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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初年的河上公，结草庵于河滨，平日里既修黄老之术，还教授《道德经》。这个修道老人在与汉孝文帝刘恒邂逅时的表现，与社会上一般草芥之民那种战战兢兢、诚惶诚恐觐见当朝天子的情景可谓大相径庭。在后来东晋葛洪所著的《神仙传》中，将此场景描述得栩栩如生。
在汉初崇尚道学的风习熏染下，汉文帝个人对《道德经》也是十分欣赏，甚至颁旨，要手下的大臣们都得熟读和精通《道德经》，违者都不让其踏足宫廷台阶。换言之，不如此照办者，即不熟悉老子《道德经》之人，就没有资格过问朝廷的政事。而文帝自己对《道德经》碰到不了解的疑惑处，在周围臣下都莫能解答时，通过侍郎裴楷的上奏，知晓陕州河上有这么一号高人，就专门遣派人向河上公询问过《道德经》的真义。河上公的回答是：“道尊德贵，非可遥问也。”他的回应态度清楚地挑明：你这个做皇帝的如果不纡尊降贵地来登门求教，并执弟子之礼，像《道德真经》这样尊贵经典所包含的精深道理，我是不会轻易授人的。
于是，汉文帝亲自赶到草庵，以请教其详。可河上公还是架子搭足，索性不出来迎迓皇帝一行。河上老人的这种怠慢，让大驾光临的皇帝十分不爽，刘恒遂叫人搬出所谓“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民；域中四大，而王居其一，子虽有道，犹朕民也，不能自屈，何乃高乎？朕能使民富贵贫贱”的说辞，以及强调君民之间的贵贱区别来数落该老人，但河上公却根本不买这个账，他踊身跃起至空中，离地足足有百余尺，并且止住于虚空中，并俯首下视，气定神闲地说道：“我上不至天，中不累及到人，下又不触及地面，哪里还是你的什么子民啊？陛下能令我富贵贫贱吗？”
见状大为吃惊的刘恒，这才察悟到对方是神人，于是下马车，并稽首致谢。在有九五之尊的皇帝施行了如此叩头大礼的情况下，河上公这才将二卷《道德经》的注释赠送给文帝。
以上的故事内容设计，其实颇有深意，贵为天子的刘恒，也只有乖乖地改变了自己原来侮慢老人的态度，才能得到他非常想要的能够解惑释疑的二卷《道德真经》之注释，遑论世间一般的想要获取学问真章的凡夫俗子？至于河上丈人对待皇帝老子的行止，更是有悖于世间的常理。其人先是要求皇帝亲自上门讨教，接着又用那形同“脑筋急转弯”的智能方式，即腾空跃起身子，来回答汉文帝的责问。这绝非普通庶民所能具有的胆魄，只有神仙之辈才会有此德行和胆识。
不过，河上公教训那自以为是的君王，其事本身倒也不乏积极意义：一是让久坐龙椅、日夜沉溺在臣下和嫔妃们的一片阿谀颂赞声中的皇帝品尝到难得的来自仙真的率直“教诲”，这对高高在上的统治者而言，实在是有利无害的好事；二是借此可崇仰及推广尊师重道的社会习尚，世人亦可从皇帝的行为中领悟尊崇有道师长的重要性。
中国封建社会向来就是等级森严，官本位的观念更可以说业已渗透到全社会的方方面面。在普罗大众面前，一班衙门的小吏都可以颐指气使，甚至是飞扬跋扈、横行霸道，更别说那高高在上的大官权贵了。而上述享有九五之尊的汉文帝，最后乖乖地领受河上公的耳提面命之事，却显现了人们容易忽略的一个场面，即在汉文帝拿所谓“域中四大，王居其一”的命题来说事时，河上公狡黠地跃至空中，出其不意地用此妙答让刘恒吃瘪，此事也将活神仙河上公的智慧体现得淋漓尽致。面对至尊帝王的诘问，普通人只怕早就方寸大乱地慌了神，哪里还有心思巧舌如簧地作出应对，而河上公却能如此笃定地镇静答复，显然说明在其心目中，并没有太把那皇帝老子当回事。遇见权贵能够镇定自若地不失去自我，是大智大勇者的秉性使然。事实上，那些看似至高无上的统治者，往往会对敢于直言相对的人心生敬意，汉文帝与河上公的接触就是最好的例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