，十二月至京迁任起居舍人。弟苏辙以右司谏召回朝廷。

哲宗元 元年（1086），司马光主政，尽废新法，斥逐新党，史称“元 更化”。年初，朝廷恢复科举诗赋考试。三月，苏轼任中书舍人，后升为翰林学士，知制诰。对司马光尽废新法有所保留，以为不当废除“免役法”。八月，司马光同意复行“青苗法”，苏轼表示反对。是年王安石、司马光相继去世，苏轼作文悼念。程颐主持司马光丧事，过于注重礼教缛节，苏轼表示不满，常戏谑讥讽，遂与程颐拥护党结怨。苏轼推荐黄庭坚任翰林学士，秦观为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御史孙升唯恐苏轼拜相，上奏言苏轼只可任翰林学士不可执政。后御史朱光庭弹劾苏轼任学士院考试考官所出《试馆职策题》语涉讥讽，苏轼上书为自己辩护。此时正当范纯仁执政，认为苏轼无罪，但以傅尧俞、朱光庭、王岩叟等为首的御史坚持苏轼有罪，并当面斥责太皇太后包庇苏轼。此事后虽平息，但朝廷党派之争更为严峻，朝臣分裂为“朔党”“蜀党”“洛党”，相互倾轧，史称“洛蜀之争”，“蜀党”以苏轼为首，“洛党”以程颐为首。后苏轼升户部侍郎，程颐被逐回洛阳。此年，苏轼还兼任侍读学士，开始为哲宗皇帝授课。但这期间，苏轼也因政见不合而屡遭新旧两党攻击，多次上章请求外任，均未许。

元 四年（1089），苏轼在京师，二月遭御史弹劾，三月以龙图阁学士充两浙西路兵马钤辖知杭州军事，五月过南都，谒张方平，七月到达杭州任所，十月兴工浚理西湖，十一月时值旱饥，奏请赈济，同时疏浚茅山、盐桥二河，以工代赈。是年，范纯仁拜相，苏辙为翰林学士、吏部尚书，出使辽国。苏轼在杭州第二年，春夏疏浚西湖，建成举世闻名的“苏堤”，并创建公共医院。秋，大雨，太湖泛滥，上疏请求救灾。苏辙出使归，任御史中丞，激烈反对宰相吕大防、刘挚允许“新党”入朝的调停政策。次年三月，苏轼被召入京，任翰林学士，知制诰，兼侍读；苏辙任尚书右丞相。苏轼还京时绕道视察湖州、苏州水灾。八月，因“洛党”贾易弹劾不已，苏轼自辩，朝廷罢之，以龙图阁学士出颍州知事，春浚颍州西湖。次年初，被命移扬州知事，扬州期间作《和陶饮酒二十首》，为和陶诗之始。后以兵部尚书召还，迁端明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礼部尚书。次年八月，妻王闰之卒于京师。九月，太皇太后高氏卒，宋哲宗亲政。苏轼自请出知定州获准，临行前未准与哲宗会面，遂上书作别，忠言规劝哲宗不要急进好功。

绍圣元年（1094），宋哲宗恢复神宗“新法”，苏轼被剥夺端明殿学士、翰林侍读学士职位，时年五十九岁。四月，苏轼在定州以讽斥先朝罪名被贬知英州，未至贬所，八月再贬宁远军节度副使，惠州安置，不得签署公事。十月二日到达贬所，时詹范守惠州。长子苏迈、次子苏迨归宜兴，幼子苏过与妾朝云同行至岭南。此年，苏辙亦被罢执政，出知汝州，后降官知袁州，七月被贬筠州居住。苏轼在惠州作《四月十一日初食荔支》《荔支叹》《江月五首》等诗，又作多首和陶诗。绍圣三年（1096），苏轼买白鹤观地筑屋，欲终老惠州，又助修惠州东西二桥。七月，妾朝云病故，葬栖禅寺松林中，作《悼朝云》等诗。次年二月，白鹤峰新居落成，子苏迈来惠探望。这一年，朝廷追贬“元 党人”，四月苏轼责授琼州别驾昌化军（今属海南岛）安置，五月遇弟苏辙于藤州，同行至雷州，六月别弟渡海。七月抵儋州贬所，张中知昌化军到任，请苏轼居官舍。次年，朝廷派董必查访两广，将苏轼逐出官舍，遂在城南桄榔林下买地筑屋，名曰桄榔庵，当地人帮助建屋。后潮州人吴子野渡海从苏轼学，琼州进士姜唐佐从苏轼学。苏轼从惠州至儋州，除继续修改《东坡易传》《论语说》外，又作《东坡书传》十二卷，著《东坡志林》，未完稿。元符三年（1100），宋哲宗崩，宋徽宗继位，诏苏轼移廉州安置，旋改舒州团练副使，永州安置，行至英州，得旨复官朝奉郎、提举成都玉局观，年底越南岭北归。

宋徽宗建中靖国元年（1101），苏轼于北归途中暴病，暑热腹泻，止于常州，六月上表请老，以本官致仕。七月，径山维琳禅师来访，二十六日作《答径山琳长老》，竟成绝笔。二十八日卒，时年六十六岁。次年六月，葬于汝州郏城钧台乡上瑞里。

（二）苏轼主要成就

苏轼作为北宋著名文学家、思想家、书画家，一生仕途起伏，颠沛流离。其思想集儒、释、道三家之所长，融会贯通，不拘一格，主要表现在他的文学作品中。其文汪洋恣肆、明快畅达，有孟、庄之遗风，读来酣畅淋漓；其诗清新脱俗却雄健有力，善用比喻、夸张，用典独特，别出心裁；其词清丽旷达，援引各种题材入词，提升了宋词的艺术造诣，并开创“豪放词”一派，为后人所推崇；擅长书法，行、楷、草俱佳，与黄庭坚、米芾、蔡襄并称“宋四大家”；开“文人画”鼻祖，善画竹，主张写意传神，提倡“诗中有画，画中有诗”。苏轼作品的当代整理成果，有孔凡礼《苏轼诗集》和《苏轼文集》、黄任轲等《苏轼诗集合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薛瑞生《东坡词编年笺证》（三秦出版社1998年版）、邹同庆等《苏轼词编年校注》（中华书局2002年版）等书，另有最新张志烈、马德富、周裕锴主编《苏轼全集校注》（河北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有关苏轼生平事迹及作品记载、评议等研究情况，则可参考孔凡礼《苏轼年谱》（中华书局1998年版）和《三苏年谱》（北京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以及曾枣庄主编《苏轼研究史》（江苏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等。

苏轼的兴趣极为广泛，博学多闻，间或著有涉及中医药的相关论文，可见明代茅维所编《苏轼文集》之医药杂记篇。苏轼中年谪居黄州、岭南、儋州后，生活创作之余，也致力于搜集行之有效的中医方剂及养生方法，被后人整理，与其医药论文一并收入沈括所作《良方》中，合成《苏沈良方》一书。

二、苏轼的医学思想与贡献

苏轼一生与儒、释、道三家之学的渊源深厚。他对三家之学的主动亲近和自然融汇，恰是东坡魅力之所在。提到苏轼，就不能不提到林语堂先生所撰的《苏东坡传》。林语堂先生对苏东坡的伟大人格极为推崇，认为苏东坡鲜明的个性特征超越了古往今来其他文人，并在他的文学作品和生活态度中被展现得淋漓尽致。林语堂先生在《苏东坡传》中力求向读者展现一个真实生动的东坡鲜活形象之余，还特别细心地关注到苏轼独特性格的形成原因。正如林语堂先生所言：“苏东坡一生的经历，根本是他本性的自然流露。在玄学上，他是个佛教徒，他知道生命是某种东西刹那间的表现，是永恒的精神在刹那间存在躯壳之中的形式，但是他却不肯接受人生是重担、是苦难的说法——他认为那不尽然。至于他本人，是享受人生的每一刻时光。在玄学方面，他是印度教的思想；但是在气质上，他却是道地的中国人的气质。从佛教的否定人生、儒家的正视人生、道家的简化人生，这位诗人在心灵识见中产生了他的混合的人生观。” ¹

苏轼与儒、释、道的关系，历来就是学界最广泛热议的话题。一般分为两种见解：一种认为其前期以儒家思想为主，积极入世，这从他上表朝廷驳斥新法弊政中不利于民的文书，以及他在地方卓越的政绩中即可看出，在实际政务中，他无愧是一名爱民的好官。遭遇贬谪后，他的思想主要以释、道为主，寻求一种精神解脱。另一种认为苏轼把儒、释、道三者思想融会贯通起来，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哲学认识架构。其实，苏轼一生都未放弃对儒家“忠君爱民”道德思想的追求，而释、道思想则表现为对政治迫害和困苦遭遇的精神武器。苏轼广泛摄取吸收儒、释、道思想中相类相通的本质精华，杂糅融汇并亲身体悟，不拘泥于一家之言，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人生观、价值观、审美观、文化修养、仪态风度等。苏轼有别于同时代其他封建知识分子之处就在于，他能将三者很好地结合起来支配自己，即“外儒内道”，或曰：“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苏轼对儒、释、道三家都同样推崇，同样兼收并蓄，融会贯通，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政治态度和生活态度。当外界条件允许时，即用儒家思想支配自己在社会上追求事业，积极从政，以身许国，济世救民，施展自己的胸襟抱负，一逞才学；当客观现实与其自身的理想抱负发生矛盾时，就回转来用释、道思想来解脱自己，支撑自己，而做到乐天知命，成为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罕见的一位“快乐天才” ¹ 。苏轼主动把经生活实际淬炼过的三家精华融入到自己的生命意识中，以此帮助自己保护身心，超脱世俗的打击与思想的困扰，在芸芸众生中活出了自己的一份精彩。

以往学者大多关注苏轼文学作品中所体现的儒、释、道三家思想，而忽略了他的医药杂记。中国古代医学思想是最能体现儒、释、道三家思想的融合。首先，其理论的形成建立在先秦老庄哲学思想上，如“天人合一”“阴阳消长”“道法自然”等，在“养生观”上主张“清静无为”“内景返观”，在追求摄生延年方面采用道家的导引、炼丹之术；同时，中医还强调医生应怀有儒家的“大慈恻隐之心”、以“仁心仁术”拯救世间“含灵之苦”；后来，中医还主动吸收了佛学的相关宇宙哲思与“打坐”“参悟”等修行方法。在苏轼的医药杂文中，尤其是其贬谪后所作，同样承载着他对儒、释、道三家思想的独特认识。无论是“爱民如子”的“慈爱恻隐之心”，据理力争的“天地浩然正气”，还是“安适逍遥”的道家养生观，以及摒除凡尘杂念的佛学超脱顿悟思想，都体现了苏轼对三家思想的兼容并取，杂糅融汇。

（一）儒家“忠君爱民”思想

苏轼一生深受儒家积极入世、忠君报国、勤政爱民思想的影响。他致力于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为富国强民尽忠职守，为维护人民的利益从不吝惜自己的政治前途，甚至不惜献出宝贵的生命。苏轼终其一生致力的儒家思想，是受其家庭氛围的影响，在童年便打下了深深的烙印。苏轼父亲苏洵，思维严谨，善做政论文，文笔明畅雄健，恣肆纵横，可谓天赋异禀，但其个性有些倔强古怪，独立任行，不愿服从常规教育，青年时游手好闲，不以读书为志，直到他的二哥及内兄等同辈人高中科举，而自己却名落孙山，自命清高的苏洵受了刺激，于二十七岁高龄开始发奋读书，重置《论语》《孟子》《尚书》等儒家经典于书斋案头，日夜苦读，并发誓读书未成之前不写任何文章。虽然苏洵在科举考试中屡屡失意，但这并不影响他作为父亲，为苏轼、苏辙两个儿子营造了一个非常良好的读书环境，而他自己似乎也在二子朗朗的诵书声中重新找回了人生的希望。苏轼自幼在父亲的耳提面命下勤奋读书，与弟弟苏辙每日所做功课就是研习儒家经典。在父亲的严厉督促下，苏轼不敢以天资颖悟沾沾自喜，而是终日苦学不辍。他六岁入私塾小学，十一岁入中学，认真准备科举考试。为应付考试，学生们必须读经史诗文，且经典古籍必须熟读至能背诵，而苏轼读书时不仅使用背诵记忆的方法，有时也和其他用功的学生一样，手抄经史书文，因此使得他对经史文学中的典故如数家珍。同时，每当父亲游学四方之时，苏轼与弟弟苏辙便由其母程氏亲授以书。苏母特擅以史书中古今名士的成败教训儿子，授以儒家入世忠君报国的思想。有一次，程氏讲读《后汉书·范滂传》，范滂作为青年志士不惜以生命反抗东汉祸国殃民的宦官专政，临刑前话别母亲，范母亦表现出大义凛然，用生命与名节难以兼得的道理，劝儿子释然。读到此处，母子二人皆慨然叹息。不一会儿，小苏轼抬头问母亲：“我长大之后若做范滂这样的人，您愿不愿意？”母亲回答道：“你若能做范滂，难道我不能做范滂的母亲吗？”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苏轼为了维护人民利益，敢于在朝廷上直谏，不惜得罪当权派，实乃家风使然。

苏轼按照儒家君子的道德标准规范自己，从来不屑于奉迎当权者。对于王安石主持的变法改革，他都是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思考问题，凡是有利于民众利益的，他就支持，而不利于的，他就反对，从不被党派之争所裹挟，甚至不顾惜自己的政治前途，这也正是他宦海沉浮的原因。苏轼在从政实践中，也很注意民生疾苦。在做地方官时，他抗旱、修渠、捕蝗、祈雨、筑堤……政绩颇丰，可以说苏轼走到哪里，忧民生疾苦就忧到哪里，政绩就出在哪里，这些勤政的事迹，可见证他确实是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但也正是因为他对民众的尽职尽责，才赢得了群众的爱戴。每当他被朝廷调离一个地方时，当地民众皆对其留恋敬仰，也为他不能为朝廷所重用而抱屈遗憾。也可以说，苏轼的儒家经典确实是读到心里去了，而心的波动自然就带有儒家的节奏，行动也随之使然。儒家思想中根本的一种主张，是民本思想。孟子曰：“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儒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落到实处，很大程度上是安定万民，养护苍生。苏轼的行为，显然是标准的儒家风范。

从保存在《苏沈良方》中苏轼所作的医学论文看，同样深深烙印着爱民如子的儒家典范。如《苏沈内翰良方·论风病》记载：“王游元龙言：钱子飞治大风方极验，尝以施人。一日梦人自云：天使以此病人，君违天怒，若施不已，君当得此病，药不能救。子飞惧，遂不施。仆以为天之所病不可疗耶，则药不应服有效。药有效者，则是天不能病，当是病之祟，畏是药而假天以禁人尔。晋侯之病为二竖子，李子豫赤丸亦先见于梦，盖有或使之者。子飞不察，为鬼所胁。若予则不然，苟病者得愈，愿代其苦。家有此方，能下腹中秽恶。在黄州试之，病良已，后当常以施人。”这段论述的是风邪致病，善行数变，其症多暴烈急躁，危害极大。苏轼记王游元龙口述有个叫钱子飞的人，藏有善治风病的妙方，经常以此方施治救人，多有奇效。有一天，钱子飞梦到天帝派使者来跟他说，世人之所以得风病是因遭天帝惩罚，你不论原因皆予救治已经触怒了天帝，如果你继续施治下去就会得到天帝的报应，自己身患此病而无药可医。钱子飞惧怕得天帝报应，不再以药方施治。苏轼则指出医者“病之祟，畏是药而假天以禁人尔”的险恶用心，并论述如果当真是上天要绝人性命，世间药方又岂能医治得好？如果医方果然有效，就是该病并非不能医治；如果治不见效，实乃医生自己医术不佳，又何必假借天帝的名义而蒙骗世人？即使如古书中所记载，真有病魔鬼神之说，医者也不应被鬼神所蒙吓威胁就不救治病人。末了，苏轼还把家中所传治疗风邪的药方奉上，指出自己在黄州亲试此方有效，并特别说明此类良方应公布于世，经常施予有需之人，不应当秘而不传。苏轼强调换作是自己，如果病人能凭借良方而免除病痛的折磨，自己甘愿代其受苦，而又何患病魔鬼神之威胁？其医者父母心可见一斑。

《苏沈良方》中提倡有良方之人应当把药方公诸于世，继而普救更多穷苦百姓的论述非常之多。又如《苏沈内翰良方·圣散子》记载：“其方不知所从出，而故人巢君谷世宝之，以治此疾，百不失一。既得之，谪居黄州，连岁大疫，所全活者不可胜数。巢甚秘之此方，指松江水为誓盟，不得传人。予窃隘之，以传蕲水庞君安时，庞以医闻于世，又善著书，故以授之，且使巢君名与此方同不朽也。”此段论及圣散子方治病尤类《千金方》之三建散，救急有奇效，如果流行时疫，不问老少贵贱，天明煮一锅，每人各饮一盏，就不易被时疫邪气所侵扰；平时无病饮用，也有健脾、保健、预防作用，因而普惠众多，应该大力推广。这个妙方不知出自何处，苏轼友人眉山巢谷得之，一直把它当宝贝一样珍藏，秘而不传，但该方的治疗功效可谓是百无一失。苏轼得到此方后，适逢其贬谪黄州，正赶上大范围流行时疫，凭此方救活者不计其数。巢谷特别珍视这个方子，让苏轼对松江水发誓不能外传他人，但苏轼却认为他这种思想是非常狭隘的。在苏轼自己心里，只要能救助百姓的性命，再宝贵的东西都可以贡献出来，又何况只是一个药方呢？于是苏轼便把此方告诉了湖北蕲水（今湖北浠水县）人庞安时。庞安时为当地名医，医治病人十有八九见效，在苏轼的医药杂记中还有庞安时为其疗疾的医案。庞安时还擅长著录医书，著有《难经解义》数万言，另有《本草补遗》《伤寒总病论》等。苏轼认为以庞安时之善于著录，他的书必然流传甚广，如果把此方附上，那么巢谷的名字必然与此圣散子方一样流芳百世，而且还可以救助更多有需要的人，这不是功德无量吗？苏轼真可谓是用心良苦，爱民如子，与苍生含灵之性命相比，金钱犹如粪土。

此外，苏轼还把治疗眼疾比作治理人民，把治疗牙齿疾病比作管理军队，由此及彼，时刻不忘儒家“修身、齐家、治国”的政治理想。《苏沈内翰良方·治眼齿》记载：“前日与欧阳叔弼、晁无咎、张文潜，同在戒坛。余病目昏，数以热水洗之。文潜曰：目忌点洗。目有病，当存之；齿有病，当劳之，不可同也。治目当如治民，治齿当如治军。治民当如曹参之治齐，治军当如商鞅之治秦。颇有理，当追录之。”此时苏轼正患眼病，目不明而两眼昏花，多日用热水洗眼。张耒（文潜）说：“眼病应忌讳清洗，眼有病，当任其抚恤、保养；若是齿有病，当动而治之。二者不可用同法也。打比方说，治目当如治民之法，犹如当年曹参任齐丞相数年，使齐国富民强；治齿当如治军之法，犹如战国中期商鞅之治秦，相秦十九年，辅助秦孝公实行变法，采用严法峻刑，废井田，开阡陌，奖励农耕，致秦国日益富强。”张文潜的这一说法，苏轼认为颇有道理，所以追记而笔录之。苏轼从“目昏”这样的身体小恙写起，一直写到张耒所引申的“治目当如治民，治齿当如治军”，由治民、治军说到曹参治齐之法与商鞅治秦之法，可谓由此及彼，通过形象类比而使人颖悟治国之理。这说明苏轼极善于学习，留心记取朋友，甚至学生之珍言，从寻常事理中悟出微言大义。这种“由此而及彼”“见微知著”的求证方法与好学精神，是苏轼终生持之以恒的惯常风格，也是他取得多方面成就的原因所在。

苏轼在论述养生之法时，还把心与肾的关系比作君臣之间的关系。《苏沈内翰良方·续养生论》记载：“郑子产曰：火，烈者，人望而畏之；水，弱者，人狎而玩之。翼奉论六情十二律，其论水火也，曰：北方之情好也，好行贪狼；南方之情恶也，恶行廉正。廉正故为君子，贪狼故为小人。予参二人之学而为之说，曰：火烈而水弱，烈生正，弱生邪。火为心，水为肾。故五脏之性，心正而肾邪。肾无不邪者，虽上智之肾亦邪。然上智常不淫者，心之官正而肾听命也。心无不正者，虽下愚之心亦正，然下愚常淫者，心不官而肾为政也。”正如《黄帝内经》所说“心为君主之官”，肾应该听命于心的统摄，心作为君主没有不正之理，即使是不那么有智慧的心也自有其正的道理，就像臣子必须听命于君主，即使君主的命令不一定总是合理的。但是，肾作为下臣却不一定总是忠正的，而且往往表现出淫邪之气，这时如果心作为君主之官不作为，不能统摄下属，就会听凭其妄为，就会出乱子，表现在人体上就会生出疾病，表现在国家政治上就会朝纲不振，小人作乱，祸国殃民。苏轼以儒家“纲常伦理”思想生动地论述了医学养生理论。

（二）道家“安适逍遥”思想

苏轼“早岁便怀齐物志”，“少时遇隐者曰：孺子近道，少思寡欲”。“齐物”是道家代表人物庄子提出的思想，据苏轼自己说，初读《庄子》便觉其道出了自己的心声。苏轼在自己的文章中还曾提到，像过眼的烟云，像听过的鸟鸣声，高兴地接受它，然后它离开了也就不再考虑，这样才能让事物引起自己的快乐而不成为自己的心病。这就是庄子“不将不迎”和“不累于物”的思想。由此可见，苏轼确实是本来就具有道家潜质的，更何况他的开蒙老师就是天观道士张易简，从小便接受道家思想的熏陶，一生中还多次遇见修道隐居之人，掌握了一些道家具体的修行方法。

在乌台诗案发而被拘北上之时，苏轼就隐然萌发了道家的隐居意识；被放出监牢而贬谪黄州时，他的道家思想有进一步的发展。有友求他作文，他就不那么积极下笔了，“断作文字，不欲作”。日常生活也随意起来，常常饮酒作乐，游山玩水，此类事迹于赤壁二赋里都有展现。贬谪惠州，苏轼在白鹤峰筑了新居，“作诗舒安于惠之意”，后来，他作的诗“报道先生春睡美，道人轻打五更钟”（《纵笔》）被当权者章 听闻后，惩罚性地又给他贬往儋州。苏轼离惠州时“惠人赞其浩然之气”，这个浩然之气，比孟子所论更多了几分道家气象，更多的是他词里所言“一点浩然气，千里快哉风”。苏轼居儋州时，“食无肉，病无药，居无室，出无友，冬无炭，夏无寒泉”，然而他却很超然，“以此一有而傲四无”。这很有庄子一般如鱼处于干涸的泥洼中还旷然超脱的潇洒之意。这一时期里，他与道士的交往也开始多了起来。在黄州时，就曾“借得天庆观道堂三间，自冬至日起，斋居四十九日”。后“经容州，晤邵道士彦肃”，“访何德顺道士”。与道士们交流，当然要谈玄妙的道理，但也离不开谈道法、道术，这在他生活中也就有了反映。在与朋友的书信中“戒以爱身啬气”。在给弟弟的书信中讲养生法，甚至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如“十一月九日夜梦与人论神仙道术”。从这些表现看，他是受道家思想浸染颇深的。

苏轼还曾向修道者吴子野询问养生事宜，得到的回答是养生无外乎“和”与“安”二字真言。什么是“和”？就是循序渐进，由量变到质变，而不是剧烈反复无常的变化。天地之间寒来暑往，一年四季气温的变化是很缓慢的，即使是冬至或夏至时达到冷热的极点，甚至能使土地坼裂、金属融化，但因为自然界这种变化有一个过程，这样人体也能适应这种变化，达到人身与自然的和谐。如果昼夜硕变，乍寒乍暖，人体承受不了剧烈的变化就会生病，即所谓“微之至，和之极也”。什么是“安”？简单来说就是不妄动，随遇而安。吴生举了个人在海上乘船的例子来说明对“安”的体悟，他曾经自牢山乘船去淮海，途中突遇大风，舟中的人被风浪折腾的上下起伏，像车轮般左右翻滚，仿佛乘坐的不是船，而是扶着一根麦秆稻草在海上漂泊似的，每个人都感到头晕目眩，呕吐不止，只有他一人饮食起居像往常一样，如履平地。吴生说自己并非有什么超人的异能幻术，只不过知晓道家“惟不争而莫能与之争”的道理，顺着风浪的运动，随遇而安罢了。正如《苏沈内翰良方·问养生》所言：“安则物之感我者轻，和则我之应物者顺。外轻内顺，而生理备矣。”苏轼从吴子野处得来的养生法，其关键就是“和”与“安”二字，这是一种以内因为主，重视精神调节，主张“论八珍而不咽，言粪秽而不唾”的自我调摄方法，与道家“致虚静”的哲学思想一脉相承。

此外，吴子野还传授了苏轼服食药膳芡实（鸡头实）的养生方法。《神农本草经》言：“鸡头实……味甘，平，无毒。主湿痹腰脊膝痛，补中除暴疾，益精气，强志，令耳目聪明。”芡实本身对人体并没有极大的滋补作用，但为什么世人把它奉为养生秘药，俗称为“水硫黄”呢？大概是因为芡实圆润而不绵软，人们食用它的时候需要一粒粒地细细咀嚼，不能够一下吞咽下去，如果每日咀嚼就可以活动面颊、唇齿、舌头，而芡食本身没有什么味道，但胜在腴而不腻，咀嚼芡实就会导致口齿生津，唾液溢满整个口腔。道家认为人体有三池：小腹为下池，膻中为中池，口腔为上池或称华池。口中津液又称上池之水，有濡养人体的作用，经常吞咽唾液再配合气息导引就能起到养生的功效。所以经常食用芡食，就能使华液流通人体全身，长此以往，日积月累，就能达到服用药石一般的养生效果，这正应了“能澹食而徐饱者，当有大益”的养生原理。

苏轼对于道家“服食”“导气”等养生方法颇用心留意，甚至注意到古书中所提到的“辟谷食气”的延年益寿法。据说洛阳山下有个洞穴深不可测，曾经有个人不慎跌入其中不能自出，每日等待有恰巧经过于此的人能把他救出去。但也许山洞所在太过偏远，一天天过去了，一直无人路过。此人耐不住腹中饥饿，正在绝望之中，他偶然发现洞中生存有很多乌龟和蛇，它们每日早上就引首东望，吸收朝霞的光辉氤氲之气。这个人就决定效法试一试，不料试了几天后，真的不再感到饥饿，身体也轻便了，力气也逐渐恢复，后来就自己爬出山洞返回了家，回家后继续照此法修炼，就不需要再吃东西，再后来就归隐山中不知所终了。这虽然只是一则神仙传说，但苏轼认为朝霞晚露氤氲之气乃天地精华汇集而成，长期吸取并配合导引之法必定比服食草石丹药更有效果，因而这种方法在所有记载的辟谷之法中是最上层的。这其中蕴含着“天人合一”的道家哲思，即把人体也看成由天地之气氤氲而生的，人与天地之间就可进行以气为媒介的能量交换，如果长期坚持效法施用，就能延年益寿。苏轼认为这个方法易知易行，天下很多人都知道怎么操作，但是为什么知晓此道的人都不能很好地实施呢？这大概是因为“虚一而静者，世无有也”，能真正做到内心安静平和、物我两忘、静虚内守的人是少之又少的。元符二年（1099），苏轼被贬儋州期间，米价曾一度特别贵，他甚至有几乎断粮的危险，但苏轼这个人生性豁达，怎么会因为断粮之忧而困扰自己呢？不妨学屈大夫“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 ¹ ，把苦难活成艺术，把艰苦当成修炼，虚怀若谷，以赤子之心与洪荒宇宙抵足而眠，体现了他骨子里高贵的人格与洒脱的隐士风范。

另外，苏轼的道家养生术还有最著名的“胎息法”与体内“藏丹砂法”的操作应用，以上见于《苏沈良方》卷六关于养生法的诸多论述，这里不再赘言。

（三）佛家“超脱顿悟”思想

苏轼一生与佛学的渊源也甚为密切。苏轼的家乡眉州眉山地区深受佛教文化的影响，当地佛学氛围浓厚。他的母亲就信仰佛教，苏轼、苏辙兄弟儿时在自家庭院内玩耍时，母亲便叮嘱他们不能捕捉树上的小鸟，让鸟儿们可以自由自在地在院内树上筑巢。苏轼在这样的环境下长大，思想上很早便埋下了佛学的种子。他的佛学思想在人生中期有所发展，在他刚开始做凤翔府通判时，喜欢和同事王彭一起谈佛法，喜看佛书，当然这时期的他更主要是研究佛书里面的玄妙哲理，而深入的个人体悟还谈不上。后来苏轼到杭州做知府，这时期他游过很多寺庙，似乎是通过游览佛教圣地来排解对变法进言不被采纳的苦闷心情。同时，他与僧人开始有了更多密切接触与交往，在交往中使得他对佛法有了更深入的理解与感悟。此外，他还曾多次写经颂佛，且写经颂佛贯穿在他的生活中，使他潜移默化地理解佛学。苏轼在人生后期贬谪黄州、惠州、儋州的表现，则更像是一个真正的佛学信仰者。黄州时，“叙不杀生之愿”，为亡母“命工画阿弥陀佛像，为作颂”；惠州时，“佛生日，画寿星”，“弟辙赋诗，以无生法为劝”；儋州时，“戒食生”。在这里可以看到，他对亡母的寄托哀思是以佛教的方式，和弟弟的生活交往中要交流探讨佛法，与侍妾的文辞交流中以维摩居士自称，且他自己还戒杀生食生的行为。这完全可以说，佛教已经走进他生活中，或者说，他的生活在一定程度上已经佛教化了。

在《苏沈良方》中的很多养生言论，同样体现了苏轼的佛心禅悟。如《苏沈内翰良方·论修养寄子由》记载：“夫世之昧者，便将颓然无知，认作佛地。若此是佛，猫儿狗儿得饱熟睡，腹摇鼻息，与土木同，当恁么时，谓无一思念，岂谓猫儿狗儿已入佛地？故凡学者，当观妄除爱，自粗及细，念念不忘，会作一日，得无所除。”苏轼强调养生必须思无邪，悠然自得，顺应着机遇和缘分，使自己的性格更加开朗。只要不受外界的干扰，以养生的目的悟出了一些道理，这与自古“如眼翳尽，眼自有明”是一个道理，这是一种“超脱世俗”的佛家思想。但是世俗之人不懂佛理，以为无所牵挂即毫无知觉，吃饱便睡就是入了佛境，这可把佛家的超脱顿悟理解得太过简单了。倘若是毫无知觉，那么人和泥土、木头又有什么分别？倘若只是满足身体的舒适，那么吃饱便睡的猫儿狗儿岂不是最接近佛了吗？这是多么可笑的误解。真正修佛的人不是真的无知，而是应当自觉摒除一切凡尘杂念，心中默念佛语，慢慢进入一种内心平和的境界，即所谓“入定”，“无所除”即“无所往”。《维摩诘所说经》载：“无所住故，则非有无，非有无而为有无之本。”其意思就是专心修养，无所奢求，则精神平和，百病不生。正所谓“任性逍遥，随缘放旷，但尽凡心，别无胜解。以我观之，凡心尽处，胜解卓然。但此胜解，不属有无，不通言话，故祖师教人，到此便住”。此处“但尽凡心，别无胜解”乃佛家养生七十五法中十大地法之一，即于所缘之境决定印证许可，不可转移，如果于境犹豫，则胜解全无。这是要人们以平常心对待一切，随缘旷达，才最接近佛理的顿悟，也达到身心的圆明，即光明了悟。

苏轼认为养生重在保持身体逍遥，心情畅快，最终达到空明境地，百病皆除。他在《苏沈内翰良方·养生说》中提出：“已饥先食，未饱先止。散步逍遥，务令腹空。每腹空时，即便入定。不拘昼夜，坐卧自便。惟在摄身，使如木偶。常自念言：我今此身，若少动摇，如毛发许，便堕地狱。如商君法，如孙武令，事在必行，有死无犯。又用佛语及老君语。视鼻端，自数出入息，绵绵若存，用之不勤。数至数百，此心寂然，此身兀然，与虚空等，不烦禁制，自然不动……或觉此息，从毛窍中，八万四千，云蒸雾散，无始已来，诸病自除，诸障自灭，自然明悟。”这里在论述用胎息法导引养生时，提到心中默念佛祖与老君的口诀。苏轼认为养生秘诀在于，最好不要等感到饥饿后才吃饭，否则可能一顿食用过量的食物，增加肠胃消化的负担；饭后最好还要百步走，适当锻炼身体，有助于水谷消化。人要是把吃饭的量控制在刚饱而微饥的状态是最理想的，但是不要为了追求极端而饿肚子。保持身体逍遥，心情畅快，最终达到“此心寂然，此身兀然，与虚空等”的空明境地，那么百病皆除，诸业障都自灭，清澈洞察一切。另外，苏轼还有以佛家偈词的形式论述练气功养生的方法与效果，一方面方便读者记忆，另一方面则表现了他对佛法的参悟，对佛经的熟悉程度。

总之，在苏轼的医药杂文中，体现了他对儒、释、道三家思想的独特认识，无论是爱民如子的儒家大慈恻隐之心，还是安适逍遥的道家养生思想，以及摒除凡尘杂念的佛学超脱顿悟，都体现了苏轼对儒、释、道三家思想的融会贯通，提炼升华，自觉应用。 F4V20g5eodktfhDN0jdhainbmUsABVvPKbEtaooBS1OSkvZHjlQpmIC/6gkFr0C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