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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航11号航班
2001年9月11日
2001年9月11日，天还没亮，美航飞行员约翰·奥戈诺夫斯基就起床了，他在黑暗中轻轻移动，以免吵醒妻子佩格和他们的三个女儿。他穿上制服，吻别了依然在梦乡中的妻子。
在那个完美的夏末清晨，太阳开始升起的时候，约翰走出后门。他可以开四十五分钟车，等到了洛根国际机场以后再喝咖啡。他爬上满是泥土的绿色雪佛兰皮卡，车斗里还有干草，保险杠上有一张贴纸，上面的口号是“没有农民，就没有农业”。
约翰沿着弯弯曲曲的道路开着车，驶离他心爱的土地。他可以看见他拨给柬埔寨移民的地块——五英亩正在成熟的南瓜和十英亩饲料玉米，玉米秆还可以卖给人家做万圣节和感恩节的装饰。约翰沿着长长的土路开着车，穿过那扇白色的木门，农场的名字“白门”就来自它。路过叔叔阿尔门前时，他摁了一声喇叭，算是家人间例行地打个招呼。这时差不多6点了。
在明亮的蓝色天空下，约翰朝东南方向的机场开去，准备坐进飞机驾驶舱里的位置，发挥他在庞大的国家航运系统中的作用，这个航运系统每天从美国五百六十三个机场，把乘坐两万五千个航班的一百八十万名乘客送到他们的目的地。
他计划周末之前就回家，参加家里的野餐。
约翰·奥戈诺夫斯基快到机场时，迈克尔·伍德沃德离开他在波士顿时髦的后湾区公寓中沉睡的男友，坐上了一班通往洛根机场的长达二十分钟的早班地铁。他有六英尺多高，两百多磅
重，面相温和，头脑敏锐。他今年三十岁，聪明而富有雄心，从票务代理升职到了美航的航班服务经理。他的工作是保证飞机上饮食充足、服务周到，并且安排好全班乘务员。
迈克尔从机场站的地铁中出来时，波士顿海湾带有咸味的海风拂面而来，但从现在起，直到漫长的一天结束，他才能再见到室外的天光。6点45分，迈克尔穿着灰色西装，系着勃艮第酒红色领带，走向位于机场B航站楼深处的办公室，这里比乘客的登机口要低一层。他凝重的脸色暴露出他的不快。
迈克尔和手下二百多名空乘员中的很多人都是朋友，但今天他要训斥一个人，让她按时上班，把衬衣的纽扣扣好，好好表现，不然就要被炒鱿鱼。他把她叫进办公室，深吸一口气，做了该做的训斥。她接受了批评，迈克尔松了一口气，觉得他已经完成了9月11日这一天最不愉快的任务。
迈克尔办公室外面，空乘员聚集在一个简单的休息室里，航空公司的雇员在这里拿咖啡，飞行前在这里的电脑上签到。迈克尔看见贝蒂·邓
时眼睛一亮，贝蒂是个有十四年经验的资深空乘员，她的朋友称她为贝，此刻，她正坐在休息室的一张桌子前，享受工作前的几分钟清静。
贝蒂四十五岁，高挑婀娜，留着齐肩黑发，她在旧金山的中国城长大，父母开一家熟食店，她是四个孩子中最小的一个。贝蒂热爱中国戏剧、旋转木马、纳·京·科尔的音乐，还收集豆豆娃，她体育也很好。贝蒂走路时迈着活泼的步伐，她的笑声尖细，给朋友们带来很多欢乐。她挂电话前都要说一句：“我太爱你了！”一起飞行过多次以后，她和飞行员约翰·奥戈诺夫斯基以及他的空乘员妻子佩格都成了好朋友，约翰常常开车把贝蒂从洛根机场带回她在马萨诸塞州安多弗市郊区的排屋，这儿离奥戈诺夫斯基的农场不远。经历一次分手后，贝蒂保持单身。在飞行间隙，她像是周围邻居家孩子们的大姐姐，还会带岁数大的邻居去看医生。前一天，贝蒂刚刚从加利福尼亚州圣何塞飞回波士顿。现在她又回来上班了，她多飞了一些班次，这样这周晚些时候她就可以和姐姐凯茜一起去夏威夷度假。
迈克尔朝房间里扫了一眼，看见了凯瑟琳·“凯茜”·尼科西亚，一个绿眼睛的严肃的空乘员，最近他刚刚在旧金山请她吃过饭。凯茜今年五十四岁，干空乘员这行有三十二年了，她会对管理者们提出合理的质疑，但她不会质疑迈克尔。他走过去，凯茜给了他一个拥抱。他身上留下一股凯茜的香水味，在凯茜和贝蒂上楼走向登机口后也久久不散。
早上7点15分左右，在航站楼三十二号登机口外的停机坪上，洛根机场的地勤服务人员肖恩·特罗特曼拿起加油管，把它插进机身宽大的波音767机翼下的一个插口中。银色的飞机刚刚从旧金山夜航飞来，一个多小时前
才滑进停机坪。它机身长一百八十英尺，从头到尾刷着红、白、蓝条纹。“American”一词覆盖了头等舱窗户的上方。醒目的红色和蓝色A之间有一只抽象的蓝鹰，点缀着机尾旗子般的垂直尾翼。
工作完成了，特罗特曼关上加油面板。飞机那两只巨大的机翼油箱装满了非常易燃的Jet A航空煤油，供这趟横跨美国的六小时航程使用，燃料基本上就是为更高效燃烧而精炼的煤油。特罗特曼给飞机双翼加了重达七万六千四百磅的燃料
，相当于一辆四十英尺长的消防车的重量。
特罗特曼转向另一架飞机，其他地勤人员也装好了行李，运来了供餐用品。他们工作的时候，约翰·奥戈诺夫斯基走到飞机底下检查起落架，这是每个飞行员飞行前的例行工作。
与此同时，在767机舱内，空乘员玛德琳·“埃米”·斯威尼不太高兴。埃米金发蓝眼，三十五岁，和两个年幼的孩子在家度过夏天以后，刚刚回来上班。这是她第一次不能引导五岁的女儿坐上幼儿园的校车。埃米用手机给丈夫迈克打电话，迈克安慰她说，没关系，以后送孩子们去学校的日子还多着呢。
埃米·斯威尼、贝蒂·邓和凯茜·尼科西亚是九位空乘员中的三位，九位空乘员中，有八位女空乘员和一位男空乘员，他们将和机长约翰·奥戈诺夫斯基以及副驾驶员——前海军战斗机飞行员托马斯·小麦吉尼斯一起工作。这是美航11号航班的十一人机组，11号航班是每日飞往洛杉矶的直飞航班，起飞时间为早上7点45分。
登机很顺利，宽体飞机有两条走道，加上乘客不多，登机就变得更容易了。穿过客舱门的乘客中，最年轻的是康涅狄格州丹伯里市的坎达丝·李·威廉斯，她是东北大学的学生，想成为股票经纪人，现在要去加利福尼亚州看望她的室友。年龄最大的则是八十五岁的罗伯特·诺顿，他是缅因州卢贝克镇的一位退休人士，和妻子杰奎琳一起去参加她儿子的婚礼。
来自加利福尼亚州范奈斯的丹尼尔·李是后街男孩乐队的巡回演出随团人员，他从乐队的巡回演出中溜出来，买了一张11号航班的票回家，为了赶上他第二个孩子的出生。马萨诸塞州萨德伯里镇的科拉·伊达尔戈·霍兰要给她住在加利福尼亚州圣贝纳迪诺的年迈母亲面试一位护工。电影演员、摄影家贝里·贝伦森是演员安东尼·博金斯的遗孀，她刚刚在科德角度完假，现在飞回洛杉矶的家中。
飞机上还有马萨诸塞州康科德镇一位七十岁的电子设备顾问亚历山大·菲利波夫，他是三个孩子的父亲，特别爱热闹，充满永不知足的好奇心。他会用十几种语言说“你喜欢吃中餐吗”，像今天这样出差时，他很容易和外国人攀谈起来。不远处，来自洛杉矶的电脑技术员彭迪亚拉·“瓦姆西”·瓦姆西克里希纳出差三个星期，他想念妻子普拉桑娜了，于是给家里打了个电话，留言说，他会回来吃午饭。
乘客们继续登机，三十三岁的塔拉·克里默穿过走道，坐进靠窗的33J号座位。塔拉可不是轻易惊慌失措的人。很多年以前，第一次约会的时候，正好赶上情人节，一个大学同学把她带到一家叫“弗雷迪意面”的红酱意大利餐馆吃饭，然后带她去看关于食人者和连环杀手的电影《沉默的羔羊》。她嫁给他了。
认识约翰·克里默的时候，塔拉还是马萨诸塞大学阿默斯特分校的大二学生，那时她活泼开朗，留着深色鬈发。约翰则是一个羞怯的、蓝眼睛的美式足球前锋，他们的校队叫马萨诸塞大学民兵队，为了纪念美国独立战争中的爱国者们。塔拉宿舍所在的楼层和约翰的朋友们很近，约翰就一直在她宿舍周围晃悠，直到她注意到他。第一次约会吃了意面和蚕豆以后，他们就成了一对。
结婚时，两个人都是二十三岁，塔拉和约翰凑够头款，在马萨诸塞州伍斯特市买了一座带遮蔽式门廊的亮黄色科德角式房子，离约翰父母住的地方不远。他们花了好长时间，自己装修了一下。刷墙、贴墙纸好像没完没了，约翰失去了耐心。他生闷气的时候，已经怀孕几个月的塔拉冷静地走进还没装修好的地下室，手里抓着一只滴着白油漆的宽刷子。她在一道粗糙的灰色墙上写下“塔拉
约翰”。紧张气氛过去了，但是那对名字和感情却留了下来。晚上，他们盖着塔拉姨妈缝的一床褐红色、粉色和白色相间的被子，图案是互相交叉的圆环，象征着他们的结婚戒指。柔软的布料上写着“用爱为塔拉和约翰缝制”，还有他们结婚的日子——1994年8月13日。
他们的儿子科林1997年出生，三年后又有了女儿诺拉。塔拉在大学学的是时尚营销专业，毕业后在马萨诸塞州弗雷明汉的TJX公司当策划经理，TJX是大型零售商T.J.Maxx公司的母公司。上班路上，她给科林和诺拉唱歌，午餐的时候去公司的托儿所和他们一起吃午饭。塔拉仔细地更新着他们的成长日记，记录下第一次爬行、第一次走路、出第一颗牙、说第一个词的细节。当一个公司领导告诉塔拉要开始习惯加班时，她拒绝了。和孩子们在一起更重要。
科林出生以后，塔拉和约翰从来没有一起坐飞机旅行过。塔拉担心万一飞机掉下去了，科林无人照料，诺拉出生后，又担心科林和诺拉两个孩子都无人照料。塔拉的母亲1995年因癌症去世，失去母亲的痛苦还记忆犹新。但是，2001年5月，约翰的一个好朋友邀请他们去佛罗里达参加他的婚礼。旅行之前，塔拉搞了一次全方位策划，她安排好保险、监护人和家庭财务，以防万一。她也借这个机会给科林解释死亡的概念。塔拉告诉科林，他只有一位祖母，因为另一位祖母，他妈妈的妈妈已经成为天堂里的天使，关照着他。科林好像明白了，但塔拉拿不准他是不是真的明白了。
2001年夏末，诺拉一周岁了，塔拉准备重新开始出差。这次出差，塔拉可以在加利福尼亚州待一个周末，见一个老朋友，但她计划坐连夜的红眼航班，星期五早上就返回家中。9月11日前夜，她收拾好行李，飞11号航班一切就绪，上床之前，她还有最后一项任务要完成。作为自封的家庭策划经理，她给约翰打出了一份详细的备忘录，名为“日常安排”，是母亲照顾孩子的指南。开头是这样的：“7点到7点15分之间叫醒科林。让他看一会儿卡通节目（52台）。7点30分诺拉要是还没醒，要叫醒她。给她换尿布，用吸管杯给她喝牛奶！”
坐在塔拉旁边的是红褐色头发的尼莉·安妮·赫弗南·凯茜，她来自马萨诸塞州韦尔斯利镇，也是TJX公司的策划经理。两天前，尼莉和丈夫迈克刚刚跑了五千米，为乳腺癌研究募捐。他们跑的时候还推着六个月大的女儿莱莉。附近几排座位上坐着五个TJX的同事，都是去加利福尼亚州出差的：克里斯蒂娜·巴尔布托、琳达·乔治、莉萨·芬恩·戈登斯坦、罗宾·卡普兰和苏珊·麦凯。
苏珊的丈夫道格是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的空中交通管制员。他把那天的值班时间调到了早班，这样晚上就可以参加八岁女儿学校的一项活动，并且还能给十三岁的儿子做晚餐。道格准备到办公室后跟11号航班的驾驶舱通个话，让约翰·奥戈诺夫斯基机长代他向苏珊问好，给她一个惊喜。
头等舱第一排宽敞的皮座椅上，坐着马萨诸塞州尼德姆镇的金融家戴维·雷蒂克，一个爱搞恶作剧、爱飞蝇钓鱼的顾家男人，他的妻子正怀着他们的第三个孩子，七个月了。同事认为戴维是个不同寻常的人：一个人人都喜欢的风险投资家。在开往机场的路上，戴维在马萨诸塞州收费公路上看见了一辆熟悉的车。他加速开到那辆车旁边，朝父亲招招手，给了他一个惊喜。他父亲是位医生，正在上班的路上。
戴维旁边坐着旅游行业顾问理查德·罗斯，他在马萨诸塞州牛顿市的家人知道有三件事他一定会做：随时唱起辛纳屈的歌；为脑癌研究募集资金；习惯性迟到。今天早上也毫不例外，他是登上11号航班的最后一名乘客。理查德慌里慌张地对登机口的一个检票员说，堵车太厉害了，这是他一生中最糟糕的一天。另一个检票员对他心生怜悯，把他的飞机票从商务舱升到了头等舱。
戴维和理查德后面一排坐着来自马萨诸塞州多佛镇的退休芭蕾舞演员、慈善家索尼娅·波波洛，她的外套上垂着一条驼色羊绒围巾，看着非常优雅。她的行李鼓鼓囊囊的，里面是婴儿照片和儿时纪念品，她是去探望住在洛杉矶的儿子马克·安东尼的，她管他叫穆基。索尼娅是一个富有的艺术和民主党赞助人，她戴着一枚特别的婚戒，钻石镶嵌在金色的柱子中间。镶着珠宝的柱子看起来像是一个微型地标建筑的廊柱。
商务舱里坐了十九名乘客，包括靠窗座位7A上的来自马萨诸塞州牛顿市的佩奇·法利·哈克尔。她是一个很有魅力的精神顾问，也是一个刚刚崭露头角的广播主持人。每天晚上，佩奇都给丈夫艾伦留一份包含五项内容的“感激单”，内容的范围从“正义”到“裸泳”，再到“我们的幸福婚姻”和“飞机”，还包括“露丝和朱丽安娜”：她的闺蜜露丝·克利福德·麦考特和露丝四岁的女儿朱丽安娜。朱丽安娜是佩奇的教女。很多年以前，佩奇和露丝在露丝结婚前拥有的一家日间水疗中心相识，两个人非常投缘。前一天晚上，露丝和朱丽安娜刚刚在佩奇和艾伦家中过夜，这天早上，一个司机把她们三人一起送到洛根机场。佩奇、露丝和朱丽安娜计划一起去加利福尼亚州度假，但露丝有联航积分兑换的免费机票，于是，她和朱丽安娜订了与美航11号航班同时从波士顿出发的联航航班。等两架飞机都在洛杉矶降落时，她们打算一起开车到拉霍亚一家由迪帕克·乔普拉经营的健康中心待几天。然后她们打算在飞回波士顿前，奖励朱丽安娜去一趟迪士尼。
佩奇后面坐着人道主义援助人员林恩·安杰尔和她结婚三十年的丈夫戴维·安杰尔，他们要飞回加利福尼亚州帕萨迪纳家中。戴维是获过奖的电视节目制作人，也是情景剧《欢乐一家亲》的执行制片人，作为电视剧《欢乐酒店》的编剧，他两次获得艾美奖。（碰巧，在戴维与人合写的一集《欢乐一家亲》中，一个陌生人给弗雷泽留了一条电话留言，说她马上会乘“美航11号航班”抵达。）
安杰尔夫妇后面的9B座位上坐着一个年轻人，他的头发已经开始变得稀疏，穿着耐克鞋、牛仔裤和绿色T恤衫。他是新计算机时代的明星。马萨诸塞州剑桥市的丹尼尔·卢因不到三十岁就创业发迹，和别人一起发明了一个解决互联网峰值问题的方法。不过，眼下丹尼尔有点儿陷入困境。他飞到西部参加一个电脑会议，要签一个四亿美元的合同，他希望这个合同能够挽救他的公司阿卡迈科技。丹尼尔已经目睹他从前高达几十亿美元的财富大幅缩水，阿卡迈的股票跌到了每股三美元左右，而两年前的价格差不多是现在的一百倍。尽管他有杰出的数学头脑，丹尼尔却打破了人们对IT男的刻板形象：这个肩膀宽大、骑摩托车的网络领军人物得过举重称号“青少年以色列先生”，并且在以色列军队当过四年的军官。
11号航班还载着五个来自中东、根本不打算飞到洛杉矶的乘客。其中两个，一个是埃及出生的穆罕默德·阿塔，一个是沙特出生的阿卜杜勒阿齐兹·奥马里，他们绕了令人不解的一圈，登上了11号航班。9月10日晚上，他们开着一辆租来的车，从波士顿开到了缅因州波特兰市的一家凯富酒店。在那里，他们光顾了一家必胜客、一家沃尔玛、一个加油站和两个ATM取款机。9月11日破晓前，他们开到波特兰国际机场，乘坐全美航空公司的通勤航班回到了波士顿。
为什么阿塔和奥马里要先去波特兰，然后再于9月11日早晨飞回波士顿，这还是个不解之谜。一个可能是，他们觉得，如果开车到洛根机场，一大拨中东人同时到达机场，可能会显得可疑，而从波特兰飞过来则不那么令人生疑。也可能他们觉得，在缅因一个小一点儿的机场遇到的安全检查不会那么严格。
到了波特兰机场后，阿塔托运了两只行李箱：他的带轮子的特普罗·铁塔和一个显然属于奥马里的绿色滚轮包。绿色行李箱里装着无害的物品，包括奥马里的沙特护照、他的支票簿、一本阿拉伯-英语词典、三本英语语法书籍、一块手绢、一张二十美元的钞票、一瓶百利去头屑发乳，还有一瓶香水。
在波特兰的售票柜台上，阿塔向票务代理索要他下一段从波士顿出发的美航11号航班的登机牌。票务代理说，他必须在到达洛根之后再次登记才能拿到。阿塔牙关紧咬，看起来像是要发火。他告诉票务代理，有人保证他能够做到“一步登记”。票务代理没有让步，也没有理会他的怒火。他只是告诉阿塔，如果不想误了飞机，最好还是快一点儿。尽管阿塔看起来不痛快，但他和奥马里还是离开售票处，前往波特兰机场的安检处。
5点45分，阿塔和奥马里顺利地走过了金属探测器，金属探测器是专门调整好的，能测出一支枪或一把大刀子中的金属含量。他们的黑色随身行李随传送带移动着，也顺利地穿过了X光机。奥马里还带着一个摄影包一样的小黑盒子，它也没有把警铃激响。阿塔神情严肃，穿的衣服看起来像是飞行员制服：深蓝色带领子的衬衣，深色裤子。奥马里穿着奶油色的衬衣，卡其裤子。
通过安检后，两人坐进一架小型通勤飞机的最后一排，开始了飞往波士顿的短途旅行。
与此同时，阿塔托运的行李被选出来做额外的安全检查，主要是保证里面没有爆炸物品。遴选行李的工作是由一个1997年采用的系统完成的，这个系统叫计算机辅助旅客初筛检测系统，简称CAPPS，采纳的是一种包括各种保密因素的算法，再用一个计算机公式加权。这个系统也会在每个航班上随机抽取某些乘客，以减少关于人种、民族或国籍歧视方面的抱怨，也防止恐怖分子掌握避免被选中的办法。这个系统检测的只是托运了行李的乘客，这种设计本身，就反映了2001年夏天联邦航空管理局可悲的错误观念：劫机已经过时了，破坏是航空旅行的最大威胁，破坏的方式是把炸药偷偷放进一个没有登机的乘客的行李中带上飞机。是什么使联邦航空管理局得出这样的结论，实在令人费解，尤其是在1996年至2001年间，全世界发生了六十四起劫机事件，而破坏案只有三起的情况下。
波特兰机场没有检测爆炸物的设备，行李也没有被打开搜查。按照联邦航空管理局的安全规则，唯一的要求是要将行李扣住，直到交运行李的人登上飞机。阿塔登机后，地勤人员把他托运的行李扔进了小飞机的行李舱。
按照联邦航空管理局几年前放弃的更严格的规则，一旦一个旅客的行李被挑出来检查爆炸物，旅客本人也必须经过搜身，而且他们的手提行李也要严格搜查一遍。但是这些规则都很费时间，联邦航空管理局因为机场排的长队受到了严厉批评，因为长队意味着昂贵的代价和令人烦躁的拖延，也意味着按时抵达的航班越来越少。结果，搜身和随身行李检查都被取消了。没有人对阿塔和奥马里进行搜身检查，他们的随身行李也没有人检查。
那些附加的安全措施在阿塔和奥马里的计划中会产生什么影响，我们不得而知。前两个月，阿塔购买了两把瑞士军刀和一把带短刀的莱泽曼牌多功能工具套件。那年夏天早些时候，去西班牙时，阿塔告诉他的“基地”组织联络员，他和另外两个一起参加飞行训练的同伙马尔万·谢西和齐亚德·贾拉，在几次试验登机时，都能把开箱刀带上飞机。我们不知道阿塔或奥马里9·11那天有没有在波特兰或波士顿带这些东西或其他武器过安检，但即使他们带了，对地勤人员来说也无关紧要。2001年夏天实施的联邦规定，允许航空公司乘客携带刀刃短于四英寸的刀子上飞机。安检人员有权按“常识”自行决定是否没收短刀，但是，政府研究显示，低收入安检人员的表现总是有很多漏洞。他们为航空公司工作，而航空公司总是鼓励他们尽量让队伍短而快。安检员应该“随机不断地”搜查随身行李，但他们很少搜查。
机场安检的疏漏不限于抽查规则和检查人员。比如说，一个即将劫机的人，一旦过了安检，就完全可以觉得自己不再有危险了，他根本不用担心会在国内航班上碰上武装空中警察。2001年，联邦航空管理局只雇用了三十三名空中警察，和七十年代相比大幅下降，而且，他们毫无例外地全都部署在被认为有高风险的国际航班上。事实就是如此，尽管在9·11仅仅八个星期之前，联邦航空管理局在《联邦纪事》上发表了一份声明：“在美国，恐怖主义有可能随时随地发生。外国恐怖组织成员、恐怖主义赞助国代表、来自许多国家的激进原教旨主义者，都已经出现在美国。因而，来自国外的恐怖主义和国内潜在恐怖势力对民航的威胁不断增加，需要加以防范和阻止。”
从波特兰起飞的全美航空公司航班6点45分在波士顿着陆，让阿塔和奥马里有足够的时间赶上从B航站楼飞往洛杉矶的飞机。他们通过了洛根机场的安全检查，同样毫无问题。到达波士顿几分钟后，阿塔在手机上接到一个从洛根机场C航站楼附近的付费电话打来的电话，C航站楼主要是由联合航空公司和其他几家航空公司使用的。打电话的是阿塔死亡计划的主要合作人。
阿塔和奥马里同其他乘客一起在三十二号登机口等着，但是，在登上11号航班前，阿塔进行了一次奇怪的对话。副驾驶林恩·豪兰刚刚从旧金山飞到波士顿，她辅助驾驶的红眼航班将要改为11号航班。就在她走下那架波音767进入候机厅时，一个陌生人走上前来，问她是不是要把这架飞机飞回西部。看他的装束，像是一个希望乘坐专门提供给机组人员的免费座椅飞到洛杉矶去的飞行员。
“不，我刚把这架飞机飞过来。”豪兰告诉他。
那个人突然转身走开了。后来，她认出那是穆罕默德·阿塔。
阿塔登机时，问一个登机口检票人员，他早先在波特兰托运的两件行李是不是已经装进了飞机。阿塔有理由担心他的行李，尤其是如果有一个懂阿拉伯语的人在飞机起飞前打算搜查一番的话。在他的黑色特普罗·铁塔滚轮行李箱中，有那封手写的关于如何在后勤和精神上为劫机做准备的指令。即使不懂阿拉伯语，一个眼尖的安检员如果注意到关于如何飞一架波音飞机的录像教程、其他的飞行员设备、折叠刀和那管“第一防御”胡椒喷雾，他或她都会产生怀疑的。找阿塔行李的登机口检票人员给11号航班的地勤负责人员唐纳德·本内特打了个电话。本内特说，这两件行李已经到了，但到得太晚了。地勤人员早已把这架大飞机的行李舱装好锁上了，航空公司希望飞机按时起飞，离起飞时间这么近，不会允许重新打开行李舱的。因为行李已经通过了安全检查，没有人仅仅因为它们来晚了，就觉得有必要检查它们。阿塔和奥马里的行李箱挂上了新标签，被送上另一架晚些时候飞往洛杉矶的航班。
7点39分，阿塔和奥马里上了飞机，找到了座位8D和8G，11号航班商务舱2-2-2布局中间的那一对座位。
已经就座的有头等舱第一排2A和2B座位上的沙特阿拉伯兄弟瓦伊勒·谢里和瓦利德·谢里。这趟飞机的座位编码没有第一排，所以这两个位置就直接在驾驶舱后面。阿塔和奥马里的行李在波特兰被抽查，谢里兄弟托运的行李在洛根机场也被挑出来检查爆炸物。但是，没有发现爆炸物，他们的行李被装上了11号航班。由于联邦航空管理局的新规定，就像阿塔和奥马里一样，谢里兄弟都不用经过额外的安全检查，比如说搜身或搜查随身携带的行李里有没有武器或违禁品。
这个团伙的第五名成员，沙特人萨塔姆·苏卡米，也没有经过额外的安检。阿塔和奥马里登机后不久，苏卡米也坐到了位于商务舱过道一侧的10B号座位上。
这五个人在11号航班上选择这样的座位，不仅方便他们走上过道，而且离驾驶舱很近。碰巧，苏卡米的座位正好在科技企业家和前以色列军官丹尼尔·卢因后面。
11号航班的容量是一百五十八位乘客，但机组准备起飞时，只有八十一个座位上有乘客：头等舱九位，商务舱十九位，经济舱五十三位。
飞机起飞前不久，美国航空公司航班服务经理迈克尔·伍德沃德上来做最后一次检查。
他在头等舱找到了“老大”——空乘组组长卡伦·马丁，她以作风特别严谨著称。卡伦高个子，金发碧眼，四十岁，要强，朋友们都说她是“A+型”性格。旁边站着的是三十九岁的芭芭拉·“博比”·阿雷斯特吉，第五号空乘员，她娇小、耐心，有本事让最难相处的乘客安静下来。
迈克尔问她们是不是一切就绪了。
“是，一切就绪。”卡伦·马丁说。迈克尔看见了他的朋友——二号空乘员凯茜·尼科西亚，挥手打了个招呼。
下飞机之前，迈克尔习惯性地扫了一眼走道，看看头顶的行李箱是不是都关上了。看到商务舱时，他和8D座位上的乘客对上了眼神。他身上有点儿发冷，有种不安的直觉，拿不准，却又摆脱不掉。穆罕默德·阿塔那阴沉沉的脸看着就不太对劲。但是航班已经有点儿晚了，迈克尔不会因为一个乘客瞪他就去盘问他。他转过身，走下11号航班，一个登机口检票人员在他身后把机舱门关上了。
整装待发，登上11号航班的机组人员和乘客开始了通常的演练：座位直立起来，系好安全带，小餐桌收起来放进座位后面，手机关机。空乘员坐进了专门提供给他们的座位。机翼里满载燃料，波音767缓缓退出三十二号登机口。在关闭的驾驶舱里，约翰·奥戈诺夫斯基机长和托马斯·小麦吉尼斯副驾驶将这架银色的飞机从航站楼滑行出来。
得到起飞许可，他们转向洛根机场的4R跑道，查了一下风速和空中的交通情况。他们7点59分升空，成为上午晚些时候起飞的大约四千五百架普通载客飞机中的一架。
起飞后不久，飞行员们在波士顿海湾上掉了个头，将飞机冲着西方，飞过马萨诸塞州宽阔的沥青收费公路上方几英里的清澈天空，朝着纽约边界飞去。
11号航班起飞的头十四分钟，飞行员约翰·奥戈诺夫斯基和托马斯·麦吉尼斯听从地面联邦航空管理局空中交通管制员的指挥，把波音767升到了两万六千英尺的高度，比最初所需的巡航高度——两万九千英尺——只稍微低一点点。起飞后的几分钟内，他们和空中交通管制员说了十九句话，都是很简练的例行交流，地面自动录下来了，大都是礼貌地打招呼，以及关于航向和高度的指示。
新煮咖啡的香味在机舱里飘浮，空乘员等着飞行员关闭“系上安全带”的信号。头等舱的乘客马上就会享受到卡伦·马丁和博比·阿雷斯特吉提供的“白银级服务”，白色桌布上供应着欧陆式早餐。商务舱从萨拉·洛和琼·罗杰那里得到类似但不那么讲究的服务，黛安娜·斯奈德协助她们。经济舱里的乘客有松饼、果汁和咖啡，为他们提供服务的是贝蒂·邓和埃米·斯威尼。凯茜·尼科西亚在后厨工作。唯一的男空乘员杰弗里·科尔曼需要时会在头等舱帮忙。不管坐在哪个客舱，所有乘客都会被邀请看喜剧演员艾迪·墨菲在飞机上播放的电影《怪医杜立德2》中和动物讲话的表演。
飞行十五分钟后，8点14分之前一点儿，飞行员收到一个名叫彼得·扎莱夫斯基的空中交通管制员通过对讲机发出的口头要求：向右转二十度。飞机转向了。十六秒后，扎莱夫斯基指导11号航班爬到三万五千英尺的巡航高度。飞机爬高了，但只爬到两万九千英尺。没有人回复扎莱夫斯基的命令。十秒钟过去了。
扎莱夫斯基再试了一次，声音柔和。四十三岁的扎莱夫斯基在联邦航空管理局工作了十九年，已经习惯了空中交通管制这份工作的无情压力。他成天待在新罕布什尔州纳舒厄联邦航空管理局一间黑黑的、没有窗户的房间里，这个航空管理局叫波士顿中心
，是全国二十二个空中交通管制中心中的一个。扎莱夫斯基和波士顿中心其他二百六十名管制员的工作，简单地说，就是隔离航班，或者尽一切手段使飞机之间保持安全的距离。扎莱夫斯基的工作要求他不断地看着电脑屏幕，或者说“监视器”，关注波士顿西部划定地区内两万英尺高度以下的飞机。这些飞机离开他负责的地理辖区后，将由另一个联邦航空管理局雇员接管。
没有收到11号航班飞行员们的答复时，扎莱夫斯基纳闷约翰·奥戈诺夫斯基和托马斯·麦吉尼斯是不是没有注意，或者是无线电频率出了问题。但他没有多少时间等到真相大白。他开始担心，按目前的高度和位置，11号航班可能会与飞往洛根机场的飞机撞上。扎莱夫斯基检查了他的设备，试了试11号航班刚起飞时的无线电频率，然后用一个应急频率呼叫它，但还是没有收到任何回复。
“他飞机上没有无线电信号。”扎莱夫斯基告诉一个同事，用了空中交通管制中形容“没有无线电信号”的专用术语NORDO。可能是有了麻烦，但这种情况也经常发生，并不需要马上紧急应对。通常，出现这样的情况是因为飞行员注意力分散，或者出现了某些可以用不同办法补救的技术问题。不过，飞机没有答复，对试图让飞机互相隔离的空中交通管制人员来说，还是意味着有潜在的问题。扎莱夫斯基的一个同事在雷达上跟踪着11号航班，试图把别的飞机从它旁边引走，扎莱夫斯基本人则继续不断试图联络11号航班的飞行员。
8点14分08秒：“美航11号，波士顿。”
十五秒以后，他发出了同样的呼叫。
十秒钟以后：“美航幺幺号……你能听见我吗？”
下面两分钟，他又试了四次。没有反应。
8点17分05秒：“美航11号，美航幺幺号，波士顿。”
8点17分59秒，波士顿中心的航空管制员们在11号航班和附近其他航班使用的无线电频率上听见了一声短暂的、来历不明的声音。他们不知道这声音来自何处，也拿不准，但它听起来像是尖叫。
扎莱夫斯基又试了一次。再试。又试。还是没有信号。
波士顿中心另一名航空管制员请一架从西雅图飞往波士顿航班的飞行员呼叫美航11号，也没有反应。那名飞行员向一名位于得克萨斯州沃思堡、负责监管跨大西洋航班的美航签派员汇报了11号航班没有答复的情况。
然后，事态急转直下。
从雷达上，扎莱夫斯基看见11号航班突然转向西北，脱离了指定航线，往纽约州奥尔巴尼市方向飞去。波士顿中心的航空管制员把其他飞机引出美航11号的航线，从地面到三万五千英尺的高度都清空了，以防万一。这很奇怪，也很令人担心，但是，有时候技术会失灵，扎莱夫斯基和波士顿中心的人也还都不认为需要宣布紧急状态。
然后，8点21分，起飞二十二分钟以后，有人在驾驶舱里关闭了11号航班的应答机。所有飞到一万英尺以上的飞机都必须使用应答机，很难想象11号航班的飞行员有任何原因有意关闭应答机。
即使应答机没有正常运行，航空管制员在他们的一次雷达
范围内也还是能看见像一个小点一样的11号航班，但他们只能猜测它的速度。他们也不知道它的高度，因而，在空中交通不断的潮起潮落中，很容易“丢失”这架飞机。从接到飞行员的最后一次无线电通话以来已经过了七分钟，那之后，他们就不再回答扎莱夫斯基和其他飞机的多次呼叫。这架波音767偏离了航线，没有爬到应有的高度，现在又没有一个有效的应答机。所有的迹象都指向一次电子的，或机械的，或人为的危机，但扎莱夫斯基还是拿不准。
扎莱夫斯基转向波士顿中心的一位上司，轻声说：“你能到这里来一下吗？我觉得出大事了。”
但是，在没有更多证据之前，他还是拒绝想象最坏的情况。当上司问他是不是认为飞机被劫持了，扎莱夫斯基回答道：“绝对没有。不可能。”这可能是一厢情愿，但在扎莱夫斯基的头脑里还存有一种可能性，那就是一系列超常的机械和技术综合问题在11号航班上引起了大乱。
扎莱夫斯基的思路反映了他所受的训练。联邦航空管理局的航空管制员所受的训练是，要等飞机上有了某些特定的信号或信息之后，才能宣布有人劫机。一个飞行员有可能偷偷在应答机上输入编码“7500”——一种通用的遇险信号——这样航空管制员的绿色雷达屏幕上会自动闪出“劫机”字样。如果是机械问题，飞行员可以输入“7600”，表示应答机失灵了，“7700”是紧急状况。否则，受到胁迫的飞行员可以在无线电通话里描述航班路线时，说一个听起来很平常的词“trip”
。通过这个暗语，航空管制员马上会明白飞机上有人劫机。波士顿中心没有听见或看见任何表明11号航班被恶意劫持的口头或电子暗语。
但是，所有这些训练都围绕着某些关于劫机如何发生的预期，这些有限的预期只是来自几十年来的沉痛经验。最重要的是，所有预期都建立在一个假设之上，即一个或两个飞行员——约翰·奥戈诺夫斯基或托马斯·麦吉尼斯——还在控制飞机。
波士顿中心的航空管制员从没想过，劫机犯能够使飞行员失去行为能力，或者把他们都杀死，然后自己驾驶飞机。对他们来说，劫机犯还是按老规矩办事。扎莱夫斯基继续对飞机喊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