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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航11号航班
美航11号航班起飞时，空乘员贝蒂·“贝”·邓身系安全带，坐在飞机尾部左侧的空乘人员座位上，随时准备开始在飞机上的日常工作。从那个有利的观察角度，她能直接看到整个走道，从经济舱，到商务舱，再到头等舱。
起飞后不到二十分钟，就在她平时要开始给乘客供应早餐时，贝蒂目睹了这一切的原因：为什么11号航班未经许可改变了航向，为什么有人关掉了无线电应答机，为什么驾驶舱停止与联邦航空管理局波士顿中心的空中交通管制员彼得·扎莱夫斯基对话，为什么它没有回答别的飞机的问话。
8点19分，在11号航班飞行员约翰·奥戈诺夫斯基和托马斯·麦吉尼斯不再回答扎莱夫斯基的呼叫之后过了六分钟，贝蒂抓起一部装在波音767飞机上的AT&T电话，这种电话叫Airfone。2001年，在飞越美国大陆的飞机上，这种空中电话很普遍，很多飞机配有空中电话，装在经济舱每个中间座位的背后，旅客可以用信用卡打电话。贝蒂拨了美国航空公司预订机票的免费号码，她经常打这个电话，帮乘客转乘飞机。电话打到了位于北卡罗来纳州中部的航空公司东南地区预订办公室，一个叫瓦妮莎·明特的预售代理接了电话。
“我觉得我们被劫持了。”贝蒂说，她的声音很镇静，但很害怕。
瓦妮莎·明特请贝蒂等等。她在她电话上找紧急按钮，但是没找到，于是改用快速拨号打给办公室另一头的美航国际服务台，把贝蒂刚说的话转告给代理员温斯顿·萨德勒。听到这话萨德勒跳了起来，他按下他电话上的紧急按钮。这就让航空公司的电话系统录下了贝蒂的电话，这通电话持续了二十五分多钟，其中四分钟被录了下来，对发生了什么事情、谁应该为此负责，提供了关键信息。萨德勒还发出一个警报，通知了预订办公室主任尼迪娅·冈萨雷斯，她也加入了电话。
“嗯，驾驶舱没人回应，”贝蒂说，“商务舱有人被捅伤了，嗯，我觉得舱里有梅斯催泪毒气——我们没法呼吸。我不知道，我觉得我们被劫机了。”
电话中心平时的工作不过是帮助滞留的乘客找到新航班，对他们来说，贝蒂的电话带来的远远不只是震惊。刚开始，大家弄不清贝蒂是谁，她在哪个航班上，这段时间内，航空公司雇员请贝蒂重复了好几次，最后，他们终于明白贝蒂是美航11号航班上的三号空乘员。这个事实搞清楚以后，贝蒂结结巴巴地尽力描绘一个血腥、混乱的场面。
“我们，我们的一号空乘员被捅了。我们的乘务长被捅了。啊，谁也不知道谁捅了谁，现在我们都没法到商务舱去，因为谁也没法呼吸。我们的一号，现在，现在被捅了。还有我们的五号。我们的头等舱乘客，啊，头等，啊，舱的厨房空乘员和我们的乘务长被捅了，我们没法进驾驶舱，门打不开。喂？”
她保持着礼貌和镇静，尽管她的嗓子因为恐惧而发紧。回答预订办公室雇员的问题时，贝蒂会重复好几次。
尼迪娅·冈萨雷斯主任问贝蒂有没有听到驾驶舱里发出任何通知，贝蒂说一直没有。
贝蒂打来电话两分钟后，8点21分，冈萨雷斯给位于得克萨斯州沃思堡的美航运营控制总部的值班经理克雷格·马奎斯报告11号航班上的紧急状况：乘务员被捅，驾驶舱没有反应。
与此同时，贝蒂转向飞机后面围在她身后的其他乘务员：“谁能去一下驾驶舱吗？谁能去一下驾驶舱吗？”然后她又回到电话上：“我们没法到驾驶舱那儿去。我们不知道谁在那儿。”
这时候，预订代理温斯顿·萨德勒提出一种大家普遍相信的想法：只有航空公司的飞行员才能驾驶波音767。可悲的是，这个想法是错误的。“不过，”萨德勒告诉贝蒂，“如果他们不傻”——指的是原来的机组人员——“他们会关上驾驶舱然后……”
贝蒂：“你说什么？”
萨德勒：“嗯，难道他们不会让驾驶舱保持隔离吗？”
贝蒂：“我觉得那些家伙（劫机者）在那儿。他们可能进去了，挤进去了，还是怎么回事。谁也没法和驾驶舱通话。我们都没法进去。”
萨德勒无言以对。
贝蒂：“还有人在听吗？”
萨德勒：“在，我们还在。”
贝蒂：“好吧，我也继续在电话上等着。”
萨德勒：“好。”
尼迪娅·冈萨雷斯回到电话上。请贝蒂又重复了好几次以后，冈萨雷斯问道：“你们还给别人打电话了吗？”
“没有，”贝蒂回答，“有人在找医生，我们找不到一个医——”
录音结束了，但电话继续进行着，尼迪娅·冈萨雷斯和瓦妮莎·明特记下笔记，把贝蒂说的话转达给沃思堡美航控制总部的克雷格·马奎斯。整个过程中，冈萨雷斯一再安慰贝蒂，请她保持冷静，告诉她，她做得很好。
“贝蒂，你还好吧，亲爱的？”冈萨雷斯问，“好。会好的……放松一点儿，亲爱的。贝蒂，贝蒂。”
贝蒂报告了好几次说，飞机飞得不对劲，差不多是侧身飞行。
“请为我们祷告，”贝蒂说，“噢上帝……噢上帝。”
尽管越来越担心美航11号航班，波士顿中心的空中交通管制员彼得·扎莱夫斯基却对贝蒂·邓那痛苦的来电毫不知情。美航沃思堡的运营控制总部没有任何人将消息转达给位于弗吉尼亚州赫恩登的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位于华盛顿的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总部，或者任何别的人。时间一分钟一分钟地过去，被操控的11号航班向西飞过马萨诸塞州和纽约州的上空，航空公司、联邦航空管理局和美国军方指挥官之间的交流，往好了说是时有时无，往坏了说，是非常不全面，甚至根本就不存在。
雪上加霜的是，扎莱夫斯基还不能把注意力集中在美航11号航班上。其他飞机继续从洛根机场起飞，进入扎莱夫斯基负责的地理区域。其中一架航班就是联航175号。整整十一分钟，扎莱夫斯基和11号航班没有任何联系，这段时间长得不正常。
然后，8点24分，在贝蒂·邓开始给美航预订中心打电话之后五分钟，扎莱夫斯基听见他的控制区域内分配给11号航班和其他一些航班的无线电频率上发出了三声奇怪的点击声。
“是不是美航11号，在试着通话吗？”扎莱夫斯基问。
五秒钟过去了。然后扎莱夫斯基听见一个陌生男人的声音，隐约带着一点儿中东口音。扎莱夫斯基要处理很多国际航空交通，所以，一个阿拉伯飞行员的声音也并不奇怪。陌生人的无线电讯息不太清楚，扎莱夫斯基没有听明白。
那个说话有外国口音的人，差不多是直接朝着麦克风说话，他说的是：“我们有几架飞机。别吭声，就会没事。我们现在回机场。”此时，波士顿中心还没有人知道他是什么人。
这几句话显然不是说给扎莱夫斯基或其他联邦航空管理局的地面管制员听的。听起来更像是驾驶舱里传来的消息，目的是安抚11号航班里的乘客和机组人员，但他们却没有听见。坐在驾驶员座位上的人——几乎可以肯定是穆罕默德·阿塔——按了麦克风，结果把这条消息发给了地面的空中交通管制中心和其他使用同一个无线电频率的飞机，而不是他身后客舱里的乘客和机组人员。要想让飞机内的人听见他，这个劫机犯飞行员需要按一下驾驶舱无线电面板上的开关。
在每一条信息都至关重要，每一分钟都人命关天的时候，扎莱夫斯基却没能理解这条令人不寒而栗的消息，这只是那个充满特大不幸的一天中的一个特大不幸而已。劫机分子8点24分38秒从驾驶舱发出的第一条消息，不仅宣布了美航11号航班上的恐惧，还包含了一个似乎是无意间发出的警告：在其他横跨美国大陆的早班航班上，还有数量未知、正在同时发生，但尚未启动的类似的、相关的阴谋。驾驶美航11号航班的这个人，不管他是谁，并不只是说他和他的同伙控制了那架飞机。他说的是：“我们有几架飞机。”
如果这条信息马上被听懂了，使用了复数的“飞机”一词就可能会提醒扎莱夫斯基和其他空中交通管制员去警告别的飞行员加强驾驶舱的安全措施。然后，这些飞行员又可以告诉空乘员保持高度警觉。但这是最好的情况。不过也可能，这条信息被当作空口吹牛而被忽略或排除了，或者被认为是一个英语能力有限的劫机犯说错了话。这些我们无从得知，因为扎莱夫斯基没有听出这条信息。
扎莱夫斯基回答道：“那么，呃，是谁在呼叫？……美航11号，是你在呼叫吗？”
几秒钟后，扎莱夫斯基听见驾驶舱传来的另一条讯息，显然也是说给11号航班上的乘客和机组人员的：“谁也别动。会没事的。你一动，就会伤害自己，也会伤害飞机。安安静静待着。”
这条讯息，扎莱夫斯基听得一清二楚。他朝着他的长官乔恩·斯基帕尼高声喊道：“乔恩，赶紧过来！”
扎莱夫斯基向屋里的管制员们宣布，11号航班被劫持了。但他感觉自己被无视了，好像波士顿中心没有一个人意识到事态紧急，他打开开关，让周围所有的空中交通管制员都能听到11号航班上传来的所有讯息。他把负责的其他航班交托给其他管制员。与此同时，他也在想自己忽略了第一次无线电讯息里的哪些信息。扎莱夫斯基恐惧至极，他转向波士顿中心的另一名雇员——一个名叫鲍勃·琼斯的质保主管。
“赶紧让谁去把那些录音带取出来——快点儿！”扎莱夫斯基告诉琼斯。
琼斯冲到地下室去找中心那台老式的卷盘磁带录音机，这样他可以去破译劫机者的第一条讯息。
扎莱夫斯基的第一个想法是，11号航班的劫机者们可能掉头飞回洛根机场，把飞机危险地飞到其他西飞航班的航线上。但是，驾驶舱里的激进分子们脑子里想的是另一个目的地。
波音767在纽约奥尔巴尼市上空骤然转向南方。它的航线基本是沿着哈德逊河谷往纽约方向飞去，航速大约为每小时六百英里。即使飞机慢下来，从奥尔巴尼飞到纽约，也只需要区区二十分钟。
8点25分至32分之间，波士顿中心的管理人员通知了他们在联邦航空管理局的上司：美航11号被劫持，正在往纽约市飞去。此时的感觉，扎莱夫斯基只能称之为恐怖。
然而，就像美国航空公司未能立即转达贝蒂·邓的电话，波士顿中心或联邦航空管理局也等了长达十二分钟才有人给美国军方打电话求援。
之所以有延误，一个解释是，在航空公司、政府和很多军方人士中有一种坚定的信念：劫机都遵循固定的模式，其中，军事反应的时间并不是最重要的因素。关于劫机的通用教材基本上是这样的：劫机分子出于金钱或政治目的控制一架民用飞机，比如寻求庇护、索要赎金或要求释放囚犯。一旦控制飞机以后，他们通过无线电通讯向地面的政府官员或媒体宣布要求。他们命令航空公司飞行员飞往一个新的目的地，用对乘客和机组人员的威胁作为筹码。最后，劫机分子命令飞行员降落，以便他们重新加油，逃跑，做好让要求得到满足的安排，或者把这几条结合起来。在那样的情况下，地面机构最合理、最有分寸的反应，就是把其他飞机从这架飞机的航线上清理出去，选择一种可以保护无辜受害者的和平解决方案。
如果劫持11号航班的人遵守了这种“传统的”劫机程序，分享消息时耽误几分钟，本来应该不是什么大问题。一旦劫持人员提出要求，宣布目的地，找军方帮忙，或者找联邦航空管理局协助，都有的是时间。但是，这次劫机没有遵守“正常”的规则。劫机者没有提出要求，和11号航班有关的任何人都没有预料到劫机分子会杀害或者控制住飞行员，然后自己驾驶飞机。
与此同时，美航得克萨斯航空管制中心的雇员们又试了多次——包括8点23分和8点25分——试图找到11号航班本来的飞行员。他们使用的是飞机通信寻址与报告系统，即ACARS，一种能让地面和驾驶舱直接联系的专用通话系统。
“请马上和波士顿中心联系，”一条ACARS消息说，“他们失去了你的无线电频率和应答机信号。”
11号航班没有回答。
11号航班歪歪斜斜地在空中飞行，空乘员埃米·斯威尼坐在贝蒂·邓身边的空乘人员座位上。埃米一个小时之前给丈夫打过电话，因为没能送女儿去幼儿园而难过。现在她试着给波士顿的美国航空公司航空服务办公室打电话，告诉他们一条可怕的消息。
试了两次没有打通，埃米找另外一名空乘员萨拉·洛帮忙。萨拉·洛是一个性情活泼、擅长运动的年轻女子，留着精灵短发，为了满足冒险的愿望，她离开了父亲在阿肯色州的采矿公司。萨拉给埃米一张电话卡，这个电话的费用会由萨拉的父母来支付。
第三次打电话时，埃米打进了波士顿，她报告说，有人受伤了，她把航班误称为12号航班，贝蒂打电话时也犯了这个错误。
值班经理伊夫琳·“伊维”·努涅斯询问更多细节。“什么，什么，什么？……谁受伤了？……什么？”她得到了一些信息，但电话又断了。航班服务经理迈克尔·伍德沃德无意中听到了这场大声对话，便问出了什么事。努涅斯说，她接到了一个奇怪的电话，说12号航班上有人持刀伤人。
这个报告令人不解，于是，迈克尔和另外一个驻波士顿的美航雇员跑到楼上的洛根B航站楼登机口，看看停靠在那儿的飞机上是不是出现了“空中暴力”，或者是不是有暴躁的醉汉在航站楼里晃悠。但四周一片安静，所有的早班航班都飞走了。然后他突然明白了。
“等等，”迈克尔告诉他的同事，“12号航班晚上才飞抵。现在还没有从洛杉矶起飞。”
他们飞奔回办公室，迈克尔听说又一个紧急电话打进来了。这一回，他们很快明白，打电话的是空乘员埃米·斯威尼，迈克尔认识她都十年了。不到半个小时以前，就在他和穆罕默德·阿塔对视的那个令人不安的瞬间之后不久，他把11号航班送走了。
迈克尔接过电话。
“埃米，亲爱的，怎么回事？”
埃米用十分克制的声音回答道：“仔细听我说。”
迈克尔抓过一摞纸来记笔记。
8点29分，起飞半个小时以后，美航11号航班转向东南偏南方向，这使飞机更直接地位于飞往曼哈顿的航线上。767爬到了三万零四百英尺的高度。调整速度两分钟后，又降到了两万九千英尺。
8点34分前一秒，波士顿中心的空中交通管制员听到驾驶舱传来第三条令人不安的讯息，一个显然是对乘客和机组人员撒的谎：“请不要动。我们正要回到机场。不要试着干什么蠢事。”但飞机上的人根本没有听见。
波士顿中心的管制员们哑口无言。然后他们决定干点什么。联邦航空管理局的空中交通管制主管们给军方打了电话。
通常情况下，如果按照体制规定，华盛顿联邦航空管理局的高层官员会联系五角大楼的国家军事指挥中心，然后国家军事指挥中心会和负责保护美国和加拿大领空的北美防空司令部NORAD联系。北美防空司令部又要请示国防部长的许可，用军用飞机干预民用客机的劫机事件。这其中任何一个环节都必然无法快速而顺利。
波士顿中心认为，要一步一步在整个联邦航空管理局的官僚程序中穿梭，要得到国防部什么人的批准，要让战斗机紧急起飞去追赶11号航班，需要的时间太长。他们知道这不符合规程，但还是决定自己采取行动。首先，他们给位于科德角的空中交通管制中心的同事打电话，请求他们直接向奥蒂斯空军国民警卫队基地的战斗机寻求支援。他们认为这还不够。就在11号航班继续开往曼哈顿时，波士顿中心的空中交通管制员急切地需要让军方介入。至少，军方在跟踪被劫持飞机方面运气可能要好一些。波士顿中心有些管制员知道，即使飞机的应答机关掉，军方的雷达还是可以显示一架飞机的高度。
他们试着联系北美防空司令部在大西洋城的一个军事警报中心，并不知道这个中心在冷战结束以后因为快速防空经费的削减而被关闭。然后，8点37分，在最初他们通过科德角的管制员们求助以后，波士顿中心一个叫丹·比诺的主管直接给奥蒂斯空军国民警卫队基地打了电话。差不多同一个时间，波士顿中心一个叫约瑟夫·库珀的空中交通管制员给北美防空司令部位于纽约州罗马市的东北防空区打了电话。就在那儿，凯文·纳西帕尼少校那天早上提前来了，准备让他的队伍进行名为“警惕卫士”的演习训练。
8点38分过后几秒钟，库珀向军方发出了关于美航11号航班出现危机的第一个直接通知。“我们这儿出问题了，”库珀说，“我们这儿有一架被劫持的飞机正在往纽约飞去，我们需要你们，我们需要有人紧急召集一些F-16飞机或者其他飞机上天。请帮助我们。”
“是实战，还是演习？”东北防空区上士杰里米·鲍威尔问。鲍威尔的问题表明，他知道那天晚些时候会进行“警惕卫士”军事演习，他纳闷演习是不是提前开始了。
“不是，”库珀回答道，“这不是演习，不是测试。”
空中交通管制员们给军方打的电话把全国的防空系统推到了高速运转状态。但是，他们这么做超出了正常的操作程序，其间军方和联邦航空管理局的交流要么延迟，要么根本没有，并且没有任何像样的、明确的反应方案。纳西帕尼和他在东北防空区的团队只能依赖训练和本能，随时做出反应，随机应变。
波士顿中心的约瑟夫·库珀请求军方援救11号航班时，纳西帕尼不在东北防空区操作室的雷达设备中间。没有人能够找到他，于是广播上传出呼叫声：“纳西帕尼少校，请到操作室，马上！”
被劫持的11号航班使美国的航空公司，空中交通，机场安检，政治、情报和军事部门都感到意外。但是，纳西帕尼却是在上厕所的时候了解到这条信息的。听到广播里的公开喊话，他急急忙忙拉上飞行服，从厕所冲向作战室。东北防空区的操作室，又叫Ops，是一间灯色昏暗的房间，里面有四排雷达和一个面对着几块嵌在墙上的十五英尺宽屏幕的通讯工作台。一间围在玻璃墙内、名为作战室的指挥中心俯视着下面那些通过电子屏幕监视着天空中的危险的男女工作人员。
纳西帕尼到达操作室时，听到手下在谈劫机的事，这让他感到恼火。他以为有人在时机尚未成熟时就发起了“警惕卫士”演习，便没头没脑地吼着：“劫机要过一个小时才开始！”
纳西帕尼很快就发现美航11号的劫机是“实战”，库珀已经越过程序，直接给东北防空区打电话求援。劫机在纳西帕尼潜在威胁的单子上，但在他的正常日程中，不是首要问题。后来，当手下因为这一天事故的压力几乎崩溃时，纳西帕尼公开承认，当扩音器喊他时，他正“坐在马桶上”，以此放松大家的情绪。在另一个反思的时刻，纳西帕尼承认，他此生此世都会永远铭记那个广播。
库珀的求救电话一打来，东北防空区一个名叫谢利·沃森的年轻鉴定技术员和波士顿中心的军事联络人科林·斯科金斯进行了交谈。沃森询问斯科金斯，关于11号航班他都掌握了哪些信息，这个匆匆忙忙的对话，表明地面的空中交通管制员对空中发生的事情了解有多么少。
沃森：“飞机型号？”
斯科金斯：“是个——美航11号。”
沃森：“美航11号？”
斯科金斯：“飞机型号是767……”
沃森：“机尾编号，你知道吗？”
斯科金斯：“我不知道——等等。”
斯科金斯向空中交通主管丹·比诺打听更多信息，包括飞机上有“多少人”。但是比诺也不知道。
斯科金斯：“不知道，我们——我们什么都不知道。”
沃森：“你都不知道？”
斯科金斯解释说，有人关上了驾驶舱的应答机，所以他们没有通常会有的追踪信息。波士顿中心只有在一次雷达上才能看见11号航班，在由无数雷达点代表空中许多飞机的星座中，很难追踪它。
沃森：“你不知道它从哪儿来，也不知道它的目的地？”
斯科金斯：“不知道。它最初是从波士顿起飞的，飞往，呃，洛杉矶。”
纳西帕尼很快就得到上司罗伯特·马尔上校的批准，准备让在离纽约市大约一百五十英里的科德角待命的两架F-15战斗机起飞。
东北防空区打来的电话在奥蒂斯引发了刺耳的警报声，一个声音在公共广播系统中说：“Alpha Kilo一号和二号，进入战斗岗位。”进入警备状态的战斗机飞行员蒂莫西·达菲中校和丹尼尔·纳什少校冲进更衣室穿上战斗机套装，抓起头盔。然后他们冲向一辆福特皮卡，飞速开了半英里到达F-15停靠的飞机库，系好安全带，等候下面的命令。
F-15鹰式战斗机最高速是音速的两倍，从科德角飞到纽约只要十分钟。但是，奥蒂斯的F-15有十四年了，而且装有额外的燃料箱，所以它们需要两倍的时间。况且，在达菲和纳什接到紧急起飞或起飞命令之前，它们哪儿也去不了。
如果命令下达了，按照对“传统”劫机的预期，战斗机飞行员会试图尽快找到被劫持的飞机。他们会仅仅充当军事护航，命令是“跟踪航班，汇报任何异常情况，在紧急情况下帮助搜救”。跟踪航班的时候，按照假设，达菲和纳什还要把自己的F-15飞在被劫飞机后面五英里处，观察飞机航线，直到劫机分子命令飞行员降落。在他们能预见到的最极端的状况下，战斗机飞行员可能奉命靠近飞行，迫使被劫持的飞机安全降落到地面。
但是，11号航班的应答机关闭了，F-15飞行员的一切行动都会面临问题。谁也不知道究竟该把飞机派到哪里。尽管军事雷达能够追踪一架关闭了应答机的飞机，但军事航空管制员必须首先给飞机定位，然后标出它的坐标。时间一分钟一分钟地流走，东北防空区在纳西帕尼手下工作的管制员们在雷达屏幕上徒劳地寻找着被劫持的客机。
让局势更加复杂的还有一件事：联邦航空管理局和东北防空区使用不同的雷达系统追踪飞机。在关键方面，他们说的是不同的空管语言。搜寻过程中，纽约中心有个民用航空交通管制员告诉东北防空区武器管控员，他的雷达显示11号航班在“tracking coast”。对一个联邦航空管理局管制员来说，这个短语描述的是，由于飞机没有出现在雷达上，电脑对其航线进行了预估，但这不是军事管制员使用的词汇。东北防空区的人以为“tracking coast”是说11号航班在沿着东海岸飞行。
“我不知道这两位紧急起飞后该往哪儿飞，”詹姆斯·福克斯少校抱怨道，他是东北防空区的武器官，他的任务就是在地面指挥奥蒂斯的战斗机，“我需要一个方向，一个目的地。”
纳西帕尼给了福克斯一个大致的方向，纽约市北面。这样，在有人能够搞清被劫持飞机的位置时，这两架战斗机会在11号航班的附近。
与此同时，马尔上校给位于佛罗里达的北美防空司令部指挥中心打电话，和第一航空队司令拉里·阿诺德少将交谈。马尔请求不经过通常那复杂的国防部渠道，在没有得到关于如何对付飞机的明确命令之前，就让战斗机紧急起飞。
阿诺德做了一系列快速考量。劫机者控制了一架客机飞往纽约。他们关掉了飞机上的应答机，使它基本从雷达上消失了。他们不回答无线电呼叫，没有表现出任何要安全降落或者提出要求的迹象。这看起来不像是传统的劫机，尽管他不太肯定。他不会坐以待毙的——他们可以之后再操心得到许可的事。
阿诺德告诉马尔：“开始吧，让飞机紧急起飞。”
在劫机分子的控制下，美航11号航班再次调整航线，更加直接地朝南飞去。飞机慢了下来，开始以每分钟三千二百英尺的速度，急剧但又受控制地下降。
由于应答机关闭，11号航班对空中交通管制员来说基本就是一个谜。就算他们能看见它，它在屏幕上也不过是一个小小的绿点。他们想判定它的速度和高度，于是请其他飞行员帮忙。11号航班转向南方，开始降低高度时，波士顿中心一个叫约翰·哈特林的管制员呼叫附近另一架飞机，这架在11号航班起飞几分钟后起飞、飞往同一个方向的飞机就是联合航空公司的175号班机。
哈特林问联航175号的飞行员，能否从他们驾驶舱的挡风玻璃看见美航11号航班。
开始，天上看起来空空如也，于是，哈特林又问了一遍。
“好，联航175，在你正前方十二点处，大约五到十英里的地方，你能看见它吗？”
“能，”维克托·萨拉齐尼说，“我们能看见它，呃，它看起来，呃，大约在两万，对，两万九，两万八千（英尺）。”
哈特林指示联航175向右转：“我要你躲开这个航线。”
萨拉齐尼和副驾驶迈克尔·霍罗克斯遵嘱把飞机侧身往右转过去。他们没有问为什么，哈特林也没有告诉他们。
对所有人来说，要保证联航175号和其他飞机的安全，唯一需要采取的行动就是隔离——也就是说，让它们从被劫持的11号航班旁边飞走。还没有人破译劫机分子从11号航班上发出的第一个无线电通话中的第一句话：“我们有几架飞机。”谁也没想到会有更多飞机马上就有危险。
多个劫机同时发生、互相配合的概念，还没有进入任何人的雷达，从字面上和抽象比喻上来说都是如此。美国航空公司上一起劫机事故已经是很多年前的旧事，互相配合劫持多架飞机在美国也从来没有发生过。联邦航空管理局、航空公司和军方没有人应对过这种情形，也没有人认为可能有这样的威胁。上一次在世界范围内出现互相配合劫持多架飞机，是在三十多年前，1970年9月，巴勒斯坦武装分子要求释放关在以色列的囚犯，他们劫持了五架从几个欧洲城市飞往纽约和伦敦的客机，迫使三架飞机飞往约旦沙漠，一架飞到开罗。第五架飞机是以色列航空公司的航班，这架飞机上的机组人员和乘客制服了劫机者，杀死了其中一个，重新控制了飞机。在这些被劫持的飞机上，没有一个乘客或机组人员死亡。
11号航班往纽约下降的时候，空乘员贝蒂·邓和埃米·斯威尼并排坐在飞机的后面。在两人分别同时打出的电话中，她们提供了周围这场危机令人不寒而栗的经过。打电话本身就是特别勇敢的行为。空乘员接受的训练让她们预料到劫机者可能有“潜伏者”混在乘客中，等着袭击任何造成威胁或者不服从命令的人。
就像军方行动时对劫机过程有一定的预想，空乘人员所受的训练也告诉他们尽量不要试图和劫机犯讨价还价或者征服他们，避免把事情弄得更糟。根据一个名为“基本策略”的项目，空乘人员被告知要集中注意力试图“和平解决劫机”，把飞机和飞机上的乘客安全带回地面。反劫机的策略是尽量延误，如果延误不成功，必要时合作、配合。一项研究称，在这样的情况下，“自杀不在计划之中”。劫机犯也不会开飞机。另外，也没有人考虑过一架被劫持的飞机会因为有人在驾驶舱里关掉应答机，从而从雷达中消失的可能性。
有些空中交通管制人员仍然信奉一套旧观念，他们预言11号航班会在纽约皇后区的约翰·F. 肯尼迪国际机场着陆，尽管至少有一个人打赌这架飞机会往古巴跑一趟。但是，关于绑架的老皇历已经很危险地过时了。一旦贝蒂·邓和埃米·斯威尼披露了11号航班上那个明确的、多层次阴谋的细节，这一点就十分明显了。
飞行员约翰·奥戈诺夫斯基和托马斯·麦吉尼斯与波士顿中心的彼得·扎莱夫斯基于8点13分进行了最后一次常规联络后，阿塔和他的同伙们突袭进来了。根据时间推算，飞机起飞大约十五分钟以后，恐怖分子们可能用了一个事先选定的暗号：飞行员关闭“请系好安全带”的标志时开始行动。
一个或更多的劫机分子，可能是坐在头等舱第一排的瓦伊勒·谢里和瓦利德·谢里兄弟，喷洒了梅斯催泪毒气或胡椒喷雾，制造混乱，迫使乘客和机组人员离开驾驶舱门口。
他们用偷偷带上飞机的武器，可能是9月11日之前几个月买的短刃刀，刺伤或者砍伤了头等舱的空乘员卡伦·马丁和博比·阿雷斯特吉。埃米·斯威尼告诉波士顿的迈克尔·伍德沃德，卡伦伤势很重，有人在给她输氧。贝蒂·邓告诉沃思堡的尼迪娅·冈萨雷斯，卡伦倒在地上，情况很不好。两个人都说博比·阿雷斯特吉受伤了，但没有卡伦那样严重。她们没有说劫机犯们使用了什么样的刀或武器。她们也没有说恐怖分子有枪或其他武器。
所有九个空乘员都有驾驶舱的钥匙，但我们不知道劫机犯是怎么进入驾驶舱的——阿塔和他的团伙袭击卡伦和博比可能就是为了抢她们的钥匙，或者劫机犯们用别的办法进了驾驶舱。飞行忽上忽下，很不平稳，这时，贝蒂怀疑劫机犯们已经开始控制操纵杆了。她说她觉得他们已经“挤进去了”。实际上，驾驶舱的门相对来说比较脆弱，不够牢固，有人强迫打开时也顶不住。另一个可能是，劫机分子们捅伤头等舱的空乘员，来迫使飞行员打开驾驶舱门。或者更简单：2001年9月，一把钥匙能够打开所有波音飞机的驾驶舱门。说不定劫机分子们带了一把钥匙上飞机。
不管阿塔和别的人是如何进去的，凡是认识约翰·奥戈诺夫斯基，这个不开飞机时就种地的越战老兵的人，或者认识前海军飞行员托马斯·麦吉尼斯的人，都相信他们不会束手就擒。贝蒂·邓的电话里就有一点证据。她说在劫机分子进入驾驶舱以后，她听见了大声争吵。如果奥戈诺夫斯基和麦吉尼斯坐在驾驶座上，位置低，又系着安全带，那面对挥舞着刀子、突然从背后出现的袭击者，他们显然处于不利地位。
作为唯一一个受过飞行训练的劫机者，在杀死或者弄伤飞行员后，几乎可以肯定是穆罕默德·阿塔在控制操纵杆。他能说流利的英语，所以波士顿中心的彼得·扎莱夫斯基听见的那条讯息也可能是他发出的。也可能阿塔的邻座阿卜杜勒阿齐兹·奥马里陪着他进了驾驶舱。
贝蒂·邓告诉尼迪娅·冈萨雷斯，一个乘客的脖子被砍了，这个人看起来像是死了。在和迈克尔·伍德沃德的对话中，埃米·斯威尼说这是一个头等舱的乘客。贝蒂告诉尼迪娅·冈萨雷斯，那个乘客的名字叫“莱文或刘易斯”，他坐在商务舱9B座位。在第一个简短的电话中，埃米认出袭击者是坐在10B座位上的乘客。
尼迪娅·冈萨雷斯试图确认袭击者的身份。她问贝蒂：“好，你说的是汤姆·苏卡尼？”——从语音上，听起来和“骨干”劫机者萨塔姆·苏卡米的名字很相近。“好——好，他在10B座位上。好，好，他是在驾驶舱的人之一。武器呢，他们只是拿着刀子？”
根据贝蒂和埃米的电话，很可能，杰出的计算机企业家和前以色列军官丹尼尔·卢因看见劫机分子袭击空乘员后英勇地跳起来采取行动。但是卢因不知道，坐在他正后方的是第五个劫机者萨塔姆·苏卡米，尼迪娅·冈萨雷斯把他的名字听成了“汤姆·苏卡尼”。在这种情况下，当卢因跳起来反击时，苏卡米划破了他的喉咙，使他可能成为9·11的第一位受害者。另一个可能性是，劫机分子们从一开始就是这样打算的：劫持飞机的第一步，就是袭击机组人员和至少一名乘客，这样可以把其他乘客吓得听从他们。在这种情况下，卢因只是一个碰巧坐在他们选定座位上的不知情的受害者。
埃米告诉迈克尔·伍德沃德，商务舱里的三个劫机者是中东人，她还给出了他们的座位号，这是识别恐怖分子的关键证据。贝蒂辨认出了头等舱的两个劫机分子——谢里兄弟。
埃米告诉迈克尔，她看见有个劫机者拿着一个带红黄电线的装置，看着像一只炸弹。迈克尔在笔记本上写下了“#驾驶舱炸弹”。贝蒂没提炸弹，没有人知道埃米看见的是真炸弹还是假炸弹。
在分别打出的电话中，两名空乘员都说，她们不知道经济舱的乘客是否完全明白他们面临的危险。埃米告诉迈克尔，她觉得，经济舱里的乘客以为飞机前面出现了通常的医疗紧急情况。头等舱的乘客被赶进普通舱，但在混乱之中，不知道前芭蕾舞演员索尼娅·波波洛、商业顾问理查德·罗斯、风险投资人戴维·雷蒂克，或者任何其他坐在前面的人，有没有提到过他们看见的暴力行为。
埃米告诉迈克尔，除了贝蒂外，其他没有受伤的空乘员——凯茜·尼科西亚、萨拉·洛、黛安娜·斯奈德、杰弗里·科尔曼和琼·罗杰，在整个危机中一直继续工作，帮助乘客，寻找医药用品。
贝蒂和埃米尽可能快速、完整地转达了她们能够转达的所有信息，尽可能持续到最长的时间。8点43分，大约在劫机开始半个小时以后，11号航班又改变了航向，转向东南偏南。这个行动使这架仍然满载着油料的波音767直接进入了飞往美国金融界心脏——曼哈顿下城——的航线。
在沃思堡的美国航空公司中心，尼迪娅·冈萨雷斯请求得到更多信息：“怎么回事？……贝蒂，告诉我……贝蒂，你在吗？……贝蒂？”
贝蒂没有回答。
尼迪娅转向她的同事：“你觉得我们失去她了吗？好吧，那我们……我们继续接着电话。”
然后尼迪娅·冈萨雷斯无意间给贝蒂·邓的勇敢行为加上了一个令人难忘的结尾：“我们——我觉得我们已经失去她了。”
大约在同一时间，埃米·斯威尼告诉迈克尔·伍德沃德：“出问题了。我们在急速下降……晃得很厉害。”另一个碰巧听见这个电话的美航雇员说她听见埃米在尖叫。
迈克尔尽力安慰埃米。他告诉她看窗户外面，然后告诉他看见了什么。“我们飞得特别低。”她说。埃米告诉迈克尔她看见了水和大楼。“我们飞得特别、特别低。我们飞得太低了！”
埃米停顿了一下。电话另一端的人完全无能为力，埃米的同事和朋友迈克尔·伍德沃德等候着，每一秒都像是一生一世。不到一个小时之前，他还站在飞机里边，和穆罕默德对视，向他的朋友挥手道别。
迈克尔听见了埃米临终前的最后一句话：“我的上帝！我们飞得太低了！”然后，就只剩下天电干扰的声音。
在一心要谋杀、决心要自杀的狂热分子的指挥和控制下，美航11号从一架客机变成了一枚弹道导弹。阿塔声称飞机在飞回机场、一切正常的无线电广播，只是一个残酷的计谋，是为了安抚乘客，防止他们起义反抗在人数上处于劣势的劫机分子。他利用了人们关于劫机如何发生、劫机往往是不使用暴力就能够解决的陈旧观念。尽管11号航班上的人没有听见他的谎言，这些广播、劫机犯们的高级训练，以及他们在航班上的行动，都表明这是一个精心设计的计划，建立在出其不意、暴力、欺骗和对目标精确了解的基础之上，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实现一个野蛮的目标。
曾经是美国航空公司11号航班的波音767在明媚的蓝色天空中，完成了一个未经批准的L型航线——从波士顿往西飞行大约三百英里到奥尔巴尼，然后往南飞到了曼哈顿的街道上空。在它航行的最后几毫秒中，这架银色飞机的机头以预计每小时四百四十英里
的速度触碰到了世界贸易大厦北塔九十六层楼北面的玻璃和钢铁。
TJX的策划经理塔拉·克里默给丈夫留下的关于如何照顾孩子的说明，这下需要使用一辈子了。
依靠约翰·奥戈诺夫斯基的柬埔寨农民需要找到一个新的教师和赞助人。他的妻子和女儿们没有了舵手，漂泊无依。
埃米·斯威尼的孩子们在上学路上、人生路上都失去了她的陪伴。
贝蒂·邓年迈的朋友们只好找别人带他们去看医生了。她的姐姐再也听不见她说“我太爱你”了。
罗伯特·诺顿不能出席继子的婚礼了。
丹尼尔·李即将出世的女儿一辈子都见不到他。
没有了他的才华和指引，丹尼尔·卢因的家庭和公司只好去找新的出路。
科拉·伊达尔戈·霍兰的母亲需要其他人为她找一个医疗助手了。
苏珊·麦凯做空中交通管制员的丈夫道格，本来计划让约翰·奥戈诺夫斯基代他向苏珊问好，以后他总会想到这个事实：苏珊飞过了哈德逊河上他平时管制的空域。
几十个孩子长大后没有父亲或母亲，叔叔或阿姨，奶奶或爷爷。失去儿子或女儿的父母亲们年迈老去；丈夫们、妻子们、伴侣们被迫独自生活。数不清的家庭、朋友、同事、陌生人陷入痛苦，七十六名乘客和十一名空乘人员的死亡给他们带来创伤，这些乘客和空乘人员，全部都被登上美航11号的五名“基地”组织劫机犯谋杀了。
他们死亡的时间是8点46分25秒。
六分多钟后，两架F-15战斗机从奥蒂斯起飞。它们往南飞向纽约，追踪一架已经不再存在的客机。
但是，可怕的事情正发生在另一架同样从波士顿飞往洛杉矶的客机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