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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技术上来说，女性口述历史和男性口述历史并无不同，都在为人类书写历史；但在访问内容上却有分殊，访问女性如同访问不同的专业人物一样，必须掌握专业人物各自的特性，因此主访人应针对受访人的特性进行访问，不能采用如出一辙的访问方式。据此，有三个问题值得思考：
首先，主访人的态度是否应具性别意识？或以女性主义的观点从事访问？过去的主访人较少思考性别问题，随着女性主义的日益盛行，这个问题变得相当重要。我个人并不反对主访人具有女性主义的观点；不过，我通常较喜欢用“站在女性立场”的说法。事实上，无论是“女性主义的观点”或“站在女性立场”都是访问女性应有的认知，也唯有具备性别意识才能确切掌握女性受访人的情境。以访问女性工作者的待遇为例，除了解受访人的薪资与升迁情形之外，应进一步关心与女性工作权益有关的法规，例如服务机构是否订有单身或禁孕条款等，这就是有性别意识的访问方式。重要的是，借此始能凸显女性受访人的特性。
以我访问的女教育家邵梦兰为例，她的一生都奉献在教育事业上，病逝前，还在东吴大学兼课。她曾告诉我：“我将教到倒下为止。”对教育的这份挚爱，很自然地成为她述说自己生命史的重点，也因此，她的历史和男性没有两样。再加上，五四时期不断倡导把“女人当作人”的说法，在邵女士身上发挥得淋漓尽致，不但她的父亲、公公不把她当成女人，她在事业上受到毁谤、中伤时，她本人更不曾以女人这个标识，去博取同情，反而以公正不阿、不屈不挠的态度迎战。
图1 邵梦兰女士于士林中学校长任内，在校庆时演奏古筝
然而，这并不表示邵女士缺乏女性特质，当我跳脱她的事功，从女性立场切入，结果我看到她另外的一面。例如，生下头胎之后，邵女士在家当母亲或回上海升学之间，陷入天人交战，因舍不得离开孩子，每次为孩子喂完奶，她便哭泣，最后是头也不回地走，怕的是“不马上走的话，又走不了了”。
这种乍似无情、却是有情的表现，是女性面对家庭与学业／事业抉择时的不得已。此外，邵女士的母爱张力，在她与学生的互动中，始终展露无遗。因此，如果在访问女性时，忽略了女性特质或者没有站在女性的立场，我们很可能失去访问女性的意义。
其次，访问女性应偏重哪些内容？由于家庭生活占据女性生活的大半，因此站在女性立场从事访问，不免会出现一些与个人事功或国家、社会无关紧要的叙述，特别是受访者本身若仅是一般家庭主妇，访问的内容容易趋于褊狭。然而自另一角度来看，这类口述材料却是家庭史研究的最佳素材；同时，借由这类口述可以记录到生育文化、养生之道、家政技艺、理财或消费观念等，又能为经济史、文化史或医疗史提供丰富素材。此外，我个人的经验是，即使受访者是具有专业长才的女性，访问的方式也不应局限在专业技术或活动上，她们的婚姻或居家生活也可一并关心，我访问罗东地区早期的女名医陈石满女士时，便发现陈女士的医疗工作固然十分忙碌，治家之道并不亚于一般妇女，例如在挑选奶妈或采买蔬菜方面，她自有定见。
因此，如果不站在女性的角度进行访问，是无法窥得女性历史的全貌的。
图2 1933年，陈石满女士成为罗东地区第一位女医师
最后，访问女性是否应凸显父权宰制的观念？无可否认的，为女性设身处地的访问方式，可以让女性受访人畅所欲言，不过，刻意以父权宰制、两性不平等一类的话题来引导受访人是不妥当的。一方面，并不是所有的女性受访人都具有女性意识，也不是所有的女性受访人都曾有父权压迫的经验；另一方面，这类话题易误导受访人的回忆，致使部分受访人失去自觉，导致出现“以今论古”的情形，这样的答案尽管符合主访人的期待，却不是受访人当时的实际感受。
例如，日据时期台籍男女教师薪资的不平等是一项众人皆知的事实，但根据我的访问，有些受访的女性教师并不认为这样的待遇不公平，因为她们指出当时女性教师多半不是出自正统的师范学校，薪资有别是理所当然。
又如，一般认为，中国传统社会普遍存在着“重男轻女”的观念，但邵梦兰的口述却给了我们不一样的答案，她的父亲非常重视女权，不仅创办东陵女子小学，还反对女儿缠足，并为邵家女子争取宗祧继承权。
还有，当邵女士的祖母担心，邵梦兰会因大脚而嫁不出去时，她的父亲却说：“嫁不出去，就娶一个进来！”
换句话说，主访人应让受访人回到她的时代，叙述当时的情境，如此一来，始不乖离历史。
图3 邵梦兰女士的父母
从受访女性是否受父权宰制这点又可发现，有的主访人为突显这种概念，着眼悲情或受难女性的访问，易使读者误将女性史视为女性牺牲史。事实上，悲情女性也有她们不悲情或足以傲人的一面。例如我访问日据时期的台湾女工时，发现有的女工虽然来自贫困家庭，但因工作表现良好，她的家人或家族先后通过她的援引进入同一工厂，这不但改善了家庭生活，也使她深受家族敬重。
更重要的是，受访人本身并不因曾为家庭牺牲而自苦。因此，我认为主访人千万不要以个人的价值判断强加附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