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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很注重结构和功能的关系，比如，眼要没有眼的结构就不能看了，耳朵没有耳的结构就不会听，看和听这两种功能是建立在眼和耳的结构这个基础之上的。前面我们也说过方剂学是多种药形成的一个结构，通过一定的结构才出现了相应的功能，结构和功能是伴随着的。没有结构也就没有功能，也就没有事物的特征。
今天，我们很强调方剂学，我们的观点是 “方剂学绝不同于药物学”。如小柴胡汤价值不在于组成它的这七味药，而在于这七味药形成的特殊结构。这种特殊结构才能产生 “上焦得通，津液得下，胃气因和，身濈然汗出而解” 这一特殊功能。反之，如果没有小柴胡汤这个结构就不可能出现小柴胡汤的功能。
中国有60 万个中药方剂，而我在临床实践中，只有小柴胡汤这一个方有协调整体的作用。看来，除了1750 年前张仲景创立小柴胡汤，历史上没有第二个人有协调疗法了。很多方剂自认为有协调作用，到了临床上根本没有协调功效。张仲景的协调疗法没有差错，是真正的协调疗法，有双相调控的作用。例如，我们在临床上反复试验过，调心汤用于高血压可以降压，用于低血压可以升压，有双相调控的作用。有一个病人叫范奎方，他爱人是高血压和心脏病，用的是调心汤。咱们这里的许大夫，从7 岁时就得下了低血压病，也是用调心汤，服了15 副药血压就升上来了。后来还生过两个孩子，身体都没有出现问题。
双相调控是中医治疗上的基本特征之一，西医没有这一作用。产生双向调控作用的关键是组方的结构，而现在的中医处方都是随便凑上几味药就是个方子，怎么会有双向调控的作用呢？试想一下，这几味药凑起来要起个啥作用？方子的结构是啥？组方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不能随便凑几味药就是个方子。比如，氢气和氧气通过一定的结构就变成了水，水的功能不再是氢和氧的功能。水不是气体，不能助燃烧，也不能自燃烧，而是具有泼灭燃烧的作用。又比如，水银、硫黄是两味毒药，它们通过化合作用后形成 “朱砂”，就没有毒性了。这就说明物质通过结构的变化产生了性质的变化，成了另一种物质。小柴胡汤就是这样，通过这七味药形成一个结构，就不再是各药物的性质了。《伤寒论》的小柴胡汤通过 “去渣再煎” 后，药的性质发生了改变。日本实验证明，柴胡酮在头一煎结构是a，而第二煎就成了b，包括b1、b2、b3。如果用到治疗上，头一煎的药没有治疗变态反应的作用，而第二煎的药就有治疗变态反应的作用，这是什么道理呢？原因是头一煎的药结构不固定，就像和泥一样，如果没有经过充分混合，泥的黏性就不够。如果水与土混合得充分，泥的黏度就提高了，就有黏性了。所以，张仲景确实是我们的老师，研究出像小柴胡汤这种方剂，连煎服法都非常严格。所以，我们要真正学成一个合格的中医，就得从学习《伤寒论》开始。
如果疾病发生迅速，瞬间即变，称之为易变证。这类证发展得特别快，多是发生在太阳病、阳明病、少阳证、太阴病、少阴病、厥阴病这些整体病上。慢性病的局部反应，往往三年五年病情还是没有太大变化，对于这种的发展缓慢、稽留时间较长的证，称之为顽固证。
我们在治疗上 “不换方” 原则都是针对顽固证，不是针对易变证。易变证多半发生在伤寒流行的时候，治疗上要随机应变，往往用药三两副就要能够有效控制病情。慢性病形成顽固证，治疗上就要潜移默化，要打持久战，只有持久治疗才能根除病根。例如，大同有个患胆囊结石病人，我们定疗程120 副，他吃到80 副时，症状完全消失。但是，到医院去检查，结石依然存在，一块儿也没有减少。患者问：“我症状消失了，但结石一块儿也没有动，还要不要吃药呢？” 我说：“我给你定的疗程的是多少副呢？” 他说：“120 副呀。” 我说：“希望你再喝上40副药。” 后来，病人吃完40 副回来检查，结石一块儿也没有了。任何事物都有一定的过程，不到过程完结之日是不能消灭的。这是毛主席在《矛盾论》上说的。五里路走了四里半，不能说到达；40 层楼上了38层，虽然上得不少，但不能说上到楼顶了；慢性病非到疗程完结之时而不能完全治好的。
我们对 “定疗程” 也感到很困难，在定证、定方、定疗程这 “三定” 之中，“定疗程” 的准确性最差。疗程是怎么确定的呢？就是把以往治愈同类病情所需要的时间相加之后再平均得到的数字，这是个参考数，并不完全准确，只是大约估计。
“定疗程” 不准确的原因是因为有 “两个不可靠”：第一，医生的水平、经验有限，对病情和治疗的把握存在局限性。第二，病人在吃药过程中存在干扰因素，如重感冒、饮食不当、生气等情况，对疗程有影响。因此，让疗程定得完全准确是不可能的，只能是大概情况，作个参照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