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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6年10月28日，格罗弗·克利夫兰总统航行到纽约港内一座像泪珠一样的岛上，正式接受法国赠送的礼物——自由女神像。天色灰蒙蒙的，飘着一层迷雾，总统结束演讲时，向铜铸女神手中的火把和它象征的力量致敬：“一道光芒将穿透无知和人类压迫的黑暗，直到自由照亮整个世界。”
各界政要进行着各种必要的最后仪式，战船上炮声隆隆。河对岸的曼哈顿下城，狂欢的人群高声欢呼。铺着鹅卵石的街道上，满是嘶鸣的马匹、咚咚响的鼓和满载鲜花的马车。铜管乐队像上前线的士兵那样列队前进，孩子们怕被踩着，爬上路灯的灯杆。
来看热闹的外地人仰着脑袋，傻乎乎地仰望着他们头顶上那高得不可思议的摩天大厦。在一座大楼的一间办公室里，有个小伙子觉得这帮乡下人很好笑，突然想出一个坏主意。他打开一扇窗户，抛出窄窄长长的股票纸带，这些纸带通常被用来记录那些像醉汉行走路线一般的股票价格。他的同伴们也跟着往下抛纸带。
“不一会儿，空中就飘满了卷曲的白色纸带，”《纽约时报》的一名记者观察道，“几百条纸带裹在交织的电线上，犹如覆雪的华盖，其他的飘洒下来，散落在人群中。”
快乐是能够传染的。严肃的金融人士变成了小男孩，他们紧贴着办公室的窗户，向人群抛撒着纸带。“纸带好像是无穷无尽的，”《纽约时报》记者写道，“每一扇窗户都像是一座造纸厂，源源不断地吐出蜿蜒的纸带。这是华尔街全新的庆祝方式。”
就这样，股票纸带游行诞生了。
接下来的一百一十五年间，无数吨庆祝的纸屑从高楼的窗户中飞撒下来，落在下百老汇大道上，这条道后来便成为著名的英雄峡谷。人们用纸带风暴先后向两百多名杰出人物致敬，其中既有探险家和总统，也有战斗英雄和运动员，还有航天飞行员和宗教人士，从爱因斯坦到埃尔哈特、从丘吉尔到肯尼迪、从曼德拉到纽约大都会棒球队成员皆在其中。
接着，便是2001年9月11日。
世贸中心的双子塔从中间被撕裂，大火熊熊燃烧，大楼从内部被削弱，像动脉出血一样向外喷出纸张。法律文件，员工绩效考核。工资单，生日卡，外卖菜单。时间表和蓝图，照片和日历，蜡笔画和情书。有一些完好无缺，有一些支离破碎，有一些被火焰吞噬。南塔上飘出的一张纸片，像从一条正在下沉的船只上漂来的漂流瓶中的纸条，记录下这一天的恐怖。在一枚血指印旁边，有人用潦草的字迹，在纸条上写下：
八十四层
西办公室
十二人被困
跟在纸条后面落下的是人，跟在人后面的是塔楼。战争紧随其后。灰烬冷却了，但是痛苦却没有减轻。有很多年，纽约人无法再举行股票纸带游行
，尤其是在离那个名叫归零地的大坑那么近的地方。然而，随着时光流逝，无法想象的事情常常变得可以接受。
2008年2月，身为弱旅的纽约巨人队获得橄榄球超级碗冠军。成千上万的球迷聚集起来一起庆祝，几个街区之外，一座炫目的钢铁巨梁“自由塔”——世贸中心一号——耸立起来，朝着美国的敌人粗鲁地竖起中指。这座新建筑俯视着双子塔留下的供人纪念的遗迹，比从前那两座盒子般的塔楼更高大、更刚劲。当得胜的巨人队乘车驶过时，兴高采烈的球迷们在街上载歌载舞，三十六吨碎纸从他们头顶飘飞而下。
以股票纸带为标志，不到七年时间，一切都恢复“正常”了。
随着时间的推移，新闻变成了历史。而历史，据说是发生在别人身上的事件。对任何经历过“9·11”
的人来说，恐怖分子将四架商务客机变成制导导弹，带来了死亡和毁灭，时间有可能会减轻这些死亡和毁灭带来的愤怒和痛苦。但是，记忆却无法消逝。美国历史上最致命的恐怖袭击创伤太深，留下了盘根错节的心理伤痕，使每一天的经历都划分为9·11之前和之后，每一天，人们都必须适应一个新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每一个安全检查点都带来了物理上的变化，而每一次提到“国土”，又会带来心理上的变化，在9·11事件之前，美国人很少使用“国土”这个词。（“月/日”这种缩写法，在袭击之后成为通用的简写法，主要是因为9、1、1这三个数字和美国的9-1-1紧急呼叫系统正好重合，没有证据证明，恐怖分子选择这个日子，是出于这个原因。）
尽管9·11对人们的日常生活有很大影响，但已经有整整一代人对它没有直接记忆了。历史学家伊恩·W. 托尔在描述另一场敌方偷袭时提到了这种发展进程：这次偷袭就是六十年前的珍珠港事件，它也引发了一场战争。“时光的流逝会减轻偷袭带来的那种炙热的直接痛感，用一层一层的解说和事后判断将痛苦包裹起来，”托尔写道，“后见之明为我们提供了从远处观察危机的角度，但是，它又削弱了我们同情和理解那些亲历者的眼前之忧的能力。”他引用了约翰·H. 麦克戈兰——那艘在劫难逃的加利福尼亚号战舰上的一名水兵的话：“如果你没有亲身经历，那就没有语言能够准确地描述那种经历；如果你有亲身经历，那又没有必要用语言来表达。”
尽管语言有可能无法表达，但9·11在渐渐沉入历史的深井，要延缓这个过程，语言又是唯一的希望。这就是本书的目的。我计划用三个部分描述那混乱的一天：空中、地面和事后发生的事件，集中在个人身上，这些个人的行动和经历有的英勇，有的令人心碎，还有的则是蓄意的谋杀。这里包括的每一条记述，都意味着背后还有另外一千条同样重要的记述。我试图选择那些能够揭示那一天的深度和广度的故事，而不至于将它变成一部大百科全书。对有些读者来说，这次袭击依然是“新闻”，我的目的是为这些读者提供一个全新的观察角度，同时为所有其他读者提供一种类似于记忆的东西。
另一个希望则更加个人化：为那些直接受到这些事件影响的人填上名字。9·11中死难的近三千名男人、女人和孩子，可以说没有一个是家喻户晓的名人。最“著名”的遇难者可能是那位“坠落的人”，照片拍到他正从世贸中心北塔坠落而下。但即使是他，对大多数人来说依然是一个无名氏，一个无名的图像。
这本书本身与那一天也有渊源。2001年9月11日，作为《波士顿环球报》记者，我写了这次袭击的头条新闻，另外有几十位同事也为我提供了内容。这本书既有历史渊源，也与事发地有关联：撞击双子塔的两架被劫飞机都是从波士顿的洛根国际机场起飞的。五天之后，在四名记者的协助下，我发表了一篇名为《六个生命》的记叙文，这篇文章就成为本书的缩放模型。它把六个人的故事交织在一起，这六个人要么受到美国航空公司11号航班被劫持和双子塔北塔灾难的影响，要么是劫持和灾难的罪魁祸首，要么是与之有关联。按我们当时的解释，讲述这个故事是为了“通过他们的记忆和他们所爱的人的记忆，揭示一个国家的共同经验。它也为所有被害人士建立起一座纪念碑，为所有幸存者提供一份记录”。
几年前，我在波士顿大学谈到《六个生命》。我在波士顿大学教授新闻学，至少有二十八名9·11受害者在这里获得了学位。后来，我和我的朋友兼代理人理查德·阿巴特交谈，我们担心，我的很多学生，包括我们自己的几个孩子，都觉得自己和9·11的个人联系不深，或者干脆没有。对有些人来说，9·11就和第一次世界大战一样遥远。意识到这一点，引发了一个念头：我可以把《六个生命》扩充一下，这样它不仅讲述第一个航班和第一座塔的故事，还包括所有四个航班和它们偏离最初航线的目的地，以及种种身体和情感上的波澜起伏。时间不会仅仅抹掉过去，它还会成为我们的同盟，向我们提供9·11以后这些年搜集到的信息和视点，使我们的记录更加深刻，同时也让它可以触及，并且忠于真相。
说到真相，本书遵守记叙性纪实文学的严格规则。它绝不随意编造事实、引语、人物或事发经过。对事件和个人的描写仰仗于一手资料或官方记录，核实过是否确切，必要时做出说明。所有提到的想法和情绪，都来自书中人物的头脑中，或者通过访谈，或者出自一手报道或其他一手资料来源。
9·11事件是有史以来被报道最多的事件之一。因此，本书提及的有些人物的故事已经在别处被讲述过，这就毫不奇怪了。有几位是专写他们的书籍的主人公，比如里克·雷斯科拉、韦尔斯·克劳瑟、迈克尔·贾奇神父、联邦调查局前反恐主任约翰·奥尼尔，还有联合航空公司93号航班上的几位英雄。这里包括的有些记录，采纳了2006年“基地”组织成员扎卡里亚斯·穆萨维受审时的证词，他承认了参与9·11阴谋的罪行。总的来说，我采集的信息来自政府文件、执法部门报告、审判记录、书本、期刊、纪录片、广播和有可靠来源的网络作品，必要时给出出处。我主要依靠自己的采访，采访对象包括幸存者、死难者的家人和朋友、目击者、紧急救援人员、政府官员、学者、军人。
尽管我做出了很大努力，尽管经过了多年的调查，还是有很多问题没有答案。有些细节或时间线索依然模糊不清，或者存有争议。我在行文或注释中指出了一些缺陷和争议。我没有收录那些毫无证据的指控，或者民科性质的9·11阴谋理论家们的伪科学。事实是顽固和强有力的：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
新闻学的根本任务，从日常报道到记叙历史，都是为了回答六个基本问题：谁，什么事，在哪里，什么时候，为什么，怎么发生的。动机是人类存在的最大奥秘，通常最难以回答的问题是“为什么”。比如：“为什么号称为伊斯兰而战的恐怖分子在9月11日劫持商用飞机，并用它们撞击美国的民用和政府目标？”
我主要集中在那一天本身，而让其他人去深入探讨这个问题。希望继续探讨“为什么”的读者，应该寻找其他著作。值得一读的有三本书：史蒂夫·科尔的佳作《灵战：中央情报局、阿富汗和本·拉登的秘密历史，从苏联入侵到2001年9月10日》，特里·麦克德莫特的《完美的战士：“9·11”劫机者——他们是谁，他们为什么劫机》，和劳伦斯·赖特的普利策获奖作品《末日巨塔：“基地”组织与“9·11”之路》。
赖特追踪了9·11这个版本的吉哈德队伍、哲学家和信奉者们，吉哈德是一个阿拉伯词语，翻译过来的意思是“圣战”。赖特的成就不可能用几行字概括，但他很巧妙地总结了那些发动袭击的人的思路：
基督教——特别是美国的基要主义分支——与伊斯兰教显然是两种势均力敌的信仰。在这些精神上还维系于公元7世纪的穆斯林眼中，基督教不仅是竞争对手，也是他们的头号敌人。对他们来说，十字军东征是一种连续不断的历史进程；除非伊斯兰取得最后的胜利，否则这个问题就无法得到解决。
赖特还让我们了解到那些劫机分子的内心世界：
人们的期望不断提高，机遇却越来越少，激进主义通常就兴起于这样的落差之中……愤怒、憎恨与屈辱，促使年轻的阿拉伯人去寻找极端的出路。对于这些年轻人来说，以身殉教在他们鲜有回报的生活之外提供了另一种理想的选择。光荣的死亡召唤着犯下罪行的人。据说，罪人在第一股鲜血喷溅而出时即可得到宽恕，而罪人在临死之前就能够看到自己已跻身天国。
在其他关于9·11的杰作中，有几本值得一提：9·11委员会特别顾问约翰·法默的《事实真相：美国“9·11”袭击下不为人知的故事》，集中讲述政府和军事官员是如何为公众服务（并误导他们）的；安东尼·萨默斯和罗宾·斯旺的《第十一天：“9·11”的全部故事》，令人印象深刻地整合了这些事件的信息；《102分钟》的作者——《纽约时报》的吉姆·德怀尔和凯文·弗林——完成了这本书副标题的任务：《双子塔中死里逃生的难忘故事》。9·11委员会的最终报告，以及委员会的大批工作报告、听证记录和专著，都是关键的资料来源。9·11委员会前调查员迈尔斯·卡拉的工作令我获益匪浅，他一直维持着一个非常有见地的网站——“重访9·11”，网址是www.oredigger61.org。
在下面的篇章中，我的目的是完成我在2001年用《六个生命》做出的承诺：为所有被害人士建立一座纪念碑，为所有幸存者提供一份记录。再加上一个：为所有跟踪这些事件的人提供一种互相了解。
米切尔·祖科夫，波士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