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这本书可以从9·11约近四十年之前的1966年写起，那一年，埃及处死了一个名叫赛义德·库特卜的狂热反对西方的作家，他的作品激励了两代伊斯兰恐怖分子集团。或者再往上回溯到1918年，最后一个伟大的伊斯兰帝国—奥斯曼苏丹国的失败。或者回到更早的1798年，那一年，拿破仑·波拿巴占领埃及。或者再往回走七百年，十字军东征开始的年份。又或者再往回走五百年，穆斯林相信那一年先知穆罕默德得到了《古兰经》最早的一部分经文。或者比那更早的两千多年前，亚伯拉罕诞生的年份。
讲述历史的时候，一本书不可能记录过去发生的一切事件。但是，一部历史总得从什么地方开始。对于这本书来说，请考虑一个相对比较近的日子：1998年2月23日。那一天，一个名叫奥萨马·本·拉登的神出鬼没的伊斯兰激进分子发出一道法特瓦——一个愤怒的伊斯兰教令。他的教令向美国和所有美国公民宣战，不管他们或他们的利益在哪里。
这份教令以传真方式发给伦敦的一份阿拉伯语报纸，签名的有本·拉登——一个沙特阿拉伯建筑巨商的继承人，他当时住在阿富汗——还有三个来自埃及、巴基斯坦和孟加拉的主战派伊斯兰领袖。他们的宣言呼吁对圣战进行激进的解释，这种解释要求每一个穆斯林都必须用暴力的方式反击任何敌人对圣地的侵犯。两年前，本·拉登发布过一个稍微狭义一些的、仅仅针对军事目标的伊斯兰教令，要求美国军队撤出沙特阿拉伯：“将受尽屈辱和失败的敌人逐出伊斯兰圣地。”新的伊斯兰教令走得远多了。
1998年2月的伊斯兰教令用花哨的语言宣称，有三项主要罪行导致他们向全球宣战：第一，美国军事力量占领着伊斯兰最神圣的领土阿拉伯半岛；第二，美国在伊拉克领导的战争；第三，美国支持以色列，尤其是支持以色列控制耶路撒冷。“美国人犯下的所有这些罪恶和罪行，”声明说，“是在明确地对真主、他的信使和穆斯林宣战。”作为回应，本·拉登及其追随者发出命令：“屠杀美国人和他们的同盟军——包括平民和军人——是每一个穆斯林的责任，不论身处哪个国家，只要可以采取行动便应该做到……我们——有了真主的保佑——号召所有相信真主、希望得到奖赏的穆斯林，遵从真主的命令，杀掉美国人，随时随地掠获他们的钱财。”
发布这个更严厉的伊斯兰教令时，留着大胡子、身材瘦长的本·拉登在美国情报机关那里已经不是陌生人了。1996至1997年间，美国官方得知本·拉登有自己的恐怖集团，并且参与了1992年袭击美国军事人员居住的一家也门饭店的行动。他们还发现，1993年，本·拉登在索马里击落美国军队直升机的“黑鹰坠落”事件中也掺和了一把，而且可能还组织了1995年在沙特阿拉伯利雅得的一次汽车爆炸袭击，杀死了五名和沙特国民卫队一起工作的美国人。发布伊斯兰教令之后，本·拉登在美国官员心目中的威胁性大大增加，尤其是六个月以后，有消息来源认为是他组织了几乎同时发生在驻肯尼亚首都内罗毕和驻邻国坦桑尼亚首都达累斯萨拉姆的美国使馆爆炸事件，死亡人数达二百多人。针对这些爆炸，比尔·克林顿总统批准用战斧导弹轰炸阿富汗境内的六个恐怖分子训练基地。美国官员认为本·拉登在其中一个目标基地，但他显然接到了巴基斯坦官员的通报，几个小时之前就离开了。
1998年，纽约联邦大陪审团以阴谋攻击美国防务设施的名义缺席指控本·拉登，但人们仍然在讨论究竟是杀他还是抓他。美国情报界于1999年才正式描述他的恐怖组织al-Qaeda，或“基地”，此时该组织已经成立整整十一年。美国情报界的关注只是使他更加大胆。本·拉登2000年10月再次出击，一艘装满炸药的小船把正在也门海滨加油的美国海军科尔号驱逐舰炸出一个大洞。这次爆炸炸死十七名船员，炸伤几十名。
但是，即便他们试图密切关注本·拉登，即使警告信号变成警报，美国政治和情报领袖们从来没有完全理解，本·拉登要通过在美国国内的大屠杀来执行他的伊斯兰教令的决心有多么坚定。尽管线索确凿——尤其是在2001年又变得更加显著——尽管一小部分个人进行了很诚恳的调查，总的来讲，美国政府对本·拉登的典型反应是：无视事件之间的联系，错失良机，忽视灾难即将到来的迹象。一个为了监视穿着劣质西装、带着核弹头的俄国人而设置的情报搜集系统，不知道如何对付一个穿着飘逸长袍、用传真机发布伊斯兰教令的狂热的沙特人。
早在事发之前就已经有足够的证据显示，美国政府无法预料到9·11袭击，这一失误无处不在，最终的破坏也是毁灭性的。有很多例子能够证明这一点，不过我们可以只举一个例子。9·11几个月之前，美国政府反恐中心分析部门的负责人写道：“把反恐重新定义为一种对付‘灾难性的’‘巨大的，’或者‘超级’恐怖主义的任务是一种错误，因为事实上，这些标签都不代表美国有可能面对，或者恐怖主义能够给美国利益带来损失的大部分恐怖主义活动。”而这些标签——“灾难性的”“巨大的”“超级恐怖主义”，事实上是对即将发生的恐怖袭击的最好描述。
就在美国政府和情报官员试图了解本·拉登在发布1998年2月的伊斯兰教令之前和之后的情况时，普通美国人大多对本·拉登和他的追随者一无所知。首先，关于本·拉登的居住国。在记者们看来，任何太过遥远、令许多美国人毫不在乎的地方，都可以用“阿富汗”作为代名词。
本·拉登的名字在美国媒体中出现时，记者们也主要关注他的财富。通常记者会这样描写他：“一名持不同政见的沙特大富豪，国务院把他标记为‘当今世界上为伊斯兰极端活动提供财政资助的最重要人物’。”新闻报道很少提到他可能作为一个恐怖主义领袖对美国造成直接威胁，不过，1997年《纽约时报》倒是朝那个方向试探性地迈了一小步，他们注意到“近日报告”说本·拉登支付了位于巴基斯坦的一所房子的费用。1993年世贸中心炸死六人、炸伤一千多人的货车爆炸事件的主谋就住在这所房子里。但一般来说，伊斯兰教令发布时，一个阅读广泛的美国人也很可能会对本·拉登一无所知，不把他放在心上。在宣战之前，他的名字在《纽约时报》上总共只出现在十五篇文章中，而且有时候还只是一笔带过。其他大部分美国媒体机构更少提到他，或者干脆不提。
即使是1998年2月的反美伊斯兰教令，美国大部分新闻组织也根本没有注意到。《纽约时报》六个月后才明确提到它，一篇有关寻找美国在肯尼亚和坦桑尼亚大使馆爆炸事件嫌疑犯的报道顺便提了一句：“今年早些时候，本·拉登先生和一群极端主义穆斯林宗教人士号召他们的追随者杀死美国人。”报道很快就转向别的话题，仅仅提到，本·拉登是胡拜尔塔爆炸案的主要嫌疑犯，胡拜尔塔是沙特阿拉伯的一座公寓大楼，爆炸案中，十九名美国空军士兵被炸死。但是，1999年《纽约时报》关于使馆爆炸的一篇文章全然扭转了方向，对本·拉登造成的威胁大力轻描淡写。这是该篇报道的一部分：
在对本·拉登发起的战争中，美国官员将他描绘成世界上最危险的恐怖分子。但是，《纽约时报》和美国公共电视网（PBS）《前线》节目一起合作的记者们发现，他并不是恐怖分子的领袖，而不过是激励他们的鼓动家而已。他的敌人和支持者，从沙特反对派到今天和过去的美国情报官员们，说他可能并不像有些美国官员宣称的那样在全世界都那么强大。
不过，9·11之前几年，有几个记者对本·拉登采用暴力方式实施他的伊斯兰教令的能力有过比较严峻的看法。1998年的伊斯兰教令发布两天之后，《华盛顿邮报》记者沃尔特·平卡斯写了一篇尖锐的文章，他引用了一份中央情报局（CIA）的备忘录，该备忘录表明美国情报官员在认真看待这种威胁。另一个有先见之明的非凡人士是美国广播公司（ABC）的约翰·米勒，他于1998年5月在阿富汗的一个训练营地采访了本·拉登。访谈中，本·拉登重复了他的伊斯兰教令，并表示他不会区别对待民用目标和军事目标。后来写到这次采访时，米勒沮丧地承认，他的访谈根本没有引起公众注意：“我们发了这篇小报道过后几个星期，在一个几分钟的录像视频中，本·拉登向美国说‘你好’。没有多少人注意。不过又是一个阿拉伯恐怖分子罢了。”
有一位学者认真关注了本·拉登的伊斯兰教令，他就是伯纳德·刘易斯，他很著名，也很有争议，他研究的是伊斯兰和西方的关系，并发明了“文明的冲突”这个短语。他在1998年发表于《外交》杂志的文章中得出了这样的结论：
对大部分美国人来说，（本·拉登的）声明就是一出闹剧，它完全歪曲了美国置身阿拉伯世界的性质和目的。他们应该也确信，在很多穆斯林，或许是大部分穆斯林看来，这份声明同样荒唐地歪曲了伊斯兰的性质，甚至伊斯兰圣战的原则……伊斯兰的基本文本从来都不号召搞恐怖主义和谋杀。这些文本甚至从来也不认为要随意屠杀置身事外的旁观者。但是，有些穆斯林随时准备赞同该声明对他们宗教的最极端的解释，其中一部分人还随时准备为此采取行动。恐怖主义只需要几个人。
刘易斯的警告没人理会。
2001年夏天，并不是每一个美国人都对国家现状充满信心，但是，很多人十分享受在二十一世纪初最后一个超级大国生活的特权，或者认为这是理所当然。他们享受了美国历史上最长的不间断的经济繁荣，美国的文化、政治理念和商业利益蔓延到世界最遥远的角落，似乎也注定要无休无止地继续下去。谁也没有因为一个从阿富汗山洞里发来的威胁夜不能寐。2001年9月10日的一次盖洛普民意测验表明，只有不到百分之一的美国人认为恐怖主义是美国的第一大隐患。
但是，他们不知道倒计时已经开始了。本·拉登的十九个忠实追随者——住在美国的激进阿拉伯青年——在2001年9月11日醒来，决心要执行这道伊斯兰教令。二十四小时之内，民意测验的结果，像其他一切一样，将会发生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