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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传、回忆录或口述历史是作者或受访人的自我诠释，也就是“现在的自我”对“过去的自我”的一种诠释。
前二者多半是由当事人透过文学笔法自我表述，这种书写方式绝大多数不经考证，而是凭借作者的记忆或想象撰写而成，因此被视为是虚构的产物。
至于口述历史虽然也是出于当事人的个别记忆或集体回忆，但一个负责任的主访人会对模糊不清的述说做进一步的考证，或向受访人的相关亲友进行补访，以补充或修正缺漏或错误的记忆，尽量使访问稿变成史料，而非虚拟历史。
尽管如此，口述历史仍无法将受访人完全还原到当时的历史时空，主要是主访人能够考证的部分有限，因为接受口述访问的女性，通常是历史边缘的人物，她们所陈述的内容大多不存于既有的文献中。此外，补访的人物不但难以觅求，陈述的内容有时又很难相信，基于上述情形，真相的浮现还是得仰赖口述这段历史的当事人。口述访问通常有两种方式：一种是预设问题，提供受访人追忆的方向，不至于漫无边际地述说；另一种是让受访人自由陈说，发挥主体意识。事实上，这两种方式利弊互见，交错运用较能掌握访问的情境与受访人的情绪反应。由于受访人多半年迈，思路易陷于片段或模糊，预设问题或适度提示有助于他们回忆，同时，也不妨碍他们的主体建构；但不可否认的，为满足主访人的问题意识，有的受访人会虚构事件，导致真伪莫辨，因此让受访人发挥回忆空间是有必要的。
当然无论何种访问方式都无法跳脱虚构的口述历史，但难道口述历史没有真实的一面？我们是否因此放弃口述历史的工作？或者让口述历史永远无法进入历史文献的殿堂，仅是虚构的故事？这对处于边缘的历史人物而言似乎是无奈的，而对说出真话的受访人则是不公平的，特别是向来在历史文献中缺席的女性，她们可能又得在文献中销声匿迹。有鉴于此，本文拟就我已出版的《走过两个时代的台湾职业妇女访问纪录》、《烽火岁月下的中国妇女访问纪录》（与罗久蓉合访）、《春蚕到死丝方尽：邵梦兰女士访问纪录》这三本访问记录，寻找女性口述历史中的虚实现象，讨论二者产生的背景，并试图在虚构与真实间建构女性历史。另外，由于结婚与婚后的家庭生活在多数女性的生命中占重要的位置，因此本文分成结婚前后两个单元从事分析。