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前面的一章我们已经大致看出,一个人的自身比起他所拥有的财产和别人对他的看法,更能带给他幸福。一个人的自身,或者说他自身所具备的东西,永远是首先应考虑的因素。因为他的个性无论何时何地总会陪伴着他,赋予他所经历的一切以个性的色彩。不管是参加什么样的娱乐活动,能否感到快乐主要取决于他自身。说到身体上的快感,没有人能否认这一点,而思想精神上的快乐则更是如此了。当我们使用英语中的一个习惯表达“toenjoyone'sself"(享受)时,我们是在使用一个非常恰当、生动的词语,因为你看——我们不说“heenjoysParis"(他享受巴黎),而是说,“heenjoyshimselfinParis"(他在巴黎享受自己)。对于一个个性卑劣、浅薄的人来说,所有的快乐都会变昧,就像是一个被胆汁弄得苦涩的人的嘴里喝进了美酒。因此,我们生活中所遭遇的事情不管是好是坏,都远不如我们对它们的感受方式来得重要,也就是说,远不如我们感知能力的特性及其强弱程度来得重要。唯有一个人的自身和其自身所拥有的——要是用一个词来表达的话,就是个性——才与他的快乐和幸福直接相关。其他所有的一切都是在间接发挥作用,它们的影响都能得到折中的处理,或是被桂除;只有个性的影响永远无法消除。因此,针对他人优点所产生的嫉妒最难根除,而且,总是被小心翼翼地掩藏着。
进一步说,在我们所做和所经受的一切当中,我们意识的构成才是无时不在、最为恒久的因素;在一生当中,我们的个性无时无刻不在或多或少地起着作用,所有其他起作用的东西都是暂时的,偶然的,转瞬即逝的,会受情况和机遇变化的影响。为此,亚里士多德说,“能以持久的不是财富,而是我们的性格。”正因为这样,对完全来自外部的不幸,我们较为容易承受,而对由于我们自身原因所造成的不幸就难以承受了。因为运气总是可以改变的,但性格不行。所以说,人主体自身的优势——崇高的人格,卓越的头脑,欢悦的性情,乐观向上的精神风貌,健美、健康的体魄,一句话,“健康的体魄加上健康的心灵” ,所有这些对于人的幸福来说都是首要的和至关重要的。因此,我们应该更加注意去保持和促进我们身上这一类的品性,而不是过分去追求外在的财富和荣誉。
在这些品质中间,最直接能给予我们幸福的,是平日里能保持一种平和良好的心境,因为这一美好素质带给我们的好处是即时呈现的。一个脾性快乐的人,他之所以高兴因为他就是一个这样的人。这一品性的好处是其他任何好的品质所无法替代的。如果你认识一个年轻,漂亮,富有又受人尊重的人,你还想进一步知道他是否幸福,那么,你就可以问,他的脾性是愉悦、欢快的吗?——如果是,那他年轻还是年老,背是直还是弯,生活贫穷还是富有,所有这些都还重要吗?——反正他是幸福的。早时我翻看过一本旧书,上面写着这么一句话:谁常常笑,谁就是幸福的;谁常常哭,谁就是不幸的。这话说得再简单再直白不过了,可就是因为它简单,它牢牢地印在了我的脑子里,尽管你可以说这是一句老生常谈。所以,当快乐来叩敲我们的心扉时,我们应该敞开心怀来迎接它,因为它的到来永远不会不合时宜。可我们常常是怎么做的呢?放它进来,我们总是有太多的顾虑。我们想要很确定地知道,自己是否有非常充分的理由感到’愉悦;我们担心愉快的心情可能会妨碍了我们进行严肃的思考或是对事物的关注。快乐是我们的一种最为直接的获得——是对幸福的兑现,而不像其他的东西只是放在银行里的支票;因为唯有它能使我们此时此刻就沉浸在幸福之中,对于在地球上的存在犹如白驹过隙的人来说,这岂不是我们人生最大的好处。由此可见,我们应该把获得和促进这种愉快的心情作为我们追求幸福的最高目标。
现在,这一点已经很清楚了:金钱财富对我们快乐的心境所能起到的作用是很小的,或者换句话说,没有什么比健康更能增进我们愉快的心情了。我们难道不是常常在下层劳动人民的脸上,尤其是乡下劳苦人们的脸上,看到满足、愉快的笑容吗?而在富人或是上层人士的脸上,我们不是常常看到愁眉不展的苦相吗?所以,我们应该尽可能地保持身体的健康,因为快乐的心境就是健康开出的花朵。大家都知道身体如何才能更健康:避免各种纵欲无度的行为,避免过激过悲伤的情绪以及过度的脑力劳动,每天坚持户外锻炼,洗冷水浴,饮食有节等。每天没有一定量的锻炼,断然不能保持身体的健康。构成生命的所有程序需要其各个器官都履行各自的功能,不仅是直接相关的各个部分,而且作为这些部分总和的整个身体,都在“工作”着。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说,“生命在于运动,这正是生命的本质所在。”身体组织的每个部分都在永远不停地快速运转。我们的心脏在复杂的双重收缩和舒张的过程中,强劲地不知疲倦地跳动着。心脏每跳动28次,我们大小血管里的血液就在体内循环完一次;我们的肺部一刻不停地吸气呼气,像是一台蒸汽机;大肠像虫子一样蠕动不已;体腺始终在吸收和排泄。伴随着我们每一次脉搏的跳动和每一次呼吸,大脑本身就完成了一次双重运动。当人们不做一点儿的体育锻炼时——很多整日坐办公室的人们就是如此——其身体外部的静止状态和其内部各器官的高度运行之间就会形成有害的和巨大的张力。因为这一刻也不停息的体内运动需要得到某种体外运动的辅佐和配合,缺乏了身体的锻炼和运动就犹如是我们得一直压抑着我们的情感不让它倾泻出来一样。就是树木想要长得茂盛,也需要借助风的吹动。我们运用在这里的这条法则在拉丁文里有个最简洁的表达,“某一运动的速度越快,它就越称其为运动”
我们的幸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愉快的心情,而我们愉快的心情又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的健康状况。关于这一点,我们只要对比一下我们在健康、强壮的日子里和我们被疾病弄得情绪低落、烦躁的时候,外部环境和事件所给予我们的不同的感觉和影响,便完全清楚了。不是事物的客观性和其自身,而是我们感觉和看待事物的方式,会使我们感到快乐或是不快乐。正如爱比克泰德 所说的,“能以影响人们的不是客观的事物,而是人们对事物的看法。”一般而言,我们的幸福十有八九都是依赖于我们健康。有了健康的身体,一切事物都可以成为快乐的源泉;没有了健康,元论是什么样的事物,也没有兴趣去欣赏了;甚至属于我们自身的那些好处——卓越的头脑,快乐的性情等——也会因此而大打折扣。正因为此,所以每当两人碰上时,他们的第一个问候总是有关彼此的健康情况,并祝愿对方身体健康。因为一个好的身体对人的幸福来说是头等重要的事。由此推论,人最大的愚蠢莫过于为了某种快乐——元论它是一种什么样的快乐——为了金钱,晋升,学问或是名望,或是片刻的情欲上的享受,而牺牲了健康。在一切事务当中,健康是应该排在第一位的。
然而,尽管健康可以大大增进我们愉快的心情,而愉快的心情对于健康又是那么的重要,可好的心情并不完全取决于健康。因为一个非常健康的人也可能会形成忧郁的性格,总是想着些伤心的事情。在这里最根本的原因无疑在于人最原初的、因而也是不可更改的机体组织的构成,尤其是一个人的感觉力与其肌肉和生命的能量之间所形成的程度不一的关系。超常的感觉能力会造成情绪的失衡,造成长期的抑郁和间断性的情感失控。人们所说的天才就是神经力量和感知能力超强的人,正如亚里士多德所正确指出的,“在哲学,政治学,诗学或是艺术方面有所成就者,大多都是性情忧郁的人。”在西塞罗 说出下面的话时他脑子里想到的无疑也是上面亚里士多德的这句话,“亚里士多德说,所有的天才人物都常常是忧郁的。”就我在这里对人的与生俱来的基本情绪——它因人而异——所做的考察,莎士比亚在其《威尼斯商人》里有一段非常巧妙生动的描述:大自然造就了各种奇奇怪怪的人,一些人总是眯缝着眼睛,大声笑着,就像看见苏格兰风笛手的鹦鹉;也有些人阴沉着面孔,笑不露齿,虽然奈斯特发誓那笑话的确值得一笑。
柏拉图使用“快乐”和“阴郁”来表达这两种基本的性情,换句话说,一种是性格随和的人,一种是挑剔难处的人,出现这两种不同的脾性,是因为不同的人有着很不相同的感受愉快和不愉快印象的能力。为此,在一个人感到好笑的事,在另一个人感到的也许就是痛苦和绝望。就一般而言,对不愉快印象的感受能力越强,那么,对愉快事物的感受能力就越弱,反之亦然。即使一件事转好和转坏的可能性同时存在着,忧郁型的人也会因为事情转向不好的方面,变得烦恼和悲伤,即使事情朝好的方向发展了,他也高兴不起来。而快乐型的人则不会因为事情出现不好的结局就变得焦躁不安,可一旦事情有了好的结果,却会感到欣喜。对阴郁型的人来说,即便他们制定的十个目标己实现了九个,他们也不会感到高兴,而会为那一个没有实现的感到快快不乐;而快乐型的人则只要这其中有一个获得成功了,也会设法从这一事实中获得慰藉,依然能保持其快乐的心境。可任何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正像任何坏事都几乎有可能得到某些补偿一样,那些性格阴郁和忧愁的人所要去克服的不幸和艰难并不像他们所想象得那么严重,因而其真实性也是大打折扣的。把任何事物都看成是一团漆黑的人,总是担心着最坏的结果出现,于是往往会采取一些防范的措施,因此比起那些总是看到事物好的一面的乐观派,他们在这个世界上所感到的失望会少一些。当一个生性阴郁的人神经上出现病态的情绪,或是受着消化器官病痛的折磨时,会最终发展到这样的地步:内心持续的骚乱使他对生命产生厌倦。因此甚至一些最微不足道的烦恼都会使他萌生自杀的念头,当他的这一情绪发展到最严重的程度时,都无须再有什么事情剌激他只是因为他一直的郁郁不乐,他便会坚定冷静地去实施他自杀的决定。我们大都听说过这样的事情,一个处于监管之下的病人,常常都在窥视着时机,一旦有机可乘,便会毫不犹豫、毫无退缩地抓住这一最自然不过的手段,去求得生命的解脱 。甚至就是生性最快乐、最健康的人在遇到特别的情况时,也会动自杀的念头。比如说,他的痛苦到了难以承受的程度,或是他对不可避免的不幸之到来的难以言状的害怕压倒了他对死亡的恐惧。这里仅有的区别只是需要造成这一自杀行为的痛苦于程度上的不同,对于一个天性快乐的人来说,导致他自杀的痛苦得更强烈一些,而对于一个性情抑郁的人,这痛苦的程度便无须那么强了。他的性情越是忧郁,致使他自杀的痛苦的程度就越轻;到最后,甚至这一痛苦的程度可降至零。可要是一个生性快乐的人,有健康的体魄和愉快的心情,那么,导致他自杀的痛苦一定是巨大的。在这两种极端情况下的自杀之间,还有无数程度上不同的自杀的诱因。处在这两端的,一端是仅仅由于天生的忧郁心理加剧到病态的程度便会去自杀,另一端是生性快乐健康的人完全由于客观上的原因而导致自杀。
美貌与健康有着部分的关联。美貌可以被视作是个人自身的一个优势,尽管确切地说它并不会直接有助于我们的幸福。美貌是通过给予别人好的印象而间接起作用的。即便对于男人来说,它也不是一个无足轻重的优点。美貌是一封打开着的推荐信,它能使人们对持有它的人预先便有了个好印象。荷马在他的《伊利亚特》中说得好:神抵的神圣馈赠不容遭到蔑视,这些馈赠只能经由神抵的赐予。任何人都无法随心所欲地获取它们。
对生活稍做考察便可知道,痛苦和无聊是人类幸福的两个死敌。我们还可以进一步说,每当我们快乐、远离了上述的一个敌人时,我们离另一个敌人便近了。事实上,我们的生活就是在这两者之间所呈现出的一个或强或弱的摇摆。这是因为在痛苦与元聊这两个极之间存在着双重的对立关系,一重是外在的,属于客体的。另一重是内在的,属于主体的。贫瘤的环境和穷困的生活会造成人的痛苦,而要是一个人富有,日子好过,他又会感到无聊。于是,当下层阶级在为生活资料的匮乏,换句话说,在与痛苦做着斗争时,上层阶级则常常是与元聊做着持续、殊死的拼搏。而内在的或者说属于主体方面的痛苦和无聊之间的对立则是基于这样的一个事实即一个人对痛苦的感受能力与他对元聊的感受能力成反比,因为人的这一感知能力与其心智的力量成正比。让我来做进一步的阐释。一般来说,一个头脑枯燥、思想贫乏的人,他的感觉和神经也会显得迟钝,无论是多大或是多可怕的痛苦,他的情绪都不会为之有太大的波动。思想缺乏生气的后果就是心灵的空虚,这种空虚烙在了不少人的脸上,这一空虚的心理状态也通过许多人总在热衷于关注外部世界的琐屑事情而表现了出来。这种内在的空虚是无聊的真正根源,它让人们无时无刻不在寻求着剌激,以便给他们空洞的大脑提供一点儿食粮。从人们选择去做的那些事情可以看出,他们是有点儿饥不择食了,且看看他们追求的那种低级趣味的消遣,他们对于人们交结和交谈的粗浅看法,还有那些站在房前台阶上闲聊的人们,再看看那些站在窗户前不住翘首向室外张望的人们。主要是出于这一内在的空虚,人们才去追求社交,追求各种的消遣,娱乐和奢华排场,这致使很多人变得穷奢极欲,最终陷入痛苦的境地。能让我们免遭这一痛苦的最好方法莫过于有个丰富的内心,因为精神的世界越丰富,留给无聊的空间就越小。这一头脑中的永不枯竭的思想的活动!在千奇百态的大自然和自我的现象中间,总能找到新的材料去进行思索,并为这些材料形成新的组合——在那里,总有事物在激活着你的头脑——除开精神松弛下来的短暂时刻——使得你远远离开了元聊能探到你的地方。
不过,从另一方面来说,这一高度的智力活动是以其敏锐的感觉为前提的,意欲的力量越强,情感就越热烈。这些素质结合在一起,提高了情感的强烈程度,也提高了对心理甚至是身体痛苦的感觉能力,对种种的阻碍越是感到不耐烦,埋怨的情绪也就越大。所有这些倾向又被丰富的想象力(整个思想过程中的一个最为生动显著的特点)所加剧。我这里所说的情形在不同的程度上适合于具有各种精神思想能力的人们,从反应迟钝的学生到所有的天才人物。无论是从主体还是客体的角度看,一个人距离人生痛苦的其中一端越近,那他距离痛苦的另一端就越远。为此,一个人的天性会导致他尽可能地去使客观世界与他的主观世界相一致。也就是说,他会尽力采取措施,以远离他最为敏感的那一痛苦的形式。智者首先会努力去摆脱痛苦和烦恼,保持平和、悠闲的心态,去过一种恬静、简朴、尽量不受打扰的生活。在与人们打过一段时间的交道以后,他会选择去过平静的生活,如果他是一个智力卓越的人的话,甚至会选择独处。这是因为一个人的内心越是富有,他想从别人那里得到的东西就越少,别人对他来说便显得越发不重要。所以,一个人具备了卓越的精神思想,会使他不愿去跟人们交往。如果智力的质量能用数量来弥补的话,那么居住在人群密集的地方自然好了,但不幸的是,一百个傻瓜聚在一起,也产生不出一个聪明人。
而处在痛苦的另一端的人一旦摆脱了贫困和艰辛,便会不惜一切代价地追求消遣和社交,会与他碰到的第一人交成朋友,他极力要避开的只是他自己。这是因为在独处时,每个人都会返求于自身的资源,这时一个人自身的拥有便会清楚无误地显现出来:身着锦衣舰饰的傻瓜会在其可怜卑贱的个性的重负下痛苦地呻吟,这一重负他是无论如何也甩不掉的,而富于才华的人却能以充满活力的思想使贫婿的环境也变得富于生机。塞尼加 说,“愚蠢是其自身的负担。”对此,耶稣基督也说过一句话,“蠢人的生活比死亡还要糟糕。”我们会发现,就一般而言,一个人跟别人交往的热衷程度与他庸俗和智力低下的程度成正比。人们在这个世界上所能做出的选择不外乎是从独处的这一端到庸俗的另一端。据说最爱群聚的人是黑人,他们的智力水平在各个种族中算是低下的。我记得我曾在法国的《商务报》 上读到过一篇文章,文章上面说,北美的黑人,不管是自由人,还是奴隶,都喜欢一大堆人群聚在狭小的空间里,因为他们恨不得大家都人贴人地挤在一起。
人的大脑可以被认为是一种有机寄生物,它囚禁寄生在身体之中。闲暇,是一个人可以用来自由地享有自己的意识和个性的时间,是基本生存之外的产物,因为一般人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毕竟都是在辛苦和劳作中度过的。然而,闲暇给大多数人又带来了什么呢?——无聊和浑噩,还有声色肉欲带来的片刻的快感以及胡闹。从人们如何消遣这空闲的时间中可以看出,闲暇在他们那里几乎没有什么价值可言。正如阿里奥斯托 所说的,“无知者的空闲时间过得多元聊啊!”普通人只想着如何打发他们的时间,而有才华的人则是尽可能地去充分利用时间。智力平平的人们为什么往往会觉得无聊呢,这是因为他们的智力只是他们意欲的工具,只为用它来激活意欲的动因,在诱发意欲的动因没有出现时,意欲会休息,而这时他们的智力也随之放假了,因为和意欲一样,智力也需要一些外部的事物使它活跃起来。这样出现的结果就是人身上的所有能力都处在了可怕的停滞状态——简言之,就是无聊。为了抵御这一百无聊赖的感觉,人们便一头扎进那些给予片刻快感的低俗的娱乐里,希望以此剌激起他们的意欲,由此使得他们的智力也活跃起来。因为正是后者能激活了这些意欲的动因。可这些动因较之于真实的、自然的动因,就像纸币之于银元,因为前者的价值只是随意性的——正是出于这个目的,纸牌,游戏之类的东西被发明出来。如果眼下再没有什么可玩的,一个人会用拇指敲击一件他随手可触到的物品,或是抽起一支雪茄来代替思考。因此,在各国纸牌都是人们的一种主要娱乐社交活动,它反映了这一社交聚会的可怜的价值,宣告了思想的破产。因为没有什么可去研究和思索的东西,人们就拿纸牌来消遣,在玩牌的中间,设法把对方的钱赢到自己的手里。可怜的人们啊!不过,我也想为这些玩牌的人们说句公道话,为他们的行为辩解几句:他们这是在为以后进入社会和商界所做的准备工作,因为他们由此可以学会如何利用偶然出现的然而又是不可改变的局势(这里指牌局),去从中得到尽可能多的好处。为此一个人必须学会一点儿掩饰,在面对糟糕的局面时,也能表现出一脸的冷静。然而,从另一方面来说,正因为这样,玩牌也会起到一种伤风败俗的作用,因为玩牌的目的全在于运用各种诡计和技巧,来赢得属于别人的财物。这一在牌桌上学到的以赢利为目的的做派,会在人们的心里扎下根,然后被推广、运用到实际生活中去。这样,一个人在处理人与人之间的日常事务中,会把玩牌的做派也渐渐地带了进来,觉得自己可以最大限度地运用所占有的各种优势,只要是在法律许可的范围之内。这方面的例证在日常生活中比比皆是。正如我在前面已提到过的,闲暇是一个人的生命存在开出的花朵,或者毋宁说是果实,因为闲暇使人得以把握和支配自身,所以,对于那些禀有才华的人来说,他们的确是幸福和有福的。可大多数的人从他们的闲暇中得到了什么呢?——千也们成了无所事事的人,整天无聊得要死,成了他们自己的包袱。所以,我们应该庆幸,亲爱的兄弟们,因为我们都是自由人的而不是女奴隶的孩子。
进一步说,正如一个很少依靠进口或者一切方面都能完全自给的国家是幸运的一样,一个内在丰富充裕、很少或者根本无须到自身之外去寻求愉悦的人,是最幸福的。这是因为进口的物品大都很贵,而且暴露出了这个国家对别国的依赖性,因此会带来风险和麻烦,不管怎么说,它们只能是国内产品的糟糕的替代品。我们不应该期望从别人那里,或者说从外部世界那里,得到太多的东西。一个人对另一个人来说,不会意味着太多:到了最后,每个人都会是手然一身的,重要的是看这个字然独立的人是谁。歌德在其《诗与真》的第三卷中也提到了这条普遍的真理:不管事物如何发展,一个人最终都会返求于自身。英国18世纪杰出的作家奥利弗·高尔斯密在《旅行者》中说:无论身在何处,我们只能从我们自身寻得幸福。
一个人的自身才是他幸福的源泉,是他人生最精彩或是最辉煌的部分。一个人越是能做到这一点,他便越能从其自身找到快乐的源泉,从而他也就越幸福。亚里士多德曾无比正确地指出,“自身充裕富有,就意味着幸福。”因为构成幸福的其他源泉,就其本质而言,都是极不稳定,飘忽无常,转瞬即逝的。即便处在最有利的环境中,它们也是极容易枯竭的。出现这样的情况不可避免,因为它们本来就不是我们总能够控制的。人到了老年,这些外在快乐的源泉大部分都必不可免地干洒了——那时爱情离我们而去,智力,旅行的兴趣,马背上的快乐,社交的才能,也离我们而去;死亡把朋友和亲戚们也从我们身边——夺走。这时一个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依凭于他自身所拥有的,因为这些拥有会一直伴随着他。在人生的各个阶段,只有它们才是他真正的、最为持久的快乐的源泉。这个世界乏善可陈,充满了艰辛和痛苦。如果一个人侥幸逃离了贫穷和困顿,元聊又会在前面的每个角落里等他。此外,在这个世界上,往往是邪恶占据着上风,愚蠢发出的声音最为响亮。命运残酷无情,人类在命运面前显得既可怜又无助。生活在这样的一个世界里,一个内在丰富的人就像大雪纷飞夜晚中的一所明亮,暖和,惬意的圣诞小屋。因此,毫无疑问,人世间最为幸运的就是拥有优越、丰富的个性,尤其是拥有杰出的智力和思想。这是一种最幸福的命运,尽管它也许不是最辉煌的。瑞典克里斯丁女王在其十九岁时就笛卡尔 说过一段颇有见地的话(她当时只是读过他的一篇论文,听说他在荷兰深居简出、己独处了20年),“笛卡尔先生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在我的眼里,他的生活令人艳羡。”当然啦,就拿笛卡尔的情形来说也是如此:首先必须有个较为宽松、有利的外部环境容许他能以主宰他的生活和幸福。正如《圣经》传道书中所说的,“智慧再加上一笔遗产就美好了,智慧帮助一个人享受阳光。”一个大自然和命运已赋予他智慧的人,会小心翼翼地极力保护好这内在的幸福源泉。为此,拥有独立和闲暇是必要的条件。为了获得它们,他愿意节制自己的欲望,尤其是呵护好自己内在的资源,因为他不像大多数人那样,唯有到外部世界中才能觅得快乐。
所以,他不会受职位,金钱和同事们对他的赞许和好感的诱惑,而让自己去屈就于粗俗的欲望和低级的趣味。不,在这种情况下,他会遵循贺拉斯在信中写给默斯那斯的话,为身外之物而牺牲掉自己的内在,牺牲掉自己的闲暇和独立,去换取荣耀,地位,奢华,头衔和荣誉,是非常愚蠢的行为。歌德就是这么去做了。而我的守护神把我引上与此相反的方向。
我在这里一再加以强调的真理——人的幸福主要源自人的内在——于亚里士多德的《尼各马科伦理学》中有一段特别精辟的表述:每种快乐都是以人从事某种活动,或是运用人的某一才能为前提的,没有这一前提条件,幸福便无从谈起。就亚里士多德的这一教导——人的幸福全在于他能自如地施展和发挥他的才华和天分,斯托拜阿斯在对逍遥派伦理学的阐释中也有一段精彩的论述:“幸福就是发挥、运用我们的技巧,并取得期待的结果。”他还特别说明,他这里所用的这个古希腊词语(apE,-可,相当于英文中的vigor),指的是对无论任何一种事物的纯熟的把握。大自然赋予人类力量,原初的目的是让人类能够跟包围着他们的匮乏做斗争。可一旦摆脱了困顿,人的闲置下来的力量成了他们的负担,他们必须动起来,为这些力量找到发挥施展的地方,也就是去毫无功利性和目的性地使用它们,如果不这么做,人类便会马上陷入另一大痛苦的源泉——无聊。上层阶级,有钱的人,才是无聊真正的牺牲品。卢克来修早就描述过达官贵人所陷入的这一可怜、痛苦的境地,在我们当今的各大城市里,每天仍可见到卢克来修所描绘的这种现象:他经常离开偌大的宫殿,匆匆走向室外——因为在屋子里他感到厌烦,直到他突然返回为止,因为他感觉出门并没有好受了多少。又或者,他策马驶往乡村的庄园,就好像他的庄园着了大火,他必须赶去救火一样,但是刚跨进乡村庄园的门槛,他就无聊得不断打起了哈欠,或者干脆倒头大睡。他要尽力去忘记自己,直到他想返回城市为止。
这些人们在年轻时肌肉力量和生命力一定都很旺盛,可这些力量却不像思维和脑力那样能长久保持它们的活力;步人老年,这些人们或者是本身就缺乏精神思想的能力,或者是年轻时疏于用脑、没有让这方面的潜质得到发展。因此,他们老年的处境是很可悲的。不过他们还拥有意欲,意欲是唯——种不可枯竭的力量,它受到激情的驱使便会抬头,比如说豪赌(毫无疑问,一种低俗堕落的罪恶形式)就能刺激起意欲。一般而言,一个发现自己无事可做的人,一定会选择上一种他比较擅长的活动来打发时间,比如说保龄球,下棋,打猎,绘画,赛马,音乐,纸牌,诗歌,纹章学,哲学,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浅尝辄止的爱好。我们可以把这些兴趣归纳分类,用它们来表示人的三种基本能力,这三种基本能力组合成人的生理构成。我们考察一下这三种能力,考察一下它们不带任何确定的目的性的活动,这三种能力的发挥可能给予人三类快乐的源泉,每个人会根据他所擅长的,从中选择适合于他的那一种。
首先是来自最基本的生命力方面的乐趣,吃美食、饮醇酒的乐趣,休息睡觉的乐趣,在一些国家,这类快乐似乎成为具有代表性的、全民性的乐趣。第二类是肌肉活动带来的乐趣,走路,跑步,摔跤,跳舞,击剑,骑马,以及其他的一些运动,有时也包括军事训练和参战等。第三类是来自感受力或是情感方面的乐趣,譬如说观察,思考,感知,或者对诗歌、文艺、音乐的欣赏,还有阅读、做学问、学哲学、沉思默想等等。关于这每一种乐趣的价值,以及它们相对的等级和能以维持的时间,我在这里就不——赘述了,留给读者自己去做补充。不过,细心的读者可能已经看出来了,发挥作用的能力越是高级,那么,它所产生的快乐就越大。因为快乐总是与人的自身能力的发挥相关联的,幸福就存在于这持续不断地产生出的快乐中间。没有人会否认,在这里,来自感知能力方面的愉悦远胜于其他两种基本的能力。后两种基本的生理能力可以说在动物身上表现得更为优越。正是这一卓越的感知力把人与其他动物区别开来。人的感觉力隶属于人的认知能力,因此,卓越的感觉力使我们能够享受到属于认知范畴的,也就是来自精神思想方面的乐趣。人的感受能力越是突出,他所得到的快乐也就越大 。
对于一个正常的普通人来说,要想使他对任何事情产生较浓厚的兴趣,只有剌激起他的意欲才行,也就是说,这件事须与他的切身利益相关才行。然而,让意欲长时间地保持兴奋,也是一把双刃剑,换句话说,这里面夹杂着痛苦。在上流社会流行的纸牌游戏,便是一种旨在剌激意欲的手段。它的确能激发起人们的一些兴趣,可这点儿微不足道的兴趣产生出的只是轻微、短暂的而不是真正、持久的痛苦。
实事求是地说,纸牌游戏只是对意欲的一种癌痒似的挑逗 。
而一个有卓越智力的人却仅从认知的方面——没有意欲的掺人——便能够对事物产生浓烈的兴趣,而且,这种兴趣对他来说似乎是必不可少的。这能让他进入一种几乎不知痛苦为何物的境界,那里空气圣洁,有神灵安恬地栖居。请大家看看这两幅画面,一幅是大众生活的画面,日复一日地辛劳,日复一日地为个人的那点儿鸡毛蒜皮的事儿操心,受尽各种磨难,可一旦基本的生活需求问题解决了,在他们不得不返求于自身时,难以忍受的无聊和乏味就会向他们袭来。这个时候,只有疯狂、炽烈的情欲才能刺激起他迟钝了的感觉。另一幅是精神禀赋出众的人所过的思想丰富、充满生气和意味的生活,在他一旦获得闲暇以后,便让自己沉浸在那些富于价值和意义的事物当中,在他内心有着崇高的快乐源泉。他所需要的外部剌激来自大自然的杰作,来自对人类事务的洞察和对各个时代各个国家之伟大人物成就的审视,只有他这类人才能完全欣赏了那些伟大的成就,只有他能够真正理解了他们,与他们感同身受。因此,这些伟大的人们其实只是为他一个人而活着,他们只向他发出他们的召唤;其他人只是偶尔的过客,无论是对这些伟人还是对他们的追随者们,都是一知半解。
当然,智力超群的人的这一特征便暗含着他比别人要多一种需求。对阅读,观察,研究,思索和实践的需求,简言之,对不受打扰的闲暇的需求。因为,正像伏尔泰所正确指出的那样,“没有真正的需求,也就没有真正的快乐。”所以有这些需求正是他之所以能得到别人所没有的快乐的原因。而对于其他的人来说,尽管他们周围便存在着各种各样的有关大自然、艺术和文学的美,可他们却不想去也不能够欣赏它们,就像硬要一个白发老人再度坠入爱河一样的不可能。一个具有思想天赋的人同时过着两种生活,物质的生活和精神的生活。渐渐地后者被他视为一种真正的生活,而前者只是作为了实现其精神生活的手段。其他的人把这一肤浅、空虚、纷乱的生存便看做了生活的目的。像这种人他们宁愿过任何一种物质的生活,只是不愿意过这一精神的生活。随着眼界和知识面的不断扩大,这一精神生活像是一件在慢慢成形的艺术作品一样,将会获得一种贯穿始终的一致性,一种持久的张力,一个变得越来越完整的统一体。与这一生活相比较,那种纯粹以追求个人自身安逸为目标的存在,那种虽说也可以拓宽但永远无法加深的存在,只能是肤浅的,可悲的,可正如我说过的,人们将这种低劣的生存方式已看作是其自身的目的。
普通日常的生活,在没有受到激情驱使的时候,是枯燥乏味,令人生厌的;受到激情驱使时,生活很快又变得痛苦。唯有思想禀赋超常的人,是幸福的,他们的智力已超出必须执行意欲命令的限制。卓越的智力使他们除了现实生活,还能以过一种没有痛苦伴随、富于生趣和意义的精神生活。仅仅有闲暇本身——也就是说,在智力没有为意欲服务的时候——是不够的:还必须具有充分的真正的能力,一种不受意欲摆布、可以全心去为智力服务的能力。为此,塞尼亚曾说过,“没有丰富的内在的人的闲暇犹如死亡,像是已被活活地埋葬。”根据个人精神思想能力的差异,应该有着无数不同等级的精神生活。从只是收集和描绘昆虫,鸟类,矿石,钱币等直到取得诗歌和哲学方面的最高成就。这类精神生活不仅驱走了无聊,也让我们避开了无聊所带来的不良后果;也避免了我们去胡乱交友,避免了许多的危险,不幸以及不必要的损失,避免了去挥霍钱财,这些弊端是一心在物质世界中寻求幸福的人必然会碰到的。就拿我来说吧,虽然我的哲学著作从未能让我挣到稿酬,可整日地在家里写书却节省下了我出去后可能会有的开销。
普通人都把他们生活的幸福建立在身外之物上,建立在他们的财产,地位,妻子,孩子,朋友,社交等等的上面,因此当他们失去了这些身外之物或是对他们感到了失望时,他幸福的基础也就损毁了。换句话说,他把重心没有放在自己身上,他的重心随着他即兴的念头和想法总在改变着它的位置。如果他是个有钱人,今天他可能在乡下购置一所别墅,明天就可能去买上几匹良种马,再一天可能便会大宴宾客,或者外出旅游去了——简言之,就是那种奢华的生活,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因为他只有于外在的事物中间才能寻得乐趣。他就像是一个健康和力气都已离他而去的人,企图通过汤水和药物来重获健康,殊不知他需要的是通过调理身心,恢复其自身的生命力才可。在讲处于另一端的人们之前,我们先谈谈处在这两端之间的普通人,这些人精神思想的能力并不算突出,不过,又稍稍优于一般人的智力。他可能会对艺术产生粗浅的兴趣,或者去学习一门自然科学,比如说,植物学,或是物理学,天文学,历史学等,在这些学习中间他获得不少的乐趣,当来自外部的快乐的源泉已经枯竭,或者说已不能再让他感到满足时,他在涉猎这些知识的中间倒也能自得其乐。对于像这样的一类人,我们可以说,他的重心有一部分是在其自身的。但是,这一对艺术的粗浅兴趣与创作的活动完全不同,对科学的这种业余的爱好和追求,往往流于肤浅,不能深入事物的本质中去。一个做着这样一些追求的人,他不可能全身心地投入进去,或者说不能使他的生存完全被这些东西注满和渗透,让他失去对所有别的事物的兴趣。唯有那些具有最高思想禀赋的人,也就是我们称之为天才的人,他们精神思想的张力才能达到那样的一种程度,把事物和存在的本质纳入其研究的课题,并极力去将他们对这个世界的独特的观点和看法表达出来,不管是通过艺术、诗歌还是哲学的方式。因此,一种完全不受外界打扰的生活状态,使其能以专注于自己的思考和著述,对于这种人来说便是紧迫的和必不可少的。独处正是他们求之不得的,闲暇对他们是至高无上的赐予,其他的一切在他们看都是多余的,甚至是负担和累赘。
唯有这样的人,我们才可以说他的重心是完全放在其自身的。这便解释了为什么这类人(为数是极少的)不管他们的性格多么优秀,性情多么好,也不会对朋友,家庭和其周围的人表现出其他人会有的那种热心和关怀。这只是因为他们具有丰富的内在,失去了其他的任何东西他们也能得到安慰。这给予他们的性格一种不合群的特征,因为其他人从来也没有令他们真正地满意过,所以他们的这一特征变得越发明显,他们毕竟是两种本质上完全不同的人。这种区别深深地印在他们的脑子里,以至于他们习惯把自己看作是异类而活动在人们中间,因此在想到大众时,往往称呼其“他们”,而不是“我们”。
由此我们得出结论说,那些在精神思想方面得到大自然丰厚馈赠的人,才是最幸福的。确实,比起客体的事物,主体的与我们更加密切相关。因为不管前者是什么,它们都是第二性的,只能通过主体这个中介间接地起作用,这一真理被卢奇安 表达得十分贴切,优美:真正的财富只能是灵魂的内在财富;其他别的东西带来的烦恼多于好处。
一个内在丰富的人除了这件具有否定性质的礼物——闲暇,再也不需要来自外界的任何东西。他需要闲暇来充实和发展自己精神思想方面的才能,也就是说,去享受他的精神财富。简言之,他的要求只是,在他的一生中他可以每天每时都做他自己。
如果一个人注定要把他独特思想的印记留给人类的话,那么,衡量他幸福还是不幸福的标准就只有:他是否成功地发挥出他的才华,是否完成了他的作品。所有其他的一切都是次要的。因此,一切时代的伟大思想家都把闲暇看作是世界上最有价值的东西,其价值等同于这个人自身的价值。
为此,亚里士多德说,“幸福看起来就在于有闲暇。”狄奥根尼斯也告诉我们,“苏格拉底称赞闲暇是一个人最美好的拥有物。”在他的《尼各马克伦理学》著作中,亚里士多德得出结论说,献身于哲学的人生是最幸福的人生;在他的《政治学》中,他说,“任何一种才能,无论它是一种什么样的才能,只要能得以自如的发挥,就是幸福。”歌德在《威廉·迈斯特》中也表达了类似的思想:“谁要是生来就禀有某种他以后可能用到的才能,谁就会在这一才华得以充分的施展中间,发现无限的快乐。”
不过,拥有不被打扰的闲暇,远远不是普通人惯常的命运。不是的,这对人类的本性来说也是相对陌生的,因为普通人的一生是要用来获取必要的生存资料,来养活自己和家人。他是匮乏和劳苦的儿子,不是一个可以自如地发挥思想的人。因此,一般来说,人们很快便会厌倦了这不受打扰的闲暇,如果不是有什么假定的目标,游戏娱乐和各种爱好来占满它,这闲暇早就变成累赘了。由于这个原因,闲暇里也充满了可能会有的危险,有一条格言讲得好,“无事可做的人是很难不出乱子的。”从另一方面来说,一种远远超出常人的智力也是会显得异常和不自然的。然而,如果真的出现这样一个禀赋超常的人,闲暇对于他的幸福来说便是必不可少的,尽管闲暇对于他人来说是一种负担或是麻烦。因为缺少了闲暇,他就像套上了木辄子的柏加索斯 ,会始终郁郁不乐的。如果上述两种反常的情况碰巧结合在一个人的身上——拥有闲暇是属于外在的特殊情况,具有出众的智力属内在的反常情况——那就是一件极大的幸事。如果命运真是这么安排的话,那这个人便能过一种更为高级的生活了,这种生活远离了人生两个对立的痛苦根源——匮乏和无聊,换句话说,他无须再为生存而疲于奔命,也无须为拥有闲暇而犯愁。人生这两种痛苦只有通过它们彼此的中和,才能使常人避开它们的困扰。
不过,任何事物都包含着正反两个方面。一个具有思想天赋的人意味着他神经系统的活动也是超常的,因此他对各种形式的痛苦的感觉也会很敏感的。进一步说,具有这种禀赋的人会有一个更为热烈的性情,更为宏大和活跃的思想(这些伴随其思想天赋而来的品质,要求其拥有者也具有相应的情感的强度),这就使得他们的情感变得比常人的越发强烈,越发难以承受。在当今这个世界里,令人痛苦的事情多于快乐的事情。卓越的智力天赋会把这个天才人物与其他人和他们的活动疏隔开来,因为一个人自身所拥有的越多,他在别人身上所能发现出的优点便越少。对能为普通人带来乐趣的许多事情,他都会觉得肤浅和乏味。那无处不在的事物均衡互补的法则,或许在这里也起着作用。有一句人们常常挂在嘴边并且听起来也是不无道理的话:头脑狭隘的人说到底才是最幸福的,尽管他的这种幸运没有人会嫉妒。这个问题,我想留给读者自己去判断;就连索福克勒斯 本人对此也表达过两种相互矛盾的观点:头脑聪明对于一个人的幸福是主要的。可要过最轻松愉快的生活莫过于头脑简羊。
在圣经《旧约》里,贤哲们的说法也莫衷一是:一个傻瓜的生活比死亡还要糟糕。
另,智慧越多,悲伤也越多;遗憾随着知识的增长而增多。
在这里,我还要提及一种人,由于他们平平、有限的智力,他们几乎没有任何精神上的需求,从严格的意义上讲,这种人应该称为“菲利斯坦人”,这一表达最初只是德语里特有的,是德国大学生们常用的一个俗语,后来,这一称谓有了更深一层的含义,尽管它与原来的意思仍然相似;“菲利斯坦人”指的是不属于缪斯之孩子的那些人们,也就是“被文艺女神抛弃的人”。在这里,我愿意从一个更高的角度来审视,用“菲利斯坦人”这个术语来指那些总是板着面孔、煞有其事地关注着并非现实之现实的人们。不过,这样的一个定义似乎显得有点玄虚,昕着不是让人那么明白,在这部旨在通俗、大众化的作品里,难免显得有些不合时宜。而另外一个定义则阐释得较为清楚一些,比较充分地表明了体现出菲利斯坦人之本质特点的那些品质。菲利斯坦人就是“没有精神需求的人”。从这一点我们可以推断出:首先,对于其自身来说,他们没有来自精神方面的乐趣。因为正如我们以前已提到过的,没有真正的需求,也就没有真正的快乐。他们的人生没有受到为其自身去获取知识和真理之欲望的驱动,也没有要去体验审美快乐的欲望,而审美与对知识和真理的探求又是密切联系着的。如果追求精神上的快乐成为时尚,菲利斯坦人发现自己也不得不去俯就的话,他们会强迫自己这么去做的,不过,对这样的追求他们几乎没有任何的兴趣。他们真正的快乐唯有感官上的快乐,他们认为这种乐趣弥补了他们在其他方面失去的东西。对他们来说,牡蜘和香槟就是他们生存的最高境界;他们生活的目的便是去获取他身体上所能得到的享受,获得安逸和舒适,如果他们为此在奔波忙碌,他们会真的感到幸福的。如果人生的舒适和奢华一下子便全堆给了他们,他们势必会陷入无聊之中,而为了排解这无聊,他们会去想出许多办法,跳舞,看戏,聚会,玩牌,赌博,骑马,玩女人,饮酒,旅游等。所有这一切也不能让一个人不再感到元聊,因为没有精神上的需求,也就没有了精神上的快乐。菲利斯坦人的最特别之处就是他们都有一副干巴巴的、呆滞的、一本正经的面容,类似于动物的表情。没有什么事物能真正令他们高兴,激动或是感兴趣,因为来自感官上的快乐很快会消失,菲利斯坦人的社交聚会也很快变成了他们的负担,甚至连玩牌都感到腻味了。的确,他们的虚荣心还在,他们还享受着一份虚荣心带来的快乐,觉得自己在财富,地位,权力以及影响力(别人为此而尊重他们)方面仍然优越于别人;或者是常跟那些也有着和他们一样优越条件的人们混在一起,沐浴在他们身上所折射出的光环里——英国人管这种人叫势利眼。从菲利斯坦人的本质特性里,我们还可以引出第二点:由于他们没有精神上的而只有身体上的需求,对于别人他们会尽量去结交那些能满足他们身体需求的人们。从他们的朋友们身上,他们最不愿看到的就是朋友具有某种精神思想的能力。如果让他们碰巧看到了它,就会引起他们的反感或是嫉恨。因为这除了使他们生出一种不悦的自卑感之外,还能激起在他们内心深处隐伏着的嫉妒心理。有的时候,这嫉妒甚至慢慢会发展为一种私下里的怨恨情绪。因此,他们永远不会想到让自己的价值观念去符合那一精神思想上的品质和标准。他们会继续热衷于追求财富,地位,权力和影响力,在他们的眼里,唯有这些才似乎是这世上最美好的东西。他们希望自己在这些方面远远超越别人。这一切都是做一个没有精神需求的人所带来的后果。菲利斯坦人的一个很大的痛苦就是,他们对精神思想方面的东西没有兴趣,为了不至于无聊,他们对现实性的东西有着不懈的追求。而在当今的世界里,现实性的事物不是令人沮丧,就是可能带来祸殃。当这些现实的东西失去了意义时,它们便变得令人厌恶了。然而,精神思想的世界却是无限的和平静的:是远离我们的难过和伤心之域的。
在对这些能带给人幸福的个人品质的讨论中,我主要关注的是人身体和智力的本质。有关道德对幸福的直接影响的论述,请见我获奖的那篇文章《论道德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