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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9月10日
约翰·奥戈诺夫斯基机长
美国航空公司11号航班
“爸爸，来教我数学！”
约翰·奥戈诺夫斯基一走进他家位于马萨诸塞州德雷卡特镇的农舍，大女儿劳拉马上就冲他喊起来。
“劳拉！”她妈妈玛格丽特·“佩格”·奥戈诺夫斯基回应道，“你让他先进屋吧！”
约翰五十岁，六英尺
高，有一种乡村男子特有的英俊，他凝视着妻子和十六岁的女儿。微笑在那双蓝色眼睛周围泛红的皮肤上凿出深深的皱纹。快到吃晚餐的时间了，佩格猜想约翰一定既身心疲惫，又很高兴回到家里。2001年9月10日黄昏时分，他驾驶一架美国航空公司航班从洛杉矶飞回之后，开车从波士顿的洛根机场回来。就在前一天，他刚刚驾驶着每天从波士顿到洛杉矶的直达航班美航11号往西飞到洛杉矶。
约翰当了二十三年商务飞行员，回到家的习惯就是直接进主卧，脱下袖子上带有银色条纹的海军蓝机长制服。然后他会穿上油腻腻的牛仔裤和干活穿的衬衣，前往家里那一百三十英亩
农场上的巨大仓库，这座农场在波士顿以北三十英里
处，离新罕布什尔州边界不远。约翰天性安静，满足于用那双满是厚茧的手劳作。他呼吸着新鲜干草的芳香，忙着干一个兼职开飞机的农夫那干不完的活计，干活是他放松的方式。
不过，这一天，令佩格惊奇的是，约翰打破了常规。换衣服、干杂活可以等等。他穿着制服，和劳拉一起坐在橱柜前看几何题目。“咱们得记住了，”他经常这样对女儿们说，“数学很有意思。”女儿们听了都翻个白眼不以为然，但她们喜欢听他这么讲。
作业做完了，一家人晚饭吃了鸡排，再加上约翰最爱的甜食——冰激凌。那天晚上一起吃饭的还有佩格的父母，他们从纽约来这里做客；约翰父亲的弟弟阿尔，他住在附近；还有两个小女儿——十四岁的卡罗琳和十一岁的玛丽。
佩格注意到约翰的制服衬衣上少了点什么。“你上班是不是忘了戴肩章？”她问。“我要停下来给车子加油。”约翰说。他把肩章摘下来了，因为他不想像有些飞行员那样招摇显摆，好像期待着全世界都向他们敬礼似的。
十九年前，佩格还是美航的初级空乘员的时候，正是约翰的谦逊和沉稳自信吸引了她。越战时，约翰在空军服役，驾驶着C-141运输机在太平洋两岸来回飞行。在几次回程的飞行中，他的飞机上装载着盖着国旗的棺椁。战后他成了美航的飞行工程师。初到美航时，他是个稀罕人物：一名未婚飞行员，看着养眼，对所有人都彬彬有礼。在飞出凤凰城的航班上，一名老练的高级空乘员鼓励佩格找约翰说话。在波士顿降落时，约翰拿到了她的电话号码。
不到一年，他们就结婚了。十年后，约翰被提拔成机长，佩格成了高级空乘，他们还生了三个女儿。除此之外，还有白门农场，他们在那儿种干草，从三百丛蓝莓树和约翰自己种的、有一百五十株桃树的果园里收摘水果。每年春天，他们种上南瓜和玉米，然后在几英里外约翰父母的农场里出售，八岁时约翰就在那儿学会了开拖拉机。佩格经常开玩笑说，他们家仓库里那台传统的约翰·迪尔牌拖拉机，是她飞行员丈夫的“小蜜”飞机。
约翰和佩格结婚后继续在美航上班，约翰一个月飞十二天，佩格的工作时间也差不多。他们交换班次，这样总有一个人在家陪着女儿们。安排不过来时，家人就来帮忙。约翰职涯中的多数时间都在飞国际航班，但夜间飞行让他吃不消，于是最近刚刚重新拿了飞波音767的执照。波音767机身宽大，是美国国内飞机中的佼佼者。最近，他固定飞波士顿到洛杉矶这条线，经常是11号航班，佩格也在这个航班上飞过好几百次。
约翰被安排在第二天再飞一次从波士顿到洛杉矶的六小时航班，但他刚刚从西海岸回来，不想这么快又离开家。此外，联邦农业局官员和塔夫茨大学的一组研究人员第二天早上要到农场来讨论一个约翰十分热心的项目。他和佩格拨出十几英亩的地，让柬埔寨的移民种植白菜、空心菜、苋菜和其他传统的亚洲蔬菜，供他们去市场出售或给家里人食用。约翰为这些移民犁地，也很少去收取每月二百美元的租金。他盖了温室，供早春播种时用，他从农场的水塘里抽水，教这些新美国人了解新英格兰贫瘠的土壤、杀死作物的害虫和短暂的播种季节。很快，奥戈诺夫斯基家的白门农场就被指定为移民的“教导农场”。记者来采访时，约翰把所有功劳都归给柬埔寨人：“这些人在他们那一英亩地里花费的心思和关注，比大部分本地农民在他们整整一百英亩地上花费的心思和关注还多。”
吃完晚饭，约翰来到电视间的台式电脑前。他登进美国航空公司的排班系统，希望别的飞行员愿意多飞一次。如果配上了，约翰在屏幕上的日程表就会变绿，让他能在9月11日这一天留在农场。他试了好几次，结果都是一样的。
“全是红灯。”他告诉佩格。
没有他，农场参观还可以照常进行，约翰将再次担任从波士顿直飞洛杉矶的美航11号航班的机长。
彼得、苏·金和克里斯蒂娜·汉森
联合航空公司175号航班
1989年，一个充满活力的年轻女子在一个家庭派对中穿梭，她在人群里钻来钻去，躲避一个梳着红辫子、满脸雀斑、满柜子都是扎染T恤衫的小伙子。彼得·汉森很帅气，但对这个拼命向她证明“感恩而死”乐队的音乐可以和莫扎特的作品相提并论的当代嬉皮士，苏·金可不感兴趣。
苏是第一代韩裔美国人，这样的事经常发生在她身上。像彼得这样古怪又热情的年轻人，在一个派对上遇见她，然后被她的智慧和活力迷住，都是顺理成章的事情。苏开朗爱笑，让人以为她过着非常幸福的生活，但事实并不是这样。
苏两岁时，操劳过度的父母把她从洛杉矶送到韩国去和祖母一起生活。四年后，她回到美国，发现自己有了两个弟弟，但父母没有把弟弟从身边送走。十五岁的时候，妈妈去世，她帮着把弟弟们带大。后来，爸爸在查出癌症以后自杀。在平静的外表下，苏渴望着稳定的家庭纽带。
那次家庭派对之后，彼得一边读工商管理硕士学位，一边想方设法再见到苏。等彼得觉得自己的感情有了些进展时，他把辫子剪掉，塞进一个袋子里，送给他妈妈尤妮斯。尤妮斯明白：彼得想证明自己是值得结婚的好人。对这个放荡不羁的二十三岁年轻人来说，这是一个转向责任的急转弯。彼得的父母担心他还没准备好结婚，但他不能再等了。
“我要不马上抓住她，她就走了。”彼得告诉妈妈。尤妮斯陪着他去买订婚戒指。苏答应了，不仅接受了他，也接受了他对“感恩而死”乐队的热忱。他们的婚戒是古董，是彼得的父亲李的父母传下来的。
彼得从波士顿大学拿到了工商管理硕士学位，成为马萨诸塞州一家电脑软件公司的销售副总。他和父母的关系还是很亲近，还是个小男孩的时候，他就跟着父母周游世界，偶尔还能享受到与他最心爱的乐队亲密接触的音乐会。即使承担了成人的责任，彼得还是个捣蛋鬼。有一天，尤妮斯在她工作的地方保护委员会的办公室里接到一通电话，电话里的男人用严肃的口吻要求得到在他地产中的一个湖泊旁修盖一个建筑的许可。尤妮斯冷静地解释审核程序和需要的许可证，但对方还是怒气冲冲地强调他作为土地所有者的权利。等他发够了火，尤妮斯才意识到这个人是自己的儿子彼得。
与此同时，苏成了一个令人瞩目的理论科学家。她先是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获得一个生物学学位，然后搬到波士顿读医学硕士。在彼得的鼓励下，她攻读免疫学博士，通过特别繁殖的老鼠来研究某些分子在哮喘和艾滋病中所起的作用。她已经安排那年秋天论文答辩，通过是毫无问题的。她的博士导师预见到苏会成为波士顿大学的老师。
彼得和苏一边追求职场发展，一边抚养1999年2月出生的女儿克里斯蒂娜。克里斯蒂娜看起来像小号的苏，加上她也有彼得对音乐的那种热爱，简直人见人爱。克里斯蒂娜的中间名李，是爷爷的名字。苏悄悄积攒了一些验孕棒，想给克里斯蒂娜生个弟弟，给彼得的父母生个孙子。
李和尤妮斯经常从他们在康涅狄格州的家来这里做客。有一天，尤妮斯来时，有一只脚受伤了，克里斯蒂娜叫道：“我来帮你，奶奶！等着！”她跑上楼，拿着一个五颜六色的创可贴跑回来，把它贴在尤妮斯脚上打的石膏上。李特别喜欢看克里斯蒂娜在院子里跟着彼得干活。小女孩答应那些小树，她和爸爸会帮助它们茁壮成长。做餐前祷告时，克里斯蒂娜坚持要唱《紫色小恐龙班尼》中的歌：“我爱你，你爱我，我们是幸福的一家人。我给你一个大拥抱，我再给你一个吻，你能说你也爱我吗？”如果爷爷奶奶唱错一个字，克里斯蒂娜就让他们重新唱一遍。
9月初，彼得要到加利福尼亚州出差，于是他们决定把这次旅行变成一个家庭假期，去看望苏的奶奶和弟弟们。9月11日之前那个周末，克里斯蒂娜告诉尤妮斯，她非常盼望这次旅行，他们还计划到迪士尼去。在一次电话中，克里斯蒂娜告诉奶奶，她要到加利福尼亚州去看米老鼠和布鲁托。她还表达了一种更强烈的愿望：“我要到你家去，奶奶！”
9月10日晚上，克里斯蒂娜和她最心爱的毛绒玩具——拿着胡萝卜的彼得兔——一起睡在新床上，这张床是给像她这样的大孩子睡的。第二天早上出发之前，她把彼得盖在被子底下，让它安全待着，直到她回来。
芭芭拉·奥尔森
美国航空公司77号航班
在C-SPAN电视台节目《华盛顿周刊》热烘烘的灯光下，主持人彼得·斯伦打开一本2001年9月号的《华盛顿人》杂志。镜头拉到杂志上的一个标题上：《华盛顿最有影响力的一百名女性》。然后镜头越过演播室，转向保守派活跃人物芭芭拉·奥尔森，她那很上镜的微笑放到最大，闪闪发光的金发垂到红色西装外套后面。斯伦问芭芭拉：“你为什么被列为一个有影响的政治人物？”
芭芭拉对此心知肚明，但她谦虚地说：“我不知道。他们把我放进单子里了。”她把话题转到最近一场午餐会上，那时这份名单罗列的人物在一起讨论谁会是第一个女总统。首都绝大部分有影响力的女性都说是希拉里·克林顿。芭芭拉几乎是唯一持不同意见的人，她在刚刚完成的第二本书里激烈批评了这位来自纽约的参议员及前第一夫人。
“在首都，有影响是什么意思？”斯伦问，“怎么才能有影响力？是权力、地位、金钱，还是婚姻？”
这个问题带着性别歧视的匕首，不知道芭芭拉丈夫是谁的人，听不出个中奥妙：她丈夫是全国最有权势的律师、美国司法部副部长、白宫首席法律战略家特德·奥尔森。2000年选举时，奥尔森成功说服最高法院结束重新点数佛罗里达的票数，这个决定使布什成为总统，于是布什就把美国司法部副部长的位子给了他。
芭芭拉忽视了斯伦话中的刺，笑着回答：只有常年的工作才能为影响力铺下道路。一个开着捷豹车、偏好细高跟的魅力四射的女人是否配在政治中心占有一席之地，她已经习惯了这一类问题。但是，赢得一家著名律师事务所合伙人的身份后，四十五岁的芭芭拉可以从这样一桩事实中获得自信：在嫁给特德之前，她曾经是一名职业芭蕾舞演员，但她上完了法学院，在华盛顿检察官办公室里起诉过涉毒案件。她也担任过美国众议院监督和政府改革委员会的首席调查律师。
她和特德结婚五年了，这是特德的第三次婚姻，她的第二次。五年中，作为这对华盛顿强人中的一半，芭芭拉的声望不断提高。他们在位于弗吉尼亚州的家中为保守派知识阶层举行大型聚会。他们都热爱莎士比亚、诗歌、歌剧、现代艺术，以及他们的澳大利亚牧羊犬里根和玛吉，分别得名自美国总统和英国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
节目接受观众来电时，芭芭拉的党派性质就更加全线曝光了。一个喜欢她写的关于希拉里·克林顿的畅销书《严厉惩罚》的观众把她大大吹捧了一通，另一个打电话的人则因为她批评克林顿夫妇而指责她。几个星期以前，芭芭拉因为把前总统的妈妈称作“被男人利用的酒鬼”，在《华盛顿邮报》上道过歉。
打电话的人斥责她：“奥尔森女士，你应该学习怎么做人。你是个非常邪恶的人……你活不了多久的。你身上有太多的仇恨和邪恶。”
芭芭拉在受到攻击时一直笑着，不过笑得不像之前那样畅快了。她想对这些批评和不吉利的预言视而不见，但蓝色的眼睛一瞬间暗淡下来。“哦，我们毕竟还是有第一修正案的，”奥尔森回答道，“每个人都有权拥有自己的观点。我心里没有仇恨。”
节目结束后，芭芭拉继续忙碌的生活。她需要收拾行李到洛杉矶去，参加她作为保守主义头面人物的下一场活动：她被安排上比尔·马厄的《政治不正确秀》。航班被订在了9月10日，星期一。
但芭芭拉觉得这个安排不合适。她决定把航班推迟到第二天，尽管这意味着她得从机场飞奔到马厄的摄影棚。9月11日，星期二那一天，特德·奥尔森就六十二岁了。飞往加利福尼亚州之前，芭芭拉想在他身边醒来，对他道一声生日快乐。
西西·莱尔斯
联合航空公司93号航班
9月10日星期一将近午夜时，西西·莱尔斯躺在小公寓的日式床垫上，她和四个联航空乘员合租这间位于纽瓦克国际机场附近的小公寓。她怀里抱着一只被她称作洛恩的小毛毛熊，在手机上和小熊的同名人、在佛罗里达家中的丈夫洛恩·莱尔斯聊着天。
西西三十三岁，身高五英尺七英寸
，有一双明亮的棕色眼睛，喜欢穿着打扮，漂亮衣服衬托出她运动员般的好身材。多年前，他们各自带着一个儿子参加棒球训练时，洛恩注意到了她。“啊，她可真美。”他想。
西西走过一段曲折的路才找到了和洛恩在一起的幸福，当工作把她从洛恩身边带走时，手机就是一条生命线。他们会几个小时、几个小时地交谈，差不多一天五六次，有时甚至十到十五次。对方声音带来的安慰，和他们谈论的话题一样重要：他们的儿子们——两人都在以前的婚姻中各有两个儿子；西西在机场和飞机上的工作；洛恩在佛罗里达迈尔斯堡通宵值班的警察工作。除了工作和孩子外，他们还会谈到账单、家务和对彼此的思念。洛恩说，他们聊啊聊，“无所不谈”。
西西不到一年前才当上联航的空乘员，洛恩觉得她以前在迈阿密当惩教人员，后来又在佛罗里达皮尔斯堡的街头当警探，这些工作让她感情负担太重，因此建议她改当空乘员，她听从了洛恩的建议。他们开始约会时，洛恩是皮尔斯堡的警察调度员，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是在无线电波上相爱的，被对方的声音迷住了。
当警察那六年，西西的美貌在变装成妓女、充当卧底的时候派上了用场，但帮助受罪犯和毒品伤害的妇女儿童更令她满意。她经常光顾圣经灵魂救助站，她叔叔是那儿的牧师，她还成为两个姑妈创办的基督教妇女救助站的榜样。不过，她的善良也是有限度的，对付罪犯时，她就变得严厉了。西西的高级警官生存课学得很好，这门课的内容包括徒手格斗和扳倒动作。2000年5月嫁给洛恩之前，西西多上了些班次，还找了第二份和第三份工作，来供养她的两个儿子杰尔姆和杰文，她的生活都是围着他们两个转。她让他们专注于学业，教他们打棒球，期待他们在篮球场上抢球。
成为空乘员使西西有机会实现她的梦想：旅行；结识新朋友；对付的是偶尔一见的喝醉的商人，而不是顽固不化的罪犯。这份工作还有一个好处，在不值班的日子，她能和家人出去观光，乘坐飞机上的空座位到印第安纳波利斯——洛恩的儿子贾斯廷、乔丹和他们的妈妈住在那里。他们上一个周末刚刚去过那儿，然后回家了，这样西西的儿子们星期一就可以去上学。
2001年的夏天飞速度过，西西给抚养她长大的卡丽·罗斯写了一封信倾诉衷肠。卡丽·罗斯既是她的养母，又是她的亲姨妈。西西提到过去生活中的艰难时期，然后说，她还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幸福过。她热爱自己的空乘员新工作，她说，是罗斯的爱和支持把她带到了生活的高处。
9月10日飞到纽瓦克之前，西西叠好几堆洗过的衣服，烧好饭菜放进冰箱里。她真不喜欢离开家人，但她和洛恩不想从佛罗里达一下子连根拔起，搬到位于新泽西州的机场本部。于是，西西就和几个空乘员同事凑在一起，每个人每月支付一百五十美元的房租，租了纽瓦克这个临时住处，她在等候时机，等升到一定级别，她就能更好地安排自己的日程了。
9月10日上午，洛恩开车把西西送到迈尔斯堡机场，陪她走到登机口，和她吻别，开始了电话不断的新的一天。西西那天晚上11点才到达纽瓦克的公寓，但她还不能好好休息。她第二天早上要飞一个早班，也就是早上8点飞往旧金山的航班。尽管有点儿疲劳，她还是想和洛恩说说话。
9月10日的最后一次通话，也是他们9月11日的第一次通话，两个小时后，西西抱着电话和她的毛毛熊洛恩睡着了。真的洛恩挂了电话，笃定他们马上还会再通话的。
凯文·纳西帕尼少校
东北防空区，纽约州罗马市
四十三岁，身板结实，满嘴粗话，凯文·纳西帕尼的名字和新泽西州帕西帕尼镇的名字正好押韵，他有一个军事飞行员那种临危不乱的自信，圣伯纳德犬一般的脸上，蓄着一条毛毛虫式样的胡须。
9月10日，纳西帕尼一醒来就有一大堆活儿要干。他和妻子达娜有五个孩子——三个女孩，两个男孩，年龄在五岁到十九岁之间——达娜还怀着七个月的身孕。他们还有一只可爱的巧克力色拉布拉多小狗，纳西帕尼觉得这狗傻得一塌糊涂。他们位于纽约州沃特维尔北部杂乱的维多利亚式房屋需要刷漆；院子太大，需要人收拾；装了一半的卫生间要重新装修。此外，还得有人把他们的地上泳池关好过冬，这桩差事——纳西帕尼大声咕哝道——真是让人抓狂。
最重要的是，他还得保护大约一亿美国人的生命。
纳西帕尼是美国空军国民警卫队的少校，是东北防空区NEADS（发音为“尼埃兹”）任务控制中心指挥官。东北防空区是北美防空司令部NORAD——一个负有保护美国和加拿大领空这项艰巨任务的军事组织——的分支。
纳西帕尼很合适保护工作，他在大学的曲棍球队就是主要的防守队员。在东北防空区，他和他的团队一起防御着企图越过美国领空的敌方远程轰炸机、洲际弹道导弹，以及其他一系列空中险情，比如劫机。纳西帕尼七年前加入东北防空区，在此之前，他是现役空军，在空军里，他挣得一个名为“赖兮”
的无线电呼叫绰号。第一次海湾战争时，他驾驶着一架雷达飞机在伊拉克、科威特和沙特阿拉伯上空飞行了好几个月。
每个星期的工作日里，纳西帕尼开着他的日产Stanza，到二十五英里以外的东北防空区总部去工作。东北防空区总部是一个矮墩墩的铝制掩体，看着像五十年代科幻电影里的不明飞行物。它是这座军事鬼城里唯一一个还在运转的机构，坐落于纽约州罗马市已经关闭的格里菲斯空军基地之上。这个偏僻之地很适合它：在美国军事事务的庞大体系中，保护国内空域已经被推到犄角旮旯了，在这里工作的主要是空军国民警卫队的兼职飞行员和军官。
纳西帕尼和几百名军官、监控技术人员、通讯专家和武器控制人员每年三百六十五天、每天八小时全天候轮班，围守在过时的雷达和电脑屏幕发出的绿色光芒前。他们监视着华盛顿特区以及东北地区、中大西洋地区和中西部地区共二十七个州的领空上出现的潜在安全威胁，笨重的录音机录下他们的对话。
对纳西帕尼来说，让他的部下在和平守卫的乏味日常中保持警觉，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上班时的整个班次都可能没有任何麻烦的迹象，这对国家是好事，但对东北防空区的军人来说，则有可能让他们变得麻痹。此外，一个月里，雷达显示器上会出现大约十多次“未知物体”，每个人必须立即巧妙地做出反应，心里明白，任何一个错误，或者哪怕几分钟的延误，从理论上说，都有可能意味着一座美国城市的灰飞烟灭。
大部分情况下，东北防空区的人都能够很快辨认出雷达上那些神秘的小圆点。但是，每个月有那么三四次，当最初的努力没有奏效时，他们就能够执行工作中最有意思的任务：命令调遣超音速军用战斗机，搞清是谁或者是什么物体进入了美国领空。
全国范围内，北美防空司令部及其分部可以立即调动十四架战斗机，全国七个基地中，每个基地两架。这些战斗机永远保持在“警戒”状态中——全副武装，油料充足，飞行员整装待发。军方在美国各个基地还有很多战斗机，但召集飞行员、加油和装备武器都需要时间，而如果美国受到攻击，时间将是一种负担不起的奢侈品。
苏联垮台之后的十年中，美国的领袖们表现得好像空中威胁差不多消失了一样。处于警戒状态的飞机只有十四架，这个数目与冷战高潮相比急剧下降，冷战中，二十二个军事基地、几十架战斗机，随时都在准备防御针对北美的弹道导弹袭击或任何其他攻击。事实上，2001年夏天，为了节省开支，有人下令将全美国境内处于警戒状态的战斗机数目从十四架减少到四架，不过这条命令还没有来得及执行。
东北防空区直接控制着四架处于警戒状态的战斗机：两架F-15战斗机，位于马萨诸塞州科德角巴泽兹湾的奥蒂斯空军国民警卫队基地，还有两架F-16战斗机，位于弗吉尼亚州汉普顿的兰利空军基地。
战斗机起飞后，一次又一次发现那些未知飞行物或雷达上的神秘圆点都是无害物体：来自加拿大的侦察鱼群的飞机上电子设备出了故障；或者是来自欧洲的客机，飞行员没能使用正确的驾驶舱应答机编码，这个应答机向地面雷达发出大量可供识别的信息，包括速度和高度。按照东北防空区的说法，由于人为或机械故障，最后的结果会是一架“友方”飞机没有“应答”，或者没能通过应答机让自己被正确识别。潜在的威胁排除以后，东北防空区的哨兵们继续观察。
为了随时应付突然检查，更重要的是，为了随时应付目的邪恶的未知物体带来的真正威胁，纳西帕尼和东北防空区的其他军官定期让他们的队伍进行复杂的训练。他们计划在9月11日搞一次，名字很拉风，叫“警惕卫士”。这次训练集中应对一场模拟的俄罗斯轰炸机袭击，还有复杂的辅助情节，包括模拟绑架——一群武装分子决心要把一架客机迫降到一个加勒比海岛上。纳西帕尼和一些同僚还想让这次演习包括一个内容：一帮恐怖分子将一架运输机开进纽约市的联合国大厦。但是，一名军事情报官员认为这个方案实在太离谱，一点儿用处也没有，于是拒绝了它。
纳西帕尼9月10日值班时都在准备第二天的训练，但他还需要处理一件更平常的家务事。东北防空区允许平民来访，所以童子军、地方政治家和平民团体经常在作战室周围走来走去，在保密系统关闭以后，他们可以看雷达显示器。这一回，他太太的妹妹贝姬从堪萨斯来看望他们一家，她一直对凯文的工作很好奇。纳西帕尼得到许可让贝姬来亲眼看一下她想象中令人兴奋的国家安全监控活动。
纳西帕尼带着太太和她妹妹参观东北防空区时，贝姬面露失望。美国空防的神经中枢，和她工作的空调制造厂的办公室好像也没有太大区别。
“你们好像也没干什么事情，”贝姬说，“这儿真是安静。”
纳西帕尼忍不住笑了。值班八个小时期间安静的单调，对东北防空区和整个国家都是好事。“在这儿，安静是好事，”纳西帕尼告诉她，“如果热闹起来了，如果人们开始大喊大叫，那就麻烦了。”
穆罕默德·阿塔
美航11号航班
齐亚德·贾拉
联航93号航班
在波士顿一家普通旅馆三楼的一间客房里，一个毫不起眼的人准备行动了。他穿上一件polo衫——一只袖子是黑的，另一只则是白的——装好一只单薄的塑胶特普罗·铁塔牌旅行箱，看着像飞行员喜欢用的那种带轮子的旅行箱。
要不是他愤怒的目光，人们很容易忽视穆罕默德·阿塔：三十三岁，身材瘦削，身高五英尺七英寸，胡子刮得很干净，浓密的黑头发，左眼眼帘下垂，肉乎乎的腮帮子，紧抿的嘴巴。在米尔纳旅馆308房间住过一夜后，阿塔收拾好自己的东西，之后，他将展开一项终极行动，那是他长达一年的旅程的最后几个步骤，他认为，这次旅程将让愤怒而又默默无闻的他获得永恒的拯救。
阿塔是三个子女中最小的一个，他父亲是一个粗暴的、野心勃勃的律师，母亲是一个溺爱孩子的全职妈妈，童年的最初几年，阿塔是在埃及农村度过的。阿塔的父亲也叫穆罕默德，他埋怨阿塔的母亲对儿子呵护过度，把他和两个姐姐一起抚养，让他变得太过“软弱”。他们是虔诚的穆斯林，但又是世俗的穆斯林，不同于伊斯兰主义者——伊斯兰主义者想让宗教主宰埃及的政治、法律和社会各个方面。阿塔十岁的时候，他们一家搬到开罗。同龄人在玩耍或者看电视时，阿塔却在学习，他听从长辈的话，作为一个顺从的儿子，立志要让纪律严格的父亲感到满意，要跟随两个聪明的、即将成为医生和教授的姐姐的足迹。
阿塔1990年从开罗大学毕业，获得建筑工程学位，还加入了一个和穆斯林兄弟会有关系的贸易团体。穆斯林兄弟会是一个主张伊斯兰统治、妖魔化西方的政治组织。但因为成绩不够好，他没能进入学校里声望很高的研究生院，前途受挫。经父亲敦促，他学了英语和德语，通过家里一个朋友的帮助，准备到德国去上研究生院。
1992年，二十四岁的阿塔在汉堡-哈尔堡工业大学注册，攻读德国的城市规划专业硕士学位。来自传统社会的二十出头的男子，可能会把在大都会的新家看作是扩大视野、开发兴趣，或者是反抗他们控制过严的父亲的机会。阿塔却走上了另外一条路，他钻入宗教，把温顺的个性换成了针对西方的原教旨主义狂热。
汉堡是个富有的城市，繁荣的商业区旁，性交易也十分发达。阿塔躲避着汉堡活跃的社会和文化生活，他蓄起大胡子，成为这个城市最激进的清真寺的常客，这个清真寺名叫al-Quds，是圣城耶路撒冷在阿拉伯语中的名称。汉堡的七万五千名穆斯林中，大部分是信仰比较温和的土耳其人，但圣城清真寺吸引的是对伊斯兰教解释更加极端的阿拉伯少数派。清真寺的地点就诠释了“把精神置于世俗之上”的意义：它位于一个脏乱不堪的城区里的一间健身房上面。布道者争先恐后地表达对美国和以色列的仇恨。教众会购买受欢迎的伊玛目的布道录音，其中一个伊玛目冒着违反德国反仇恨法的危险，宣布“应该割断基督徒和犹太教徒的喉咙”。
1998年，学业快结束时，阿塔周围全是和他志同道合的年轻人，他们都是来德国接受高等教育的，但最后却一起躲避到对宗教激进而又扭曲的理解之中。
阿塔有一个叫马尔万·谢西的亲密朋友，他是阿联酋人，对伊斯兰经典有着近似百科全书般的认识，阿塔和他会无休无止地讨论，说的都是关于穆斯林受迫害的反美胡言。谢西比阿塔小十岁，在学校里学业不佳，但却是一个出色的原教旨主义者。
阿塔的小圈子里还有一个成员叫齐亚德·贾拉，一个黎巴嫩富庶人家的独生子。贾拉看起来不像一个伊斯兰激进分子：他小时候上的是基督教私立学校，后来变成了一个喜爱社交、喝着啤酒、经常光顾贝鲁特迪斯科舞厅的人。贾拉到德国后找了一个女朋友，但后来他更深地爱上了从圣城清真寺听来的激进思想。
阿塔、谢西和贾拉这三个人，再加上他们圈子里至少另外一名成员，决定通过一项活动把他们的信念付诸行动：在那些与俄国人战斗的车臣伊斯兰分裂主义者中发动暴力圣战。还在德国的时候，他们就和本·拉登的恐怖组织——“基地”组织的招募人员建立了联系，招募人员催促他们先去阿富汗，在那里的圣战营里接受训练。他们于1999年底来到阿富汗，在那里对本·拉登表示忠诚。这三个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很快就引起了“基地”组织高层人员的注意，包括本·拉登。本·拉登一直寻找的，正是像穆罕默德·阿塔、马尔万·谢西和齐亚德·贾拉这样的人物。
在汉堡这几个人到达阿富汗之前的几个月里，本·拉登接受了一个针对美国的、多起同时发生的自杀式劫机计划，他需要招募一些主要成员：这些人要懂英语，了解西方生活，能够拿到前往美国的旅行签证。在“基地”组织内部，这个计划的名称是“飞机行动”，它是一个名叫哈立德·谢赫·穆罕默德的资深恐怖分子的思想结晶。哈立德是在八十年代结识本·拉登的。他崇拜他的侄子拉姆齐·优素福的谋杀野心，正是拉姆齐·优素福实施了1993年世贸中心的货车爆炸行动。1995年，优素福在巴基斯坦被捕，押送他的直升机飞过曼哈顿上空时，一名联邦调查局高级特工掀开优素福脸上蒙着的眼罩，指出在黑暗中闪闪发光的世贸中心双子塔。特工嘲弄着他的囚犯说：“往下瞧瞧。它们还站在那儿呢。”优素福回答说：“我要是有足够的时间和炸药，它们就不会站在那儿了。”
“基地”组织的“飞机行动”希望继续完成优素福的行动，把它再往前推进一步。在多年的计划中，这个密谋几经修改，早在1996年，哈立德·谢赫·穆罕默德就设想，圣战者将劫持十架飞机，用它们袭击美国东海岸和西海岸的目标。本·拉登最后否决了这个方案，认为它太复杂，太低效。他需要一种既有巨大影响，又有很大成功概率的方案。1999年年中，本·拉登批准了一个简化方案，他们的目标是：通过袭击美国政治、军事和金融力量的主要象征，实现他在1998年的伊斯兰教令中对美国及其人民的威胁，并激励其他人采取类似的行动。
和阿塔见面后不久，本·拉登就亲自选择阿塔担任这次行动的战术指挥官，并给他提供了一个得到批准的袭击目标的初步名单。本·拉登给这个小组下达了下一步的行动命令，然后派他们回到汉堡。为了避免引起注意，也为了显得不那么激进，阿塔把大胡子刮掉了，穿西式服装，回避极端主义的清真寺。随后，2000年3月，他给美国三十一家飞行学校发电子邮件，询问训练和住宿的价格，所有费用都会由“基地”组织秘密通过电汇来报销。在申请前往美国的签证之前，阿塔、谢西和贾拉全都说他们的护照丢了，他们新换的护照上清除了去巴基斯坦和阿富汗旅行的可疑记录。到2000年5月底，三个人都有了新护照和旅行签证。到夏末，他们都在佛罗里达接受飞行员训练，阿塔和谢西在同一家飞行学校，贾拉在另外一家。
与此同时，在汉堡三人进入飞行学校前后，向本·拉登宣誓以生命效忠的十六名其他人员也进入美国，准备执行“飞机行动”中派给他们的任务。其中一个，二十九岁的沙特阿拉伯人哈尼·汉朱尔在美国断断续续学习了十年，并于1999年4月得到了商务飞行员执照。在亚利桑那，汉朱尔加入了一个极端主义团体，2000年，他在阿富汗成为“基地”组织成员，在那里，他的飞行技术和语言能力，加上他对美国的一手知识，使他成为本·拉登眼中可以成为“飞机行动”第四名飞行员的理想候选人。
其余成员中，有十三个人的年龄在二十至二十八岁之间，除了一人来自阿联酋以外，其他全都来自沙特阿拉伯。有几个人上过大学，但大部分人没有受过高等教育，没有工作，前途渺茫。除了一个人以外，其他的人都没有结婚。就像汉堡那几个人一样，他们最初加入“基地”组织是准备到车臣去作战。本·拉登亲自为这次密谋挑中他们，要求他们宣誓参加自杀行动。尽管他们都不是很有气魄——大部分人都不到五英尺七英寸，但本·拉登要他们成为其他接受飞行训练的人的“骨干”。大部分人回到沙特阿拉伯申请美国签证，然后再回到阿富汗去接受近距离格斗和持刀杀人技能的训练。他们从2001年4月开始来到美国，不与他人来往，避免惹麻烦。
另外两个“骨干”集团的成员最初本应当参加哈立德·谢赫·穆罕默德的十架飞机计划。有经验的圣战战士纳瓦夫·哈兹米和哈立德·米赫哈尔一起在波斯尼亚战斗过。2000年1月，他们持六个月的旅行签证来到加利福尼亚，此时汉堡三人尚未开始飞行训练。米赫哈尔在美国登陆之前，美国情报机关就已经知道他是“基地”组织成员，哈兹米也被形容为本·拉登的同伙。但是，两个人都没有上边防特工的监控名单。相形之下，其他国家都把米赫哈尔和哈兹米列在监控单上。等两个人到达美国以后，中央情报局没有把关于他们和他们动向的关键信息交给联邦调查局。加上后来调查所称的联邦调查局内的“个人和系统失误”，结果造成了一系列机会的丢失。
一旦进入美国，这两个来自沙特阿拉伯麦加城的人就融入了圣迭戈的穆斯林社区，他们从其他沙特人那里得到帮助。本·拉登最初把他们看作候选飞行员，但米赫哈尔和哈兹米都没有必需的英语能力。他们可能也缺乏天分和智力——他们的飞行训练中止了，因为他们告诉飞行教练想学开飞机，但对起飞和降落却没有任何兴趣。
2001年春夏，作为最后的准备，阿塔、贾拉和谢西乘坐横穿全美的航班，观察机组人员的行动，决定是否偷偷将武器带上飞机。阿塔飞到西班牙向一个“基地”组织计划者做了汇报，然后回到美国。贾拉和汉朱尔继续学习如何沿着哈德逊河低空飞过包括世贸中心在内的纽约地标建筑，他们还租了小飞机训练飞行。“骨干”集团成员们都忙着在健身房里训练。
几个月过去了，本·拉登有点儿灰心，他给哈立德·谢赫·穆罕默德施加压力，要他实施“飞机行动”。本·拉登要求在2001年5月采取行动，这样离科尔号驱逐舰爆炸正好七个月，或是在6月或7月，趁以色列反对党领袖阿里尔·沙龙访问白宫的时候。每一个日期都过去了，阿塔一直游移不定，要到他觉得完全准备好了的时候才能确定日期。
最后，8月底，阿塔选定了一个日期，只有几个星期之遥：9月的第二个星期二。究竟他是根据自己的判断，认为那一天旅客不多，意味着需要对付的乘客也会比较少，因而做出简单的调度选择；还是他认为这一天正好和美国的9-1-1应急号码重合，有宣传价值；还是他选择了1683年维也纳战役开始的月份和日期，这次战役，奥斯曼帝国惨败在基督教军队手下，从此，伊斯兰的影响力经历了数个世纪的衰落，他想以此作为历史复仇，这些我们都不得而知了。
不管导火线是什么，阿塔和他的十八个同伙开始购买机票了，有些人用的是公共图书馆里的电脑
。他们留下够用的钱，剩下的大部分退还给了阿联酋境内的“基地”成员。总而言之，整个行动的成本不足五十万美元
。
“飞机行动”的成员分为四个小组，三个小组每组五个人，另一个小组四个人，四个小组的组长阿塔、谢西、汉朱尔和贾拉都受过飞行训练。到9月的第二个星期，所有人都在波士顿、纽瓦克或华盛顿附近住进了酒店或汽车旅馆。
阿塔和其他飞行员忙着计划最后的细节，其他人则全力满足俗世的欲望。在波士顿的两名“骨干”成员阿卜杜勒阿齐兹·奥马里和萨塔姆·苏卡米从“甜蜜的诱惑”陪伴服务那里为两个女人的服务支付了费用。有个人一天之内数次在一个妓女身上花费上百美元。在新泽西，另外一个花了二十美元在一个情色酒吧的VIP间看了一场私人舞蹈。还有一个自得其乐，独自看了一盘色情录像带。
9月10日，所有事情、所有人都安排就绪，齐亚德·贾拉走出新泽西州纽瓦克的戴斯酒店，他和三个“骨干”成员前一天刚刚住进这里。
贾拉想起了他在德国的女朋友艾塞尔·森金，一个有土耳其血统的医学生。他们约会了五年，差不多每天都互相发邮件或打电话，八个月前，她还到佛罗里达来看过他。贾拉显摆了自己学的飞行员新本事，还用一架单引擎飞机带她飞到了基韦斯特。他们讨论过将来在一起，但森金的父母坚决要求她嫁一个土耳其人。贾拉请求得到森金父亲的许可，但老森金把他撵了出来。他们偷偷保持着关系，几个星期前，贾拉还飞到德国去看她。在一起的这些年里，森金看着贾拉不断改变，最初认识他时，他还是一个无忧无虑的人，现在他蓄起大胡子，批评她不够虔诚。不过，森金最近觉得，她似乎看到贾拉开始恢复从前那种随和的性格了。
贾拉开着一辆租来的车离开戴斯酒店，开到三英里外新泽西州的伊丽莎白镇，从那里寄出他那天写给森金的信。他把这封信和他的私人飞行执照、飞行经历记录本，还有一张印有海滩照片的明信片一起装进一个包裹。
这封信用德语和阿拉伯语写成，开头用的是表达爱和忠诚的称谓chabibi，也就是“亲爱的”。在署名“永远是你的男人”之前，贾拉写道：
我会等待你，直到你来到我身边。每个人都采取行动的时刻来到了……你会为我感到骄傲。这是一种光荣，你会看到它的成果，每个人都会感到幸福……
贾拉寄出邮包时，阿塔正准备离开他在波士顿的旅馆房间。他的特普罗·铁塔牌旅行箱里的一些物件，符合一个九个月前获得商务飞行员执照的虔诚穆斯林的身份：除了一本《古兰经》、一个祈祷时间表之外，他还装进了关于如何驾驶两种波音喷气式飞机的录像教程；一台测量飞机重量对其航程影响的仪器；一台电子飞行计算机；飞行模拟器程序手册；飞行计划表。任何知道他计划干什么的人，也会注意到，他装了把折叠刀和一罐“第一防御”牌胡椒喷雾。最后，装在这个黑色行李箱里的还有一封长达四页的信，手写的阿拉伯语罗列了阿塔的具体目标和精神目的。
这封信分三个部分，在殉教和大屠杀的主题上做出具体的指导和嘱托。它包括神态举止、衣着打扮、战斗策略，以及有“美丽少女”陪伴的极乐世界的承诺。在正式祈祷“奉至仁至慈的真主之名”之后，第一部分谈论的是此时此刻阿塔的情况。这一部分叫“最后一夜”，开头是这样的：
1. 接受赴死和重申忠诚的意愿。
- 刮掉多余的体毛，洒古龙水。
- 祈祷。
2. 从各个方面熟悉计划，提前考虑敌人的反应和抵抗。
3. 阅读讨白（悔过书）和（《古兰经》的）第八章安法勒，反思它们的意义，反思真主在天堂为信徒和烈士准备了什么。
第一部分快结束时，指出了这个方向：
13. 出发前检查你的武器，据说出发前，“每个人都要磨快他的刀刃，冲出去杀伤他的祭品”。
计划在接下来的二十四小时内造成巨大破坏的十九个人中，至少有另外两个人身上带着同一封信的复印件
，这两个人，一个在新泽西，另一个在华盛顿郊外。
阿塔离开米尔纳酒店，开着租来的蓝色日产天籁，来到波士顿郊区牛顿市的一家廉价酒店。他在那里接上据说是撰写或者至少是誊写过那封指示信的人：阿卜杜勒阿齐兹·奥马里，那个几天前像点比萨饼一样叫过妓女的人。
阿塔和奥马里沿着州际95号公路，开往两个小时距离之外的缅因州波特兰市，这段旅程，准确地说，是一个环形路线的第一个弯道。他们手里有会把他们带回波士顿的通勤机票。这趟航班将于第二天——9月11日早上6点飞离波特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