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与其他国家的人民相比，为什么法国人更加憎恶封建特权

大革命的独特目标在于摧毁中世纪残存下来的旧制度，由此，人们常常认为革命会在那些旧制度保留最多、人民最受其害的国家爆发；然而事实恰恰相反，最早爆发革命的是那些人民对苛政几乎无感的国家。这就意味着，正是在那些负担最轻的地方，旧制度的束缚最让人难以忍受。对这种奇怪的现象，很多人乍看时都会感到费解。

德意志地区的邦国，直到18世纪末，都还没有完全废除农奴制，大多数人民仍如中世纪那样被牢牢地束缚在封建领土上。腓特烈大帝和玛丽娅·特蕾莎军队中的士兵几乎都是农奴出身。

1788年，在大多数德意志邦国中，农民不得离开领主的封地或庄园，倘若擅自离开，便会遭到追捕并被强制遣返。在领地中，农民必须服从领主的裁决，其日常生活亦受领主监督，若有酗酒偷懒的行径，必遭领主惩罚。

农民无权改变其地位或职业，若不经领主允许，他们甚至无法结婚。农民的大部分时间都在为领主服务，年轻者则必须在庄园里服若干年的劳役。强制农民服劳役在德意志地区仍为定制，在一些邦国里，役期甚至可达每星期三天。农民需要做的事情有很多，包括为领主的房屋翻修保养，将庄园的农产品运往市场售卖，为领主驾车及传送信件等。农奴可以拥有土地，但其对土地的所有权并不完整。农奴必须根据领主的意思来耕种土地，并且无权将土地转让或抵押。在一些情况下，领主会迫使他出卖其收获；而在另一些情况下，领主又会反过来禁止其售卖。对农奴而言，务农是一种强制。他们甚至不能将这些当作遗产留给子女，而往往要将其中一部分上交领主。

上述的这些规定，我甚至不需要去查阅陈旧的古代法典就能找到，因为在法国大革命爆发之际，在腓特烈大帝亲自拟定、由他后继者颁布的法典中，就有这些条款。 ^[4]

然而这些情形在法国早已不复存在。在法国，农民可以任意出行、交易及耕作。除了后来征服的一两个东部省区外，农奴制在法国基本绝迹。而且农奴制废除的时间仿佛已经十分久远，以至人们对此已没有具体的记忆。近来的研究证明，自13世纪起，诺曼底便已经不再实行农奴制了。

在法国，另有一场改变人民社会地位的革命：农民不仅摆脱了农奴的身份，而且还成了土地的所有者。人们至今尚未认识到这件事的重要性，但其影响如此深远，所以我请读者准许我暂停一下，对这件事详加论述。

长久以来，人们一直认为划分土地始于大革命，乃是大革命的成果。然而从各种证据来看，事实恰好相反。

在大革命爆发前至少二十年，一些农业协会便已经对土地过度细分的做法表示不满。在当时，杜尔哥曾这样说道：“对遗产的瓜分使原来可以养活一个家庭的土地被分给五六个孩子，而每一份分得的土地都不够让这些孩子和他们各自的家庭过活。”几年之后，内克尔也声称法国农村中的小地产主数量十分庞大。

在一份于大革命爆发前数年上递总督的秘密报告中，我找到了这样一段话：“人们正在以一种平等的方式瓜分土地与遗产，每个人都想从中获利，这实在令人担忧，因为这样土地就会被无止境地一而再、再而三地分割下去。”这不正是今日的情形吗？

对于旧政府留下来的土地赋税清册，我花费了相当的精力去复原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按照1790年颁布的土地税法，所有教区均需呈报一份该区内现有的地产清单。尽管这些清单大多已经散失，但在某些村庄中，我还是设法找到了一些，并将之与时下的清册做了比较。我发现，在1790年，这些村庄里的地产主数量约为如今的二分之一，并往往能达到三分之二。如果我们再考虑到法国人口自那时起至今只增长了四分之一，那么这个数字就显得相当不寻常了。

从古至今，农民对于土地的热爱都是一样的，在那个时代，对于土地所有权的渴盼点燃了农民的全部激情。正如当时一位优秀的观察者所写的那样：“土地的售价如今早已远超其实际价值，只因所有人都想拥有一份地产。在法国，下层阶级若有所储蓄，并不会像其他国家的人那样用于投资私人或公共基金，他们只会做一件事，那就是买地！”

当阿瑟·杨格第一次造访法国时，他见到了许多新鲜事物，而其中最令他印象深刻的就是农民对土地的分配。他推测法国的农民已经占有了法国一半的土地。“我以前从未想过会有这样的事。”这句话常常能从他口中听到。的确，这种情况也仅在法国和临近法国的地区才会见到。

英国也曾有过许多拥有土地的农民，如今其数量已大幅减少。在德意志，就我所了解的，在各个时代与地区，也都有一些拥有完整土地所有权的自由农民。在有关日耳曼人古老习俗的记录中，可以寻见一些关于农民与土地的独特法律，这些法律往往都异常古怪；能完全拥有土地的自由农民在这里总是个例而非常态，德意志的小地产主数量是极其少的。

到了18世纪末，德意志个别地区的农民拥有了自己的土地，并几乎像法国农民那样自由。这些地区主要分布于莱茵河流域，这是法国大革命的激情最早传入、影响最大的地方。与此相对应的是，在德意志其他未受大革命过多影响的地区，类似的变化几不可见，这一点很值得注意。

由此可见，那些认为法国土地划分始于大革命的观点，不过是一种对普遍误解的附和，实际情况是，法国开始对土地做划分的时间要远早于大革命。尽管大革命确实出售了大量属于教士及贵族的土地，但如果有人愿意如我这样，耐心地查阅一下当时的土地拍卖记录，便会发现，那些土地基本上是由其他已经拥有地产的人买走的。所以，虽然有大量的地产交易，然而地产所有者在数量上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急剧增加。不过，当时的状况也确如内克尔以浮夸的言辞所说的那样：法国存在着数量庞大的小地产主。

土地划分并非大革命的成果，大革命只是暂时地将土地解放了而已。并且事实上，这些小地产主在经营土地时丝毫不得轻松，他们仍然受到大量束缚，承担着无法摆脱的劳役。

毫无疑问，这些负担是极为沉重的，然而使得这些负担变得不堪忍受的，恰是本来应使这些负担得以减轻的状况：与欧洲其他国家不同，法国这些拥有土地的农民早已摆脱了领主的统治。这是另外的一场革命，与那场让农民翻身成为土地所有者的革命一样伟大。

即便是在今天，旧制度亦不曾远去，因为在旧制度下出生的人在我们每天的日常生活中随处可见，然而人们却觉得旧制度仿佛早已消失在以往历史的黑夜中。这场彻底的大革命把我们与旧制度完全隔离开，仿佛其间被填充了数个世纪，致使那些未被摧毁的事物也变得晦暗不清。因此，今天的人很少能准确回答这样一个简单的问题：在1789年之前，法国的农村是如何治理的？对此，只有去研究那一时期的政府档案，而非出版著作，才能准确详尽地解答这个问题。

人们常说，虽然贵族已经很久不再参与国家治理了，但在农村，他们仍保留着所有的行政权力并统治着农民。这种观点其实是错误的。

在18世纪，各教区的全部事务都由政府官员进行管理，他们既非领主的代理，也不由领主选定，而是由本省总督任命或农民选举产生。由这些官员构成的权力机构的主要职责是分配赋税、修缮教堂、建造学校，以及召开并主持教区会议。这些机构负责监管公共财产及其使用方式，以公共团体的名义提起公诉。对于地方的各种琐碎事务，领主们既不再负责管理，也不再进行监督。正如我将在下一章说明的那样，教区中的所有官员都直属于中央政府，归其监管统辖。领主已不再是国王在各教区的代理人或百姓与国王之间的中介。召集民兵、征收税款、颁布国王的敕令以及分配赈灾款项等事，在所有教区都依国家统一的法律加以施行，而不再由领主负责。所有这些责任与特权都从领主那里转移到了总督政府中，此时的领主事实上只是一个居民而已。但与一般居民不同的是，他享有免税权及种种其他特权，这使他继续保有不同的地位与权力。因此，总督们在给其下属写信时会特别声明，领主仅是第一居民。

如果我们从教区中抽离出来去考察行政区，我们会发现情况是一样的：不论是在公众层面还是个人层面，贵族都不再参与行政管理事务。在当时，这种情况仅在法国可见。在其他国家，封建社会的旧制度中仍保留着一个显著特征：拥有土地即要统领居民。

在英国，国家政务一般是由那些主要的土地拥有者管理，他们就是这个国家的统治者。在德意志诸邦国，例如普鲁士和奥地利，国王在摆脱贵族对国家一般事务的监控后，仍准许他们继续行使其在农村的统治权。在一些地区，国王即便强大到可以控制领主，但仍无法取代领主在农村的地位。

实际来讲，法国贵族长久以来对于国家管理事务都很少参与，但有一个领域是例外，那就是司法。贵族中的上层要人仍保有司法权，能让法官以他们的名义对某些诉讼进行仲裁，他们还会不时地在其领土上制定治安规章。由于国王集权，地方领主的司法权遭到削减及限制，这使得那些仍然拥有司法权力的贵族领主不再将之视为一种权力，而是看作一项收入。

贵族所享有的其他特权也被他们做了这样的转化，原来特权中的那些政治作用已然消失，只存留下关于金钱的部分，并且这些部分在某些时候还会激增。

我在这里先要讨论的正是这些被转化了的特权，这些特权就是名副其实的封建权利，而它们也与人民有着最为紧密的关系。

如今，我们很难对这些权利在1789年的情况做出准确描述，因为它们数量极多且种类复杂，一些已经消失，另一些则面目全非。这些即便在当时亦含混不清的词语，现在想要将之理解透彻，其难度可想而知。不过，如若我们阅读18世纪研究封建法的专家的著作，并认真研究地方习俗，我们就会发现，所有当时仍然存在的封建权利，都可以被简化为很少的几种主要类型。此外虽然还存在其他一些权利，但它们也只是个别现象而已。

在大多数地区，为领主服劳役的情况几乎已经消失不见。除了少数省区还有个别类型的道路仍会征收通行费，大部分地区的道路通行费都已被大幅削减甚或取消。全国各省的领主都有权征收集市费与市场税，并在整个法国范围内独享狩猎权。通常情况下，只有领主可以拥有鸽舍并饲养鸽子；他们还会强迫其领地居民必须到其磨坊磨面，用其压榨机榨葡萄。在领主的管辖范围内，土地转移和变卖税被普遍征收，任何土地的买卖都要向领主缴税，这是一种很沉重的负担。最后，在法国，所有拥有土地的小地产者都必须向其领主缴纳地租、年贡，以及现金或实物税，并且不得赎买。所有这些权利都有一个共同点，即它们多少都与地产相关，并且都损害了那些辛勤耕作的农民的利益。

这些领主享有的权利，教会也一个不落地同样享有。究其原因，尽管教会与封建制度在起源、目的与性质上都不尽相同，但两者最终却非常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两者虽未完全融为一体，但教会却深深地渗透并嵌入封建制度中。

因此，根据教会内的不同职阶，主教、司铎与修道院院长都拥有各自的封地并可征收年贡。修道院的领地一般为它所在的村庄。修道院的领地是法国唯一还保留农奴制的地方，这里拥有农奴。修道院可以使用劳役，征收集市费与市场税；这里配备烤炉、磨坊、压榨机和耕牛，农民只有在付费后方能使用。另外，教士在法国与在整个基督教世界一样，享有征收什一税的权利。

然而我要在这里指出的关键问题是，在当时，这些完全相同的封建权利在整个欧洲随处可见，并且与法国的情况相比，它们在其他国家要更加沉重且苛刻。我仅以劳役为例：在法国，劳役已属罕见，即便有也不是什么负担；但在德意志地区，劳役不仅普遍，而且相当残酷。

另一方面，对于那些产生自封建制度的权利，我们的先辈曾表达过强烈的抗议，他们认为这些权利不仅有违公正，更与文明背离。诸如什一税、禁止转让地租、终身赋税、土地转移和变卖税，这些在18世纪被夸张地称为“土地奴役”的税负，其中一部分在英国当时甚至现在都存在着；但这些并没有妨碍英国发展出世界上最完善、最高产的农业体系，并且英国人也几乎未曾留意到它们的存在。

那么，为什么完全一样的封建权利仅在法国人民心中激起了如此强烈的仇恨，甚至当仇恨的对象被摧毁消失之后，这种情绪依然无法息止？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因为法国农民已经转变为土地所有者；另一方面，法国农民也已经完全脱离了领主的统治。另外还会有其他一些因素，但我认为这两点乃是其中最主要的。

如果农民自己不占有土地，那么就算封建制度在地产方面增加再多的负担，这又与他们有什么关系？如果他只管种地，他何须自己交什一税，只需从地租中扣除便可；既然没有土地，那么地租多少他又何必在意；既然为他人耕作，经营土地之人的种种盘剥又与他何干？

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如果法国农民仍受领主统治，那么他们便不会觉得封建权利有何不可忍受，因为他们会认为这些特权乃是国家体制造成的自然而然的结果。

如果拥有特权的贵族集团直接参与国家的行政管理，那么尽管他们的个人权利会变得更大，但却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在封建时代，人们对贵族的看法很像今天我们对政府的看法：人民接受强制的负担以换取其提供的保护。贵族虽然享有令人厌恶的种种特权与权利，但他们确实能够承担起维护公共秩序、主持公道、执行法律、扶贫济弱和处理公共事务等责任。然而一旦他们不再承担这些责任，他们所享有的那些特权就会显得格外刺眼，人们甚至会怀疑它们是否还有理由继续存在。

请读者想象一下18世纪的法国农民，或是自己比较熟悉的现在的农民，我们会发现，虽然他们的地位与处境发生了改变，但是他们的性格与心态仍一如以往。看看我引用的资料中呈现的农民形象吧：他对土地有一种近乎疯狂的热爱，愿意将自己的全部积蓄用来购买更多的土地，并且不惜任何代价。为了得到土地，他首先必须上交税款，不是交给政府，而是给附近几乎和他一样无权无势、与政府或公共事务无干的地主。当他终于获得了自己想要的土地后，他便开始全身心地耕作，将生活的希望与种子一起播进土壤，广阔天地中的这个小角落让他内心充满自豪与独立的感觉。然而他的这些邻人此时却跳出来将他从自己的土地上拉走，强迫他到别处为他们无偿劳作。他想要保护自己的收成不被糟蹋，却遭到了这些人的极力阻拦。他们守在河流渡口，向他索要通行费。在市场上，他又碰见了他们，并被告知他必须先交钱给他们，然后才能在这里卖自己种出的粮食。回到家后，他打算将剩下的这些在他手中耕种、在他眼中成熟的粮食留给自己吃，但他却不得不租用这些人的磨坊磨面，用他们的烤炉烤面包。他在那一小块土地上获得的收入，有一部分变成了这些人的租金，并且这种租金是永久性的，永远无法赎买。

不论他干什么，到处都会遇到这些令人讨厌的邻人，他们破坏他的幸福，妨碍他的劳作，侵占他的收成。就算他能摆脱他们，紧接着他又会碰到一群身着黑袍的人，而这些人几乎会夺走他所拥有的全部。请想象一下这位农民的遭遇、需求、性格及情绪；如果可以，你不妨设想一下在这位农民心中究竟积攒了多少仇恨与妒忌。

尽管封建制度已不再是一种政治制度，但它仍旧是规模最大的民事制度。它所涉及的范围越小，它所激起的仇恨就越大。因此，正如人们所说的那样，当中世纪制度中的某一部分被摧毁后，余下的那些就更令人感到厌恶。 3ii/B6X+DdIID7aLW/AE2Q4AB6yZQyxlaJkRaImOUj8PnokemdGC3lElu6qd3J6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